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危机——《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知识性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7年，胡适、陈独秀分别在《新青年》2卷5号、6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革命的开端。关于两文的文学史意义，已被反复阐释，似已盖棺定论。可事实上，《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一词之实在意义尚待勘定。这种勘定不仅有助于澄清现代文学史体系中的某些基本概念，而且有利于思考现代文学史叙事中，有关历史与叙述、知识与权力、政治身份与文学史地位等等复杂幽微的问题，有助于反思和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而在笔者看来，正是此一根基的匮乏，直接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
（一）
有关《文学革命论》的历史叙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往往是与《文学改良刍议》比较进行的，其基本结论是：胡适表述的文学观是改良的，而陈独秀是革命的。换言之，在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比照阐释中，文学史确立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之革命话语的“革命”性质。
建国后第一部完整的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稿》（下称《史稿》），在对这两篇文章进行历史评述时称：“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反映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历史发展趋势，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的这些主张是很不彻底的。……态度也‘和平’之至；名为‘改良’、‘刍议’，还自说‘容有矫枉过正之处’，内容也有很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才“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子”，“至少已经宣示了反封建与民主革命的本质，接触到了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而且那战斗精神也是比胡适要坚定得多的”。[1]《史稿》的此一历史叙述，可以说是比较早地“认定”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的“革命”性质，而且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奠定了以后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式。
如果说，《史稿》关于胡适的文学改良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说在表述上还显得较为“温和”和“辩证”的话，那么，到了1955年，在一本被命名为《新文学史纲》的文学史中，这一说法就被推向了极端。该史在系统分析“一九一七年初《新青年》上的‘文学革命’理论的阶级本质”时指出：
……“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是欧美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想，即以资产阶级哲学为理论基础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这种现实主义理论为武器，《新青年》反对“文以载道”和“只有文言才能写文学作品”的文学观点，反对封建的和洋奴的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反对陈词滥调的文学形式。但是，当时的从本质上说来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思想也有两种。一种是妥协的改良主义思想，一种是激进的革命思想；前者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代表，后者可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2]
这段历史叙述，在《史稿》的基础上，划分了阶级阵营，不仅将胡适的改良推进为“主义”，将陈独秀的革命纳入“思想”的范畴，而且还加上了“妥协”、“激进”的修辞语。这代表了此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前现代文学史在此一问题上的主流话语。
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虽然开始了，但这种状况并无多少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版的一本文学史中，尽管也认为，胡适的文学改良，“较之梁启超等维新派改良文言文的‘新文体’，是前进了一大步。这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应该予以肯定”，但仍然认为它“毕竟只是形式上的改良”，“在《新青年》上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陈独秀”。其理由是：他的《文学革命论》“相当深刻地揭露了旧文学的弊害，他提倡三大主义，把文学的形式和内容联系起来考察，表现出一种彻底反对封建文学的革命精神”[3]。这段历史叙述看似持论公允，少了阶级批判的色彩，恢复到了《史稿》的治史态度，但它在叙述策略上却颇有“讲究”。众所周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前，在历史时间上较之《文学革命论》具有优先性。但为了突出后者的“革命性质”及其首创之功，这部文学史有意“挪动”叙述时间，将后者移到前面来叙述，造成一种叙述与历史的错位，即试图通过历史时间与叙述时间的颠倒，以期造成这样的阅读错觉：文学革命的真正首倡者是陈独秀，而非胡适。当然，也没忘记在胡适的名字前加上政治性修辞——资产阶级改良派。既然是改良派，又谈何革命？以至于在文学革命的历史上邀功争宠？
到了思想大解放的80年代，情况又如何呢？在1985年出版的一本“修订本”文学史中，关于这两篇文章的历史叙述，其实并没有任何“修订”的迹象：“总起来看，胡适这时期的文学主张，虽然在对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改革上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革新的重要性，已露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他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上，同五四文学革命的要求，还是有一致的地方。因而在初期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后来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他站到新文学的对立面，五四时期的一点进步性也丧失殆尽。真正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向封建文学冲锋陷阵，为五四新文学‘前驱’的是陈独秀。”[4]这段叙述话语，显然与前面的一脉相承。不仅如此，在经历了“重写文学史”运动思潮以后的20世纪之交，还有人再一次重申这样的观点，其立场更为激进：
“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虽兴起于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它的丰富内涵与深远影响，却决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2卷5期）所能代表的。尽管当时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也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起过积极的作用。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的“八事”，确也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要，只是他的所谓“八不主义”的改良主张，主要还是侧重于文学形式的“改良”，即“文学工具上的改良”，而绝少触及内容，他自己就明言，并“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真正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是1917年2月《新青年》发表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5]
因为它“较全面地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民主启蒙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叙史者同样有意颠倒叙述时间，将《文学革命论》前置。而且在少了阶级的武器以后，为了彰显自己的历史立场，又要“辩证”得可以，在与前述相同，运用了一些“尽管”、“也是”等模棱两可的让步语词后，叙史者还精心选用了极端的修饰词：“决非”、“绝少”等，核心依然是突显胡适的“改良”和陈独秀的“革命”，以及因此而具有的不同的历史地位。
有趣的是，胡适自己就认为：“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是其《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6]。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立场，他的许多话语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叙述中，都被否定性地阐释。即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叙事话语，因为是胡适口中所出，也遭不屑一顾式地调侃。唯有“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的是陈独秀这样的话语，被确认为真理似的、知识性的历史叙述，而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在引述。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更有力量？胡适在另一处谈到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时，也首当其冲地指出，是他“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7]。“我们的玩意儿”显然是指他们的那些“改良”主张。总之，承认自己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改良”，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才是“文学革命”，仿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胡适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亲历者，他如此自述，是自谦？还是反映了历史的实情？甚或是不露声色的嘲讽？还是在主流历史叙事挤压下的无可奈何？或是明智的退缩、选择？甚至就是“谲谏”式的为自己辩护和争取什么？
不管怎样，中国现代文学史就这样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定位在“改良”，而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定位在“革命”上了，并以此来认定其历史功绩。这似乎已成为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性认识，植根于几代人的知识谱系中，几乎很少有人反思。
（二）
历史的事实果真如此？看来有必要进行某些历史的还原。至为关键的是，得首先厘清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的真实意义。最笨、最可靠的办法是从文本出发，好在文章开篇就对“革命”进行了界定：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8]
陈独秀说，他此处的革命，取的欧洲革命语汇之义，与中国本土的革命，“绝不相类”。那么，中国本土革命语汇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呢？革命一词，在中国古语里早已存焉，“兽皮治去毛曰革”，天命、命运、生命等义谓之“命”。“革命”最早出自《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9]在这里，“革命”的基本含义，是陈独秀之所谓“朝代鼎革”，也就是“改朝换代，以武力推翻前朝”，“暴力的政治行为方式”是其革命得以可能的手段。陈独秀将他的革命排除在这种革命之外，也就排除了“暴力革命”，他的革命也就不具备我们后来的“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10]的意义了。
陈独秀取欧洲革命语汇之义，那么“欧语所谓革命者”又为何？陈独秀说：“为革故更新之义”。“革故更新”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就需仔细分析了。据陈建华先生考证，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运动。14世纪以后，反政府的起义或暴动，被称为rebel或rebellion；而在16世纪之后，revolt一词也指“叛乱”，它与revolution的词根相同，“叛乱”与“革命”的界线模糊。由是，revolution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对此，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在《革命时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中提出“双轮革命”说，来概述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两种基本的历史运动模式：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前者是政治体制的激烈变革，包括暴力颠覆；后者是科技力量和社会改革的渐进过程[11]。陈独秀取的革命语义，是这“双轮革命”，还是“双轮”中的某一轮呢？
结合前述陈独秀对本土革命语义的否定，即对“朝代鼎革”的“暴力革命”的否定，使他不可能取“激烈颠覆”这一轮，而倾向于“和平渐进”式的革命这一轮。而事实上，在叙述过程中，他将文学艺术革命与政治界革命、宗教界革命、伦理道德革命混为一谈，在革命上取同一语义，并将“革命”视为欧洲“新兴进化”之动力，将欧洲文明史，“谓之为革命史”，显然，此处之革命，实为“改革”、“改良”之义。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论》是可以命名为“文学改革论”，或“文学改良论”的。
如此说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义》，其“革命”/“改良”在实质上是一义？的确如此。还有不少的例子可以证明。
还是从文本开始。许多文学史家都注意到了，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考察，是联系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进行的。自由主义的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就有些不客气了，直接把这说成是“反载道始，以载道终”。但有一点却不太为大家注意，就是陈独秀在谈到“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时的原因分析：
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12]
这段话常被作为陈独秀之重视思想启蒙的例子来引用，大抵是不错的。而陈独秀将“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之小部分原因归结于革命的不彻底，却把重要的原因、总的原因归结于未有精神界之革命，归结于“吾人疾视革命”，则大有深意在焉：对于“吾之社会”，瞬间的暴力革命、政治革命，是不能代替渐进式的、长期的，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界、思想界之革命的。此处之作为“开发文明之利器”的革命，实为“改良”、“改革”等渐进式的变革。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在当时，陈独秀据以观照和解决文学问题的理论武器，与胡适并无两样，基本上还是进化论的。他在为“文学革命论”寻找证据的时候，是以进化论的眼界，沿着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进行的。这一理路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相同的。他没有如有些文学史家所言，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向封建文学冲锋陷阵”。相反，还不时发出赞美之声。譬如：“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13]又如：“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14]他虽然“不满于”韩柳元白“文犹师古”、“文以载道”，但仍然称之为“文界豪杰之士”。只有“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而与他的立论有关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才“均在排斥之列”。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将革命等同于进化。在论及“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时说：
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15]
细读全文，还可坚信，文章中是将“改良”、“革命”、“进化”作为同义词来运用的。这都进一步说明，陈独秀之文学革命，的确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文学改良而已。
其实，陈独秀就在发表《文学革命论》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又一次对“革命”一词进行过明确的界定。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叫卓鲁的《新青年》的读者，也像笔者一样，对“革命”一词糊里糊涂，想弄个明白，探个究竟，于是写信请教陈独秀先生：
窃自民国以来，革命革命，既已脍炙人口。然革命二字，究作何解，莫不曰推翻满清专制之朝，而建中华共和之国而已。仆窃以为未足，及披辞源及日本法律经济辞典……及读贵志有文学革命一篇，返复讽诵，豁然心悟。遂妄其定义曰：革命者进步改良之谓也。[16]
那么，陈独秀是怎样看待这个“定义”的呢？他在复信中开宗明义地说：“革命者，一切事物革故更新之谓也。中国政治革命，乃革故而未更新。严格言之，似不得谓之革命，其他革命，更无闻焉。”[17]
往大处说，陈独秀此时的革命观之所以是这样，是有一定的文化渊源的。比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言说方式，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言说方式是相类似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的语式，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欲新……必新……”的语式是一致的。事实上，陈独秀之“文学革命”说，就是接着梁公的“革命三说”继续说的。其“革命”的语义也是基本相通的。梁氏的革命，是广义的“变革”意义上的革命，它“完全摆脱了中国传统的革命政治话语的局限，和改朝换代、政治暴力、天意民心等因素没有直接关系”[18]。“梁氏几乎把‘进化’、‘淘汰’、‘变革’、‘革命’都看作同义语，这一点也是构成现代‘革命’观念演变的关键”[19]。梁氏在《释革》一文中说，“革命”的本意是“人群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20]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区分出“革命”的广狭二义，认为“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皆是也”[21]。显然，陈独秀之革命，受到了同时代之语境的影响，尤其是梁氏的影响。
据考证，1898至1905年，是中国革命话语“世界性”和“现代性”因素产生的关键时期，其重要的中介是日本，是“中国‘革命’理论的日本之旅”。梁氏的革命是“由日语转译revolution的新义”。因为，恰此期间，梁氏流亡日本，曾担任《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主笔，他发现日人将英语revolution一词译成“革命”，“其意义并非仅指政权的激烈交替，也指‘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的‘淘汰’或‘变革’”[22]，与西方和平演进的革命意义相融合。“梁氏由是接受了这一‘革命’的新义，并竭力鼓吹，希望中国能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治现代化。”[23]巧合的是，陈独秀也于1898年赴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1902年回到上海，但是，1913年又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再一次去日本，在写作《文学革命论》前两年才回国。其间，他会不会像梁启超一样也受到日本革命观的浸染呢？
再回转来说胡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本来是可以命名为“文学革命刍议”的。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提出“文学革命”主张的也当推胡适。据胡适回忆，他有关“文学革命”的想法，最初萌发于1915年夏天东美华人留学生“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 and Sciences）召开的年会上。当时，他和赵元任就“吾国文字”如何教授，能否采用字母制等进行了研讨。在不久到来的暑期，他关于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的观点，以及非来一次文学革命不可的主张，遭到了同学们的普遍反对，尤其受到了梅光迪的攻击。9月暑期结束，梅氏前往哈佛大学，胡适写了一首长诗为其送行。其中，有这样的诗句：“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24]据考，“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25]1916年10月，胡适致信时已主持《新青年》的陈独秀：“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前五事为“形式上之革命”，后三事为“精神上之革命”[26]。胡适又一次提到“文学革命”，而且这封信就是后来《文学改良刍议》的基本内容。可是，真正到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却删掉了“文学革命”的字样。何以这样？胡适解释说：“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27]胡适的解释可信吗？我认为是可信的。而且，就其一生而言，胡适确实是一个非激进的激进主义者。
可见，胡适之“改良”实与“革命”同义。而陈独秀之“革命”不过“改良”而已。
（三）
既然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不过“改良”而已，那么又为何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为“革命”呢？这显然是一个远比上述问题复杂得多的课题。此处只能浅尝辄止，抛砖引玉了。
关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阐释，是一个文学史的问题。文学史属于历史的范畴。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实际发生的一切；一是指有关“过去实际发生的一切”的叙述。前者是“被叙述的历史”，后者是“叙述的历史”；前者可称为客观的历史，后者可称为主观的历史。真理性、科学性、知识性的历史叙述应是这两者的统一。
说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不过“改良”而已，是对客观历史的还原，至少是一种知识性的言说。而将其叙述为“革命”，则显然是主观历史对客观历史的背离，是历史叙述的虚妄。不过，在这之中隐伏了最具学术意义的问题：这种背离是如何形成的？形成以后又为何造成一种真理性、知识性的假象？对这些问题的审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乃至中国历史的现代性叙述的知识性根基问题。
先来检审叙史者是在何种意义上，将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叙述为“革命”的。回过头去看前面的引述，大抵可以归纳出他们的三点理据：一是战斗精神；二是揭露了旧文学的弊害；三是宣示了反封建与民主革命的本质，接触到了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很显然，第一点是态度；第二点才具有了文学革命的意味。但叙史者的落脚点是在第三点上，即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反封建与民主革命。进而言之，判断是否文学革命的价值根基是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文学革命不过是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运动场。这样，文学史的叙述就被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叙述所代替，在极端时期，就演变为以文学史的方式去演绎、去论证政治史、思想史及其正当性和合法性。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就是秉承第一次文代会的使命，“论证无产阶级对新文学的领导”的[28]。而以后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或者新文学史的“新”的知识性根基就是建筑在政治史和思想史基础上的：
从文学内容的性质说，我们的新文学是反映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和政治斗争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29]
明确地说，所谓新文学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学。那么，它为什么要叫新民主主义文学？新在哪里？“新”在“他既不同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学，又还不是社会主义文学，虽然因为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既如是，“现代”与“新”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但由于“现代”这一概念含有特定的时代内涵，所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又是现代文学的主流，因而也是现代文学史的中心内容。[30]
由于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是建筑在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上的，这就很容易使现代文学史的叙述变成一种国家叙述。而国家叙述的实质又是政党叙述。事实正是如此。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虽然有的是个人，有的为集体，但实际上，都是以政党叙事为实质的国家叙事。文学史中的陈独秀、胡适，就如思想史、政治史中的陈独秀、胡适一样，在还没有被写作、被叙述以前，其“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性质，早已在国家政治文本中“钦定”了。其政治身份，已经决定了其在文学革命史中的历史身份和地位。既然陈独秀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即使他的文学革命具有“改良”的性质，也是“革命”的了，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再加上，在以历史进化论为哲学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眼光看来，在进化的链条上，“革命”相对于“改良”具有“前进”的性质，于是，陈独秀相对于胡适在文学革命的历史中也就具有了优位性，其文学史地位就高于胡适了。
进一步的问题是，当现代文学史的知识根基建立在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基础之上，并成为国家叙事以后，它的历史叙述的科学性和知识性是否可靠？（半个世纪以来，关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的“革命”话语的阐释，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况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现实的政治、思想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文学史的叙述何以靠岸？这就难怪，当60年代阶级斗争上升为主流政治时，阶级斗争学说就成为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依据；当80年代启蒙话语居于中心地位的时候，又有现代文学史把其知识根基锚定在“启蒙理性”上；当90年代文化泛滥的时候，又有现代文学史将其历史叙述的价值地基锁定在“文化诉求”上。当下的思想、文化、政治潮流是“与时俱进”、变动不居的，如此这般，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真理性、科学性、知识性何以可能？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焉在？难道历史的叙述真的如米歇尔·福科所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遭遇的最大的“现代性”问题。
既然现代文学史叙述的知识性根基如此地不可靠，那么又如何解释它得出的某些远离历史真实的结论总是给人一种真理性的假象呢？这就涉及到了历史叙述与权力话语、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由于其知识性根基是建筑在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等权威话语上，其叙述者又是国家，这样就使它的叙述享有了社会法权，而总是蒙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并具有了某种话语霸权。限于篇幅，仅举一例说明。在前述文学史评述胡、陈二人的那两篇文章时，常常出现这样几对语词：文学改良/文学革命、软弱性/彻底性、妥协性/坚定性等。这几对语词在特定的语境里，是具有特定的语义的，它们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郭沫若的《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相关词语形成互文性。在这些有关中国现代革命或中国现代革命文艺的经典文献中，阐述了一个被尊为真理性的认识，那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31]，是中国现代革命、也是中国现代革命文学的性质。这样，坚定性、不妥协性、彻底性等在其语境里，不仅成为判断其是否“革命”与改良的尺度之一，而且一旦使用，就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威权，而不容置疑。鲁迅就因毛泽东在“坚定性”、“彻底性”的象征意义和极端意义上作过“修饰”，而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崇高的、不朽的地位。这样说，丝毫没有否定鲁迅的意思，而是说正当的文学史叙述，不得不非正当地借助于权力话语的力量。这似乎印证了特里·伊格尔顿的论断：“真理实际上总是一个权力和位置问题，是一种社会关系功能，表现为具体条件下的具体话语。”[32]当然，这样的“真理”肯定是可疑的。
诚然，历史与叙述的关系，是历史学中具有永恒魅力的难题。但是，不能因为难，就放弃。因为叙述的历史太过重要。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就曾经说过，“我们只能了解以本文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本文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33]这样，叙述就成为现在和将来的人们抵达过去历史的必经之途，叙述决定了“历史”的形态和质态。而当一种历史的叙述缺乏坚实的知识性根基的时候，它将为现在和未来的人们留下怎样的“历史”呢？换种问法：建筑在怎样的知识性根基之上的历史叙述，才能以最大的可能性返回到历史的现场呢？尤其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样的学科而言。这样的问题显然只能留下，另作思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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