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伯恩斯转型领导理论的校长角色转换研究_追随者论文

基于伯恩斯转型领导理论的校长角色转换研究_追随者论文

校长角色转型研究——基于伯恩斯变革型领导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长论文,角色论文,理论论文,领导论文,伯恩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及其实质

伯恩斯关于变革型领导理论的要点主要包括:

第一,变革型领导是比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更加复杂和有效的领导类型。伯恩斯认为,领导具有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两种基本形式。前者产生于当人们为了交换有价值的东西而主动与他人联系之时。为了实现各自独立的目标,交易双方相互交换物品、服务或者其他东西。一项交易完成,也就意味着领导行为结束。交易双方通常并不存在一个将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持续性目的。“大多数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是交易型的——领导接近追随者是着眼于以物易物:以工作换选票,或以补助换竞选捐助。诸如此类的交易则构成了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关系的主流”。[1]后者产生于当人们与其他人结合,从而使领导者和追随者将彼此的动机和道德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之时。“变革型领导者确认并利用潜在的追随者的现有的需要或要求。但不仅如此,变革型领导者还能够发掘追随者的潜在的动机,试图去满足其更高的需要,并且使追随者成为全身心地为己效劳的人。变革型领导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相互激励和提高的联系,这种联系会使追随者转化为领导者,也可能使领导者成为道德的代言人”。“领导者也可以通过领导的重要的教诲角色,塑造、改变和提升追随者的动机、价值观念和目标。这就是变革型领导,这种领导的假设是:无论个人具有怎样不同的利益,他们会在对‘更高’的目标的追求中被现实或潜在地团结起来,检验这一领导是否实现,要看是否实现了代表领导者和追随者集体的或共有的利益的重大变革。”[2]

伯恩斯并不认为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是彼此对立的两个极端。相反,交易型领导可以转化为变革型领导,变革型领导者也可采用交易型领导来实现其领导目标。变革型领导的目的“起初可能就像在交易型领导的情况下那样是分离而各不相干的,但却会逐渐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权力基础不是以势均力敌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而是以相互支持以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联系在一起。”[3]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均能实现领导目标,只是前者过于突出了工具价值,而后者似乎存在过于理想化的问题。

第二,变革型领导是激发和运用高层次需求和动机的领导行为。

如果领导工作仅仅满足于低层次需求,那么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难逃算计和物化的结局。“仅仅激发‘低层次的’或人为维持和强化的需要,会使追随者处于被操纵的地位。它对于领导者同样具有严重的后果。实际上,领导者在操纵别人的过程中也操纵着自己。在专注于追随者某个特定的‘低层次’需要时,他们也专注于自己特定的动机,这种特定动机促使他们去唤起追随者(学生、顾客、选民)方面的那种需要。追随者的需要被唤起和满足得越充分,操纵者满足那种需要的动机也就越得到支持并维持得越持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被联系在一起,以共生的方式维持着彼此的‘低层次’需要。”[4]

应强调的是,伯恩斯认为,低层次需要抑或高层次需要这个问题,不能由领导者说了算,只能由追随者自己来决定。领导者的道学式说教甚至越俎代庖,是不可取的和必须反对的。而追随者能否做出理智的决定,取决于他们是否拥有平等、自由、公开的选择机会和充分的信息,是否存在可供选择的备选方案和足够的时间,等等。“只有追随者自己能够最终定义他们真正的需要。追随者要定义自己真正的需要,就必须能够在各种竞争的‘药方’中做出明智的选择,就必须——至少在政治舞台上如此——有充分的机会去对那些声称是他们‘真正’的代表的人提出的各种选择方案进行认知、理解、评价,并最后加以体验。从根本上说,变革型领导的道德合法性建立在对各种‘真正’的选择方案的自觉选择基础上。”[5]

第三,变革型领导是“关系领导”。关系领导意味着领导行为发生并存在于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变革型领导是一种互动互惠的集体行为。互动意指“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的本质,就是具有不同水平和权力潜能——其中也包括技能——的人们为了追求一个共同的或至少是共有的目的而进行的互动”;[6]互惠意指“领导是一个互惠的动员过程,它是由那些具有某种动机和价值,各种经济、政治和其他的资源,在竞争和冲突的环境中,为了实现由领导者和追随者或单独或共同具有的目标的人们来实施的过程”;[7]集体行为意指“领导者在回应他们自己动机的过程中,会激发潜在追随者的动机基础。当追随者做出回应时,就发展出一种共生关系,它将领导者和追随者束缚于一个社会和政治的集体之中”。[8]

不论是交易型领导还是变革型领导,它们都不是具体的物品或个人的财产和占有物,只能是一种关系,更准确地说,是一种独特的权力关系。伯恩斯认为,那种把权力看成是“社会关系内的一个行为者在某种地位上不顾任何阻力实施自己意愿的可能性,不论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什么基础之上”的观点并不可取,“权力首先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像权杖或手榴弹那样可以被传递的实体;它涉及权力持有者和权力承受者双方的意图或目的;因此,它是集体的行为,而不只是一个人的行为。”[9]将权力视为关系而非个人所有物,其目的就在于,“权力的舞台不再是由权力精英、当权者或者披着合法外衣的人所独享的特区。权力是普遍存在的;它渗透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之中。不管人们是否追寻它,它都存在着。”[10]

伯恩斯认为,领导是一种独特的权力,这种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1)领导是为了实现领导者与追随者双方的共有或共同的目的,而权力行使通常只是为了实现权力行使者的目的。(2)权力的行使者可能会把人当作物对待,但领导者却不可以如此。(3)所有的领导者都是实际的或潜在的权力行使者,但并非所有的权力行使者都是领导者。[11]

第四,变革型领导是“道德领导”。变革型领导者“不但会满足自身的需要,还会致力于满足追随者的欲望、需要和其他动机”,“就领导是领导者与追随者在共同的动机、价值观念和目标的基础之上结为一体而言,领导是一个道德过程——这种结合既是基于领导者的‘真正’需要,也是基于追随者的‘真正’需要”。[12]

伯恩斯强调,道德价值是领导研究的核心,是变革型领导的关键所在。“赤裸裸的权力行使是与道德或伦理领导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对领导的最简单的定义就是,领导者招募追随者,而这些追随者又会反过来变成原先领导者的领导者。这必然会提出道德问题——用什么标准和尺度来检验和衡量这种动员过程。这种检验标准拒斥‘盲目追随’——这又产生了更广泛、更复杂的道德和伦理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是领导研究的核心”。[13]道德领导包含三层意思:第一,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不仅存在权力上的关系,而且存在共同的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的关系;第二,追随者在回应领导者的过程中,充分明了可选择的领导者和纲领,具有选择这些领导者和纲领的能力;第三,领导者有责任兑现他们的承诺。道德领导来自于并总是回归于追随者的基本欲求、需要、渴望和价值观念。[14]

下篇:校长角色的偏失与转型

从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考察、分析校长的领导角色,可以看出目前我国中小学校长在领导类型上更多还是属于一种交易型领导。李剑萍等人所做的实证研究佐证了这一看法。他们以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为概念框架,采用巴斯(B.M.Bass)和阿华利(B.J.Avolio)1992年编制的多因素领导问卷简缩版(MLQ-6S),对山东普通高中校长的领导行为进行调研并获得了如下结论:(1)总体上看,高中校长更多地采用交易性手段,变革性程度不是很高;(2)所在地不同的学校,其校长领导的变革型成分差异显著,交易型成分则差异不大;(3)不同性别的校长在变革型领导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在交易型领导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4)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经济基础的中年校长在其领导行为中更多渗透变革型成分,而在交易型成分上差异不大;(5)校长领导行为与学历高低呈正相关,因此,选用校长应有一定的学历要求。[15]

显然,交易型领导是以“交易”特别是“短期交易”为主的领导类型。领导过程中,校长常常凭借其掌控的外部奖惩资源,诱使或迫使教职员工努力工作。交易型领导由权宜酬赏(contingent reward)和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构成。前者指校长在工作开始之初即明确告知教职员工,每个人在完成任务后能获得何种奖励和好处。校长靠向教职员工提供特定的报酬以换取服从和合作。后者指对教职员工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偏差进行纠正,包括主动的例外管理和被动的例外管理两种不同情形。主动的例外管理是说校长在日常工作中注重防患于未然,以避免错误的发生,对所发现的问题也积极地采取办法加以解决,对教职员工的表现不甚满意时,校长也会正面指出和指正。被动的例外管理是说只要一切相安无事,校长就不打算整顿现况,只要不发生事故,校长不会主动介入。[16]

交易型领导容易导致校长角色错位。当前我国中小学,特别是中学中存在的“官迷”校长、“考迷”校长和“商迷”校长,就是这种角色错位的具体表现。“官迷”校长是指拜官情结重、官瘾大、惟上取向的校长。这种校长在工作上也很卖力,其行为客观上还可能推动学校的发展,但他这样做全在于个人的仕途升迁。这种人把校长职务当“官位”,把学校当“官场”,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整个教育教学工作成了他个人追求“政绩”、求官晋级的阶梯。“考迷”校长是指把考试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并以考试统领学校工作的校长。这种校长迷信考试、崇拜考试,视考试为领导法宝,视考分为办学治校的命根。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均成了考试和考分的牺牲品和交易品。“商迷”校长是指用商人的思维方式办学管校的校长。这种校长常以“企业家”自居,视学校为工厂或公司,把扩大办学规模、降低教育成本和创收增资当成校长工作的主要追求。

依据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结合当下我国校长工作的缺失,我认为,校长角色转型可着重从以下方面展开:

一是实施平衡领导。平衡领导意指在学校领导工作中,应将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整合起来运用。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它们之间既能相互转化也能彼此利用。一方面,在领导行为中要完全否定和排斥交易型成分是很难的,也是不现实的。但也不能因此而视交易型领导为完全合理合法的领导类型。另一方面,变革型领导虽为人们所向往和追求,但不能因此将之神化。因为,变革型领导只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能有效实施。鉴于我国现行学校组织中交易型领导成分特别突出和严重这一现实,可以预料,我国校长的角色转型将是长时期的和艰难的。

二是通过高层次需求开展领导。

当前,我国学校领导与管理工作的弊端之一就是,校长过度相信低层次需求的重要性。校长主要甚至完全依赖满足教职员工的低层次需求来开展工作。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在学校这个原本需要理想、信念作为根本支撑的特定组织中,所有工作和活动都成了一种利益交换的筹码,人们从事某一工作,并不是因为他真正喜爱这份工作,工作成了一种迫不得已不得不做的事情,工作是为了谋生、养家糊口,或者个人享乐。现代校长领导的危机正源于此:人们不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而工作,而是由于无奈、别无选择而被迫工作。工作不是基于信念、理想、激情,而是源自生存、名利或享乐。学校成了谋生的场所和你争我夺的竞技场。通过高层次需求开展领导,需要校长改变传统的领导观念,重视并发挥高层次需求在办学治校中的重要作用,平等待人、民主施教、博爱育人,真正把学生培养成有爱心、进取心,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

三是推行分布式领导(distributed leadership)。分布式领导是近年来西方学校组织中较有影响的一种领导改革实践。它所蕴含的理念和思想,与变革型领导倡导的“关系领导”十分契合。就此而言,我们可将分布式领导看成是变革型领导理论在学校组织中的具体探索和实践。

分布式领导强调将施教者的权力和责任分散到学校组织的各个层次、各个部门中去,校长不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式人物,教职员工也不再是惟校长是从或者毫无选择机会的被动执行者,全体教职员工享有平等的地位,拥有依法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共同担负着学校教育的责任。学校组织是一个传承文明、面向未来的教育性组织。在这里,“创建合作性的工作关系和团队精神是分布式领导的核心工作”,“实施分布式领导的最终目的是改进学校的效能和学生的学习结果。分布式领导是否成功,必须以这个标准来加以衡量”。[17]我国有研究者认为,分布式领导的核心目标是使每个个体在拥有共同愿景和融洽气氛的团体中都能取得成功,尊重个人、崇尚激励、分享领导和团队合作是分布式领导的主要特征。[18]也有研究者认为,分布式领导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育领导模式,是领导者与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而非领导者个人努力的结果。分布式领导存在并实现于相互依赖的互动过程中,具有领导行动的情境性和领导边界的开放性等特点。[19]

推行分布式领导,促使校长角色转型,可采取以下措施:一、引导教职员工反思当下校长领导的优缺点,深刻认识现代科层体制的缺点与不足;二、努力营造一种团结合作、奋发向上、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学校组织文化;三、在构建共同愿景的实践活动中推进学校的发展与变革;四、通过学习共同担负责任和向教职员工赋权,以此培育合作型的工作团队和领导者团队。

四是积极践行道德领导。道德领导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校管理界的一种颇有影响的教育领导诉求。利思伍德与杜克(D.L.Duke)在《理解学校领导的百年探索》中将道德领导与教学领导、变革型领导、参与型领导、管理式领导和权变性领导并称为当代学校领导实践的六大模式。[20]大体上看,道德领导的理论渊源较为复杂、广泛。譬如,格林菲德(T.Greenfield)的道德领导主张就主要源自主观主义,而福斯特(W.P.Foster)的道德管理见解则与社会批判理论关系很密切。其中,在这些庞杂的理论渊源中,伯恩斯的变革型领导理论对于教育领域中的道德领导诉求有明显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从萨乔万尼所阐发的学校道德领导观点中窥见一斑。

萨乔万尼认为,传统领导观过分突出了物质刺激、心理奖赏和世俗权威等要素的重要性,低估了信仰、思想信念、理想追求、价值观念和情感的意义和功用。领导权威不仅来自科层权威、心理权威、技术-理性权威,也来自专业权威和道德权威。“道德权威如同上述来源一样重要,它作为学校领导实践的一种基础,或许比那些来源更有威力”。[21]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观点并不像他自己谦称的那样没有逻辑,事实上,他在领导权威、领导替身、团队精神、有德行的学校以及回应式领导等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我认为,伯恩斯至少在两方面影响了萨乔万尼:一是萨乔万尼直接从伯恩斯的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概念出发,提出了学校领导的四阶段观点,即“物物交换”的领导、“建设”的领导、“促成团结”的领导与“一体化”的领导。“物物交换”的领导对应于交易型领导,特点是以必需品和需要交换合作和依从;“建设”的领导、“促成团结”的领导和“一体化”的领导则对应于变革型领导。其中,“建设”的领导的特点不再是交换,而是提供条件,从而使教师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促成团结”的领导的特点是开发一套共享的价值观,从而形成一个学习者和领导者共同体;“一体化”的领导的特点是在目的、教与学以及其他关系上形成共同的承诺和观念,最终使人们结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以便和谐一致地工作和生活。二是伯恩斯有关交易型领导与变革型领导的辩证观点,也启发和影响了萨乔万尼。萨乔万尼之所以在领导权威的构成上不否认科层权威、心理权威、技术-理性权威的价值,肯定“物物交换”领导的作用,以至提出作为解毒药的“道德领导”也可变成毒药,这些“中庸”的辩证的观点,显然具有很浓的伯恩斯色彩。

积极践行道德领导,向学校和校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学校而言,建设有德行的学校乃是其目标。萨乔万尼认为,有德行的学校,具有五个特征:(一)有德行的学校相信,学校必须转变为一种学习共同体。有德行的学校的目标是造就自我学习者和自我管理者;(二)有德行的学校相信,每位学生都能够学习,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三)有德行的学校为全体学生提供支持,学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致力于学生发展、身体、社会需要的一切事情;(四)有德行的学校允诺尊重,学校既通过认同教师的专业承诺和教师的技艺知识,以表达对教师的尊重;也通过给予学生与教师、家长和其他成人一样的关怀,以表达对学生的尊重;(五)有德行的学校把家长、教师、社区视作伙伴,他们享有互惠共存的参与权和受益权,负有支持和帮助的义务与责任。[22]就校长而论,有德性的校长也必须具备五项品质,即有德性的校长怀抱博爱之心、有德性的校长坚守诚信、有德性的校长处事公正、有德性的校长注重合作、有德性的校长力行服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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