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后的香港经济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矛盾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目前正处于历史性的两个过渡阶段：一是香港正处于由英国统治到回归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历史性过渡；二是香港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正朝下个世纪迈进，顺利过渡到21世纪，两个过渡是香港在本世纪末的神圣历史使命，是香港人民面临的最现实的和最紧迫的问题。香港能否顺利、平稳地实现过渡，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能否满怀豪情的迈向未来，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香港的顺利过渡将是香港献给中华民族、献给世界各族人民的一份厚礼，也将使香港这个东方之珠永立于东方，并放异彩。
一、香港即将面临的矛盾与协调
香港由于处于前所未有的两个历史性过渡，对任何香港人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考验，名利心态、种种动机均在这个时候有所反映，香港处于这种背景下无疑会存在着许多矛盾。
1.在经济领域中的矛盾。
一是在货币金融领域，是稳定与变革的矛盾。具体说来，在货币金融管理层面，汇丰淡出在香港的半央行角色与港府外汇基金管理局完善中央银行职能，主要是对政治过渡的因应：金融三级制的修订，银行业条例加强对银行业务监管和监管的国际协调，基本上是对经济过渡的因应：股市的现代化、国际化既是适应和体现经济过渡，又是反映和因应政治过渡。在货币金融实际动作层面，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金融市场组成多样化，金融创新不断推出新的品种和服务，则是经济过渡的表现。
不难理解，以上各方面包括了制度的变革或手段的革新，其中，制度变革容易引起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例如，联交所改革就一直伴随着纷争或对抗。因而，如何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是货币金融领域两个过渡的主要矛盾。
二是在财政领域，是稳健与扩张的矛盾。进入过渡期以来，尤其80年代末、90年代初进入经济过渡与政治上后过渡期以后，港英政府的理财哲学脱离财政政策发生了演变。政府公营部门开支不断扩张，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介入或干预不断增强，传统的“积极不干预主义”已经变质。目前，港英政府在实际上推行的是“选择性干预主义”，即：在原则上，仍不放弃“积极不干预”口号，以便在实践上，回避一些在港府看来需要回避的干预。也就是说，港英政府在其认为需要干预的时候，会毫不迟疑地干预，例如，改革香港联合交易所；而在其认为不必干预的时候，会坚定不移地袖手旁观，例如，香港国际商业信货银行终遭清盘。为使自身在干预问题上保留较大回旋余地，港府还不愿将“积极不干预”旗帜送进历史博物馆。
从“自由放任”到“积极不干预”再到“选择性干预”，这是大体符合现代经济规律的。当前，各国（地区）政府是在“选择性干预”与“全面干预”之间摇摆或交替。在两个过渡期，港英政府财政政策无可避免地扩张，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无可避免地扩大。
就政治过渡而言，港英政府既花钱替英国在香港“树碑立传”，也花钱为英资财团创造投资谋利的机会。1992年4月7日，港府公布近年批出的17项港口工程顾问合约分配，总计18，150万港元，全部由英资或英资参与的财团囊括。[①a]为稳定公务员人心，港府不得不在公务员薪俸、长俸等方面增加支出。
就经济过渡而言，港府在改善香港基础设施与都市环境方面，已拟订庞大的新机场及配套工程规划和都市规划。迄今所做不够而客观因素会促使港府有所加强的：一是社会福利及其他公共服务，二是制造业转型升级。
这里，顺便说明，将提高社会福利等同于社会主义这是一种误解。其思想基础，是将一切有关效率、效益的行为同资本主义挂钩，而将一切有关平等、公平的行为同社会主义挂钩。这种极端的分析，不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客观规律。在香港，鼓吹或相信这一种非糊涂即别有用心的观点，会阻碍香港顺利、平稳的实现经济过渡和政治过渡，阻碍“九七”后香港经济与社会的长远进步。
总之，就财政而言，而对两个过渡，需要处理“扩张”与“稳健”之间的矛盾。
三是在生产要素即资源领域，是走与留、竞争与垄断的矛盾。
对政治过渡的疑惧，和对经济成就的眷恋，令香港的投资者、各类专业人才，要走还留者有之，走而复返者有之，先留后相机再走者有之。基于同样的理由，原在香港植根的财团或企业，或迁册，或业务国际化，走一部分资金也留一部分资金，或将根移走而将枝叶留下。
竞争与垄断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地产市场上，迄今地产市场仍是垄断压过竞争。此外，在资本市场上，香港银行同业公会对存款利率的垄断（其背后有港府授意或默许），汇丰银行对银行间结算管理的垄断，均不利于公平竞争；前者对存户不公平，后者对其他银行不公平。上述垄断固然均不是因两个过渡而产生的，却均阻碍或不适应两个过渡顺利、平稳的进行。其中，汇丰银行对香港银行间结算管理的垄断，在汇丰因应“九七”将其根基移返英国后，愈益显得不合理。
四是在产业结构领域，是私人层面的因循守旧与积极进取的矛盾，官方层面的放任自流与适度推动的矛盾。
香港产业结构在继续发展服务业的同时，应积极推动制造业由劳动、资本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和升级。目前，在私人层面，焦点在是否开展技术更新、“研究与开发”，通过上市集资或兼并、收购来扩大企业规模。而在官方层面，焦点在是否拨款及不断增加拨款来资助“研究开发”，是否对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提供税务优惠。[②a]
2.社会领域中的矛盾。
一是香港社会中扩大福利领域还是继续保持不变的矛盾。众所周知，香港富裕，曾被认为遍地是黄金。然而，香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福利条件很差，使得香港贫富悬殊日益严重。据香港最近一个典型调查表明，目前香港有23万个低收入户，占整个香港住户的15%，月收入在4000元以下。以一家4口计算，约有近百万人过着贫困的生活。这些低收入者主要有四类人：（1）传统行业人士（例如渔农业）；（2）因经济转型而遭遣散的工人；（3）单亲家庭、新移民、长期患病者等资源缺乏的人士；（4）有犯罪记录或染有毒瘾的社会边缘人士。贫困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香港又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八成劳工没有退休金，因此，香港要不要扩大福利领域，要不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便成为过渡时期的尖税矛盾。
二是香港是使用外劳降低成本，还是使用本地昂贵劳工的矛盾。香港在90年代初经济飞速发展，对劳动力需求迅速扩大，曾经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面临两种选择：（1）继续不让外劳进香港，劳工费用大幅上涨；（2）是大量引进劳工，降低劳工费用。到了近年，香港政府迫于工商界压力，开始在有限的领域内引入劳工，以使降低成本，加强竞争。但是最近，经济情况不是太好，失业率提高，香港社会中呼吁停止输入外劳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事实上已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立法局常为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所以，如何保障香港本地劳工的就业机会，但又不增加劳动力成本的费用，也是香港过渡时期面临的棘手矛盾。
3.均衡：公平与效率。
未来5年至10年，从经济上由新兴工业化经济向成熟的发达经济过渡这一角度来看，香港将面临高通胀、高楼价的困扰。如果港英政府和香港有影响的财团未能合作将高通胀、高楼价逐步但尽可能快地抑制下来，那末，它们完全可能成为香港经济陷入周期性低谷的导火线。过去20年香港经济的蓬勃增长，令一般人士几乎忘却香港经济仍然会有周期性衰退与繁荣的交替。近一二年，主要由于中国因素，香港得以避过美国等主要工业国家经济衰退的冲击。但是，幸运之神未必永远眷顾香港。很可能，在未来几年是由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而进入经济衰退。在迈入90年代的时候，香港一些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和著名经济研究机构已估计90年代初香港可能陷入“滞胀”。这一“狼来了”的警报，至今虽未应验，却不可因此而置诸脑后。
香港面对的困难是，港英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手段和政治魅力来坚决压制高通胀，相反关于新机场工程预算一再增加的消息令通胀预期一再上升。在私人层面，私益向下的刚性将使成本、工资、价格之间更有可能螺旋式推高，而较小机会同时被冻结。除非一次震撼整体经济与社会的危机，以供应远超过有效需求的方式将成本、工资、价格同时降低。香港面对的困难还在于，高楼价涉及港府批地的垄断和少数大地产商对地产市场的垄断。除非二者愿意为香港整体及长远利益而牺牲自身的一部分利益，否则，也惟由经济与社会危机才能替积重难返的高楼价开辟出路。这样的前景是香港人所不愿见的，是中国政府所不想见的，也是港英政府所不希望遇到的。但是，这绝非危言耸听！
此外，还应该对1997前后香港的资源稀缺问题——具体而言，即资本外流、人才外流问题——有最差的估计。如果中国改革开放继续稳定而深入地发展下去，香港经济与社会不出现危机，那么，资本、人才流出入至多对某些部门或行业产生一时的影响，而不会引起全局性或持久的消极后果。反之，资本、人才突发性外流或持续性外流，会令香港经济与社会发生震荡或骚动。颇具讽刺的是在资本、人才大规模外流的时候，香港的高楼价、高通胀会出现崩溃或急跌。
如果上述悲观的前景得以回避，香港在未来5年至10年是否就歌舞升平？按香港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机制，随经济持续增长，人均生产总值不断增加，社会上贫与富“两极分化”将愈益严重。香港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的特征是：（1）除个人薪俸税外，无资产增值税等其他税务手段来调节个人财富的积聚与膨胀；（2）香港个人薪俸税标准税率仅为15%，此外无累进税率，低过人均生产总值同香港相仿佛的一些国家或地区；（3）香港是低福利社会，港英政府无大幅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的规划，其未来数年财政收支已被新机场工程及大都会计划所束缚；（4）香港近些年工资、薪俸增长率较高，是因为经济畅旺，总体充分就业，局部就业不足。实际上，在决定工资、薪俸的增幅方面，资方有形同卡特尔的默契或所谓一般指引（后者由行业中具领导地位的大企业或商会来提供），而劳方却缺乏讨价还价的组织力量。结果，工资、薪俸固然有可观增加，花红、袍金的增加则更加惊人。[①b]
就香港而言，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会在高楼价、高通胀面前暴露得益加鲜明，反过来，因高楼价、高通胀而益见“贫困”的一群，其人数逐步增加，将会令高楼价、高通胀问题以危机方式来解决。可见，港府若未能在现行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增加新的成分来缓和社会贫富两极分化，那末，上述悲观前景几乎是难以回避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现代经济与社会进步中不可忽视的“公平原则”。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相互交替的；但从经济与社会总体及长远发展来看，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无高效率而求社会公平，社会公平等于普遍贫困化。没有公平或忽略公平，社会上越来越多人不满甚至骚动，则整体经济效率不但难以提高甚至反而降低。
因此，走向21世纪的香港，为平稳实现政治过渡，顺利实现经济过渡，必须寻求社会均衡——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二、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定位
在走向21世纪的途程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在经济上，是否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及相互渗透，在政治上，是否能够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是两个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香港人当然更加关心。
提出这两个问题的依据，在经济上，是“九七”前中港两地尤其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业已发展起非常紧密且愈益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是“1997年7月1日”标志着香港将回归中国，成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这两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港两地具体的多方面的经济及其他科技、文化、教育等等联系，在不断加强与扩大，但是，两地的社会制度在整体上仍然存在着区别。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但从客观形势可能的演变出发，则应该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中港两地在经济上将走向更为紧密的合作以致达到双方的相互渗透，但不会达致“一体”；在政治上香港能够实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决不是“变相独立”。
1.经济上联系更为紧密，以致达到相互渗透，但决不等于“一体”。
未来的内地与香港经济关系，将呈现一种特殊的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工关系。大陆与香港经济关系目前大致是“分工”的关系。香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总的形式是大分工的承包制度。各企业多凭个人的关系、胆识和才智来赚取利润。政府在企业与科技方面的政策是宏观的间接关注，而非直接的辅助。因此，香港企业不能象内地组织集团式的企业大群体，向一个行政指令而努力。香港的整体企业结构比较松散，在大陆与香港企业合作往往出现“门不当、户不对”的情况，而容易在彼此合作中显露不平衡的心态。这方面，内地可以鼓励企业大搞元器件生产，或高科技产业；但是香港却缺乏权威机制，这是内地企业在体制上的优点。可以说：内地企业在行政指令下容易互动以迈向目标。香港企业则胜在小巧灵活，便经营及决策。故企业双方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合作，需要很大的智慧。
目前香港与大陆经济合作的关系，大致是大分工的关系，由港商接得外国订单后，将部分或全部工序给予内地合作单位加工。而内地分工扩散的现象，也很明显。例如深圳20%的工厂承接外商加工订单后，也转给内陆；在1987年6月底，深圳有50家服装、玩具加工订单转至广州、东莞及其他地方。这种分工关系以生产中下价消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互惠合作方式比较被动，因为关键在于：港商能否接获订单及中国能否保持低成本、低工资、廉价厂房及土地的优势。
二是多边多角的软型经济独立体。经济政策灵活、经济结构多元化和经济活动国际化者，而又相对独立于母体的政治架构。这种模式称为“多边多角的软型经济独立体”，即指多边的国际经济贸易与投资关系，可以独立地与各个国家进行双边经济贸易与投资活动；多角形的多元经济结构；富有弹性的、不受外来力量影响的经济政策；对外经济贸易与投资及联系有绝对的协商、结盟与不结盟的自主权，而对外部经济牵制有柔韧的承受力的软型经济独立体。香港多年来的经济表现，在没有明确的政府经济资助政策及行业辅助政策下，企业家在不受干预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奋斗，逐步发展成为多边多角的软型经济独立体。这些企业家经过30年的“人竞天择”，而组成一个多边多角软型经济独立业体的精英社会。所以，香港的成功不单只在于其国际化的地位，而在于多关系、多元化、富生命力的、善于应变的、意志坚强的、独立而又凝聚的、由许多经济精英组成的社会。要保持香港的繁荣，也应该尊重及维护其个人和总体社会的多边多角软型经济独立体的地位。
两地经济关系也应是两个经济独立体的关系。1997年当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大陆与香港在政治上的关系，可以视为亲子关系；但是，在经济上彼此宜在国际上独立发展，相互合作与竞争。1997年以后的香港，如果保持在经济上独立自主，对内地经济也将有更大的好处。香港不单只是内地通往世界的桥梁，更将是经济发展上最佳的合伙人。
三是迈向共同价值的跨国经济合伙群。在90年代及下一世纪，香港的功能之一，可以是世界跨国经济，包括内地跨国企业的远东总部。内地、香港的经济关系，可以提升至比目前香港是内地的桥梁作用的更高层次，迈向一个由许多有共同利益的合资合作的跨国经济合伙群组成的跨国经济共同体，以内地、香港及国际市场为其容积，届时将发挥难以估计的经济影响力。然而，就目前至2000年这一段不足4年的时间而言，我们仍然认为，香港与中国内地会发展经济一体化，但不会达致“一体”。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经济与社会发展在各地、各民族之间颇不平衡而历史负担又颇深沉重的大国，其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不可能是平坦的，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就中国对外经济领域的“按国际惯例办事”来说，法律的国际标准或规范化，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的国际标准或规范化，均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而且，因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香港，内地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不能不对“幼小产业”在一定时期内加以适当保护。何况，从香港长远稳定繁荣出发，未来特别行政区将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2.是“高度自治”，不是“变相独立”。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①c]
实施“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一国两制”。在经济上，香港与中国内地会拓展一体化，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达致“一体”，这与在政治上两地会统一为一国却需要保留香港高度自治，是并行的。
必须指出，中国内地在经济改革的取向上正不断拓展市场机制，但在政治改革的基本方面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对外开放上，中国积极吸引外资、外国先进管理知识与经验，聘请外国管理专家、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机制中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内容；但是，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于西方民主、自由意识及人权观念，仍然采取基本抵制的态度。上述现象，既是中港两地经济一体化难以达到一体的重要依据，更是中港两地在可预见的将来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上会继续保持明显差异，从而要求香港高度自治的基本依据。
中国内地正处于在其几千年文明史上最关键的变革时期。香港也正处于其一个半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变时期。二者风云际会，不可避免地两地的政治关系会有融洽的阶段，也会有困难的阶段。
根据“六四事件”之后的经验，中港两地相互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求同存异，相互提供帮助而不是增加麻烦，是增进两地合作和融洽相处、避免两地误会和对立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在实施“一国两制”过程中，中港两地不但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应该做到“己所欲，勿强加于人。”
香港人顾虑弹丸之地的香港回归幅员辽阔的中国后，会受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影响而令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变质。否定此一顾虑，无疑需要中国领导人信守《联合声明》和《基本法》，需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同时，也需要香港人自珍自重，不要企图以弹丸之地去越俎代庖，改变中国内地的整个面貌。
当中港两地政治关系遇到困难，经济联系受到影响的时候，一部分香港人会企图变高度自治为变相独立。这种想法和行为违背历史，也违背现实。香港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将来也不会是。须知：1997后香港之所以能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根本在于香港过去是、现在是、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未来5至10年，中港两地经济与政治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落实“一国两制”，将这一史无前例的构想转变为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现实。根据《联合声明》，中英两国政府有义务和责任来落实这一构想：不过，更多更具体的工作应该由也必须由中港两地有关当局和居民来共同承担。
三、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中的香港定位
以相对静止的观点，也就是就目前香港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新格局中的“位置”而论，香港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1）就面积与人口而言，香港在当今世界上实在微不足道的。但是，按对外贸易、外汇交易等指标来衡量，它又是当今世界经济中一颗闪光的明星。
在全球土地总面积中，香港仅占0.0000071，在世界地图上仅为一小点。在世界总人口中，香港仅占0.0011538。然而，香港在全球贸易中排名第十：按日平均外汇交易额计，在全球各大金融中心中位居第六。（2）迄今，除了与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事实上而非制度上或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经济一体化外，香港未与其他任何一个区域或国家有属于经济一体化的联系或关系。
毋庸赘言，在走向21世纪的途程中，香港希望通过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治过渡和经济过渡，来维护和加强它在世界贸易与金融中的地位。为此，它必须在诸如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外贸易关系等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进行调整，以适应正在演变中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新格局。换言之，以发展的观点看，香港必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中主动进行具体层面的“定位”，否则，将危及它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地位。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制造业转型、升级问题，本文前面已详细论述。这里，着重探讨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之间的竞争、摩擦均趋于加强的形势下，香港怎么办？
1.香港作为亚太区的一个经济单位，应该致力于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及一体化。
在亚太区，迄今除东南亚国家联盟外，尚无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由于历史的因素，日本推动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种种尝试，仍未收到明显效果。欧洲共同体迅速拓展，北美自由贸易区快将形成，这一切无疑会刺激亚太区经济一体化，在这一方面，香港可从发展自由贸易入手，扮演协调、推进的角色。
在亚太区内，香港既遇到来自韩国、新加坡和台湾这三条“小龙”的竞争，也遇到来自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这些正在跻身“新兴工业化经济”行列的国家的竞争。香港既要巩固和发展自身比较优势（比较利益），例如在运输、金融、贸易服务方面的竞争力，也要注意弥补自身比较劣势（比较不利），重点克服劳动力成本高、地价楼价租金高的问题。
有一种常识认为，从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角度来看，各经济单位“互补性”大过“竞争性”是一项必要条件。其实，经济学家早就论证，以产品种类的“相似”(similarity)与“不相似”(dissimilarity)来区别经济的“竞争性”与“互补性”，也就是：“竞争性”指有关国家或地区产品种类在颇大程度上相重叠，“互补性”指它们的产品种类很不相同；则“竞争性”国家或地区组成关税同盟，其正生产效应大于可能产生的负生产效应，反之，“互补性”国家或地区组成关税同盟，除非它包括了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否则负生产效应为大。[①d]
2.香港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应该致力于拓展中港澳以及台湾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一体化。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中国。2年后，1999年12月20日，澳门也将回归中国。根据中央、中葡政府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届时，香港和澳门将分别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个特别行政区。
过往5年间，台湾海峡两岸打破长达近40年的分隔状态。中华民族悠久文化传统和刻骨铭心的骨肉深情，必将推动祖国实现完全统一。
1992年1月，在香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美国及香港本地学者，就一项促进中港澳台之间经济合作的设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The Co-ordin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ystems)举行国际研讨会。有人认为：所谓“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一起考虑，在原则上是对的；在实践上，应该注意区别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同中港澳与台湾在以下两方面的不同点：
第一，在统一的问题上，香港、澳门的回归中国已经是确定了的，台湾统一于中国则还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努力。第二，在地理上，香港、澳门跟广东省接壤，而台湾与大陆则隔着一道海峡。
上述两方面的差异，决定所谓“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将是一个多级的或多层次的结构，其主要特征是：
（1）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将发展一定程度的全面的经济合作相平行的模式。
（2）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与台湾之间，将发展有限度的逐步推广的经济合作关系。[①e]
3.香港应当保持“自由港”地位，与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发展贸易自由化及多元化；与条件成熟的国家或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
香港是当今世界为数不多的“自由港”，这是香港经济的一个特点，也是其比较优势之一。在可预见的将来，香港应该可以凭藉“自由港”优势，谋求与欧洲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及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签署类似自由贸易区协议，先从某些商品贸易开始。
通常，邻近国家或地区组织成经济一体化，可以节省运输成本。随着现代交通、通讯日益发达，“地理距离”(geogiaphical distance)遥远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经济距离”(economic distance)日趋接近，后者取决于地理距离以及跨越地理距离的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水路或空运）及其成本。[②e]香港作为国际交通枢纽之一，在缩短与世界各国、各地的经济距离方面深具潜力。而香港将与中国内地逐步发展经济一体化的远景，会刺激许多国家或地区来与香港签署自由贸易区协议。[③e]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香港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从来没有也将不会有其单独的政治角色。由于它与中国的关系，其内部政治的演进会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主要工业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中，它会是一个管道、中介，甚至有时会变成一张“牌”。
总之，在正在演变中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新格局中，香港必须致力于维护、巩固和提升它在全球经济及亚太区经济中的地位。
注释：
①a 参阅《信报财经新闻》1992年4月8日。
②a 参见周八骏：《香港：伴随着政治过渡的经济过渡》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①b 参见周八骏：《香港：伴随政治过渡的经济过渡》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
①c 《联合声明》之二（一）、（二）、（四）。
①d 参阅Viner,Jacob,The Customs Union Issue,New York:Camegie Endowment for Intemational peace,1950。“生产效应”包括：（1）对于某种商品的购买。由较昂贵的本国国内转往较便宜的同盟国：（2）对于某种商品的供应，由成本较低的第三国转向成本较高的同盟国。前者代表生产成本节约，故称之为：正生产效应”(Positive Production Eitect)，后者代表生产成本增加，故称之为“负生产效应”(negative production effect)。
①e 参阅周八骏：《试论“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的多级性》、《镜报》（月刊）1992年3月版。
②e 参阅Beckerman,W.Distance of thd Pettem of Intra-European Trade,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February 1956。
③e 周八骏：《香港：伴随着政治过渡的经济过渡》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