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重意识及其自觉运用——“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的方法论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方法论论文,视域论文,研讨会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1）05－0015－06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于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各级党校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就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国外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外关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共识和成果。比如，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大家普遍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从有选择的研究到全面的对话的研究，从“观察者”的方式到“参与式”的主体定位，并且应当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从理论研究方法论的维度，我们认为本次研讨会的共识和成果还可以集中概括为“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等三重理论研究意识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这对于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启示。
一 “比较研究”意识
在理论研究的诸多维度和方式中，比较研究可以说是其中具有重要意义和独特价值的视域和研究范式之一。自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就是中外学人无法回避并且持续推进的热门话题和研究领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入，面对西方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等理论境遇，中、西、马的比较研究便构成中外理论界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和思想阵地。事实上，比较研究的兴起是内在于中国理论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双重逻辑之中的①。因此，培育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形成规范性、自觉性、深入性和多维性的比较态势，是当代中国理论界需要继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本次研讨会，把比较研究的自觉意识引入中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阵地，正是比较研究向纵深方向拓展和深化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研究”意识的提出和广泛性共识的形成。中国马克思哲学史学会会长梁树发教授在大会开幕式上就大力倡导，要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掀起一股“比较研究”的热潮，大兴“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之风。他说，开展不同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们每个研究者既是一个挑战，也是开阔视野和对话，更是一个新的尝试。比较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极大的生命力，我们应坚定地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要让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我们研究的一种常态[1]。梁教授指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实现从自然状态的比较研究到自觉状态的比较研究，从研究模式和方法的比较研究到理论形态的比较研究，从客体的比较研究到主客体统一或着重主体向度的比较研究，从平面的、静态的比较研究到立体的、动态的比较研究等四个方面的转变或转向②。这种在不同视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意识和观点在与会学者中间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徐素华教授的参会论文分别从基本定位、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依据、可比性、目的等四个维度对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进行了反思与阐释。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通过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理分析，着重探讨了如何运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教授通过对后马克思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进行历史考察和学理分析，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作了探讨。中国人民大学黄继峰教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三种解释模式：总体性辩证法、结构辩证法、内在关系辩证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济大学金瑶梅副教授选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等四种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围绕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主题，学者们从其他角度也进行了探讨③。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比较研究”意识的提出和确立，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一大共识和成果。“比较研究”意识凸显了对中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的倡导，这事实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开拓、理论视野的转换和思想资源的探寻的呼吁。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两支队伍的战略性汇合，势必会使理论界掀起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之风，必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无疑也把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推进到了历史的新阶段。
二 “前提划界”意识
全面研究和深入反思理论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不得不重视的，那就是一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和研究对象的理论边界等基本理论问题。明晰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及其创新、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前提根据和标准尺度意义。首先，它有利于研究者依循合理的路数、原则正确理解与准确把握本学科的核心理论和关键问题；其次，它有助于研究者之间在一定范围内互相对话、沟通与合作，进而达成共识性理论认识和研究成果；第三，它有益于培育良性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思路与模式，进而保持该学科在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可持续的创新与发展。所以，自觉养成和塑造这样一种“前提划界”的理论研究自觉意识，则是每一个学人必须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品格。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更是这样。同时，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只不过由于各个学科本性之间的差异，各自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不尽相同而已。一般而言，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其最为重要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因为对学科基本理论问题的前提追问和审思，是每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科本性使然。对于马克思主义学科而言，只有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基本理论问题的不断追问和反思，我们才能对马克思主义获得新认识，才能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确立一种“前提划界”的自觉意识，对于培育和养成优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学术品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前提划界”意识呢？它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研讨会上，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教授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为主题，通过审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具有“划界意识”。他认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和对象是比较清晰的。但是，近几年，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带有“后学”特征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流派以及各种左派激进思想被广泛地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围，从而迅速突破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原有阈限。这些新的研究领域在不同方向上的推拉与扩张，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呈现出不断向外“漂移”的开放姿态，迅速把当代各种不同类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裹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格局之中。这种研究态势尽管无疑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从一个层面彰显了马克思思想在当今时代的巨大影响力和价值。但是，如果不加分析和限制地任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边界继续向外“漂移”，这种无界域的无限僭越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模糊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和基本思想的消极后果。实际上，目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或研究主题，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身后的各种有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包括站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文献分析和文本研究的学者，还包括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马克思影响，开展对资本主义和发达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家。应当看到，这几种类型的理论，既相互交织，又有重大的区别，因此，在开展研究中，还是要在一定意义上区分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今知识界和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影响的研究④。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提划界”意识呢？衣俊卿教授把这种“前提划界”意识分为两个层次即基础性的“划界意识”和深层面的“划界意识”。前者，是指“应当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涉及的各种流派、人物和观点的客观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切实而恰当的评估，从而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突出重点和核心层”。后者，是指“在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学术影响力和现实影响力做出评估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对每一具体研究对象的价值取向、基本观点，特别是其同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关系做出具体的区分性评价，至少要明确一点：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同关于马克思思想在当代思想界和社会实践中的影响的研究是有区别的”④。上海理工大学胡绪明副教授的参会论文基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学诊断”、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建”和社会主义的“生态学重构”等三个维度，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进行了探讨。小组讨论会上，复旦大学王凤才教授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等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同时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径、东欧马克思主义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路径和西方马克思学路径等基本路径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路径和方式。他还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内涵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梳理和思想评说。与会学者们围绕“西方马克思学是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福柯、德里达等西方学者是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等话题，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理论主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就是该学科的前沿问题和根本问题，因而应当培养一种自觉地学科“划界意识”来对这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认真深入探讨。
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之外，其实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有其“前提划界”意识。中央党校董德刚教授从当代中国视角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发问，探讨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是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新时期有哪些重大发展”、“应当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五个方面的相关问题。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的参会论文系统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理论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实践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概念前提及其内在关系，力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丰富内涵进行充分揭示。山东省委党校杨亚利教授的参会论文《艾思奇研究的当代价值及拓展空间》，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划界”意识的提出和确立，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二大共识和成果。“前提划界”意识着重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基本理论问题的前提追问和边界划定进行了强调。这事实上就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回到源头、不断正本清源、不断丰富、创新与建构理论的愿望的集中体现。这为我们进一步重新定位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了前提反思和思想清理的工作，无疑也增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这势必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确立统一的前提标准，提供正确合理的理论边界和方向导引。
三 “面向现实”意识
理论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价值指向、目的、归宿和落脚点的问题，亦即是理论研究如何面向现实的问题。一般而言，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基于现实的知识性、学理性的把握，同时也必然要回归现实，为现实提供观念支撑和方法参照。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究竟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即理论如何不遮蔽现实、如何面向现实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典范。私有财产、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统治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构成了他们的理论的现实诉求。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把握成为我们回答理论如何面向现实问题的范例。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彰显了强烈和浓郁的现实诉求和时代呼声。它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现实进行了社会观念、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等维度的理论批判和思想建树。这既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参照，也为建构和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事实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面临诸如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过大、生态恶化、人口老龄化、腐败、高房价、价值多元化、精神家园缺失、精神生活物化等现代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因此，如何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理论的方式面向现实、把握现实，则是摆在每一个研究者面前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向现实”意识的形成和广泛探讨。衣俊卿教授提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具体结论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具有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实诉求”，实际上就是提出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要明确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所期待的理论成果。其中蕴涵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深刻透视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的变化和特征、在全球化视野中透视中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等三个维度④。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复旦大学陈学明教授通过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史，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的思想解放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的影响与作用”等问题。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大众形态和政治形态及其相互分离的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提出要将学理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生活实践的逻辑相互结合互相关照的理论呼吁。他还提出应当对理论分离的问题、结构转型的问题、模式转换的问题、二界和谐的问题、制度创新的问题等目前理论界面临的热点和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力求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提升，进入新境界。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社会现实”为主题，认为理论研究应当包含关注社会现实的向度，并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同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上海社会科学院胡振平研究员认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以中国实践为本。他进一步指出，“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的中国化诠释，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亟待坚持和弘扬“求真务实”的价值理念。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强调要坚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传统的内在统一，实践传统要以理论的现实化为目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雨辰教授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意义和时代价值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是，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滋生了一种学院化特征、实证趋势等潜在危机。他认为，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设需要与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现实诉求指引下，来推进我们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要通过问题式的梳理和专门研究等方式，来重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包心鉴教授关于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问题进行了理论审思。还有学者对价值多元论与普适价值、腐败问题、金融危机、市场经济等问题进行了现实反思和理论透视⑤。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向现实”意识的形成和确立，是本次研讨会的第三大共识和成果。“面向现实”意识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当代中国人与社会发展服务的“现实诉求”，用陈学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指明了创新与发展的方向，无疑也鼓舞和振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学者们的斗志和士气，为进一步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四 三重研究意识的内在关系及自觉运用
“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并不是各自孤立的三个或三种理论研究意识，而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培育和养成的三重理论研究意识。“比较研究”意识是对研究视域和理论视野的凸显。“前提划界”意识是对基本理论和根本问题的重申。“面向现实”意识是对研究目的、价值指向和理论归宿与落脚点的强调。尽管它们各自表征和彰显了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相适应的理论研究意识的不同方面和维度，但是，在保持必要的张力的同时，它们也内在地统一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以共同作用、互相促进、彼此融通的方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创新与学科发展。“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动态的平衡，并统一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是对三者内在关系的集中概括和准确表达。这三重方法论意识正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三维立体架构，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视野、理论核心和价值归宿等三维之力，也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意识创新的基本精神和特质。这三重理论研究意识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思想观念变革、思维方式转换、研究范式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充分彰显。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三重研究意识的内在关联性，并能够将之统一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之中，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真正突破和重大创新，也才能真正把握和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当代意蕴。
同时，理论研究意识还并不等于理论研究本身，只有将理论研究意识自觉运用到现实而具体的理论研究活动和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把握过程中去，理论研究意识才会发挥它们本身蕴涵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那么，如何实现理论研究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如何使理论研究意识转化为理论研究实践和现实反思活动，如何使理论研究意识内在于相应的理论研究范式，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理论研究意识如何自觉运用的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首先就是要实现“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由自发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转变。事实上，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三重意识，只不过还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因而也必然不会发挥他们本应发挥的理论解释力和现实影响力。只有实现这三重意识由自发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观念转变，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理论功效，才能使它们作为一种方法论意识和原则，来促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未来发展。其次，就是要实现三重理论研究意识由各自孤立的状态到三者统一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中的目标的转变。作为研究主体的方法论意识，三重研究意识本身并不能自动自觉地发生关联，并指导和规范具体的研究活动。而是需要研究主体自己努力挖掘三重意识之间蕴含的内在关联，并将这种理论自觉贯彻在研究共同体的研究范式之中。只有这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才是具有明确方法论意识的范式，才是在思想前提视野、理论立场和价值指向等方面具备合理架构和内在说服力的范式。第三，就是要实现从三重理论研究意识到中外视域的“比较研究”、基本理论的“前提划界”和研究指向的“面向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活动的转变。只有这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开拓新视野、抓住真问题、实现新突破、收获新成果和做出大贡献。
“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是本次研讨会的第四大重要成果和理论贡献。与以往不同，本次研讨会采用和实施了理论研讨和专题报告相结合的形式。会议期间，梁树发教授、衣俊卿教授、阎孟伟教授、杨光司长和陈学明教授等著名学者受河南科技大学邀请，分别为该校的全体师生作了专题性学术报告。梁树发教授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为主题，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剖析和论述，使与会师生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2]。衣俊卿教授以“20世纪世界历史风云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从20世纪的历史风云和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谈起，围绕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脉络、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等三方面展开论述[3]。阎孟伟教授以“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就国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等三个方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探讨[4]。教育部杨光司长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主题，围绕“高校如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开展背景和主要任务”展开了深入阐述[5]。陈学明教授以“我们今天如何做好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主题，以成功民营企业家为例进行展开，围绕“如何做一个有精神境界的人，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如何做一个关注他人幸福的人以及如何做一个关注他人和自己生存环境的人”进行了深刻阐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中国所具有的现实意义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以理性、平静的心态去对待它等问题[6]。几位专家的学术报告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亮点和创新之一。他们对具体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讨和学术讲演，正是“比较研究”意识、“前提划界”意识和“面向现实”意识等共识性方法论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自觉运用与合理发挥。
收稿日期：2011－05－13
注释：
① 参见徐素华在“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有关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载于2011年4月《“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② 这是梁树发教授在“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大会开幕式和小组讨论会上阐述的基本观点。
③ 参见张秀琴《马克思思想的全球传播与接受——2011年纽约“左翼论坛”侧记》；常艳《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恩格斯文献研究：现状、意义与进路论略》；胡为雄《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误解》；郗戈《资本、权利与现代性：马克思与福柯的思想对话》；吴昕炜《毛泽东与葛兰西革命观的同中之异》；林艳梅《后苏联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A.B.布兹加林思想评析》；彭富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探析》，载于2011年4月《“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④ 参见衣俊卿《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的审思》一文，载于2011年4月《“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⑤ 参见张峰《价值多元论与普适价值探析》；祝福恩、董玉梅《金融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证明和推进》；杨玉华《理性视野中的市场经济与人的发展》，载于2011年4月《“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