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气说”与古典文学批评的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自觉论文,古典论文,文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3)03-0009-03
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学理论体系之一，它经历了长达三千年的没有中断的发展历程，产生了“言志说”、“载道说”、“意境说”、“风骨论”、“气韵论”、“性灵说”等，它们都独具品貌，各领风骚，又在历史的演进中，相互采纳，融会贯通，从而构筑了闪烁民族智慧荣光、映现民族审美精神灵动的文学批评思想大厦，卓然标峙于世界文学批评之林。然而，综观数千年文学批评史，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直到三国时魏曹丕“文气说”的出现，才真正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一
在曹丕“文气说”提出以前，中国的文学批评已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并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境界，产生了儒道这两家几乎主宰了中国整个古典文学批评思想发展进程的文学和美学思想体系。
孔子是我国第一位极为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其理论核心是“诗教”，强调修身必先学诗，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1](P29)。在他看来，文学是使人心臻于仁的境界的一种手段，是调节个体与社会、情感与道德规范的一种事物。他的批评标准便是“诗无邪”，即文学的思想与情感应纯正无邪，不悖越礼度。对于诗的德育功能（兴）、认识作用（观）、协作功能（群）、干政功能（怨）以及明人伦（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学知识（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等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对于那些任性自然、放纵感情的艺术如“郑声”者，则深恶痛绝，他要“放郑声，远佞人”。总的来看，孔子的文学批评理论，虽多有创发，但却并不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其目的是维护他所谓的礼教，极具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理论，到了汉儒时，被发挥到了极致。成书于西汉初年的《毛诗序》就说，诗歌必须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毛诗序》虽然也提倡诗歌要“吟咏情志”，却又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这就重又湮灭了文学情感生动的美学意蕴。汉武帝后，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在文学领域自然也要以儒家思想为最高衡量标准，从而完成了从“诗教”到维护和宣扬儒家正统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转移，其中扬雄、班固最具代表性。扬雄强调文学必须原道、征圣、宗经。班固则更认为文学中的是非观，不能与圣人悖谬，应“常伏刻诵圣伦，昭明好恶，不遗微细，动有规矩。”（班固《典引序》）如果说孔子的“诗教”理论，注重人品道德修养，具有一定的人文忧患意识的话，那么扬、班的理论，则使文学变成了经学的附庸，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也彻底地游离于文学本质之外，成为一种“卫道”行为。
道家创始人老子，没有直接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实践，但在他的哲学体系里，却蕴涵着极为深邃玄奥的美学思想。比如，在艺术上，他绝弃人工，委任自然，追求个性的自由，并提出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美学命题。其后庄子继承了他的思想，并发展出了“虚静”、“物化”的艺术创作论和“得意忘言”的文学批评思想。东汉末年，儒学式微，道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并发展成为玄学，讲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认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周易略论·明象》）这种美学思想，直接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空前大发展。
比较儒道的文学和美学思想，不难看出，儒家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却忽略了审美与艺术创造中的个性作用，而且遏抑文学艺术的情感美蕴，为文学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道家高倡个体自由，追求“言外”、“象外”的自然美蕴，却否定人的智慧与创造，把艺术的自然美绝对化。从目的性来看，孔儒的文学批评，其根本宗旨是为了维护和宣扬他们的“德治”思想；而老庄本来就不是出于文学批评的目的。所以，我们说在曹丕“文气说”提出以前，中国的古典文学批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什么是文学批评？为什么说“文气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实践真正的自觉呢？
二
美国新批评派创始人之一约翰·克劳·兰塞姆，在《批评公司》一文中说：“说也奇怪，似乎还没有人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是文学批评。”[2](P358)兰塞姆的情绪或许有点儿过于悲观，然而，综观中外众多批评流派的定义，对于文学批评，迄今为止，也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界定。
我们认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是一个自在之物，同文学一样，它也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品，是人类文学艺术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并积累了深厚而丰富的经验后，从而抽绎、归纳、总结而产生的。可以说，没有文学经验，就没有文学批评理论。文学批评，实质上“是某一话语阶层为总结本阶层文学实际活动的经验和规律而出现的”[3](P288)，是一种用以阐释文学活动的话语。所以，文学批评应当始终立足于“文学”，即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在“文学”上，“批评的中心任务是理解文学”[4](P37)，宗旨就是总结文学经验和规律，指导文学。在实际的文学活动中，可能会不断出现新的流派、新的思潮，但是，无论如何流派纷呈、思潮涌动，甚至是百家争鸣、“百舸竞流”，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本质性特征，以及在审美表象下面隐藏的思想、观念、情感和心灵活动的完整面貌不会改变。因此，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对所有的文学现象具有普遍意义。
由于文学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是一个从作家到作品到读者再到社会，最后又回到作家的动态的流程，这就使得文学批评的对象有了一定的特殊性。在文学批评史上，大体说来，自从1953年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文学批评中作品、宇宙、作家、读者四要素之后[5](P6)，许多文学批评理论的建设都是循着这四个要素构成的阐释框架来进行的。这四个批评要素，本应该是交叉互动的，但是，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来看，批评家们往往只是限据其中一个要素，来生发出他用来界定、划分、剖析文学作品的主要范畴，并升发出借以批评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也就是说，人们常常是将四种要素割裂开来，从一个模式出发，对一种理论做片面的理解。鉴于此，有人提出文学批评的对象不能囿于作家作品，甚至不能囿于文学，他们力图扩展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畴，提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百科全书式”的特点。W·J·T·米切尔在《论批评的黄金时代》一文中说：“当代批评的主要著作是新型百科全书：这乃是批评家改写人类知识的诸种基本范畴（如新文学史、新人类学、新心理学等），从而抛弃传统学科残余的共同结晶。”他对“百科全书式”的解释是：“所谓‘百科全书式’，指内容广博（人与自然、性与历史、政治与宗教等无不在其研究之列），不自囿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6](P361)。这就把文学批评同文化领域的哲学、科学、宗教、伦理、历史等精神活动交织一起，其研究触角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从而进入了广阔的文化场地。
不管是狭窄的批评观，还是宽泛的批评观，我们认为，“文学批评”活动的核心就应该是“文学”，但是不能把“文学”囿于促狭的作家作品的一隅，而应该把参与文学活动的所有因素，视作一个动态的结构整体，从文学的本质出发，深刻挖掘这个审美意识形态所形成发展的规律，才是文学批评的最高宗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才说“文气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实践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活动。
三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论文。文章中，他首先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态度和原则。在他看来，作家禀气不同，其才性气质也各异，因此，对于不同的文体，每个作家也都各有所长，“鲜能备善”，所以对于文人来说，在批评他人作品时，不应“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不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家有弊帚，享以千金”。鉴于“文人相轻”这种“不自见之患”的批评风气，他提出了“君子审已而度人”的批评态度和原则，也就是既要认识自己，更要了解他人，平心静气、客观公允地提出批评意见。曹丕自己的批评实践，就始终贯彻着这一原则。比如，他一方面盛赞建安七子“于学无所遗，于词无所假，咸以自骋骥轳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的状况，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长处短处：“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复；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得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曹丕《与吴质书》）曹丕的这种批评态度和原则，已接近于文学批评论的性质，而客观公允的原则，则使得文学批评具有了科学的性质，也就是说，文学批评应该是一门科学，尽管批评主体都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是，这种审美倾向必须以客观公允为基础来总结文学经验和规律，尽可能减少理论的主观性色彩。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曹丕归纳出了“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规律。
《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曹丕提出了文学活动的经验和规律，即“文以气为主”，而这种“气”体现在每个作家身上，又因人而异，好比吹奏音乐时，乐器构造虽同，由于吹奏人用气不齐，巧拙有分，所以音调也各不相同，这是先天素质使然，就是父亲也不能移给儿子，哥哥也不能传给弟弟。这种“气”究竟是什么呢？在中国的古典哲学文化中，“气”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它既是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元素，又是人的生命元素，也是人精神情感活动的原生性形态，还决定着人的个性、气质和才能。后来，在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大盛时，“气”被广泛用于对人物才性气质的品评，当时人认为，人的禀气不同，性格气质也各异。如任嘏《道论》云：“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燥，土气人智而宽，水气人急而贼。”姚信《士纬》云：“孔文举金性太多，木性不足，背阴向阳，雄倬独立。”这一点在刘邵的《人物论》中特别明显，例不赘举。再者，魏晋人还认为人的才能来源于气质个性。嵇康《明胆论》云：“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钟纯美，兼周内外，无不毕备，降此以往，盖阙如也。或明于见物，或勇于决断。”从以上特别是汉魏时对“气”的习惯用法，我们可以看出曹丕“气”的基本内涵。“气”在作家则是独特的个性与气质，于作品则是独特的风格特点。“文以气为主”，就是说为文必须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她决定着作品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力，而这种艺术风格的最终形成，则取决于作家独特的个性和气质。所谓“气之清浊有别”，即作家的个性气质相异。由于徐干“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曹丕《与吴质书》）反映在他的作品风格上，便是“徐干时有齐气”。李善《文选》注：“言齐俗文体舒缓。”徐干生性恬然，淡泊名利，这种气质性情，反映在作品风格上，便是舒缓的“齐气”；而孔融则是“孔氏卓卓，信含异气”，（《文心雕龙·风骨篇》引刘桢语）“雄倬独立”，兀傲不羁，致为曹操所杀，此刚烈之禀气，体现在作品风格上，便是“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德国大诗人歌德说过：“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7](P39)别林斯基也说：“诗作品的独创性不过是作者的个性中的独立性的反映而已。”[8](P146)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要求文学表现作家独特的个性气质，作品应体现这种个性气质，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一论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另外，曹丕还注意到，作家的才性和气质也影响到他对文体的选择与驾御，如王粲、徐干等人长于辞赋，陈琳、阮元瑜等人长于章表书记之类，这都与他们自身的“禀气”有关。
从”文气说”生发，曹丕还对文学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怍者，寄身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在这里，曹丕把文学从政治教化的附庸中彻底的解放出来，所谓“经国之大业”的具体内容，绝非儒家的礼义，“而是实际的治国之理论与见解”[1](P173)。不仅如此，在曹丕看来，文学对于人生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文以气为主”，文章是作者生命之气的显现，然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年寿有时而尽”，而且荣辱等身外之物也“止乎其身”，惟有其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视为延续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希望在文章中使一个人的生命意识流布不绝。这样，对于文学超轶时间而流布的价值意义，给予了既崇高又客观的评价。可以这样说，曹丕的这种文学观，是立足于人的意识的觉醒之上的，它强调文学对人生的意义，鼓励文人把全部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寄身翰墨，见意篇籍”，这是对传统文学价值观的重大突破。这一论断，不仅促成了魏晋时文学创作的自觉，也促进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曹丕的“文气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真正立足于文学的批评学说，它是对以儒学为思想指导的经学时代文学批评的突破和校正，文学批评从此开始了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而转向了侧重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文学批评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批评之路。
收稿日期：2002-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