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美国论文,区域论文,记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突然成为国际社会瞩目的热点地区。各国新闻媒体的记者纷纷云集中国，采访报道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其中有一些美国记者怀着崇高的职业责任感，冒着生命危险，以极大的勇气进入中共控制区域进行采访报道。他们的活动，作为抗战时期中美交往的重要内容，对当时的中国抗战、国共两党斗争以及中美关系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拟就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的活动作一粗浅的探讨，（注：一般认为抗日战争以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为开端，但本文为了叙述的完整，将其提前到1935年8 月即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为开端。本文所指的“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包括当时中共领导的陕北苏区、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同仁。
一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活动，大体可分为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活动区域主要是陕北苏区；第二次高潮在抗战全面爆发到第二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之间，活动区域包括陕甘宁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广大地区；第三次高潮在1944年夏天，活动区域主要是延安。首先进入中共控制区域的是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庄严地发布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时，长期关注中国事态的斯诺，以其新闻工作者特有的职业眼光，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正处在巨大变化的前夜，从而萌发了前往西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念头。1936年5月底，他收到一个可靠的消息， 得知红军与东北军已秘密休战，他意识到这是进入中共控制区域的好机会。 （注： Kenneth E. 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51页。）于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以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苏区之行。
1936年6月3日，斯诺离开北平，到郑州与乔治·海德姆博士（即马海德医生）会合后一同前往西安。在东北军军官、中共党员刘鼎的陪同下，他俩乘汽车从西安到延安，再步行进入红军活动区域。7月8日，斯诺在红军东线指挥部——百家坪村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的来访表示欢迎，并为他策划了一份为期92天的行程表。（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283页、192 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7月13日，斯诺在红军的护送下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成为第一个访问西北苏区的美国记者。毛泽东曾称赞他“是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注：武际良《斯诺传奇》，华艺出版社，1995年，第182页、第251页。）10月12日，斯诺离开了保安。（注：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138页。）在3个多月的西北苏区之行中，他先后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并深入前线了解红军的情况，掌握了关于中共和红军的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这些材料，斯诺写出了被称为“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最可信的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注：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 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56页。）
继斯诺之后，另一位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也于1937年1月13日从西安到达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杜里镇。 （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141～144页。 ）其后不久她到了延安，直到9月7日才因背伤而离开。（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卷第7页。）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为撰写朱德的传记搜集了大量资料，后来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
斯诺与史沫特莱成功的西北苏区之行，向世人展示了另一个中国的存在，吸引着更多的美国记者赴陕北采访。1937年3月， 《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Victor Keen ）摆脱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到延安进行采访。基恩的延安之行充满了传奇色彩。在收到史沫特莱从延安发出的“授权邀请信”后，（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166页。）他即与另一位美国记者——《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于3月9日登上了上海至西安的飞机，但被警察从机舱内强行地赶了下来。然而他并未就此罢休，而是设法转乘火车到西安，然后再秘密地乘汽车到了延安。（注：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rch 20,1937 P.113; April 10,1937 P.230.关于基恩从上海到西安的旅行，另一种说法是：基恩与鲍威尔上飞机后，警察命令他俩下去。鲍威尔与警察争吵几句后下去了，而基恩则坚持不下飞机（见《史沫特莱文集》第1卷第167页）。）他在延安呆了10天，回来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共、 红军和苏区的文章。 （注：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76页。）接着， 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李夫（Earl H. Leaf ）也到了延安访问， （注："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y 1,1937 P.352.）并且“通过合众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北中国中共政权的文章”。（注：" Forei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7,Ⅲ." Washington 1954 年，第108页。关于李夫在延安停留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住了几天”（见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91年，第7页和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 238页）；另一说是“只在延安呆了一天”（见"Americans andChinese Communists,1927- 1945" P.76）。）
1937年4月21日，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即尼姆·韦尔斯（Nym Wales）从北平出发前往延安采访。（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 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30页。 ）她此行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斯诺访问西北苏区时未能见到朱德、贺龙等人而留下的遗憾。（注：尼姆·韦尔斯《西行访问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第10页。）由于在她到达西安的几天前，一位名叫哈里·邓纳姆的年轻美国摄影记者刚从西安“秘密地到红军前线去了几个小时又返回西安”，（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年， 第238页。）因此，国民党特务对外国记者的防范很严密。 她不得不在西安耽搁了几天，最后才在美国人肯普顿·菲奇的帮助下摆脱特务的监视，乘汽车于4月30日到达彭德怀的司令部， 再由彭德怀派车送她到延安。（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40～256页。）斯诺夫人在延安住了4个多月，直到9月7日才与史沫特莱一同离开。 （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83页。 ）其间正赶上中共召开苏区党代表会议，因此她得以采访到了几乎所有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写下了34篇中共人物传记。
1937年6月21日， 美国《太平洋事务》杂志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美亚》杂志编辑菲利普·贾菲（Philip J.Jaffe）夫妇以及外交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专家T.A.比森（T.A.Bission ）一行四人在斯诺的安排下，以去华山养病为借口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偷偷从西安乘汽车到达延安。（注：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 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82～83页，关于他们4人到达延安的日期，另一说为6月 22日（见《续西行漫记》第238页；《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第273页）。关于他们离开延安的日期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6月24 日离开”（见"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 1945 P.83； 《续西行漫记》第238页）；另一说是“6月23日就走了”（见《一个女记者的传奇》第273页）；再一说是6月26日才走（见《文献研究》1986年第2 期所刊登的T.A.比森的文章的编者按）。）在延安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抗日战争的战略设想、统一战线以及苏区的情况。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 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福曼（Harrison Forman）以摄影记者的身份采访了陕北的红军，七·七事变的当晚， 他正在贺龙的司令部。（注：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38页、第40页。 还有材料提到福曼当时到过延安（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此行拍下了大量反映红军情况的照片。
这一时期到中共控制区域采访的美国记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解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的性质和特点。由于当时中共与国民党还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国民党对西北苏区的封锁相当严密，因此，这一时期到中共控制区域访问的美国记者首先就要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当局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之下，被迫与中共结成统一战线，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前线开展对日作战，中国一度出现一致抗日的局面。这时，又有不少美国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进行采访，形成了美国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活动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一高潮中，美国记者的活动范围除了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包括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广大地区。由于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封锁一度有所放松，因此这一时期外国记者包括美国记者进入中共控制区域也较为容易。
1937年10月23日背伤刚愈的史沫特莱来到当时设在山西的八路军总部。（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卷第61页。 ）她跟随八路军转战了2个多月，直到1938年1月4日才离去。 （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卷第236页。）1938年10月29日，她又从长沙出发，经南昌前往长江下游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217页。）11月9 日进入新四军的活动地区。（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224页。）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4月， 她一直在长江中下游广阔的华中地区活动，（注：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263页。）随新四军各支队转战大江南北。在随军采访期间， 史沫特莱为中外报刊撰写了大量战地报道、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敌斗争，其后又出版了《中国的战歌》一书。
1937年底，长期关心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再次来到中国。1938年1月初，她“获得机会乘坐阎锡山将军的专车前往山西，去见早已闻名的西北战士”，她“在八路军司令部住了10天，（注：《斯特朗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卷第110页。）先后会见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等八路军将领。采访之后，她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一书，介绍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斗争及其战略战术。
1938年3月，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Haldor Hanson）在一名游击队员的陪伴下，从北平出发，穿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抗日根据地，（注："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y 7,1938 P.283.）采访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从1938年夏天开始，他又花了大约两个半月跟随八路军在河北、山西、陕西活动，并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注：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 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年， 第108页。）汉森在敌后的采访主要是骑自行车进行的， 因此他能够深入乡村，“了解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以及他们为了阻止侵略者在干些什么”。（注："The China Weekly Review" March 23,1940 P.138- 140.）当他1939年秋天离开边区的时候，他坚信“与中国其他政治团体相比， 中共更全心全意地进行抗日”。 （注： Kenneth E. 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 - 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108页。 ）通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采访，汉森撰写了《高尚的努力——中国战争的故事》一书。
1938年12月，合众社及《上海晚邮报》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随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达安徽泾县云岭，采访新四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深入接触了新四军的主要将领和普通士兵，拍摄了大量新四军战斗生活的照片，写了10多篇报道。（注：陈之中、谭剑峰《抗日战争纪事1937－1945》，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 109页"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anuary 21，1939年，第238～239页。）
1939 年5 月间， 美国“各教派教会对华救济委员会”（The Interdenominational Church Committee for China Relief）派出的记者乔伊·荷马（Joy Homer）在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的陪同下，到山西和陕西的广大地区考察，并且经过艰苦跋涉到达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注："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9,Ⅲ." Washington 1955年，第 189
页；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1945"，第117页。）根据这次延安之行的亲身体验，她于1941年出版了《在中国看到曙光》一书。
1939年9月，斯诺第二次访问陕北。他“这次不仅是作为记者， 而且是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去的。任务是视察原来由孔院长亲自批准在延安建立的军需厂”。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越来越严密，因此他靠着宋子文给蒋鼎文和胡宗南的信才得以走出西安。（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 283 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在延安期间，他与毛泽东讨论了工业合作社问题。此外，毛泽东还专门与他谈了对统一战线和当前一些国际问题的看法。 （注：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January 13,1940 P.244- 246,January 20,1940 P.277- 280.）
根据笔者目前接触到的有限的材料，这一时期除上述人员之外还有4 名美国记者到过中共控制区域。其中一位是合众社记者王公达（George Wang），他1938年2月访问延安，3月5日毛泽东接见他，与他谈抗战前途、国共合作等问题。（注：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下册，第89页。）第二位是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R.P.Martin），毛泽东于1939年2月上旬在延安与他进行过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强调， “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毛泽东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中卷第 138页。）第三位是合众社记者薛立登，他曾于1939年4月25 日出席了晋察冀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注：魏宏远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纪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4页。 ）第四位是《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White），1939年9月他在山西前线采访时到过共产党控制区域，与共产党游击队有过接触并受到热烈欢迎。（注：白修德《探索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0～44页。）这一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采访的重点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以及中共对统一战线的态度。
1939年夏天以后，随着国民党加紧其限共、反共的步伐，其对中共控制区域的封锁也不断加强。1942年夏天，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曾计划溜过或绕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陕西的共产党根据地，但发现封锁太严密，无法成功”。（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77页注Kenneth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51页。） 再加上当时共产国际“告诫中共中央领导人，务必要对诸如斯诺之流的美国资产阶级的记者保持距离”。（注：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 995年，第412页。）因此，自斯诺1939 年9月延安之行后的近5年时间里“再没有别的外国记者获准前往”延安， （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 190 页、283 页、28 3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也基本上见不到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的活动。直到1944年2月， 由于外国驻华记者一再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求，并且得到各国驻华使节的支持，蒋介石才被迫批准一些美国记者赴延安采访，从而形成了美国记者访问中共控制区域的第三次高潮。
1944年5月17日， 由国民党中宣部挑选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启程。记者团中的美国记者有：美联社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斯坦因（G.Stein），《时代》杂志、 《纽约时报》及《同盟劳工新闻》的爱泼斯坦（I.Epstein），合众社的福曼，《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Cormic Shanan）神甫，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武道（M.Votaw）。（注：张克明、 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纪事》（二）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26页。
同一份材料还提到《洛杉矶独立报》特派记者申基彦也获准随团赴延安（见第125页），但记者团的名单没有他， 金城的回忆也没有提到他（见《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02页）， 《解放日报》关于记者团的报道也没有提到他（见《解放日报》1944年6月10日。））5月31日，记者团进入陕甘宁边区。6月6日，抵达南泥湾参观。6月9日，记者团到达延安。6月12日，毛泽东接见记者团全体成员，回答记者的提问。 （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第 203～205页。）在延安期间， 斯坦因和福曼等美国记者曾设法摆脱随团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单独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人。由于害怕记者们的单独活动会采访到更多不利于国民党当局的消息，因此，随团的国民党官员一再催促记者们提前结束对延安的访问。7月12日， 记者团中的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夏南汗神甫在与中共达成重开边区天主教会的协议后也一同离去。（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纪事》（二）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29页；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0页。）而其余的美国记者则坚持留下来进行进一步的参观考察，其间爱泼斯坦、福曼、武道3 人还到了晋绥根据地采访。（注：《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4日。）直到10月5 日，斯坦因才离开延安。10月23日，爱泼斯坦、福曼和武道也离开延安返回重庆。（注：《解放日报》1944年10月25日。）
爱泼斯坦等人尚未离开中共控制区域， 《纽约时报》的爱金生（B.Atkinson）和《时代》、 《生活》杂志的白修德又作为第二批获准赴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于9月17日和10月22日先后抵达延安。 （注：《解放日报》1944年9月26日，1944年10月25日。 ）爱金生在延安住了近20天，于10月5日与斯坦因一同离开。 （注：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而白修德则于11月10 日与周恩来、赫尔利同机飞回重庆。（注：白修德《探索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87页。）
由于美国记者们在采访过程中发回了大量称赞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的报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因此，9、10 月间蒋介石一再下令不再准许外国记者赴延安采访。（注：张克明、刘景修《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华纪事》（二）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3期第129页。）
二
作为新闻记者，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的活动突出表现在进行采访活动。
当时中共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正常采访活动是大力支持的，不仅为他们创造各种有利的采访条件，允许他们自由地进行参观访问，正如斯诺所说的，“在收集材料，安排采访等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注：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70页。）而且中共党政军领导人还经常会见来访的美国记者，主动地向他们介绍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对国内外问题的看法，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斯诺第一次访问西北苏区的时候，尽管当时中共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每天都有大量紧迫工作要处理，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是千方百计抽时间与斯诺见面，甚至“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以便与他交谈。（注：《斯诺文集》第1卷，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283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 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中共领导人的坦诚态度给美国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后来写道，“我反复地考问他们，不顾礼貌地询问他们政治生活的细节，根据国民党对于‘匪’的攻击而提出种种不入耳的问题。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注：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页。）
中共对美国记者采访活动的支持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一位到过中共控制区域采访的美国记者都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共控制区域的生气勃勃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死气沉沉在他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爱金生1944 年9月25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事实上，居住在边区的人民看起来比这个国家其他地区的人民更加幸福和健康”。 （注： Kenneth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 1927- 1945"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171页。）美国记者们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写下了大量采访报道，有的还撰写专文介绍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或者以照片、幻灯、电影、讲演等形式来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其中，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及其夫人撰写的《续西行漫记》一直被当作研究中国共产党乃至现代中国的经典著作。一些原来对中共抱有偏见的美国记者，在亲眼目睹的事实面前也改变了态度。乔伊·荷马在去延安之前是明显亲国民党的，甚至是完全反共的。但经过实地采访后，她得到的结论是，中国的红色战士是年轻的、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注：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 1945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年，第118～119页。 ）就连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政治上可靠，并担任着国民党国宣处顾问的武道也在《大美晚报》上撰文《我从陕北回来》，赞扬边区“百姓生活进步、政治民主、抗战意志坚强”。 （注：武道《我从陕北回来》， 载《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日。）这些报道和文章，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 向世人展示了另一个中国——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里，有一个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他们“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注：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上册第257页。）在那里， 有一个与国民党政府截然不同的政府——人民政府，它深受民众的拥护，并且正领导着广大人民开展积极的抗日游击战争。“在国民党是腐败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注：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56页。 ）在那里有一支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以整个身心来保卫国家”，“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他们头等关心的大事”。（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卷第171页。）应该说，这些报道和文章基本上是客观地反映了真实情况的，它们起到的作用是积极的。
其一、它们戳穿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造谣诬蔑，较为客观地介绍中共的宗旨和所作所为，使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从中共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前途
斯诺在访问苏区之后，于1936年11月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见记》，并配以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注：该文分两期刊载，见"The China Weekly Review" November 14,21,1936。）首次向人们披露了被国民党描绘成江洋大盗式的“匪首”的真正面目，从而“震撼了整个中国知识界”。（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 ）其后他又写道，“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28 3 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李夫在撰文介绍贺子珍、康克清、丁玲三人时也认为，“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妇女都同意这三位共产党妇女的政治思想，但她们对事业的献身和牺牲精神将为战时妇女活动的英勇历史增添新的篇章”。（注："The China Weekly Review"December 25,1937（特刊）P.8.）斯诺及其他美国记者在抗战时期关于中共的报道和著作对当时的中国青年影响很大。正如黄华在《国际友人丛书》总序中所写的“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三十、四十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道路”。（注：见爱泼斯坦《人民之战》，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年，《国际友人丛书》总序第2页。 ）斯诺本人就曾不止一次遇到“肋下挟着一本《西行漫记》的青年”向他询问怎样去进延安的学校。（注：《斯诺文集》第1 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283页、192页、 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此外，在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败的时候，汉森等美国记者在中外各种传媒上对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队在广大敌后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报道，也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告诉人们：日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占领和征服中国，中国仍在战斗。从而起到了坚定抗战信心的作用。
其二、它们对当时的中美关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中美两国同属反法西斯国家，并且最终结成了盟国关系，但由于两国的实力差别悬殊，参战时间不一，再加上国共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因此在整个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当微妙的状态之中。虽然，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服从于打败法西斯这一战略目标，然而，面对着世界大战这种特殊的环境以及中国内部复杂的政治形势，美国在确定其具体对华政策的时候，首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准确评估中国的战争实力；二是如何评价中共。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联系在一起的，要准确评估中国的实力当然离不开正确评价中共。然而，当时美国对中共是缺乏基本认识的。因为，“自从1927年开始了白色恐怖以及共产党人转入隐蔽以后，美国政府在搜集有关这个运动的准确情报方面遇到极大困难”，（注： WarrenI.Cohen:"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New York 1990,P.136.）只能得到一些间接的、片面的、混乱的、甚至是被国民党当局编造出来的虚假的信息，而根据这些不全面、不真实的信息，不少美国人包括政府官员不是把中国共产党看作无足轻重的强盗、土匪；就是简单地看作苏联的傀垒。正如乔伊·荷马所说的，中共成了“大量流行的谬论的受害者”。 （注： Kenneth E.Shewmaker:"Americans and
Chinese Communists,1927-1945",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年， 第119页。）因此，当时“在世界各国中， 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注：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1页。 ）直到斯诺首次西北苏区之行后发表了关于中共的采访报道和著作，才“使世界第一次看到了关于英勇的长征的新闻和关于共产党的人物、生活方式、信仰和意图的描绘”。（注：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上册第220页。）对此，拉铁摩尔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认为“斯诺起了具有重要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因为他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了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注：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序第9页。）事实上， 在美国政府与中共没有任何正式接触的情况下，斯诺及其它到过中共控制区域的美国记者关于中共的报道就成了美国官员了解中共的重要渠道，以及美国当局对华决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不久，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接受其内政部长伊克斯请他阅读这本书的建议，并且“很快成了一个斯诺谜”。在随后的几年里，斯诺几次被邀请与总统一起讨论中国政治。（注：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 1979 P.21.）连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著名的中国通谢伟思也总是随身带着斯诺的著作。（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35页。）应该说， 美国记者关于中共的报道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产生一定影响的。抗战时期，美国驻华使馆经常把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的采访报道报告国务院。1944年7月30日， 谢伟思就曾把斯坦因、武道等人与毛泽东、朱德会谈的提要发回华盛顿。（注：约·斯·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1944年7月19日，美国国务院也曾把美国记者从延安发回美国的报道摘要地用电报发给驻华大使高斯，供其参考。（注：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6页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 138页。）而美国记者对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战斗的报道，也给美国当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成为他们评估中国的战争实力的重要依据。当时的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曾多次表示愿意指挥中共军队与日军作战。“1944年夏天，由于对重庆政府的无能为力越来越不耐烦，美国军方的兴趣转到了中共共产党的军事潜力上”。（注：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下册第665页。）为了加强与中共军事力量的联系， 美国还于1944年7月正式向延安派驻了美军观察组。虽然， 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出于自身的利益和战略考虑，始终没有直接援助中共，也没有与中共建立进一步的政治关系，但它一直在支持中国抗战，而且直到赫尔利使华之前也没有与中共发生冲突，甚至还对国民党的限共、反共政策表示过不满。这其中，美国记者所起的作用是应该给予肯定。
其三、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图谋，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然而在抗战期间，尽管外敌当前，国民党反动派仍念念不忘消灭中共，不断制造国共磨擦，致使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的危险。国民党这种置民族利益不顾的行为遭到了国内外反法西斯人士的普遍遣责。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坚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也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和巨大的牺牲。对此，凡是到过中共控制区域的美国记者都有切身体会并作了大量的报道。有些美国记者还积极地呼吁国共团结抗日。福曼在延安群众大会的演讲中就表示，热切地期望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团结，共同抗击日本。（注：《新华日报》1944年7月26日。 ）这些报道和呼吁形成了有利于维护统一战线的舆论氛围，迫使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此外，由于当时美国作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已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任何政治力量要解决中国问题都必须考虑美国的态度及其对华政策走向。而美国记者关于国共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道所形成的舆论氛围也必然地影响到美国当局。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就此谴责国民党， 但也从战争的需要对国共冲突表示关注和忧虑。罗斯福就曾在斯诺面前“谈到国共双方有必要实行和解”。 （注：Michael Schaller:"The U.S.Crusade in China,1938-1945" New York 1979 P.217.）华莱士副总统1944年6月访华之前，罗斯福也指示他“要尽可能使国共两党军队之间停止作战”。（注：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5页。 ）可以肯定，美国的这种态度也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前不敢公开挑起内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除了进行常规的新闻采访之外，有的还作为反法西斯人士参与了一些直接或间接帮助中国抗战的活动。他们由于目睹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进行着英勇而艰苦的抗战，深为感动，从而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心，以各种方式帮助中国的抗战。其中主要的有，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采购医疗器械和药品，动员中外医护人员到八路军、新四军中服务等等。在这方面，史沫特莱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全而爆发后不久，她看到前线的伤兵因缺医少药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治，马上建议成立一个“医疗援华委员会”，鼓励外国的医生和护士志愿到中国服务，希望友好的外国，美、英、法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钱、物或医疗队援助中国。（注："The
China Weekly Review "November 6,1937 P.205.）并且与毛泽东一道“向美国人民发出派遣外科医生到八路军来的呼吁书”，（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209页。）还亲自写信给尼赫鲁，请他帮助组织医疗队援华。（注：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248页。）这些呼吁对促成白求恩、 柯棣华等著名医生来华工作，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史沫特莱随新四军活动期间，还在新四军军医处负责人沈其震的陪同下，访问了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所属的二十多个卫生队，并且“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空袭中救助伤病员”。（注：珍妮斯·麦金农、斯蒂芬·麦金农：《史沫特莱——一个美国激进分子的生平和时代》，北京：中华书局，1991，第265页。）
除此之外，一些美国记者还帮助和推动边区的“工合”运动。“工合”运动是斯诺夫妇和路易·艾黎等人在中国发起的工业合作运动，其目的在于通过兴办各类小型工业合作企业来增强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工合”带有某些社会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它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 因此也得到了中共的支持。 斯诺1939年9月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美国技术人员表示欢迎， 并请工合国际协会提供组织工作者，并派检查员来边区视察”。（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 283 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为了帮助和推动边区的“工合”运动，斯诺等人想方设法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在延安设立了“工合”机构，千方百计筹集款项，派出技术人员，在各边区兴办“工合”工厂。（注：海伦·福斯特·斯诺《一个女记者的传奇》，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15～317页。）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保护下，边区的“工合”运动发展很顺利，“到了1942年，延安的工合机构成了全国最大的地方总分会，拥有的工人相当于中国其他地区工合工人的总和”。（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90页、283页、283页、192页、213页、第3卷第213页、第1卷第286页、第1卷286页、3卷213页。）边区工合运动的发展，不仅增强了边区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有助于粉碎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
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还作为另一种文化的载体和一种特殊的信息源与中共进行交流。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共控制区域与中共的交往是双向的。一方面，美国记者把中共领导人作为他们的采访对象，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并且通过实地考察来了解中共控制区域的各种情况；另一方面，中共领导人也把到访的美国记者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源，经常向他们了解外部的各种信息和情况。在斯诺第一次访问保安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就向他询问过大量关于英国工党的政策、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对外政策等问题。（注：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67页。）他还被邀请到红军大学向二百多名学员作“英美对华政策”的演讲。（注：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91页。）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曾把自己在中国搜集到的图书赠给鲁迅图书馆，还作过该馆的外文图书管理员，（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129页。）并且经常把外国驻华机构寄给她的反法西斯宣传品“分送给延安和前线的红军连队”。（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161页。）在随八路军总部活动期间，她经常将自己收到的各种报纸、杂志包括外国报刊中的新闻介绍给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帮助他们及时掌握外界信息。而朱德则常常在自己的笔记本记下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以作参考。（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4卷第230～232页。 ）她还经常被邀请就国际问题和妇女问题等发表演讲。拉铁摩尔在访问延安期间也曾受中共邀请以远东问题专家的身分给延安的干部作了关于国际问题的报告。（注：《史沫特莱文集》，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1卷第168页。）1944年10月4日， 正在延安访问的爱金生以著名剧评家的身分与延安文艺界座谈。在座谈中，爱金生还应邀就电影与舞台剧、中国与西方的戏剧运动作了比较论述。（注：《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0日。）毫无疑问，这些交流，使中共更多地了解世界。这对于当时处在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严密封锁下而与外界交往不多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果不是意义重大的也是颇有益处的。
综上所述，整个抗战时期的近10年时间里，先后到过中共控制区域的美国记者有20多人。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并不算太多，但相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特殊环境来说，其作用和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活动，一方面有助于在国内外树立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形象；另一方面又有助于中共进一步了解世界。因此，这些活动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的。它们构成了中美交往史上友好的一章。
收稿日期：1998-09-08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历史论文; 续西行漫记论文; 解放日报论文; 斯诺论文; 国民革命军论文; 新四军论文; 八路军论文; 民国档案论文; 史沫特莱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