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罗论文,辽东论文,唐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统一新罗（668—935）时期，其北部边界长期保持在从大同江界线到江原道德源附近。（注：参见朝鲜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贺剑城译《朝鲜通史》上卷，三联书店，1962年，52页；（韩）梁泰镇《韩国的国境研究》第二章第二节《三国时代的国界》，汉城：同和出版公社，1987年，68—71页；（韩）李基白著，厉帆译《韩国史新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73页。）直到王氏高丽（918—1392）初期，这一状况仍然变化不大。（注：参见（韩）崔万基等编《（高等学校）历史附图》，汉城：教化社，1997年，19—20页；（韩）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第四章第二节《经略高丽》，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75—78页。）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有人认为：“新罗统一三国后，当时由于新罗统治者对高句丽旧领土的消极态度，停止了向大同江以北地方活动”。[1]（P54）也有人认为：新罗“统一了原百济的全部疆土和原高句丽的大同江以南地区”，但“未能完全实现它在战争初期所期望的统一三国全部领土和居民的目的。这是它一开始就引进企图侵略朝鲜的强大敌人唐朝侵略者作为自己的‘同盟者’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2]（P210）我们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所谓“原高句丽的大同江以南地区”就是在唐罗刚刚联手消灭高句丽，新罗就发起历经八年（669—676）的驱逐唐军战争而最终获取的。（注：参见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第一节《唐高宗朝末年外务》，收入刘健明编《黄约瑟隋唐史论集》，中华书局，1997年，61—64页；上引《朝鲜通史》上卷，47—50页；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10页；上引《韩国史新论》，72—74页。）唐朝同盟者的身份未能阻挡新罗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对其发动进攻。显然，新罗北界止于大同江的原因不在唐朝的政治军事实力，而在于新罗自身，在于“新罗统治者对高句丽旧领土的消极态度”。也就是说，新罗原本就不期望“统一三国全部领土和居民”，它要统一的只是半岛旧有的三韩（辰韩＝新罗、弁韩＝伽耶、马韩＝百济）故地，（注：韩国学者金渭显在论述王氏高丽的北进政策时说：“太祖（王建）在统一三韩后，正想挥师北进，不意得病崩殂”，其根据是《高丽史》记《太祖遗训》云：“朕赖三韩山川阴佑以成大业，西京水德顺为我国地脉之根本大业，万代之地，宜当四仲巡驻，留过百日，以致安宁。”（转引自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77页）可见迄王氏高丽统一时，其领土仍然只是三韩旧地，经略所谓西京（平壤）是王氏高丽朝才开始的事。）所谓“原高句丽的大同江以南地区”不过是历史上高句丽在向南扩张中夺取的百济故土。本文以下即拟就此加以探讨，不妥之处，还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高句丽南部地区的历史归属
高句丽（亦作高句骊、高丽）族本居中国东北，为汉朝臣民。（注：（高丽）金富轼《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高句丽始居中国北地。”（汉城：景仁文化社影印本，1994年，378页）我怀疑很可能正是由于王氏建国以高丽为名，才出现了张冠李戴将三韩引申为三国的做法，把一直被统一新罗所排斥的高句丽与三韩裔脉并列编成史书，以后便愈演愈烈。总之，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值得深究。）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破卫氏朝鲜，次年设玄菟郡，下属三县，高句丽是其一。（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八下：“玄菟郡（原注：武帝元封四年开。高句骊，莽曰下句骊，属幽州），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县三：高句骊，上殷台，西盖马。”（中华书局标点本1626页）并请参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三编第二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66页。）公元前37年夫余王子朱蒙出逃高句丽之地（纥升骨城/卒本，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注：《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则所谓朱蒙所都纥升骨城、卒本者，盖汉玄菟郡之界，大辽国东、京之西，《汉（书·地理）志》所谓玄菟属县高句丽是与。”（377页）辽宁桓仁五女山城作为高句丽王城之一，已于2004年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建立政权。不久，高句丽移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与汉廷建立了藩属关系，成为汉的侯国，由汉中央政府颁发印绶。[3]（P166）自立国以后，历代高句丽王均奉行对外积极进取的政策。[4]（P37）东汉末公孙度领有辽东，高句丽与之通好。238年曹魏灭公孙氏后，高句丽东川王欲代之称雄，于曹魏正始（240—249）中遭到幽州刺史
丘俭的毁灭性打击。于是，高句丽转而开始渡过鸭绿江向南进击。此时夹在高句丽和百济之间的是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建立并留存下来的乐浪郡和带方（真番）郡，（注：真番郡有在南与在北二说，两说“相较，显以在南说较长”，见张锡彤等著《〈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50—51页。本人又认为，真番、带方二名，实乃一音之转，拟另文专申此说。）他们“无力阻挡高句丽的南进，终于四世纪初被高句丽并合”。（注：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著，王建等译《朝鲜全史》第三卷《中世篇·高句丽史》、第四章《恢复辽东与扩张领土》第四节《南进》，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134页。据《三国史记》卷十七《高句丽本纪》第五，美川王“十四年（313）冬十月，侵乐浪郡”，“十五年秋九月，南侵带方郡”（180页）。）乐浪郡的首府平壤就此转到了高句丽的治下。然而，高句丽在随后与前燕争夺辽东中遭到重挫，于是倾力南向，“四世纪后半期，高句丽在南进中最先相遇的对手就是百济”。[5]（P134）369年，高句丽发兵二万南攻百济，反为百济军所败。371年百济反攻，倾全国兵力北上围攻平壤城，高句丽王钊（故国原王）战死。此后双方处于拉锯战中，（注：参上引《朝鲜全史》第三卷，134—135页；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37—38页。）分界就在平壤大同江一线。（注：据《三国史记》卷十八《高句丽本纪》第六记载，342年前燕慕容皝破高句丽毁丸都（今吉林集安西通沟）后，故国原王于次年“秋七月，移居平壤东黄城，城在今西京（平壤）东木觅山中。”（184页）然而，如《朝鲜全史》第三卷作者所考证：“据《大东舆地图》，木觅山在大同江南岸，那里有黄城址。迄今那里未曾发现高句丽城址，而且当时在百济势力全力对抗高句丽南进政策，并扩大到黄海道的情况下，也不可把黄城设在大同江南面。”（150页注1）这也说明，当时大同江以南是百济的势力范围。）可是，后来的高句丽王安（392—413）是历史上著名的广开土王，又称好太王，他即位后，凭借“国富民殷，五谷丰熟”，（注：《好太王碑》第1面第5行。参前引《朝鲜通史》上卷（第一分册），114页。）接连向邻近地区和部族进行大规模的拓展兼并。据现在尚立于吉林省集安市郊的《广开土王碑》记载，他在位期间高句丽大军两次南征百济，“结果使当时百济的北部地方——今天的黄海（南）道南部地方和京畿道北部及西部沿海地方，变成高句丽的领土。”[5]（P136）在这种形势下，427年，广开土王的儿子长寿王（413—491）把都城从国内城迁到了平壤。“475年，高句丽以三万兵力打退了百济与新罗的联合部队，占领了百济首都汉城。”（注：《朝鲜全史》第三卷，191页。参《三国史记》卷二十六《百济本纪》第四，259页；（韩）申滢植《百济史》第三章第3节《百济的成长与发展》，汉城梨花女子大学出版部，1997年，144页以下。）百济被迫南迁都城于锦江中游之熊津（今公州）。到五世纪末，从朝鲜半岛西海岸的牙山至东海岸的盈德一线成为高句丽的南部界线，“构成高句丽存在时期版图最大的强盛时期”。（注：《朝鲜全史》第三卷，152—153页，并参192页。）应当指出，平壤大同江以南直到东海岸的这些被高句丽占领的土地并不全是百济领土，半岛东部太白山南段地区原来是属于新罗的领域。只不过后来新罗真兴王（540—576）强大，又重新改写了半岛中部直到汉江下游的版图。（注：仔细分析《三国史记·地理志》的记载可知，真兴王时期新罗西北边与百济的交界在锦江上游直到清州以北至稷山、牙山一线，参《三国史记》卷三十四《地理志》一，尚州、康州条，352—354、356—358页；同书卷三十五《地理志》二，汉州条，359—363页；同书卷三十六《地理志》三，熊州、全州条，369—373页。并参《大东舆地全图》，收在元庆烈《大东舆地图研究》，汉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图；前引《韩国史新论》，47—49页。）这就是所谓“高句丽南部地区”的由来。显然，其中的大同江以南地区基本都是百济故土，谁在统一过程中继承了百济的遗产，谁就应该拥有这一地区的主权。
二、新罗的统一目标
《三国史记》卷七《新罗本纪》第七记载，671年，文武王金法敏曾报书前来讨伐的唐军总管：（注：《三国史记》的记载是薛仁贵，《新唐书·新罗传》的记载是刘仁轨。据两《唐书》本传，刘仁轨为鸡林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总管。）“先王贞观二十二年入朝，面奉太宗文皇帝恩敕：‘朕今伐高丽，非有他故，怜你新罗，摄乎两国，每被侵陵，靡有宁岁。山川土地，我非所贪，玉帛子女，是我所求。我平定两国，平壤以南，百济土地，并乞（与）你新罗，永为安逸。’”文武王提到的这份敕文并不见于中国史料，而且“玉帛子女，是我所求”这样露骨的言辞也不像唐太宗的话。但是，文武王引这样一段话为自己辩护，其内容却暴露了新罗统一的空间追求，即要并合平壤以南所有百济曾经领有的土地。《新唐书·新罗传》为这一解释提供了证据，其中记载，高宗上元二年（675）的唐、罗争战虽以新罗谢罪结束，“然多取百济地，遂抵高丽南境矣。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三国史记·地理志二》明确记载新罗的汉、朔、溟三州本高句丽地（《地理志》四则直接称为“高句丽南境”），我曾经将其州县地名逐一比勘《大东舆地全图》，发现其地域直抵平壤附近的大同江南岸。譬如《地理志》二记载：汉州“取城郡，本高句丽冬忽，（新罗）宪德王改名，今黄州。领县三。（中略）唐岳县本高句丽加火押，宪德王置县改名，今中和县。”中和地名今仍存，就在大同江南岸，其地现已划为平壤市郊区。所以，所谓“高句丽南境”必为高句丽所取百济故地无疑。《新唐书·新罗传》的记载可以理解为新罗因并合百济之地，于是占据了高句丽南境，这与上述《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平壤以南百济土地”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新罗的这一统一目标，还表现在统一过程中对百济和高句丽的态度明显不同。如上所述，新罗在其统一过程中也曾与高句丽发生冲突，但都是在百济故土以内。新罗的兴起和发展正好与高句丽在半岛上的扩张形成对立，因而双方成为仇敌。新罗兼并伽耶，又和邻近的日本产生了利害冲突。[6]（P44—52）新罗当然不愿也不能承受在同百济的斗争中南北腹背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完成其统一事业，在东亚地区唯有引来中原王朝一起行动才行。新罗拉拢唐朝的办法就是，时时处处让唐朝感到新罗是自己在东亚事务中唯一忠实可靠的盟友，而且凡事只依靠唐朝。[4]（P326—330）这就是史料中屡屡见到新罗向唐朝提起高句丽、百济“两国”（注：参《三国史记》72、76—77、80—81等页。该书卷六《新罗本纪》第六，文武王六年（666）条有“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句，与同卷八年条载文武王战后告庙文中“与大唐同举义兵，问罪于百济、高句丽”的说法不合，前句恐为自矜之辞。）敌人的原因。正是在新罗的这种拉拢之下，唐朝才舍边徼强敌高句丽于不顾，先出兵跨海帮助新罗打败了倭军、消灭了百济，而众所周知，百济和倭国当时与唐朝并不存在地缘冲突。然而后来唐灭高句丽，新罗态度便不再积极，如文武王金法敏自己所说：“乾封二年（667），闻大总管英国公征辽。某往汉城州，遣兵集于界首，新罗兵马不可独入。先遣细作三度，船相次发遣，觇候大军。”[7]（P80）
新罗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它只想并合三韩本土，并不想夺取占领本非三韩的高句丽的旧领地。新罗的这一立场，在战后对百济和高句丽余众的不同处理上暴露得更为彻底。
百济灭亡以后，唐朝任命故太子扶余隆为都督，“遣还本国，共新罗和亲，以招辑其余众”，[8]（卷199上《百济传》）麟德二年（665），又让其与新罗王金法敏在百济故都熊津城（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会盟结好。唐朝本意在于兴灭继绝，实行羁縻。（注：参两唐书《百济传》载刘仁轨撰百济新罗盟文。）有学者指出：“这些行动不仅意在赢得百济人心，也是为了挫败新罗对前百济领土的图谋。”[9]（P73）然而新罗王却声称：“新罗、百济累代深仇。今见百济形况，别当自立一国，百年以后，子孙必见吞灭新罗。既是国家之州，不可分为两国，愿为一家，长无后患。”[7]（P81）显然，在新罗看来，能否并合百济境域关系到统一事业的成败，于是乎公然蚕食鲸吞，以致唐朝扶持的扶余隆竟不敢还国。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对百济的侵夺更加频繁。唐遣使责问，新罗于总章三年（669）“遣钦纯角干、良图波珍餐入唐谢罪。”[7]（P72）然而，唐朝的干涉并未使新罗的政策发生根本转变。“最后，于671年新罗攻占了泗沘要塞并建立了所夫里州，这样便控制了前百济的全部领土。”[9]（P73）可以看出，新罗对于百济是恨不灭此朝食，不留任何余地。
新罗对高句丽的态度却颇有些不同。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出兵讨伐高句丽时宣言：“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10]（P6217—6218）颇有收复故土之意。668年高句丽灭亡，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设在平壤，显然有意继承高句丽的全部遗产，包括当年迁都平壤前后进行领土扩张所占领的百济故土，即大同江以南的所谓“高句丽南境”。唐朝的这种做法与新罗的统一目标直接抵触，因而激发了新罗的对抗。[7]（P80—81）670年，高句丽故地发生贵族钳牟岑（《三国史记》作剑牟岑）纠集的叛乱，失败后南逃新罗。（注：参《新唐书·高丽传》；《三国史记》卷六《新罗本纪》第六，73页。）新罗不仅容留逃人，还于当年八月即册封其中的高句丽王室后裔安胜（《新唐书》作安舜）为高句丽王，册文称赞其“流离辛苦，迹同晋文；更兴亡国，事等卫侯”，希望“永为邻国，事同昆弟”；安胜等也表示“愿作藩屏，永世尽忠”。[7]（P73—74）可见当时新罗并不希望见到高句丽被彻底消灭，还想保留一个傀儡性质的高句丽政权，作为自己和唐朝之间的缓冲地带。只是在随后的罗唐战争（669—676）中新罗直接攻取了高句丽南境，以安胜为首的傀儡政权才失去了意义。（注：674年新罗改封安胜为报德王，678年建立北原小京（今韩国江原道原州），均为其势力北伸的表现，参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63页。）676年，唐朝的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退到了辽东，新罗的统一目标完全实现，边界也就稳定安静了下来。（注：参拙文《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收在前引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10页。据《三国史记》卷八《新罗本纪》第八记载，683年，新罗神文王“征报德王安胜为苏判，赐姓金氏，留京都，赐甲第良田”（90页），高句丽遗民的报德国就此灭亡；685年，新罗“始备九州”（91页），即统一全部完成。）
由此可见，高句丽灭亡以后新罗之所以立即毁盟转而向强大的唐朝开战，其根本原因在于能否据有高句丽南境百济故地关系到其统一事业的成败兴亡。一旦统一目标达成，新罗的活动便停了下来，不再进行领土扩张，并且与唐朝恢复了和平友好关系。
三、新罗与唐朝辽东地区的关系
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后撤到辽东（今辽宁辽阳），标志着唐朝放弃了以平壤为基地经略高句丽南境，同时撤退的还有置于百济的熊津都督府，[10]（P6378—6379）也显示唐朝决意退出三韩故地的历史争夺。还有一条材料也可以证明唐朝辽东经略的这种空间意向，据《旧唐书·高丽传》：“仪凤中，高宗授高藏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都督，封朝鲜王，居安东，镇本蕃为主。”此事据新传在仪凤二年（677），即唐朝撤退安东府的第二年。我们注意到，高句丽灭亡以前唐封其国君的爵号均为高丽王（《三国史记》作高句丽王），灭国后故君高藏以辽东都督一职封朝鲜王，居于安东接受羁縻，这表明，唐朝认为其领地已非原高句丽扩张版图，而是只限于其最初兴起的辽东和古朝鲜的旧地。据我研究，古朝鲜得名于“来朝之韩（鲜）”，[4]（P444—454）汉武帝灭其卫氏政权而建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高句丽为玄菟属县之一）；其南即半岛三韩（辰韩、弁韩、马韩），为新罗、百济先民。以古代的鲜、韩分野作为大唐帝国与统一新罗的疆域分界，这既尊重了历史沿革，也满足了新罗的要求，所以这条界线能长期稳定下来。
尽管接受羁縻的高句丽王室后裔才经三代到七、八世纪之交就断绝了传承，（注：《新唐书·高丽传》说高句丽“后稍自国，至元和末遣使者献乐工”，世系不明，存疑。）辽东地区直到半岛上的大同江边却一直为唐朝安东都护府所控制。有人认为：“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9]（P74）然而，这样的“一个被分割国家”其实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七世纪末在中国东北建立的渤海国（698—926）曾经领有所谓“高句丽北部”，（注：《新唐书·靺鞨传》：“帝伐高丽，其北部反，与高丽合。高惠真等率众援安市，每战，靺鞨常居前。帝破安市，执惠真，收靺鞨兵三千余，悉坑之。”（6178页）同书《高丽传》：“次安市。于是高丽北部傉萨高延寿、南部傉萨高惠真引兵及靺鞨众十五万来援。（中略）延寿等度势穷，即举众降。帝料酋长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许内徙，余众三万纵还之，诛靺鞨三千余人”（6191—6192页）。比勘两传，可知所谓北部为靺鞨而非高句丽。此外，高句丽自身又分为内、北、东、南、西五部，其“北部即绝奴部也，或号后部”、“南部即灌奴部也，亦号前部”（6186页）等等，与前述所征服之南（乐浪、带方）、北部（靺鞨诸部）显然不同。）那实际上是从前高句丽在势力扩张中征服粟末靺鞨等部落的领地，（注：《新唐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6179页）《旧唐书·靺鞨传》：“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唯黑水部全盛，分为十六部，部又以南北为称。”（5359页）可见除黑水部外，靺鞨诸部均曾被高句丽征服，成为其北方属部。参前引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17、39—40页。）因而渤海将自己的建国之地称为“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可以肯定，唐朝盛时一直对辽东高句丽故地实施着有效的管理。如，开元二十三年（735 ）唐玄宗宰相张九龄草《敕新罗王金兴光书》：“近又得思兰表称，知卿欲於浿江（即大同江。——引者）置戍，既当渤海冲要，又与禄山相望，仍有远图，固是长策。且蕞尔渤海，久已逋诛，重劳师徒，未能扑灭。卿每疾恶，深用嘉之，警寇安边，有何不可？处置讫，因使以闻。”次年，新罗王上《赐土地谢表》称：“伏奉恩敕，浿江以南，宜令新罗安置。臣生居海裔，沐化圣朝。虽丹素为心，而功无可效；以忠正为事，而劳不足赏。陛下降雨露之恩，发日月之诏，锡臣土境，广臣邑居，遂使垦辟有期，农桑得所。臣奉丝纶之旨，荷荣宠之深，粉骨糜身，无由上答。”（注：两条史料均转引自前引黄约瑟《武则天与朝鲜半岛政局》，100—102页。）至此，新罗以大同江为北界才得到了唐朝的正式承认。（注：参前引《朝鲜通史》上卷，50页；拙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13页。）
《三国史记》卷三十七《地理志》四收有被新罗并合的高句丽南境及百济全境历史地名录，同时还保留了一份总章二年（669）二月唐将李勣《奉敕以高句丽诸城置都督府及州县目录》，其敕文曰：“其州郡应须隶属，宜委辽东道安抚使兼右相刘仁轨遂便稳分割，仍总隶安东都护府。”由此可见文后所列地名即当时安东府的辖区，除了后来随同后撤的熊津都督府所辖州县外（其地土被新罗并合，地名均见于百济历史地名录），可知安东府所领主要为鸭渌水（今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注：见该书377、386—387页。应当指出，由于时代间隔，这份地名目录并非详尽准确，因而作者又开列了一份《三国有名未详地分》目录，其中列有明确属于唐朝辽东高句丽故地的泊灼城、盖牟城、沙卑城、白岩城、建安城、苍岩城、白水山、沸流水、萨水、故国原、美川、小兽林等地名。总之，这两份地名目录还值得进一步深入细致研究。）《三国史记》该卷最后引唐朝贞元（785—805 ）宰相“贾耽《古今郡国志》云：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高句丽旧地也。”然而《新唐书·渤海传》的记载是：“
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八连城），亦曰栅城府，领庆、盐、穆、贺四州。沃沮故地为南京，曰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领沃、睛、椒三州。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今吉林临江），领神、桓、丰、正四州；曰长岭府（今吉林桦甸），领瑕、河二州。扶余故地为扶余府（今吉林农安），常屯劲兵捍契丹，领扶、仙二州；鄚颉府（今黑龙江阿城）领鄚、高二州。”即渤海所据高句丽故地只有鸭渌、长岭两府六州，其他诸族故地即使历史上曾经被高句丽征服占领过，[4]（P39—40）如同粟末靺鞨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8]（卷199下《靺鞨传》）
尽管唐自安史之乱（755—762）以后国势衰落，统辖辽东的安东都护府大乱发生后就废除了，（注：两《唐书·地理志》均说安东府“至德（756—758）后废”。据《续日本纪》卷二十一的记载，至德年间有安东都护王玄志斩参与叛乱的平卢节度徐归道，“自称权知平卢节度，进镇北平，至德三载（758 ）四月王玄志遣将军王进义来聘渤海”（东京：吉川弘文馆，1997年，258页），这是载籍所见最后一任安东都护。）周边部族即开始向辽东渗透，（注：参见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收在氏著《东北古族古国古文化研究（中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255—256页；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收在氏著《东北民族史研究（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196—199，200—201页。）但据研究，渤海国虽称海东盛国，可在最盛时期其南境也只是在扶余府、长岭府至泊灼口（今辽宁丹东北叆河入鸭绿江口九连城）一线，一直没有到达以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为中心的辽东腹地。[11]（P257—258）因此，有人认为，辽东广大地域在安史乱后直到被契丹占领的一百多年里在政治上是一片“瓯脱”（空白区）。[11]（P255—256）也有人认为在契丹占领之前渤海曾经在这里部分设治。[12]（P201）但是，这段时期辽东究竟得到了怎样的治理，甚至契丹人又是怎样得到这片地区的，现在都很难确知了。（注：现存史料没有提供契丹攻占辽东的细节（参魏国忠《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198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唐末和五代初契丹兵不血刃进入辽东”（参王绵厚《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255页以下）。）契丹人真正对辽东实行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是在阿保机当政及契丹建国（916年）前后。（注：参《唐末契丹进入辽东的历史考察》，252、259—261页；《渤海王国据有辽东考》，198、201页。）鸭绿江以南朝鲜半岛上的情况也与辽东腹地类似。据韩国学者金渭显研究：“在新罗与渤海的末期，两国之间可说已没有国境线，盖数百里的边境地区完全成为无人地带。这可由高丽初期北边开拓情形及新罗的兵制看出。太祖（王建）初年开拓西京（平壤）的情形，如前所述，当时西京仍是完全荒芜之地。新罗兵制是一种镇压新得地区反叛的编制，即‘九誓幢与十停’。九誓幢是新罗人（三誓幢）、高句丽人（三誓幢）、百济人（二誓幢）、靺鞨人（一誓幢）的混合部队，也就是中央军团。九誓幢的任务是防御首都（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州）。十停是地方军团，分置于九州的枢纽地区及全国各地。在汉州则置两个军团以防御北方，但是，这两个军团仍然在汉水（江）的南方。（注：前引（韩）李基白《韩国史新论》107页提到新罗防御北方的有浿江镇和穴口镇（今汉江口江华岛），或即指此。并参（日）李成市《古代东亚的民族与国家》第二篇第十章《新罗兵制中的浿江镇典》，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由此可见，当时可能没有最北端的防御线可言。而彼时渤海与新罗的势力尚不能达到鸭绿江以南的朝鲜半岛北端。在有关女真（注：此指东女真即曷懒甸女真，为唐以前沃沮的后裔。沃沮即勿吉，又分北沃沮、东沃沮，东女真当即古代东沃沮的后裔。）起源的说法中，韩国学者李丙焘及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均主张渤海的强制移置说。三上次男以为黑水一带诸部族是渤海武王（大武艺，719—737年在位。——引者）末期的被征服人民，以后移置于渤海南京附近，随着新罗国势的衰微，乃逐渐移动南来。如此，则在女真移置于南京附近以前，后来女真所据的地区，可说是一片无人地带。高丽太祖的开拓地区也就是这片女真尚未占据的无人地带。”[13]（P77—78）可见，即使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辽东高句丽故地长期成为政治真空的情况下，新罗也没有北上发展进入这一地区。
半岛政权跨过大同江向北发展并逐步占据直到鸭绿江边的古乐浪郡/高句丽故地，已经是取代新罗崛兴的王氏高丽时期。有人认为：太祖的北进界线大概在马歇滩（清川江）一带，成宗时（981—997）高丽的北进政策进展更速。 但即便如此，当993年契丹命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萧恒德（《高丽史》作萧逊宁，逊宁乃恒德之字）统军八十万征高丽时，“成宗召群臣议对契丹政策，或云乞降，或云割西京（平壤）以北之地。成宗将从割地之论，乃开西京米仓，任百姓取用，余粮恐资敌，乃尽投于大同江。”[13]（P82—84）后因契丹小挫媾和，高丽才得以保住鸭绿江以东几百里之地。第二年，高丽为了表示诚意，改奉契丹年号，契丹圣宗乃将女真所据的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予高丽。[13]（P84—86）
四、余论
我曾经怀疑，或许日本与新罗间的外交与军事张力牵制了新罗向北越过大同江占据高句丽故地（唐朝安东府所领）。[4]（P33）现在看来，这种怀疑缺乏证据。据研究，自高句丽灭亡的同年同月即日本天智天皇七年（668 ）九月新罗立刻遣使日本，以后直到文武天皇四年（700）的一共32年间，新罗遣使日本达29次，而此间日本遣使新罗为11次。双方使者在短期内往来如此频繁，显示其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而与此大致同时，日本自669年第七次遣唐使赴唐后至701年的32年间，一直没有与唐朝交往。显然，这一时期罗唐关系紧张，新罗出于对抗唐朝的目的，需要与日本交好。（注：参（日）福田忠之《试论金马渚的高句丽政权与新罗的半岛统一》，北京大学历史系2003级博士研究生东北亚古代史读书报告之二，4—5页。）日本的积极回应只能是对新罗的支持和鼓励，不可能起到相反的牵制作用。然而到七世纪末，罗唐关系已经缓和，而且由于渤海建国等原因，使得新罗更加靠拢唐朝以求共同对付扩张威胁，于是从703 年起新罗就成了遣使唐朝最频繁的国家。[4]（P13）与此相应，罗日关系开始趋于冷淡，乃至779年以后最终断绝了与日本的邦交关系。（注：参（日）福田忠之《古代日本华夷思想与唐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以日本与新罗关系为中心》（未刊稿），32、53页。）可是，双方关系尽管冷淡，却没有发生如罗唐战争那样的直接冲突。在我们关注的这一时期，尽管文献记载日本曾有几次征讨新罗，看来都未成行，（36）因而也不可能造成对新罗的军事牵制。
总而言之，新罗完成了自己的统一事业，并合了半岛三韩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其主体部分仍然属于中原王朝，（37）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因此，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新罗统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决不应该因此而被贬低，如韩国学者李基白所说：“毕竟是统一的新罗的领土和人民，在那里形成的社会文化构成了后来朝鲜历史的主流。”[9]（P74）这在韩民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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