赵晓丽[1]2004年在《译者在中国政治文献翻译中的干预》文中指出政治性文献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政治性文献的翻译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然而,政治文献翻译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由于翻译地过死,过于拘泥于原文,“中式英语”成了政治翻译中的普遍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作者认为译者应积极干预翻译过程。在提倡干预的同时,作者认为有个度的问题,不要进行不必要的干预,喧宾夺主,扭曲原意,并且认为干预与忠实原文并不矛盾。最后,为保证干预不是译者凭空臆想,胡编乱造,本文作者还指出作为一个合格译者的要求,作者认为译者对翻译进行干预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他必须是一名合格的译者。 本文从译者干预的角度,研究我国政治文献翻译中的“中式英语”问题。认为“中式英语”就是由于译者过于拘泥于原文,不敢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所致。作者认为翻译质量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译者积极干预的程度。 为使论文更有说服力,本文例句均选自近期具有影响力的政治文献翻译,包括江泽民十六大报告和朱镕基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更好地说明主题,本文作者对权威的翻译版本,提出了自己的评析;有时还提出和修改意见和修改原因。 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方面从理论上,论述译者干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下文译者干预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方面,主要从十六大报告和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政治文献翻译的具体实践探讨译者如何干预。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大章共分五个小部分,第一小节简要介绍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态势,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越来越注重译者地位,这为译者干预翻译提供理论依据。第二小节,重点介绍了西方解构主义及其代表福塞特、德里达、韦努蒂的观点和看法,四者在程度上各有所侧重,福塞特要解构原文,德里达要重写原文,韦努蒂则明确提出译者显形,这些理论都为译者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叁小节介绍了瓦密尔的目的论,为实现翻译的目的,译者也需积极干预。在介绍的最后,作者在第四小节对以上理论做了总结。这叁个理论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均强调译者的地位。第五小节探讨了翻译与理论的关系,作者认为翻译理论分纯理论与应用理论,纯翻译理论并不一定给译者提供具体的翻译策略,但它为翻译实践提供理论导向和理论依据,通过应用理论来指导实践。
李永宏[2]2018年在《功能翻译理论视野下的政治文献外宣翻译——以英译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一部展示中国政治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最新治国方略的重要政治文献,用20余种语言在多个国家发行,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功能翻译理论源自于德国,是当今翻译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从Hans Vermeer的目的论、Katharina Reiss的文本类型理论和Christine Nrod的"功能+忠诚"和文本分析出发,探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本的翻译策略。
张希萌[3]2014年在《政治文献翻译研究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使得中国政治文献翻译越发重要。政治文献翻译是中国进行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而因为汉英语言文化和政治体制的不同,导致该类翻译异常困难。本文通过分析政治文献翻译的特点、标准、难点及相关研究成就,提出了具体翻译实践的策略和方法。
杨望平[4]2018年在《以我为主,兼收并蓄——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英文翻译为例》文中认为以十九大报告的中英翻译为例探讨了政治文献翻译过程中中文理解的出发点和英文转化时可行的方法。中央文献翻译首先要做到精准,要在准确、深刻理解中文的基础上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坚守中国的政治立场,坚持传播中国文化,忠实传达原文的内涵和精神实质,体现原文的风格,同时又要采用兼收并蓄的翻译策略,将保留中文的原汁原味与保证译文符合外文表达习惯结合起来,兼顾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最终目的是忠实而创造性地实现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化,让译文更好地向外国读者传情达意。
于健, 武金峰[5]2017年在《政治文献中“一词多译”问题探析——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汉哈翻译为例》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为例,探讨政治文献翻译成哈萨克语时的"一词多译"现象。政治文献的严肃性对译者透彻理解原文、慎重选词提出了要求。只有选择恰当的译词,才能使译文忠实地表达原文意思,避免晦涩难懂。
肖水来[6]2008年在《政治文献中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特色词汇出现在政治文献当中。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翻译必须反映语言的这种变化。如何使中国特色词汇的翻译也能"与时俱进"成为人们广泛研究的问题。在这些文献的翻译中,对中国特色词汇翻译时要注意译文应作出相应的变化,对一些透射时代变迁和文化差异而产生新含义的词汇的不妥译法应给予及时的纠正。
王丽耘[7]2012年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叁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叁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孙宇[8]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高黎平[9]2011年在《传教士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历史上，外国传教士大举来华传播福音发生在晚清两次中英鸦片战争前后，外来传教士在华传经布道的同时又进行了大量的西学翻译，他们的西学翻译客观上多方面影响了晚清文化社会，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并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西学翻译财富，因此，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前的19世纪初到五四运动的20世纪初的百年，被翻译史学界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而在这第叁次翻译高潮中，比起来自他国的传教士，来华美国传教士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其中代表性人物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以及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更是以其独到的翻译目的、丰硕的翻译成果、广泛的翻译影响声名显赫，堪称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晚清译坛“叁杰”。然而，虽然从20世纪初开始，国内史学界专家学者对外国传教士来华的活动有过研究，可他们的研究课题多半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宗教、教育、报刊、医疗、法律等领域；进入21世纪后，尽管国内学术界对外来传教士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20世纪的研究，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探讨的论文或专着仍为数甚少，即使有，它们也是微观有余而宏观不足，无以展示美国来华传教士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关系之厚重主题。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有两大方面：第一，通过梳理来华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各具风格的西学翻译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西学翻译，一方面展示来华美国传教士个体与群体在翻译领域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阐释他们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医疗、法律及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多视角揭示来华美国传教士西学翻译对中国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作用。第二，在梳理了在华美国传教士林林总总的西学翻译成果之后，论文以当代翻译界所认可和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为主线，从翻译理论层面解读和分析他们西学翻译目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翻译手段以及翻译所产生的相应影响，以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突破，推进我国对外来传教士的翻译研究。针对这两大目的，本论文采用叁种研究方法。具体而言，首先，以史为线，即以中国近代翻译史为主要线索，以晚清历史发展及中美文化交流为重要背景，将美国传教士不同类型的西学翻译置于晚清不同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教育等发展史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仔细的考察。其次，以点带面，即以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在不同领域的、具有独自特色的西学翻译为论文主体构架，辅之以其他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以期充分说明晚清时期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巨大翻译成就，及其与此次翻译高潮的掀起密不可分。最后，理论为基，即在分析晚清译坛在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西学翻译叁个案例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在中美文化交流中对晚清翻译的叁大贡献基础上，用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re）的翻译目的论（Skopos Theory）与安德烈·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翻译操控论（Manipulation Theory）对他们的西学翻译目的或意图、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产生和翻译影响从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入的阐述。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是本研究中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切入点，解决的是来华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林乐知、丁韪良、嘉约翰以及其他美国传教士译家在近百年不同时期的西学翻译在多大程度上是否真正全面体现、反映和推进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如果说以“叁杰”为代表的美国在华传教士翻译叁大家分别在上海、北京和广州的西学翻译构成晚清译坛的叁足鼎立之势的话，那么其他分散在中国各地的美国传教士或是在“叁杰”影响带动之下或是个人有意识自觉进行的西学翻译在晚清翻译领域构筑起了近代中国翻译的庞大基础。这种颇具代表性的个体翻译加上具有广泛性的群体翻译展示了一幅富有美国特色的晚清西学翻译全景图，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留下丰富的翻译遗产，为解释或阐述本研究中的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主题提供了足够的译史与译学依据。本研究的对象是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翻译“叁杰”以及其他在华从事西学翻译的美国传教士。列举和分析的翻译材料收集自国内外近代翻译家、翻译史学家、史学家前辈们所留下关于外来传教士西学翻译的丰富史料。针对晚清文化社会不同领域的现代性问题，论文先是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同的西学翻译史料加以分门别类地梳理和阐述，进而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然后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研究分析他们的西学翻译，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本论文从丰富的翻译史料基础上的分析与阐述得出以下的结论：首先，姗姗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后来居上，超越了他国来华传教士，确切地说，就西学翻译的整体成就而言，他们比起他国前辈们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的西学翻译方面奉献出更丰富的成果，对晚清文化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其西学翻译在晚清也更具现代性。其次，美国传教士在晚清译坛“叁杰”各自的西学翻译都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其成就既非他国外来传教士可企及，也非美国同行所能比拟，因此，论文作者认为：这译坛“叁杰”的翻译所形成的鼎立叁足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的稳定叁角支点。再次，如果说这叁个晚清译坛杰出的传教士翻译大家的翻译成果尚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近代翻译史上美国传教士的巨大成就的话，那么分布在中国各地其他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总和在中国近代翻译宝库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此为支撑全面反映西学翻译。最后，在晚清外来传教士翻译活动的近百年历史中，不论在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论是处于哪个特殊的社会变革中，不论是哪个特别的美国传教士译者从事西学翻译，不论是他们的翻译目的如何，不论他们在翻译实践中应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不论他们翻译什么样的西学作品，不论他们的译着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方方面面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有这些均可用当代为翻译界所广泛认可且普遍接受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加以阐释和分析，使其貌似杂乱无章的西学翻译具有理论上的条理性和深度性，为中国当代翻译理论与实践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总共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对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理论基础和论文结构做概要性的叙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在于通过对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大译家以及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传教士译者的西学翻译活动及翻译成果的梳理，从翻译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度探讨，以说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是中国历史上第叁次翻译高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阐明他们的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本课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填补了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的某些空白。研究综述先从宏观上在对晚清外来传教士在国内外的研究进行评述，然后从微观层面分别对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的研究做进一步的评述，最后指出之前研究的可取与不足之处，为本论文的研究指出一个明确的论述方向。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一是以弗米尔的翻译目的论为理论基础重点阐释译坛“叁杰”的翻译目的及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意图、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二是以利弗威尔的翻译操控论为理论基础，从广阔的文化背景对他们的西学翻译进行研究，以探讨他们的西学翻译与晚清文化社会的关系及其译着对晚清社会现代性的影响。论文结构线条式地交代了本论文七大章节的主要内容。第二章为林乐知西译——集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之大成。本章节首先涉及林乐知其人其译，探讨其西学译介的意图与策略及其在晚清的文化认同。其次，本章以翔实的史料展示一幅以林乐知为首的近代上海美国传教士翻译潮的图景，彰显出美国教士在沪的科技翻译及其成就、他们的科技翻译之天时地利人和及政治之要素以及美国在沪教士对近代中国科技译介的奉献。再次，以林乐知主编的《万国公报》（A Review ofthe Times）与西学译介为例，本章先是回顾《中国教会新报》（Chinese Church News）到《万国公报》的嬗变，接着梳理美国教士在《万国公报》中的西学译介，尔后指出《万国公报》西学译介的策略和手段，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万国公报》西学译介之目的。本章的最后部分以林乐知中国近代军事经典之译——《中东战纪本末》(The WholeCourse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为例，介绍林乐知与《中东战纪本末》的关系，阐述林乐知编译《中东战纪本末》之动机与翻译策略，并将《中东战纪本末》与同时代的传教士军事翻译做比较，以突显《中东战纪本末》在中国军事译史上的意义。第叁章为丁韪良西译——竖近代国际法现代性之丰碑。本章节在梳理丁韪良翻译经历与翻译成就的基础上，从本质上揭示其国际法翻译外在与内在之动机，并就其国际法译着从翻译动机视角窥视其应用的翻译方法与翻译手段等翻译策略，以引带出丁韪良一系列国际法译介在近代中国法学界乃至对整个晚清文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拓展近代中国翻译的新译域；为晚清文化社会培养一批本土国际法译者；树立西学译介与政治结合的范例，并使得政界与学界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具有国际法的现代意识；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创造并留下一串迄今为止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法学新词汇。第四章为嘉约翰西译——立东渐西医现代性之标杆。本章节首先在简要梳理晚清美国传教士在澳穗的翻译活动以及西学翻译后，描述其西学译介的特色以及澳穗美国传教士西学东学翻译的意义；然后，检视了明末清初的医学翻译以及与嘉约翰同期的其他外来教士的医学翻译，把嘉约翰置于中国医学翻译更大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分析，以凸显其在医学翻译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成就；接着，切入嘉约翰在华的医学翻译的正题，从大夫到译家、在华翻译成就、医学翻译动机等叁个方面对上述正题加以阐释。最后，从西医现代性的角度，概括性地论述嘉约翰的医学译着在中国译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第五章为美教士翻译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本章节主要追述美国传教士群体来华几十年来在西学翻译领域对晚清文化社会现代性的叁大贡献。首先是美国传教士对晚清科技翻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回顾晚清来华美国传教士的科技翻译活动与历程的基础上，论文阐述了他们的科技译介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其次是他们对晚清翻译机构建立的贡献。本章总共列举了晚清时期在中国近代翻译界涌现出的九大翻译机构，它们多半与外来美国传教士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九大翻译机构分别是让国人睁眼的叁支开路先锋、随洋务运动崛起的两大翻译主力以及促进洋务运动深入发展的四大推进器。最后是他们对晚清现代教科书的贡献。本章该节以晚清现代教科书编译机构为主线，梳理了在华美国教士编译教科书的硕果，探讨了他们教科书编译的定名原则及编译手段，阐发了他们教科书的编译对现代教育的意义。第六章为理论视域下“叁杰”译介目的、产生及影响。本章节首先应用当代翻译目的论，在指出晚清译坛美国传教士“叁杰”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探讨“叁杰”的西学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其次，本章应用当代翻译操控论，从“叁杰”的西学翻译对晚清政治动荡的催生、对晚清转型社会变革的触动以及对晚清现代教育的呼唤等叁个方面追述“叁杰”西学译介产生的文化背景。最后，还是应用翻译操控论，本章节探讨了“叁杰”译介对晚清社会文化的客观影响以及对晚清社会现代性意识的发展。第七章为结语。本章节重点得出本论文的几大结论：第一，中国历史上的第叁次翻译高潮因晚清外来传教士的西学翻译而兴起。第二，从整体上看，后起之秀的美国来华传教士超越了他国前辈，在晚清翻译界独占鳌头，成为第叁次翻译高潮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叁，先后来华的林乐知、丁韪良和嘉约翰叁大杰出的美国传教士翻译家是来华美国传教士中的代表，“叁杰”在各自领域独辟蹊径，所做出别具一格的西学翻译贡献为晚清译界所瞩目。第四，由其他美国传教士构成的翻译群体是晚清译坛不可或缺的基础力量，其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五，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之最大作用是在晚清文化社会中表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即一方面在晚清政治、思想、军事、宗教、教育、报业、法律等意识形态领域观念更新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在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起到了催化促进的作用。第六，在华美国传教士的西学翻译始终贯穿着明显的“目的”和“操控”。借助当代翻译理论中的翻译目的论与翻译操控论，我们可以从“叁杰”的西学翻译中解读和阐述出许多值得借鉴和令人深思的意义。
李潇雪[10]2016年在《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文件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以美国政府文文件《全国融合中心网络2014-2017年国家战略》作为自译材料并展开研究,分析并总结政府文件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引言即绪论部分,指出研究对象是政府文件,并对政府文件翻译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进行说明。第二章介绍了功能对等理论的本质及其应用,并归纳总结了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翻译原则。第叁章分别从词汇、语句、篇章叁个层而总结了政府文件的语言特点,这些特点正是在政府文件翻译时需要相应技巧和方法应对的地方。第四章在功能对等理论翻译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政府文件的语言特点,分析政府文件《全国融合中心网络2014-2017年国家战略》的实例,得出了政府文件汉译的方法和策略,例如加注、意译、转换词性等等。在此基础上,抽取出了政府文件翻译在词汇、句子、语篇叁个层面的一般规律。最后一章尝试总结全文,回顾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关于政府文件翻译的几点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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