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个代表”思想的党建哲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哲学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提出的这“三个代表”思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提出和回答党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哲学的开创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新发展。
一、解决“关键在党”问题需要党建哲学
20世纪社会主义波澜起伏的历史进程表明，执政党的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所系、存亡攸关的大问题，是执政党必须始终关注并大力解决的重大课题。面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风云变幻，总结历史，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关键在人”的思想，强调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党的十五大制定了面向新世纪的治党方略，提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要围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这两大课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高级思维形式。社会主义运动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和振兴，都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而理论的重大创新又离不开哲学思维的觉醒。面向新世纪的党建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党建哲学问题。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使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介入党的建设这个“关键”领域，党的建设也特别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党的发展和建设规律，形成放眼历史、放眼世界、放眼未来的党建战略思维，使党的建设具有“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党建需要哲学，哲学应关注党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应对两大课题，需要党建哲学。江泽民在今年1月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始终注重总结历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对历史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中找到指导我们前进的正确方向、道路与经验，不断开辟未来发展的新境界。”
党建哲学既是一种党建战略思维，又理应成为党建研究领域的一个学科，这是党建理论面向新世纪、实现新发展所需要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党建研究得到很大发展。在研究园地方面，出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主办的《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党建》等有影响的党建刊物；在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方面，中共中央党校发挥着龙头和主阵地作用，培养了一批党建硕士和博士，一些省市党校也开始培养党建研究生，国家和省市社科规划也把党建作为重要项目；研究领域也有拓展和细化，开辟了民主党派研究、比较政党研究、组织史、党务管理学等新领域，还出现了以行业、区域为对象的细化趋势，如特区党建、农村党建、企业党建、街道党建、高校党建等；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在传统的对经典著作和文献的阐释梳理之外，更加注重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现实问题的研究，调查研究和现代信息手段得到重视。但总的看来，党建研究的现状与时代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一方面从战略全局上研究党的发展和建设规律，为党的建设提供前瞻性的引导不够，另一方面，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从既有的理论、原则出发较多，真正面向实际、根据新情况概括新经验、创造新理论较少。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先进的理论应当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不断发展的理论。党建理论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才能引导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建理论的发展，迫切需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研究一些重大现实问题，要有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那样一些基础性、支柱性的理论创新，正如江泽民所说，“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大胆探索，力求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党建理论和实践发展，要求放宽眼界，要求一种高屋建瓴、赋予理论与实践活力的党建哲学。
要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判断党的现状、把握党的未来，掌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主动权，有赖于党建哲学。因为只有党建哲学，才能科学地阐明党的发展规律，为认识和处理党建问题提供科学的价值判断标准。比如，什么是党的先进性，怎样保持党的先进性，就是一个直接影响党建实践全局的重大问题。从党建角度说，“文化大革命”就是由于错误判断党的状况而进行的错误实践。毛泽东总是以战略家的眼光思考和关注党的未来发展和命运，特别是党执政以后，由于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一些共产党发生的变化等外部因素，使毛泽东对党内任何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腐败现象都高度警觉。在他心目中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是不容破坏的。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号召共产党人“两个务必”、拒腐防变，执政以后要求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直至“文革”后期，他还认为这场运动对“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对执政党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探索是极富远见的，但又多少带有过分理想化甚至是空想的色彩，由此必然对党的状况作出过于严重的不实判断。这里的教训是深刻的。就现实来说，如何看待今天我们党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和前景，如何估计党的现状，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江泽民在讲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时指出：这些年来，虽然我们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也不小，但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违纪犯法、腐化堕落案件仍时有发生，有些案情之恶劣，涉案人数之多，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所没有的。“法轮功”问题的出现，给了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其中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就是一批党员、干部参与其中。相当一些在职的地、县级领导干部参与了“法轮功”活动。有的在职和离退休干部，甚至个别入党几十年的老干部，竟然成了“法轮功”组织的骨干。还有极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了达到目的，竟然勾结或利用黑社会势力置他人于死地。近年来，在领导干部中发生的谋官害命或报复杀人案已有多起。江泽民在列举了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后指出：“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那么，如何判断今天我们党的先进性呢，如果眼光仅仅局限于腐败现象，就会对今天的党还是不是具有先进性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有的人甚至悲叹共产党已经变质，还有的人怀念“文革”式的治党方式，也有的人把多党制作为解决腐败问题的良方。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摒弃那种消极的、封闭的、为纯洁而纯洁的党建观念。离开现实社会、离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离开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只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空想。党的建设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党建哲学可以给我们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宽广眼界、战略思维，它是实现党建理论科学化、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需要。
二、“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党建哲学的根本问题
西方一位学者在谈到哲学的作用时认为，哲学不能给人带来财富，但它能使人从对宇宙人生真谛的领悟中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悦。除此之外，讨论哲学的具体作用就与哲学的本性相悖，就是对哲学的庸俗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反对把哲学庸俗化，但它决不是书斋里的经院式学说。马克思公开声明自己哲学的实践性，强调“从前的哲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和马克思一生信念和追求的名言，被后人镌刻在马克思的墓碑上。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工具和先锋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伟大认识工具”作为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包括共产党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恩格斯曾不无自豪地讲，“我们党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始终保持先进性和创造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前进，直至实现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有近80年历史、执政50余年、拥有6000多万党员、领导12多亿人口的大党，对国家、对民族、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肩负重大责任。要把党建设好，很有必要加强党建哲学研究，不断提高党建水平。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最终都涉及到规律性、根本性的问题。这样，哲学与具体科学就产生一个交叉点，也就是具体科学中哲学观照的生长点，如经济哲学、科学哲学、历史哲学、教育哲学等等。在党建研究领域中，也应该确立党建哲学的地位。
党建哲学应当以哲学的眼光观照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它既是哲学与党建的联结点，又是党建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据。从哲学的观点看，党建哲学应当从三个层面研究党建问题：一是把党作为一个系统，研究党的内部结构和组织运作机制；二是把党放到社会的历史的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中，从党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联系中，研究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三是从党的地位和作用角度，研究党的领导作用及规律。其中，第二个方面是最核心的、根本问题。离开第二个层面，一、三两个层面的问题就失去了根基。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即共产党的先进性问题，为我们认识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核心和精髓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宣言》贯穿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序言中反复强调的。他们在《宣言》中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阐述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先进性，阐述了共产党先进性与历史上包括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先进性的不同之处。他们揭示了历史上依次出现的阶级及其政治代表，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代表社会发展要求，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取代旧的剥削制度，代表了生产力发展方向，把生产力及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但他们的这种革命性和先进性随着历史继续发展而逐步丧失，最后被新的阶级和政治力量推翻，社会就在这种周期性的“类似运动”（《宣言》语）中发展进步。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例外，《宣言》以很大的篇幅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其根本表现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用来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先进性与历史上其他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先进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是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它能够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从而始终保持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直至最后使生产力发展到消灭阶级、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境界，实现阶级、国家和政党的“自行消亡”。实际上，《宣言》揭示了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阶级根源和生产力根源，因而她的历史作用与命运同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剥削阶级周期性的“类似运动”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共产党能够始终保持先进性直至最终完成历史使命后“自行消亡”的发展规律，并不等于共产党可以“自然”永远保持先进性。具体到某一个共产党能在多大时空之内保持先进性，则要看这个党在多大程度多长时间限度内抓住保持先进性的根本，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掌握好、实现好党自己发展的规律。问题在于，《宣言》中的上述思想并未引起各国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和高度自觉。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就觉察到党发生蜕化变质的可能性，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明确提出了防止党的蜕化问题，他强调说：“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工人阶级政党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更困难更艰巨的是执政以后。列宁在党执政后，为使党经受执政考验和保持先进性倾注了大量心血，进行了不懈斗争，直至逝世前夕，还对党的前途命运表示极大关注和忧虑。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预见到党执政之后保持先进性的艰巨性，开始思考如何跳出“兴亡周期”问题。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敲响警惕“糖衣炮弹”的警钟，发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警示。建国后，毛泽东对执政党的建设作出了许多尝试，不能说都是成功的。但他对防止党蜕化变质的思考，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他没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找到这种先进性的根本所在，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及“五十字建党方针”，他在“文革”后期，还认为这场运动对“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
中国共产党近80年的发展历史、苏东巨变的教训，把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江泽民以历史的眼光警示全党，如果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腐败问题，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腐化变质一类问题掉以轻心，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十五大鲜明地提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纲领性命题，向全党提出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这是执政党命运攸关的两大问题。这样的历史课题，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眼界，没有对20世纪社会主义沧桑巨变历史的深刻洞悉和总结，是难以破解的。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首先从党建哲学的高度，高层建瓴地提出决定党兴衰存亡的根本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苏联共产党是立党最早、执政最早的政党，为什么正如邓小平所言，垮起来就在一夜之间？导致她亡党垮台的根本原因何在？中国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在苏联共产党帮助下并以其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党，又是什么原因使她由小到大、经受各种困难和风险、历经磨难而不衰，不断开创新局面？面向新世纪，怎样才能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大的战斗力，带领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怎样强固立党之本、巩固执政之基、拓展力量之源？这些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突破了传统的党建思维和党建理论，是党建哲学的根本问题，开辟了党建研究的新境界。
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新局面。而敢于和善于提出新问题，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前提，是理论创新和发展的起点。“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正是从新的角度，针对新情况、新的时代条件提出的新问题，它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哲学的开创性成果。科学的发现和创新始于“问题”，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也更困难。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越来越深化的问题，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爱因斯坦也强调：“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要比得到解答更为重要。解答可能仅仅是数学或实验技能问题，而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考虑老问题，则要求创造性的想象，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不例外。如果邓小平不是首先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怎么能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概括，又怎么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理论和实践。“三个代表”思想中，“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就是从新的角度提出的新问题，是那种“越来越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是党建哲学的根本问题，因而也成为推动党建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根本问题。
三、“三个始终代表”是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由之路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宽广眼界认识党的建设和发展规律，指导党建实践，是党坚强成熟的重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在近80年的奋斗中，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经过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之后，党更加严肃冷静地思考怎样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中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世纪末的10年发展，正是按照邓小平这一思想进行的。我们党从社会主义的世纪大曲折中吸取教训，终于在迈向新世纪的历史时刻提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要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个代表”思想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对党自身命运进行长期哲学思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是善于从哲学高度思考问题的战略家。他自延安时期起就关注党的未来发展和命运，思考革命胜利后如何跳出“兴亡周期”问题；他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就体现了从唯物史观、特别是从生产力这一决定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角度观察党建问题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还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党的消亡问题，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又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这些思想，闪耀着党建哲学的思想光辉。邓小平也十分重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观察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他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之后，邓小平1992年春的南巡谈话，更加鲜明地回答了如何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他在这次谈话中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在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要坚持两手抓”、“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可以说，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深刻意蕴，正是高瞻远瞩地思考和回答“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思考和回答党怎样经受风险、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问题。上述毛泽东、邓小平的重要思想，为江泽民提出“三个始终代表”准备了思想条件。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反思国内政治风波和苏东巨变的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深刻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和当代世界形势，围绕党怎样在未来的发展中经受风险、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个中心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思想。早在1989年8月，江泽民就鲜明地提出：“只要我们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就能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述，实际上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雏形。“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是“三个代表”的核心，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两个代表”，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和表现。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为把党建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把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代表先进生产力联系起来，强调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在于，它“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批判了否定工人阶级先进性、否定党的阶级基础的错误思潮。1992年10月，他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要求要“把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出来。”这样，“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有了萌芽。至此，“三个代表”思想进一步凸显出来。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江泽民在报告中指出，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面对小康社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报告中江泽民还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十五大对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特别是对文化建设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最终形成，尤其是对“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推动和依据。
今年上半年，为迎接建党80周年和新世纪的到来，江泽民先后两次进行党建调研，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今年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今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时的讲话中，进一步以明确规范的语言阐述“三个代表”思想，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党建与哲学的有机统一、真理性与时代性的有机统一、根本目标与根本途径的有机统一。只要我们党做到“三个始终代表”，就能牢牢掌握“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就能经受住任何困难和风险的考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首先，“三个代表”思想第一次科学阐明了党的先进性的内涵，深化和发展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理论。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精髓，也是关于党的先进性的传统经典表述。这一经典表述是列宁首次明确概括的。但是后来由于人们习惯于仅从列宁这一概括去理解党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列宁借以概括的依据——《共产党宣言》中的有关论述，因而导致对党的先进性理解的简单化。从《宣言》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论述来看，他们是从历史唯物主义高度阐述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先进性的。在《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和这种革命性、先进性的历史暂时性，并紧接着论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及这种革命性、先进性与资产阶级不同的彻底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先进性的本质区别根源于他们与生产力的关系。资产阶级是与雇佣劳动相联系的，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他们一旦取得统治地位后，必然像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一样，使整个社会满足自己发财致富的条件，因而资产阶级的运动是少数人的、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是从阶级利益方面看；从生产力发展方面看，“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用来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这里讲的“武器”，就是生产力，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由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他推翻了封建制度，同样由于他不能彻底、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而他必然历史地丧失自己的革命性和先进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同，他要彻底摧毁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要消灭私有制，他的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其他劳动群众始终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宣言》正是从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后，在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才从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说明共产党的先进性。传统的认识恰恰忽视了《宣言》第一章关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历史地位的论述，因而就忽视了《宣言》关于共产党先进性的阶段基础和生产力根源。这就必然导致离开生产力简单理解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误区。“三个代表”第一次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纳入党的先进性之中，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起，构成党的先进性的三位一体的内涵。虽然，就三个代表的每一项内容来说，经典作家曾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有过论述，但这丝毫不影响“三个代表”是依据唯物史观首次科学全面地揭示了党的先进性内涵。
其次，“三个代表”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先进生产力是根本的第一位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和落脚点，是先进性在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层面的体现，而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相联系，构成社会文明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质内容。离开前两个代表，第三个代表就是空的，离开第三个代表，就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怎样去实现好、维护好，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并不是一贯清醒、自觉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出现一方面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同时又长期忽视发展生产力和科技教育，或者仅仅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理解为利益分配上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或者把人民利益片面归结为物质利益，出现两个文明建设中“一手硬一手软”等现象。可见，“三个代表”从根本上解决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是怎样代表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问题，实现了党的宗旨和根本任务的统一，党的宗旨和实践内容的统一。
第三，“三个代表”把党的发展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历史的、发展的、未来的眼光观察党的发展，突出强调“始终代表”。党的性质和使命决定了她要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十几代以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就要求共产党人要有远大的胸怀、宽广的眼界，要永远保持先进性和进取精神。《党章》要求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共产党这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远保持先进性，是历史上任何阶级、党派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历史上，剥削阶级都以各种形式企望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魏征与唐太宗就讨论过“创业难，还是守业难”，他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醒唐太宗注意以往统治者“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的现象。但即使像唐太宗、魏征这样的开明皇帝和忠臣谋士，也无法克服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动和灭亡。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洪秀全，他们在进城当权后很快腐化变质，走向反面。这就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讲的“类似的运动”和中国政治家讲的“兴亡周期”。共产党的伟大和先进之处在于，她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能认识和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与时代共进。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推荐为整风文献，他高瞻远瞩地思考黄炎培向他提到的“兴亡周期”问题。早在1965年，邓小平就指出，“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江泽民强调，要居安思危，要“忧国忧党”。特别是苏东巨变和国内政治风波的严酷现实，把“生死存亡”问题尖锐地摆到共产党人面前。所以，如何做到“三个始终代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面向新世纪的党建战略的重要内容，成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三个代表”思想的鲜明特征。
“三个代表”第一次从动态的、发展的角度，站在“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使我们对党建问题的思考进入全新的视野。“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一静态的性质判断升华为一个动态的唯物辩证的哲学论断。尽管“忠实代表”是早已有之的说法，但“三个代表”中讲的“代表”是一个积极行为动词，从代表的内涵来看，不只是讲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而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见，“三个代表”思想，鲜明地反映出“代表”行为的实践性、创造性，“代表”方式的彻底性、持久性，“代表”内容的全面性、科学性。这一思想，与其说叫“三个代表”，不如称为“三个始终代表”或“始终代表”。因为对于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代表什么，而且在于能不能始终代表、永远代表，保证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这个“始终”和“永远”，正是“代表”行为的实践性、艰巨性、挑战性之所在。可以说，“始终”二字，正是“三个代表”思想的精髓和亮点，反映了党面向新世纪的“新的姿态”和“宽广眼界”、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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