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国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6]10-060829-0785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展① 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持续提升。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国内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的逐步推进；另一方面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发展是一个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因为融入，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反过来也正因为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② 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发展越来越具有世界意义。
一、中国发展对世界市场价格体系的影响
价格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这一经济系统的基础和核心。中国发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价格结构和要素的价格结构，这是中国发展影响世界经济体系最为直接的体现。
中国发展改变了世界市场的产品价格结构。二战结束直到20世纪90年代，世界市场产品价格结构变化的基本特点是，初级产品如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持续下降，而工业消费品价格则稳中有升。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可以部分地归结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即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兴起，发达国家的人工合成材料获得了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从资本密集型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这些变化都极大地减少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市场上的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发达国家长期垄断世界工业品市场，而发展中国家未能真正进入世界工业生产体系③。尽管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继进入世界工业生产体系，但这一体系长期为发达国家垄断，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游离于外的格局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末期。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工业消费品价格的稳中有升，就是世界市场供求规律和发达国家垄断势力主导世界市场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加速融入世界工业生产体系，世界产品价格发展趋势从根本上发生了逆转：基本工业消费品价格出现持续下降，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却大幅上涨。
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大量资本、技术等外国要素向中国的集聚，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成为“世界工厂”④。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拥有近乎无限供应的廉价劳动力，这使中国生产的工业品的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相应产品的价格。中国工业品产能的大幅提高和低价产品向世界市场的大量投放，使得世界工业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而伴随着工业生产的迅猛增长，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的大量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世界资源和能源的紧张，拉动了其价格的不断上涨。仅从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和中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看，中国似乎不会对世界市场产品价格体系产生多大影响，更不会使其发生逆转。据统计，2004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的约4.5％，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额的6.2％，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占6.5％和5.9％⑤。但如果深入到产品贸易结构当中就会发现，中国许多类别产品贸易的比重都大大超过了总量比重所反映的情况。200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占世界纺织品贸易的15.9％，服装占23％，其他消费品占11.5％，都远远超过贸易总量所占比重⑥。中国生产的家电制造业、通讯设备、纺织、医药、机械装备、化工等十多个行业的100多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01年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的世界份额分别为29％、24％、16％和30％；电风扇和照相机都超过50％；电话机、显示器、钟表为50％、42％和75％；拖拉机和集装箱则高达83％⑦。与此相应，承担了“世界工厂”角色的中国，其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与进口也不断加重。2003年中国原材料进口占世界原材料贸易的11.9％，矿砂和其他矿产品占16.5％，钢铁占到12.2％，也都远远超过贸易总量所占比重。2004年中国一次能源、石油和煤炭的消费量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13.6％、8.2％和34.4％，钢材表观消费量占世界的30％⑧。在一些主要的资源与能源进口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近年来在推动全球大宗原料需求方面，更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经济体的影响力超过中国。2005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中国增长的幅度令人瞠目：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镍超过了307％⑨。从近些年中国基本工业消费品的产量与出口量占世界比重、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量与进口量占世界比重，特别是在世界增量中所占比重可以看出，中国对世界市场产品价格体系已经具有很大影响，对某些类别的商品更是具有了决定性影响。伴随着中国影响的扩大，中国发展拉动了基本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和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上涨。
中国发展影响了世界要素价格的变动。作为一种较为稀缺的要素，长期以来资本价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近些年来，世界资本价格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价格呈大幅下降趋势，利率特别是长期利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⑩。以美国为例，其短期国库券利率1995年为5.51％，1999-2004年分别为4.66％、5.84％、3.45％、1.61％、0.64％和0.96％；借款利率相应年份分别为8.83％、7.99％、9.23％、6.92％、4.68％、4.12％和4.34％；存款利率分别为5.25％、5％、6％、1.25％、0.75％、2％和3.15％。尽管时有波动，但利率水平大幅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造成资本价格变化的原因很多，中国发展是众多原因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出口能力的迅速扩张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攀升。2005年贸易顺差达1018.8亿美元，年末外汇储备达8189亿美元(11)。虽然经济规模日益庞大，但中国的国民消费率却极低。1978年中国的消费率为62.1％，2005年下降到50％以下，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20个百分点(12)。金融与企业体制的多种原因使中国的高储蓄难以有效转变为国内投资，2005年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存差达到了92479.13亿元(13)。中国的高额储蓄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转化成为以美国政府债券或外国银行存款形式持有的资产，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美国等国家廉价融资的需要，使得其他国家反过来又用中国的便宜货币和资本购买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并增加对中国的投资。由此可见，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发展促进了国际商品和国际资本两个循环机制的形成：全球要素在中国集聚，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商品并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大量贸易顺差累计的外汇储备又流入美国等发达国家，满足这些国家政府和私人消费和投资的需要。这两个机制特别是国际资本循环机制使得世界市场的资本供应相对充足而低廉，从而压低了世界资本的价格水平，而中国发展作为强大支撑力量在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压低了劳动力特别是一般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在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优势，这些产业的就业岗位由于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而发生了中国劳动力对外国劳动力的替代，加剧了其他国家本来就开始出现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和价格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世界生产资本大量转移到中国，由此必然造成其他国家劳动力相对资本的过剩，促使其价格下降。应该指出，无论是中国本身在某些产业上形成优势还是外国资本生产基地向中国转移，中国发展对世界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更多地是对一般劳动力价格的影响，因为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更多地是对这些类型的劳动力的替代。
中国发展对世界市场价格体系的影响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中国走上自主创新道路，其价格影响仍然存在，因为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使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本也将是极低的。目前，中国更多地是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分工，总体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据统计，全球R&D投入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占86％，中国为1.7％；全球专利方面发达国家占90％以上，中国国内授权的发明专利只有日本和美国的1/30。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9％的国内企业没有申请专利(14)。中国发展成就的取得更多地是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联姻”的结果。这使得伴随着中国GDP的增长和出口规模的扩张，相对于外国要素所获得的高额收益，中国要素获得的实际效益少得可怜，“世界工厂”的繁华与“中国制造”在全球增值的大蛋糕中分得份额的微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显然中国不会满足于当前的分工地位，而必将走上自主创新的道路。近些年中国毕业的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数量惊人，科研队伍不断壮大，而科研人员的价格相对发达国家低廉很多。庞大而低廉的科研人员使中国的科技创新成本和科技产品价格也将是极低的，并将不可避免地对未来的世界市场价格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二、中国发展对世界产业体系的影响
中国发展对世界产业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了国际产业的重新布局，开辟了世界生产与交换的新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推动了产业国际转移步伐的加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凭借其高速的经济增长、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规模日益扩大的消费市场，成为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特别是其传统产业最为理想的转移目的地。产业向中国的转移导致国际产业出现了新的布局，表现为发达国家的许多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在本国逐步消失，其空间存在集聚在中国。伴随着发达国家众多产业的转出，其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其传统产业则呈现出空洞化趋势。“工业欧美、原料亚非拉”这一世界生产体系的长期格局，因中国的参与和发展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一般工业品不再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出口占据了世界的大部分份额。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以往不同，这次产业国际转移主要是通过要素国际流动和要素集聚的形式进行的。具体来说，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的国际自由流动促进了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集聚，在这些国家形成某一种或几种产业，并面向世界生产和出口。要素集聚促成了生产型国家和消费型国家的形成，生产型国家集聚世界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消费型国家为生产型国家提供生产要素，进口产品来消费。由此，以往各国主要是使用本国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并出口，而现在则出现了各国生产要素在某些国家的集聚，并进行面向世界的生产和销售。因成功改革开放而获得高速发展的中国集聚了来自世界的大量资本、技术、标准、品牌、优秀人才、跨国生产经营网络等广义要素，在促进上述生产与交换新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5)。
其次，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延长了国际产业链，提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效率。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引发了世界价值体系的组合重构和产业链的跨国延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逐步完善，各国贸易壁垒逐渐降低，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产业链的众多环节越来越具有了空间上的可分性。处于主导地位的厂商，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利的区位进行相关产业链环节的生产布点，使得传统的主要以产业或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渐演变成为同一产业、同一产品内某个环节或某种工序的国际分工(16)。产业链国际分工作为全球化经济本身发展出现的新特点，即使没有中国的参与也会发展，但中国的积极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产业链的延长，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国无与伦比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大大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相对廉价而数量增长惊人的科研人员，进一步延长了产业链条上的技术密集型环节和产品的研发环节，现代服务业中的一些环节也在中国国内得以延伸。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的发展和更为深入的融入世界体系，国际产业链会得到更大的拓展。效率要求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社会分工或曰专业化的不断深化是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相对于传统的以不同产业或产品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产业链国际延长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因而更能够促进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而中国通过对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深化了国际分工，为世界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在产业体系的整体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扩展了世界产业发展的空间。伴随着中国发展，中国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万亿元人民币，是1978年的50.3倍；进出口贸易总额14221亿美元，是1978年的68.9倍；全年实际利用FDI603亿美元，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不仅使世界许多国家的某些产业得以延续，更为各国许多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进口的规模和速度大幅提高。据统计，中国的进口总额从1978年的109亿美元增长到了2005年的6601亿美元(17)，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6％，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年均进口商品近5000亿美元(18)。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了世界初级产品和众多中间产品的需求，庞大的人口和较低的整体收入水平为基本工业消费品提供了巨大市场，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加速壮大，使世界高档消费品生产特别是汽车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空间。中国发展对世界产业发展的影响，从近些年中国对外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中可以体现出来。据统计，2000～2003年中国出口对世界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7.3％、19.8％和10.7％，进口对世界进口的贡献率分别为7.5％、20.5％和10.9％。据中国商务部分析，2004年中国贸易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达到12％；IMF则认为，2004年全球贸易增量中中国贡献了约20％(19)。美国、欧盟、日本等众多国家和地区都从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受益匪浅。
三、中国发展对国际竞争体系的影响
中国发展对国际竞争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市场竞争体系的影响；二是对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体系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以往的国际竞争方式，国家之间的竞争转变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在促进这种新的世界市场竞争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具有典型意义和关键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前的世界市场竞争体系中，国家是重要的竞争主体，国家间的竞争具有实质意义。虽然从根本意义上说，企业是市场经济中的真正主体，但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情况下，各国主要是使用本国生产要素生产商品并出口，要素主要是各国的要素，企业也主要是各国的企业，因此各国企业间的竞争、产品间的竞争是真正意义上的各国间的竞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导致了要素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重新配置。由于大量资本与技术等外国要素的引进，各国生产中实际使用的要素已不再完全是本国的要素，存在于各国国土上的企业已不再是完全属于本国的企业，此时的竞争也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的产品是多国生产要素组合的产物，国家只是作为要素集聚地和生产地，国家竞争转变成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国家为跨国公司竞争提供舞台或空间，跨国公司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本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成为世界要素集聚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大量资本、技术等国外要素的集聚，中国逐渐成为各国跨国公司竞争的舞台。经过计算，1979～2005年中国FDI实际流入额累计达到了6224.3亿美元，1993年以来FDI流入额一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截止到2005年12月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52942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约450家来华投资(20)。近些年来，微软、摩托罗拉、宝洁、联合利华、杜邦、英特尔、诺基亚、爱立信、松下等世界知名公司都相继在华建立了研发中心，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多达400多家。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使外资企业成为当前中国出口的主体，这种出口是外国资本、技术、标准、品牌、销售网络等要素与中国劳动力相结合的产物。此时，“中国出口”已经只是国家的地理意义，而不是完全的国民意义。除了廉价劳动力，“中国出口”更多体现的是外国广义生产要素的竞争力，而不是中国的竞争力。据统计，1985～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年均增长率为36.2％，高于全国外贸平均增速20.3个百分点。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54.83％，如果按全部外资企业62.5％外资计算(21)，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4.27％来自外资。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57.1％，按同样比重计算，中国出口竞争力的35.7％来自外资。2003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5.2％，而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的78.7％，即中国加工贸易总出口的43.44％是外资利用中国加工出口实现的(22)。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使国家竞争转变成为跨国公司竞争，而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能体现这一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形成这种新的国际竞争体系中，中国最具有典型意义和关键影响。当然需要指出，以跨国公司之间竞争为模式的国际竞争，其本质仍然是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
中国发展也对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体系产生了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转向了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一般被认为包含着科技能力、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等诸多国家能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形成了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在世界经济体系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新的国际竞争能力，并成为当前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23)，从而对现行的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要素大量集聚中国，表明中国拥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要素集聚能力是一国创造和拥有的，以吸收外资为载体的，集聚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品牌、专利等全球广义生产要素的能力。中国要素集聚能力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中国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正是得益于国内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创造了要素集聚的市场和体制条件，并消除了要素向境内流入的政策障碍，构成了集聚各国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促进了大量国际要素向中国的集聚。要素集聚能力是由中国自己创造的能力，集聚的要素虽非中国所有，但为中国所用。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中，要素集聚能力作为一种新的国际竞争能力、一种中国新型的国家核心能力，其形成和加强成为持续提升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和国家影响力的基础和关键。要素集聚能力之所以成为目前中国的国家核心能力，其原因不仅在于要素集聚使国际高级要素在中国得到了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并扩大了中国政府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力，提高了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以及国际谈判的实力，而且在于要素集聚激活了国内闲置要素，提高了国内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上述两个过程汇集为一个结果，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得到迅速扩大，而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强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奠定了中国提升国际地位的坚实基础，并部分地转化为中国可以行使的以这种或那种不同的方式，影响世界格局变化与运行的国家力量。通过体制改革消除要素集聚障碍，通过要素组合形成新的国家能力，中国发展的实践丰富了国家竞争能力的内涵，深化了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体系的认识。
在肯定要素集聚能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性的同时，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对其作进一步分析。其一，要素集聚能力与国家经济能力结构。要素集聚能力是当前中国的核心能力所在，但它只是国家经济能力的一部分。在全球化经济中，除要素集聚能力外，国家可能还需要拥有两大经济能力——创新能力和购买能力。创新能力在现代经济中是更为重要的国家能力，而购买能力在一个大部分产品过度供给的市场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总体上说，中国目前只拥有现代国家三大经济能力中的一个半：总体上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而国内相当一部分购买能力本身则是来自于要素集聚。其二，要素集聚能力的持续运用与真实国力的持续增长。首先，要素集聚能力是中国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核心能力，但是，在持续运用要素集聚能力与实现真实国力的持续增长之间存在着一定矛盾。如果把要素集聚能力看作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国家经济能力，只重视要素集聚能力的提升和运用，而忽视购买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就难以全面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将中国的长远发展引入歧途。其次，集聚国际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并非一国的真实国力。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国家产出而非地理意义上的国家产出，才真正体现一国的真实国力。中国集聚国际要素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规模，但其中很大一块是外国资本、技术等要素所创造的，其收益也主要为外部要素所拥有。如果分不清集聚国际要素形成的生产规模和国家真实国力的区别，就会严重高估当前中国的真实国力，则既不利于中国国际战略的正确制定，也不利于中国真实国力的持续提升。此外，如果在提升要素集聚能力的过程中过度依赖政策激励而不是体制优化，那么其中就可能包含着大量的不必要的利益外流，从而影响真实国力的有效提升。因此，在提升要素集聚能力过程中应主要通过体制优化，并消除集聚要素导致利益流失的国内体制根源，以促进真实国力的提升。
四、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模式与均衡体系的影响
世界经济增长是由需求和投入两种力量来拉动的。中国发展一方面为世界要素的投入创造了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商品的需求创造了巨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发展与世界要素投入增长和世界商品需求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机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发展水平较低、存在大量闲置的低级生产要素，这些都为世界要素创造了投入机会，而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更是吸引了更多外部生产要素向中国的现实投入。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本、技术、管理与市场销售渠道等广义生产要素，但是，离开了土地和劳动力，尤其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离开了生产过程，离开了较稳定的生产投资环境，这些要素就不可能增值。而中国正是世界生产要素实现高额回报最为理想的基地。中国集聚世界要素的过程同时，也是外国要素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机遇的过程。中国为各国要素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中国也因此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投资拉动力量。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大幅提高，国内购买力的持续上升，又为世界各国的商品提供巨大的需求。中国每年的进口规模越来越大，进口增长率高得惊人，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国又成为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重要的需求拉动力量。而据估计，2020年中国的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重将由1992年的2.18％进一步提高到9.19％(2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上述中国发展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机制中，中国发展在拉动更多世界要素投入和创造更大需求之间，形成了具有发散型的正反馈机制：中国发展意味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和经济效率的提高，国内购买力日益增强，由此引发世界要素更多地投入，而世界要素更多地投入，又促使中国经济规模更加扩大，购买力更强，从而世界要素投入更多。在这种正反馈机制作用下，世界要素投入增加和中国国内需求扩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拉动着世界经济增长。
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之所以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创造要素投入拉动的巨大空间，从根本上源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和机制优化。正是改革打破了中国计划经济的坚固体系，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具备了最重要的国内经济体制基础。正是改革激发了劳动者强烈的致富欲望，并把这一致富欲望转变为改革的巨大动力，推动着国家体制向开放型市场体制转型。正是改革释放了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从而大大促进了国家参与国际要素合作的要素优势的形成。也正是改革使各级地方政府具有了发展经济的巨大积极性和强大功能，从体制上和政策灵活性上形成了中国争取国际要素流入的巨大引力。而涉外体制的改革则消除了国民经济的市场准入障碍，促使了外资、国外技术和管理等要素的流入。因此，在中国发展并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这一机制中，中国的体制改革和优化无疑是根本上的原因，并为这一机制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外生增长理论还是内生增长理论，都强调了投入要素的数量与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却对体制或制度进步的作用少有涉及；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了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但缺乏对体制发生根本变动时的作用的深入分析，特别是缺乏经济实践方面的论证。中国通过体制改革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并拉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丰富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促使人们探究要素投入与需求扩大背后的深层次体制原因；另一方面也为制度经济学研究体制或制度变革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活生生的现实国家案例。从自身体制改革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来看，在当前的世界各国中，中国无疑最具有典型意义。此外，类似于中国发展对世界价格体系的影响，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未来增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目前的经济增长仍然更多地是由投入拉动，较长一个时期后将更多地由技术拉动，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依然重要。这不仅在于伴随着大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转让或学习效应获得了技术进步，而且在于中国并不满足于当前的国际分工地位，必将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加大本国核心技术研发的投入，从而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发展导致了世界经济出现了新的特征，对世界经济均衡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失衡成为整个世界面对的一大难题，而美国的双赤字和中国的双顺差则被看作集中表现。就贸易差额看，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141.73亿美元，约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总额(7665.61亿美元)的15％左右。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2016.26亿美元，占其贸易总逆差的26.3％(25)。在某些言论中，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被归咎为中国巨大的贸易出口能力和外资吸收能力。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明星，中国外资大量流入和产品净流出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其基础正是全球要素的集聚。一方面，全球化要素流动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集聚了大量的国外要素，与其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构造了全球的低价供应平台，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国际投资中更多获利，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更高的消费和更大的贸易逆差。具体来说，要素和生产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集聚，必然导致其出口能力的迅速提高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中国等亚洲国家迅速提升的出口能力，实际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各类高级要素在这一地区集聚的结果。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增加了其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其财富积累和进口的能力。由跨国公司构建的全球廉价产品供应平台使其进口产品价格维持在较低水平，而金融资产升水使其储蓄更加减少，消费更加扩大，从而更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因此，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集聚，是要素集聚这种全球化经济的特有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就中美贸易关系的现实来看，失衡是存在的，甚至极为严重，但是这种由要素集聚中国而导致的经济失衡，实际上是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结果，因此对其硬性调节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发展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新格局与新的运行机制，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全球化生产重新布局。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全球化经济机制的一部分，反映了全球化经济的要求。因此，如果说中国的双顺差是全球经济失衡重要原因的话，那么这种失衡恰恰是全球化经济的特征和表现。正如美国的双赤字是世界经济的需求拉动机制一样，中国的要素集聚和双顺差是世界经济的投资拉动机制。换言之，当前全球经济的失衡并不在于短期政策性因素和中期周期性因素，而在于历史性的长期因素。这些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而世界既没有形成对其有效的调节手段，也没有相应的理论准备，于是把中国的双顺差以及支撑这种双顺差的人民币汇率看作为祸根和病源。今天全球经济的失衡集中表现在国际收支与汇率水平上，但它的基础却是全球化加速和扩大了的国际要素集聚。从这一角度看，对全球经济失衡硬加调节是无效的，甚至是不利的。因为，由要素流动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政策性因素，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政策调整来改变。美国的高消费是世界经济的拉动力，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亚洲国家的低生产成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佳组合，汇率调节将不利于这种动力的继续作用和这种组合的继续扩大，所以对世界是不利的，也是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背离的。对中国来说，双顺差不是短期政策的结果，而是中国以特定方式参与全球化和全球化要素流动偏向性的表现。汇率变动则可能改变这种要素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化生产重新布局的进度，对全球经济不利。在所谓全球经济失衡中，中美关系有典型的意义，其基本格局的维持对全球经济是重要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致力于全球的共同繁荣，致力于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但是，这种共同繁荣不应建立在中国弱化自己在全球化经济中的角色的基础上，即不应靠中国减少出口和外资来达到，而是要以各国普遍形成适应全球化的体制机制为基础。只有各国普遍形成要素流动机制，从而在全球要素优化配置基础上增加产出，全球才能有真正的共赢。
五、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运行体系的影响
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运行体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推动；二是对世界经济利益格局的贡献。
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经济全球化发展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全球多边贸易体系是全球化体制的一大基础，是维护国际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体系。尽管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这一体系的发展前景还不是非常明朗，但中国却坚定不移地加入了这一体系，在严格按照“入世”协议积极履行自身承诺的同时，不断开放市场领域，积极推动其进一步发展。中国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积极推动，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化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和作用。实际上，国际社会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由来已久。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推动下，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以联合国的名义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这一重要文件。然而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南北对抗”和“南北对话”之后，国际经济秩序并没有得到多大进展。国际经济新秩序到底是什么？该怎样建立？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该不该维护？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现行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些问题困扰着国际社会的各个成员，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体系的运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态度和行为无疑具有关键作用和影响。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始终以一种融入现行国际经济体制、接受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方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同时也以积极参与的态度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进程和中国在入世后的作用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为加入这一组织，中国经历了15年多的时间，比这一组织任何一个成员的申请过程都长。在整个过程中，中国不断以自身的努力作出开放市场的承诺，并以进行国内体制的改革的实际行动和继续改革的承诺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加入后，中国又积极参与其中的谈判，为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发挥着作用，在不挑战这一体系的情况下，积极地利用、建设这一体系，在推动其发展的同时，去实现自身的发展要求。中国的积极参与一方面对国际经济体系本身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更趋于完整和均衡，运行也更加有效；另一方面是由此取得的骄人成就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引导和示范作用，并促使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经济发展问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落后是源于国际经济秩序存在的弊端还是本国国内制度或其他方面存在的缺陷？发展中国家经济是游离于这一体系之外还是积极参与进来？中国发展对此给出了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回答。
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有利于世界共赢的模式。中国发展对世界来说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发展实现了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发展利益互动共赢，世界经济利益格局由此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认识到的那样，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世界与中国一道从中国发展中获益(26)。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不再是对立的，实现了互动共赢。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与世界发展的利益趋于一致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利益格局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被众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发达国家的发展建立在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控制和掠夺之上、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难以获得真正发展等观点，在众多依附论学者的著作中都有体现(27)，而中国的发展却对这一认识提出了质疑。我们看到，中国的利益与WTO即全球多边经济体制发展的利益趋于一致，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发展的利益趋于一致。其原因何在，或者说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与发达国家利益形成互动共赢格局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显然，这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存在密切关系。经济全球化是历史条件，中国抓住这一历史条件获得了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是要素的国际流动，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开放建立起了与全球化适应的经济体制，消除了阻碍国际要素进入的诸多壁垒，由此形成了强大的要素集聚能力，促进了国际要素向中国的集聚。发达国家大量要素在中国的集聚和利用既利于要素流出国，也利于要素流入国。一方面，中国的低劳动成本和低土地价格使世界资本和技术等要素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高收益，这种高收益既来自于资源配置优化所创造出的生产率，也来自于低廉的中国劳动力、土地价格和政府税收的让利，来自于中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要素在中国的使用，增加了中国的财富创造，提高了中国政府的税收，激活了中国国内的闲置要素，提高了国内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发展模式适应了全球化经济的要求，并内化成为全球化经济机制的一部分。正是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条件，并采取了与全球化发展要求适应的发展模式，中国获得了切实发展利益，并实现了与发达国家利益和世界经济利益的互动共赢。中国发展引发的这一世界发展利益的历史性变化从经济上为世界的和谐共处作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中国发展并不限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经济发展，而是在一个更为宽泛的含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它不仅包含经济增长和结构优化，也包含着经济运行方式和体制的变革，泛指近20多年来体现中国进步的所有因素的变化。
②本文所说的世界经济体系主要是指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一体系可定义为主要通过资本国际流动维系的、国家和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行为主体参与的、并有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干预和调节的经济系统，它由世界生产体系、交换体系、价格体系、竞争体系、增长体系、均衡体系、利益分配体系等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
③市场结构的不同是初级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变化差异的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认为初级产品近似完全竞争市场，其产量的增加必然带来价格的下降；而工业品市场垄断程度较高，生产者追求垄断高价，工会阻止工人工资的下降，由此导致其价格居高不下。
④把中国称为“世界工场”是更确切的，这更确切地体现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生产加工”。
⑤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占世界的相应比重为12.6％、9％和16.1％，德国为8.8％、10％和7.6％，都远远高于中国。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www.mofcom.gov.cn。
⑥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2005/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1、614页。
⑦王光荣：《“中国制造”的崛起，不争的事实》，《光明日报》2002年9月11日。
⑧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2005/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01、614、313、315页。
⑨数据来源于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发表于美国纽约国际证券公司《国际金融论坛》的专栏文章，转引自环球财经网，见www.hqcj.com.cn/news/200606/20060620143452499115.html。
⑩本文认为，相对于更多受到政府应对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影响的短期利率来说，长期利率相对更能反映资本市场上的供求状况和资本价格。
(11)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见www.mofcom.gov.cn。
(12)数据来源于2006年3月1日新华网，见biz.163.com。
(13)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见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index2.asp。
(14)数据来源于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2006年3月31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所作报告，报告题目为《对外开放和自主创新》。
(15)关于“要素集聚”概念及相关理论分析，参见张幼文“要求集聚：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地位”，《文汇报》2006年6月5日。
(16)国内外学者对这种分工形式的叫法并不一致。Hummels称为垂直专业化分工(Vertical Specialization,高越、高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3期)；张二震称为要素分工(张二震：“全球化、要求分工与中国的战略”，《经济界》2005年第5期)；目前较多的称为产业链分工或价值链分工。
(17)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见www.mofcom.gov.cn.
(18)国纪平：《中国和平发展和世界共同繁荣》，《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
(19)世界经济年鉴编委会：《世界经济年鉴》(2005/2006)，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20)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统计并经过计算，见www.mofcom.gov.cn。
(21)关于这一估计中用62.5％的依据是，根据商务部2004年外商投资报告，截止2003年末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40％为外资企业，17％为中外合作企业，42％为中外合资企业，合作开发、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为1％。假定在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等几类企业中，中外资各占50％，则由此可推算出，外资占中国全部外资企业资本的62.5％。
(22)参见张幼文：《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11～12期。根据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表明，在全部外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来源中，约83.6％是外资(含外资与港澳台资本)，这就意味着上述各项比例还要高。
(23)本文提出的“国家核心能力”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拥有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使该国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是一种综合的、不易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独特优势，不仅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发展，为该国创造经济收益，而且也确定了该国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特定地位和为世界经济贡献的特定方式。要素集聚能力就是一种重要的国家核心能力，因为其合理利用不仅能快速增加一国的物质财富，提升一国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增强该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参见张幼文、黄仁伟等著：《2006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
(24)世界银行：《中国的参与：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25)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见business.sohu.com/20060414/n242811750.shtml。
(26)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带给世界的绝非“零和游戏”，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认为，将会有更多国家从中国市场开放中受益，中国经济的增长有利于所有人。更有分析家指出，一个富裕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那些为中国成功而忧虑的人，原本更应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否会急剧减速而担心(国纪平：“中国和平发展和世界共同繁荣”，《人民日报》2006年3月31日)。
(27)战后发展起来的依附论对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体系过程中对发达国家形成依附，以及怎样摆脱依附取得自主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一理论流派主要包括以弗兰克和阿明为代表的激进依附论、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主流依附论和卡尔多索为代表的改良依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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