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和中国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逃脱不了文化环境，也无法回避文化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管理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出现了多种文化复归现象。面对着管理文化的深刻演变和发展趋势，许多有识之士再一次把目光运转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为新世纪管理文化的生长提供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可以为解决现代管理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一
20世纪初，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推出了其最著名而又最引起争论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这部著作中，韦伯首次把经济的发展和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强调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所哺育的资本主义精神，是西方近代工业兴起的主要促进因素。但是，也是韦伯，在推崇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同时，最早宣称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现代化发展绝缘甚至冲突。
韦伯之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管理模式和经济发展逃脱不了文化环境，也无法回避文化话题。但是也就是自此开始，国际上大多数学者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持批判的否定态度。与此同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沉痛的反思中，也组成联合战线，众兵所向地把批判锋芒指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是因为，当西方文明由坚甲利兵开道冲进中国的大门之后，曾经威仪万方的大国却在对外对内的应变中事事受挫，丧权辱国和社会动荡接连发生。中国人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数千年的魅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发生了严重危机。在一次次荡涤和内外打击之下，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凄凉地“走出历史之外，又没入历史之中”，“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后，它成为一片阴影，只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无所为地只在心底象古玩般地被珍爱着”。[1]这等于宣判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死刑。
毋庸置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和批判，起到了震古铄今、振聋发聩的空前作用，它在思想上的启蒙意义具有永久的价值。但是，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和社会氛围中，人们很难去冷静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积极的内核，根本谈不上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义及其现代管理价值。
二
人们重新刮目相看中国传统文化，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转变的直接机缘是经济的和管理的，那便是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等所谓的东亚工业文明崛起。一些亚洲学者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种工业文明”，又不是社会主义所代表的“第二种工业文明”，而是既非完全市场经济又非集中计划经济的“第三种工业文明”。这种文明模式的内核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因而有人称为“儒家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模式，使东亚诸国和地区以大大超过西方和其他第三世界各国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起飞，从而向世界显示了儒家文化的坚实内核，引起所有关切人类存在条件的思想家的瞩目。尤其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达到高峰，冲击和占领了美国曾居于优势的不少领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信心。
恰恰在东亚蒸蒸日上的同时，西方文化在后工业社会越来越显露其种种弊端。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文明相当丰厚的情况下，科学的和历史的价值取向淹没了人文的和道德的价值追求。社会出现更加理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人际关系的冷漠和功利，家庭和社会凝聚力的弱化，使人的心灵孤寂，失落感日增，不惟酿成精神的、道德的危机，而且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一向以个体本位自荣的西方社会，个体反而丧失了主体性、自觉性和创造精神。企业等经济组织内部，劳资关系紧张，员工人心涣散，工作效率下降，管理职能的发挥受到障碍。在一大堆麻烦面前，西方一些思想家开始认识到，必须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成果，才能造福人类，避免使人沦为工业物质文明的奴隶。东方文化的和谐色彩和温馨气氛，重新对西方学者产生了魅力，它再不是只能观赏的古董。西方人在反思中接受了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似乎觉得西方也应该虚怀向东方领取一些精神药方，开始在“全球意识”支配下把目光转移到中国传统文化上来。管理学界更是不甘寂寞。他们在日、美企业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企业文化的存在和重要，探寻出日本企业文化的中国渊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尤其是对孔子、老子的思想及《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著作津津乐道，一时间，这方面的研究和运用，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热点。
三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在IT等高科技的引领下，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陷入衰退。特别是1997年，亚洲许多国家遭遇严重金融危机，曾被世人称羡不已的几个新兴工业国受到重创。于是，不少人对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产生了怀疑，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一次面对冷眼审视和严峻挑战。有些过去力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甚至直言无误宣称：“儒家文化的价值观过时了”，应该学习“美国的创业文化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又一次引起世人的关注。
情况并非如某些人所言。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市场化、市场全球化、消费个性化的影响下，十多年来，企业管理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出现了多种文化复归现象。
首先是复归自然。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遵循规律，在与环境的良性互动中求得发展和壮大。环境是管理决策的约束力量。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环境力量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环境力量在变化和复杂两个维度上存在着差异，并且各有其运动变化规律。随着企业管理不断发展，人们愈加认识到，管理必须因势利导，遵循和利用环境的各种规律，在与环境的良性互动中生长和拓展，而不能自行其是。比如，在国际化潮流中，企业不能自成方圆而必须与国际规则接轨；企业必须按市场化的原则，从过去的企业主体性转变为市场、社会主体性，以市场为导向，对市场做出快速、准确反应，进行“顾客化生产”，创造出较高的“顾客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并流行的精益生产、灵捷制造等管理方法，无不体现对市场法则的遵从。另外，学习型组织受到青睐，变色龙组织、可塑性组织引起人们的兴趣，权变管理、情景管理被推崇，盖源于顺乎内外环境的哲学理念。二是尊重自然，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由于工业文明和科技进步导致的生态环境危机惩罚了人类，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人和自然是互相依存的整体，各自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彼此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人类只有关爱环境、复新环境、回归自然，才能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并实现自身的福祉和全面自由发展。必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思想，避免重蹈凌驾于自然之上，随心所欲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塑造自然的覆辙，再不能暴殄天物，对大自然大快朵颐。和自然统一，向自然回归，遵循自然规律，逐渐成为大势所趋；清洁生产、绿色营销，迅猛推进；绿色商品、绿色消费，发展为大众追逐的潮流。
其次是复归人性。表现之一是管理的中心从物本管理发展到人本管理。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管理以物为本，充其量是物本管理和人本管理并存。此后，IT等高新科技飞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知识经济时代悄然降临。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承载者、传播者、运用（消费）者，成为知识经济的当然主体；人最宝贵的资源——智慧，成为智慧时代发展的首要依托。因此，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以及智慧潜能的充分发挥，心智模式的改善、人格的健全、心态的优化、心灵的升华，即自我完善和全面自由发展，成为企业兴旺、经济发展的关键。新的管理哲学基点从此确立；人的解放才具有本质意义！管理必须理解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把人的素质的最大发展，人格系统的全面完善，价值观念的持续进步，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人生意义的新的感受，作为管理的终极目标。如果产品制造出来了，经济发展了，但人却被异化了，那既有悖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尺度，又不符合道德尺度，是不道德和非文明的。表现之二是管理的方式从突出刚性发展到注意柔性管理。由于对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传统管理特别强调制度、权威、分工、强制、惩罚等，随着人性假设从“经济人”深化为“社会人”、“文化人”，管理的中心发展到人本管理，管理越来越注重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并据此采取非强制的人性化管理，以便在管理客体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和内驱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在尊重人、发展人的前提下，实现组织的目标。于是，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扁平化、网络化成为趋势，情感管理、民主管理、自主管理、人才管理、文化管理逐浪推进。这一切无不体现管理以人为本，人以心为本，心以性为本的新思维。这是一种更加深刻、更加高级的管理，是充满人性化的丰富多彩的管理，反映管理活动中人性的复苏和自觉。
最后是复归和谐。在知识经济时代，为了回应、协调、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心灵、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人类觉悟到必须复归和谐与融合。过去那种人对自然掠夺式思维，企业之间的零和思维，人对社会单向依赖性或给予性思维，人仅仅是手段的思维，都显得不合时宜。管理理念正经历着深刻变化：管理视野从短期延伸到可持续发展；市场竞争，从你死我活转变为竞争合作；管理目标，从追求经济指标提升到创造整体价值；管理导向，从企业主体提升为市场社会主体等等。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彭齐亚斯在《和谐》一书中所预见的，人类在经历过“数量时代”、“质量时代”之后，随着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将进入“和谐时代”。在这种时代，管理思维必须随之发生变化。日本管理学界把“和谐”理念全面引入企业管理，提出21世纪是“6S”（满意）经营时代，即企业经营要实现顾客满意(CS)、员工满意(ES)、经营者满意(MS)、社会满意(SS)、世界满意(IS)、地球满意(SNS)，概言之，在全球化平台下实现企业内外部系统整体的融洽与和谐。
面对着管理文化的深刻演变和发展趋势，许多有识之士再一次把目光运转到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可以为新世纪管理文化的生长提供思想资源，现代管理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可以为解决现代管理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四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孔子认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2]，孟子提出“天”是“莫之为而为”的客观必然性，对于这种必然性，人只能“顺天”而不能“逆天”，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只能“行其所无事也”[3]，即顺其自然之理。
《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即宇宙万物都以“自然”为其本性，外在力量和主观动机，都不能改变其运行规律。据此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管理模式，他形象比喻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这里的“无为”，并非不为，而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即顺其自然，严格按客观世界的规律办事，不要妄为、乱为、胡折腾，从而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而无不为”、“无为之有益”、“无为故无败”的境界，实现“无不治”、“无不为”、“有益”、“无败”的满意管理结果。
在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中国古代兵家认识到，研究和利用各种内外环境因素，是正确决策、克敌制胜的前提。《孙子兵法》开篇就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不可不认真考察研究。考察研究什么？孙子提出要“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所谓“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所谓“较之以计”，包括“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可以说，把敌我影响战争的方方面面因素都进行了考量和比较。这种对环境力量的重视和系统化研究，对现代企业的决策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从“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出发，进一步倡导“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念。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主张“恩足以及禽兽”，反对任意残杀动物，甚至非常具体地要求：“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4]荀子认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5]把道德分为“内”、“外”两个方面，而生态道德和人际道德共同构成不能分割的道德统一体。《易传》的作者在“爱物”基础上，提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哲学命题，主张要把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中，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与爱护宇宙，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生态伦理，有利于人类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和思维方式，不仅可以推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从广义上讲，也为人类的一切行为，包括管理，指明了方向，提醒人类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而不能“逆天”、“弗天”而为。
五
“以人为贵”和“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又一个鲜明的特质。我国最古老典籍之一《尚书》就指出：“唯人，万物之灵”。《诗经·大雅》中高唱：“无竞唯人，四方其训之”，意思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在于人，如果得了人，四面八方都会受到感召。荀子把人和其他生物进行比较，强调：“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6]《孙膑兵法》中同样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曹操在《度关山》一诗中，写下了“天地间，人为贵”的杰出诗句。这些论述，高度凝炼地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不可比拟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
在人本思想的基础上，古代先哲进一步肯定人民群众在社会活动中的根本地位。《尚书·五子之歌》提醒统治者：“民唯邦本，本固邦宁。”孔子认为，为政之要在于“近者悦，远者来”[7]，即是说，管理的要核，在于对内部人有凝聚力，对外部人有吸引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命题，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8]，朱熹同样认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9]。以上论断，反复强调了人民在国家兴亡、在竞争制胜中的决定性地位和作用。
为了实施对人的有效管理和激励，古代思想家孜孜不倦地探索人性的秘密，提出许多对现代管理富有启迪价值的人性理论。孔子认为人性可塑（“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0]）；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11]；庄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之论；还有的提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12]之说。特别是商鞅、慎到、韩非、荀况等人提出的内涵相近的人性好利论、人性自为论和性恶论，和现代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异曲同工，更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和现实意义。在人性假设的前提下，古人特别强调要“率性”，即遵循人性的规律。《中庸》里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朱熹也解释：“道者，率性而已”，“达道者，循性之谓”[13]，把遵循人性看作是治国治民通行的正确途径。本着“率性”原则，古人登堂入室，提出率性管理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4]，“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得其心者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15]，“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6]等，这一切，为现代管理的复归人性和人本管理，提出许多难能可贵的借鉴，和现代管理学的“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等交相辉映。
六
我国古代思想家创立的和合文化，源远流长，是又一富有现代意义的瑰宝。“和”，包含有和谐、和睦、和平、和善、中和、祥和等意；“合”，包含有汇合、结合、联合、融合、组合、合作、符合、合理等意。“和”“合”连用，组成“和合”概念，除强调团结、协作外，更有向心、凝聚之义，特指事物总体结构以及和外部环境间实现融汇与和谐。和合文化博大精深，涵盖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是将自然界理解为一个和合统一体。《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把自然界理解为由阴阳二气不断激荡交流形成的统一体。《吕氏春秋》指出：“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淮南子》进一步论述：“阴阳和合而万物生”。王充在《论衡》中依然坚持：“阴阳和，则万物育”。其次，强调人和自然要保持“和合”关系。“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就是这方面的光辉内容。第三，和合文化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是运用到社会和组织的人际关系之中，主张通过协调各种关系，实现整个社会和组织最佳的和谐状态。古代思想家在这方面的论述光华四射。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一以贯之，就是一个“和”字，以“和”为出发点，又以“和”为归宿点，把稳定和谐作为一生价值追求。他倡导“礼”，提出“礼之用，和为贵”，推崇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党”，呼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7]等，就是要人们恪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彼此尊重对方，避免发生人际冲突和社会动荡。他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正己”“正人”，目的就是要很好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从而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他提出处事的基本方法——“中庸”，要人们在处理冲突和矛盾时，不要太冲动，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走极端，而是把握好分寸，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根据社会矛盾大多起于物质利益，孔子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借以平衡人们的心态，消弭产生冲突的祸端。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如今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8]概言之，“和合”不仅是儒家仁学的核心和中庸哲学的基石，也是我国古代众多学派思想家普遍认同的价值准则、道德观念和广泛运用的安邦治国之策，沉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心理积淀。和合文化对当今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弘扬和合文化，有利于增强企业内部的内聚力、向心力，有利于企业多种要素、多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实行人本管理和柔性管理，有利于在市场经济中确立竞争合作和双赢、多赢理念，有利于在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提高管理经济、实现社会进步的总体能力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