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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一词，原指图书市场或者书店，略同于“书肆”。早在公元之初的西汉末期，太学附近曾出现“槐市”，可以说是古代书市的雏形。 公奴《金陵卖书记》[1]和王维泰《汴梁卖书记》[2]，乃是1902年、1903年上海开明书店两次图书展销活动的珍贵记录，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图书发行的专门著作，使后人得以窥探晚清书市之鲜活历史场景，并借以透视晚清书业与社会之一斑，对于出版史、文化史、商业史乃至社会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从金陵到汴梁 科举时代，每逢乡试、会试的所谓大比之年，四面八方的秀才、举人汇拢而来，闻风而动的书商纷纷赶“考市”，于考场之外举办书市活动。如明代北京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拱辰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杭州书肆也在省试间徙于贡院前。清光绪十一年(1885)九月二日上海《申报》刊登扫叶山房的广告：“今当大比之年，除江浙两省往设(临时书店)外，湖北武昌亦往设分店。”晚清上海开明书店的两次书展，恰逢晚清西学东渐、科举改章以至停废之际，从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开明书店与1928年章锡琛创办、叶圣陶等人主持编政的著名的开明书店似乎没有什么渊源关系，可以称为“老开明”。一般认为成立于1902年，然从其当年的销售书目看，涉猎之广、品种之全，考虑到当时的编辑加工和印刷技术，没有一定时期的积累是无法企及的，所以笔者认为其成立要更早些。在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该店排在第四位，次年又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其主人夏清贻被聘为编辑长，可见其实力与影响。 夏清贻(1876—1940)字颂莱，号公奴，嘉定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开明书店于上海福州路老巡捕房东首，编写《普通地理读本》《中学本国史教科书》《西洋史讲义》等，还参与教育、音乐、翻译等工作，填词谱曲的爱国歌曲《何日醒》受到广泛传诵。辛亥革命后，他涉足政界，书店事务也就无法兼顾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的南京壬寅乡试，因为是补行庚子、辛丑因变乱而中断的乡试，应试者不下二万人。恰好这一年，清廷改革科举旧章，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首场考中国政治史论，二场考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考四书五经义。夏清贻得风气之先，带了一批新书，一面赁屋行销，一面“以长者命赴考”，可以说是以考生兼书店老板的身份主持了一场科举考场外的新式图书展销活动。事后以公奴之名出版《金陵卖书记》一书，上卷为新书发卖统计，以便“输入文明者校准其方针”；下卷记卖书和应考花絮，以“示社会之现状”。这次考场书市历时月余，售书三千余册，以维新变法的图书最为畅销，反映了读书界的动向。 金陵卖书初战告捷，开明书店同人便将下一次展销活动的地点确定在次年(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癸卯科会试的举办地开封，“相约作汴梁之游，藉开风气”。这一年，为庆祝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廷决定举行恩科乡试，次年举行恩科会试。同时，由于庚子事变、顺天贡院焚毁而耽误的辛丑、壬寅的恩科、正科会试也合并于当年四月在河南开封举行，加上顺天、河南两省的乡试，从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三月，位于开封的河南贡院(今河南大学校内)接连承办了癸卯、甲辰两科会试，甲寅、癸卯两科河南乡试和顺天乡试，平均三个多月就有上万名秀才、举人会师汴梁。一时间，全国尤其是作为出版业中心的上海书商齐集汴梁书店街，商务印书馆还派员来设分馆，形成了一个图书展销会，堪称河南新式书市的滥觞。开明书店的销售活动是在癸卯四月会试期间，以股东王维泰为首，二月初一载书二十八箱、二百余种，乘江孚船沿江西上，初四到汉口，初六日乘火车到信阳，十一日继续乘车北上，十八日抵达开封，四月初三启程回沪，先乘马车，继改汽车，初十抵信阳，次日乘火车到汉口，改乘宝华轮船，于十四日回到上海。合计来往旅途一月，在开封一个半月。王维泰为此专门写下《汴梁卖书记》，当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书分三卷，上卷记卖书，中卷记游历，下卷记交际，并附录《开明书店新书目录》《开明书店前后五月出版新书广告》，不仅是晚清图书发行的一份珍贵记录，而且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中州社会，为我们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场景。 无独有偶，来自江苏吴县的举子澹庵(孔昭晋)，同行六人先到上海新中国书社选定各书，“载书十箧”，到开封赶考兼售书，不仅“利息颇厚”，而且他还金榜题名，可谓名利双收。其《癸卯汴试日记》刊行于1926年，为当年的汴梁“考市”留下又一份实录。[3] 二、“开明之店，胜于衡鉴之堂” 作为上述两次“书市”活动的记录，《金陵卖书记》《汴梁卖书记》两书复原了晚清考场书市的真实图景，举凡货源的组织、行程的安排、布展与宣传、销售方针与销售场景、销售统计与分析等，面面俱到，为近代图书发行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一是事先的筹划。包括图书的准备，《金陵卖书记》最后部分是开明书店发售书刊目录，多达三百多种；《汴梁卖书记》所附《开明书店新书目录》，包括19类，491种，定价从0.05～7.5元，包罗广泛，规模可观，且以新学为主。至于事先的行程安排，金陵书市活动“凡月馀而卒事”，汴梁书市因为路途遥远，往返两个半月，举凡车船、接送、尖宿、挑夫一应事务，皆安排得井井有条，期间还有拜访政商学界名流，考察政经风俗，调研拓展业务等。至于布展宣传，包括租赁考棚街屋设肆，大书“开明书店，专售新书”布牌，并写“广开风气，输布文明”招贴，遍张通衢，以招同志。还有预备宣传资料，确定销售方针。金陵书市前，仿日本书店例，制作特别减价券交通各学堂。汴梁书市，事先特意对豫省图书市场做了调查研究，将各书分门别类，写一总目，贴之壁间，旁书“定价从廉，划一不二，送货记账，概不应酬”十六字，以免讨价还价及送货讨账之遗累。另外还准备有书目一册，分教科、历史、地理、杂著四部，将上海通行的洋码改为银码，来购书者辄与书目一本，令其自择，三五日散去数百本；另将《金陵卖书记》作为宣传资料，免费赠送。另从《汴梁卖书记》所附《开明书店前后五月出版新书广告》看，对即将出版的17种新书，分列内容介绍、作者、定价等项，语言平实中亦见广告效用。 二是书市的场景。两书关于销售现场的描写十分生动，再现了一百多年前的书市场景，展示了读者的购买心理，提供了丰富的市场信息。如场前买书都为临文急需，类皆地理、历史两部，《周礼政要》三十部数日售罄，问者络绎不绝，某书店续到六十部，顷刻而尽。而读过书目提要，选择审慎而精当者亦不乏其人，以直隶、两湖士子为最，山东、陕西、四川士子次之，江西、贵州士子又次之，甘肃、广西、安徽、云南、河南士子则寥寥无几，总之，“能购书者”当数江浙闽粤四省得风气之先的地方。而内地人购书，第一先择版式，洋装大字，朗若列星，而书之善否不暇问也；其次问价值，价在一元以内，而裒然三四册；然后是视译笔，明白了解，不计其说之当否；最后是以科场为衡，若非考试所需，虽佳亦从缓。《汴梁卖书记》概括各省公车五六千人，从购书顾客而言，其间差距颇大，正如七级浮屠——最下乘是未脱八股词章窠臼者，次下乘是旧学中已得门径者，中下乘是渐有新旧过渡思想者，中乘是虽不外得第起见，然已预备得第后之进步者，上乘是胸有成竹，特假文场为发挥地者，更上乘是方针已有定向，行所欲行，止所欲止者，上上乘是能造世界之英雄。两书都描写了考生对于生理卫生类书籍的心态和行径。《金陵卖书记》将购此等书者归纳为三等：“最下者视之若淫书，一见其图，喜跃不能已，然惟恐人之见之也，故来购必以暮夜，避师友，屏群从，伺人少时以只身来。其择取之也，指以手，而口不敢道也。稍高明者，则目之为闲书，意若谓可有可无，取以销永日耳。其上也者，则视为医书，意若为医者所当知也；然即非医者亦不可不知，固彼所未敢信也；即非医者亦无容讳言，又彼所未肯许也。”至于现场的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更是生动有趣：“有一客，计少一文，坚不发货。客甚窘，乃大声曰：‘岂不知一钱没杀英雄汉乎？’众以不能因一文失信于人对。客无奈，乃向邻家乞得补足。后有一客亦少一文，挟书欲遁，急持其手中短烟杆为质，客乃探囊出一文曰：‘竟不能破例乎？汴梁只此一家耳！’”更有无券购书却请援例减价者，遭拒后愤而争执，继以怒骂。当然，久而久之，读者接受明码标价、分文不让的规则，文明交易者也渐渐多了起来。 三是销售分析与总结。《金陵卖书记》列表统计销售三千多种，详细分析了各类图书销售情况，最好的是历史书，一则因为史书皆为事实，译笔畅达，二则，科场改考中外政事，其中又以传记图书“销数特高”。地理类图书市场需求高，尤其是物美价廉的地图，惜“佳本盖鲜”。法理兼哲学书，以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加藤弘之的《物竞论》等以及《明治政党小史》等最受欢迎，宪法诸书“撰胜于译”。教育类图书，以新式教育风气未开，“比较最绌”。小说书须词章典雅，足以动人，以《黑奴吁天录》《十五小豪杰》等为最好。生理类书以婚姻卫生学为最畅销。文编类以《饮冰室自由书》《中国魂》堪称杰作，而《策论新选》因适应考场之需，销量可观。所销三千余部，匀之二万人中，能购新书者不过二十分之一；以种数计，不过一百三十三分之一；以地区计，扬州为上，镇江亚之，安徽则以徽州、庐州较多，其余地方则风气锢蔽；以年岁计，四五十岁以上者仅有二位扬州人，余皆青年，“可知文明之运命，端在青年，而文化之将开，确可预卜也”。通过晚清书市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当时新旧书籍的市场反应、读者心理乃至细分市场零售排行榜得到真实再现，堪称一份图书市场的调研报告。正如一位客人所感叹的：“甚矣哉！开明之店，胜于衡鉴之堂。” 作为一次“播文明之种子”的活动，可以“为输入文明者校准其方针”，也就是通过市场的检验，凝练出出版经验和参考建议。公奴通过金陵书市活动，以史学图书为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人地名勿歧出，最好以《万国史记》《瀛寰志略》为蓝本，即便音译不准，不得不改，亦须附以旧译名，自定新译名，断不容前后歧出；二是“和文名词勿多用译”，所以为不知外国文字者计也；三是附图必不可无，尤不可不精善。时隔百年，对于今天的出版人依然不失其参考价值。 三、“以示社会之现状焉” 20世纪之初，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与现代、旧学与新学、救亡与图存的大变局之中。《金陵卖书记》和《汴梁卖书记》两书以出版人的眼光和视野，通过书市活动、旅途见闻、士林交游，摄取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记录下社会变局下的新旧矛盾和地域差异，勾画出世态人情的变化，也表现出来自沿海都市、经过西风洗礼的新一代知识人的责任和担当，其历史意义和文献价值弥足珍贵。 第一，透过书展活动观察世纪之交、新旧转型之际知识界的情况，进而“愤时疾俗”，抨击士林积弊、科举制度，同时感慨导夫先路、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的艰辛与急迫。金陵、汴梁，一处江南，一处内陆，然江南才子集南都，八方风雨汇中州，考场内外，书市之中，考生(金陵土著谥曰考呆子)群像，暴露无遗。鬓发斑白、鸦片瘾发者有之，麻木不仁、只知四书五经、连“宁波”“香港”都不明白者有之，扺掌狂谈睥睨一世者有之，卑词丐怜丑态百出者有之，公奴归结考生容态凡五变、精神凡六变，形容科举桎梏下考生被扭曲的心理和被摧残的状况，以及考生对于废除科举舆论的讨论，可谓入木三分，以至作者感叹：金陵乡试绝不是发掘人才的抡才大典，而是“江南奴隶之制造厂”。仅仅两年以后，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寿终正寝了。 第二，《汴梁卖书记》中卷“记游历”，详尽描写旅途见闻，颇具有人类学家所作的民族志的色彩，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州社会乃至清末中国民间社会的基本状况。如关于交通，自上海乘船至汉口，换乘火车至信阳，改乘马车，经阜阳店、明港、确山、遂平、郾城、许州、歇马营，共计六百七十里至开封，其间通关、食宿、车马、雇夫诸节，琐屑备载。关于物价，诸如车船票价、雇佣夫役价格、客栈收费、饮食费用、银洋兑换等，无不详录在案。关于民情风俗，如谓中州风俗近古，聚族而居，隐有春秋小国景象；奉法惟谨，畏官如虎，奴性较南人为甚；人情好名，胜于好利，虽处南北通衢，市集百货骈臻，肩摩毂击，然洋货新品流通不广，茶寮酒肆不经见人，饮食服饰俭约，力田服贾勤劳，颇有古风，依然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状态。 第三，《汴梁卖书记》下卷“记交游”，作者探访中州“官幕两途”人物三十有余，有官员、幕宾、教师、学生，既有长者，也有少年，既有本地籍贯的，也有游宦游学而来的外籍人，记叙的笔调也一改前两卷讥讽谴责为主的风格，大多“丽落无尘俗气”“深明新旧学界进化腐败之故”，或“一见如旧相识”“望而知为奇杰士”；当然也不乏“深得洛学宗传”的山长，新旧之学无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所谈话题，举凡时局利弊与民俗风气、教育改革与人才培育、设厂兴利与实业经营、出版合作与新学传播之类，涉猎颇广。从中不难看出，尽管河南地处内陆腹地，受传统影响独深，但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借着一个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出版人的笔触，我们看到处在大变动时代的中州士人的风貌与追求，充满着希望与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