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两份英文刊物与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维埃论文,英文论文,三十年论文,刊物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4－0066－08
众所周知，1927年11月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以前，国民党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实行新闻封锁。问题是，存在新闻封锁这一事实，是否必然导致“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无法传播”这一结果？相应的，在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和《西行漫记》面世之前，国内和国际上是否不存在公开传播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的出版物？本文以1932年至1936年间公开发行的两份英文出版物《中国论坛》和《今日中国》为例，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之前，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并未完全阻断苏维埃革命信息的传播
十年内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新闻封锁，因而苏区革命信息在国统区得不到传播，这种观点似乎已成定论。例如，在当前学术界一个普遍的共识是，1936年7月初埃德加·斯诺对保安的采访和据此完成的长篇报道《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打破了自1927年11月以来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及其苏维埃政权的新闻封锁。代表性的观点如：“《西行漫记》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①；“此书（指《西行漫记》——笔者注）突破了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最早向全世界详细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②“斯诺第一个也是第一次向全中国、全世界正面报道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处于艰难奋斗中的中国工农红军。”③ 类似的提法，也出现在最近几年的长征史料编纂中④。与上述观点相呼应，在争论“鲁迅与茅盾是否向红军发送贺信（贺电）”这个问题时，很多论者认为，1935年年底到1936年上半年，上海地下党和长征期间的红军失去了联系，在上海的鲁迅、史沫特莱等人得不到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的消息。代表性的说法如：“在鲁迅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已一年多、中共江苏省委被破坏尚未重建组织的情况下，鲁迅怎么可能看到信中涉及的那么多党中央的文件？鲁迅虽然天天看报，但也不可能如此了解各地民众运动的情况和红军动向。”⑤“（史沫特莱）在上海法租界的信箱可免遭国民党当局的检查而收到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以及海外寄来的外文报刊。但她当时也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收不到中共中央的文件。”⑥
与此相矛盾的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北平、上海等地文化界的部分人士，当时其实能够及时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的大致动向。例如，1971年7月25日，茅盾在写给周振甫的回信中指出：“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讯，鲁迅和我在沪知之较早，约在‘残秋’前后，盖当时在沪国际友人（如史沫特莱）时相过从，彼等消息灵通，知后即便相告。”⑦ 根据上下文，茅盾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残秋”，指1935年11月这段时间。也就是说，鲁迅、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在此时已经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曾经去过斯诺夫妇在北平住所的陈翰伯则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1935年11月1日之前）在这个小小的安全岛上，我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看见过《八一宣言》。斯诺家里消息灵通。红军正在向陕北进击，也许还要进入华北，以阻止华北‘特殊化’。红军司令部到底在哪里，兵力怎么样，装备怎么样。消息不一定完全可靠，但是这一股子抗日力量确实存在，是无可怀疑的。”⑧
上引两位当事人的回忆，与上述学术界关于“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之前，中国革命信息在国内外均得不到传播”的观点存在着矛盾。而就信息的可信度而言，茅盾和陈翰伯作为当事人，他们的回忆不容忽视。通过他们的回忆可以得知：1935年下半年，鲁迅、茅盾等上海左翼文化界领袖，至少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悉红军的有关消息：一个是由共产国际出资⑨、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中文报纸《救国时报》（刚创刊时名为《救国报》），另一个是包括史沫特莱在内的一些国际友人的口头传递。关于《救国时报》的创办情况，国内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论述，本文不再赘述⑩。而到目前为止，关于第二个方面的信息传递渠道，以下问题仍然有待解答：史沫特莱、斯诺等在华外国人，可能通过什么途径得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换言之，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国苏区革命信息实行新闻封锁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人得不到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国际友人反而“消息灵通”？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在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苏区革命在中外文化界传播情况时，主要关注的对象是这一时期公开发行的中文刊物和外国在华记者（作家）的纪实性写作，却很少论及针对中国时局的外文刊物。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尽管国民党对苏区革命的消息实行严格的新闻封锁，但凌驾于国民党法律之上的上海公共租界的存在、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外国人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使得以外国执照的名义在上海公共租界公开发行出版物，可以不受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约束。而且20世纪3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的革命之间，存在着共产国际这一信息传播中枢和交流平台。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在同样作为共产国际欧美支部的英、美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中，可以获得其传播或者宣传的某些途径。这样，国内和国外以外文形式或者以外国法人名义创办的公开出版物成为当时公开传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消息的主要信息渠道。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两份英文刊物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1936年7月埃德加·斯诺访问保安之前，国内和国外至少存在过两份公开发行并从正面连续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情况的英文出版物，即1932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论坛》和1934年在美国纽约创办的《今日中国》。从办刊动机来看，共产国际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政治需要，是催生这两份刊物的主要动因。它们所登载的有关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内容，主要由共产国际或者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下面介绍这两份刊物的内容，看看它们如何公开传递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信息。
（一）《中国论坛》（1932—1934）
《中国论坛》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国内沟通苏区与国统区的唯一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1932年1月13日，该刊在上海法租界创刊，1934年1月13日停刊，共出39期；其中1932年2月至3月14日因“一·二八”淞沪战争暂停出刊；后16期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11)。1932年5月15日，《中国论坛》发行了题为《国民党反动五年》的大型特刊，随后出版了同名单行本。《中国论坛》对外公开的编辑是美国人伊罗生，而实际上，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都在幕后参与了《中国论坛》的创办，陈翰笙、美国人格拉斯(12) 等也曾为该刊撰稿。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见到的《中国论坛》是个残本，只包括从创刊号到同年8月13日的内容。但是，从这个残本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它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大力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内容。在发刊词中，《中国论坛》将刊登“当下被忽视的、被歪曲的、受压制的新闻”(13) 视为己任。从第二期开始，该刊不仅连续介绍了红军在华中一带的战斗情况以及江西苏区的现状，而且宣传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政治主张。如《红军再次向南昌进军》一文，援引《大公报》、《中央日报》、《申报》等报刊的内容，报道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成立的消息，概括介绍了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主力红军、孔荷宠率领的红16军、方志敏和邵式平率领的红10军的动向，以及彭德怀部在赣州附近，李明瑞率领的红7军在赣西和湘东一带的战斗；文章还讲述了红军优待俘虏的细节(14)。《江西的生活、生计和防御》一文，是先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而写的宣传性通讯。文章扼要介绍了中央苏区涵盖的范围，苏维埃政权的组织结构、选举程序、经济状况，苏区土地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工农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群众组织，红军的人数、武器、人员构成、必须遵守的八项纪律等。文末注明发稿地为“江西瑞金”，时间为“1931年11月1日”。随文配发的题为《华中农民队伍在前进》的照片，呈现身穿便装的队伍在乡间行进的情形。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写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华中红军行军的图片。国民党就是用四年的时间，向这些农民队伍发动了强大的‘惩罚’行动，但是从来也没有获胜。”(15) 5月21日到6月4日，《中国论坛》分三期报道了旷继勋率领的鄂豫皖红4军，在安徽夺取正阳关，逼近蚌埠、浦口-天津铁路线，对省会庐州（合肥）形成威胁的情况(16)。《中国论坛》特刊《国民党反动五年》中的《国民党对苏维埃》一文，相当详细地介绍了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的历程。文章从叶挺和贺龙率领铁军发动南昌起义写起，回顾了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红色政权，方志敏在弋阳开展革命活动，贺龙率部由粤入鄂，叶挺在海陆丰地区初创苏区、随后领导广州起义，彭德怀率部与朱毛汇合、共同创建红一方面军并开创中央苏区的历史。(17)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影响到《中国论坛》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报道。《红军再次向南昌进军》、《武汉三镇落入红军铁围》(18)、《安徽红军危及铁路线》(19) 等文，重点强调的都是红军如何对城市发起进攻或者构成威胁，夸大了红军的战绩。1932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针对日军挑起“一·二八”淞沪战争、蒋介石、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国内形势，在上海广泛散发了关于时局的主张的传单。5月21日发表在《中国论坛》上的节译文章《中华苏维埃号召对日作战》，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错误地主张，抗日的第一步首先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20)。《江西的生活、生计和防御》和《国民党反动五年》等文章，在介绍中华苏维埃的政权结构和土地政策时，将富农作为斗争的对象，并将肃反和反AB团作为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土地革命取得成绩的主要标志。
（二）《今日中国》（1934—1942）
1934年1月，与上海的《中国论坛》相呼应，同时也为了弥补《中国论坛》停刊造成的共产国际在舆论宣传方面的损失，另一份面向国际英语读者、旨在宣传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月刊《今日中国》于美国纽约诞生。1933年5月，留学美国的中共党员冀朝鼎，与几位美共党员在纽约发起了“中国人民的美国之友”协会。随后，他们印发了三期油印新闻简报，作为协会成立的标志(21)。登载在这些材料上的部分消息，由中国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22)。所以，这个协会实际上成为美国共产党和美共中央中国局的一个外围组织(23)。在这几份简报的基础上，“中国人民的美国之友”协会会刊《今日中国》，于1934年1月面世。《今日中国》英文全称为《今日中国：远东消息与观点月刊》。1934年1—8期的《今日中国》为油印本，其中2—3、6—7月份分别为合刊，所登载的大多为匿名文章。9月暂停一月之后，从10月份开始，《今日中国》以印刷版正式发行至1942年3月，中间从未间断过。冀朝鼎、菲利普·杰夫、贝森等人分别以“詹汉苏”、“J.W.菲利普斯”和“弗里德里克·斯宾德”的化名担任该刊编辑至1936年10月。印刷版《今日中国》的大多数文章为署名文章，随文配有大量图片，很多时候还在刊物末尾附有标示中国苏维埃革命动态的地图。
《今日中国》创刊后，根据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将“反战”、“反法西斯”、“反帝”作为办刊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海外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该刊从1934年1月面世到1936年7月之前，多次刊登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1934年1月21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作了大会工作报告。1月26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国》刊登了这份报告。《今日中国》在6—7月合刊上节译了这份报告中的“苏维埃民主”、“苏维埃劳工政策”、“苏维埃文化”、“苏区的婚姻”等内容(24)。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机关刊物《红星》上发表文章，将国民党从1933年秋天发动的新一轮军事“围剿”所具有的、不同以往的战略战术特征，概括为“持久战＋堡垒体系”，并且总结了红军在这一阶段的战况。8月号的《今日中国》以《红军在行动：第六次反苏维埃运动详情》为题，刊登了周恩来这篇文章的译文(25)。《今日中国》曾持续关注福建事变的进展。《今日中国》创刊号登载了两篇文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福建事变发生的原因，明确表达了支持十九路军的立场(26)。1934年1月蔡廷锴出访美国，《今日中国》编辑之一菲利普·杰夫采访了他。《今日中国》在10月号上发表了这篇专访，并以《中华苏维埃与福建十九路军之间的三份协议文件》为题，公布了双方代表分别以“康健行”、“徐泽栾”之名签署的《反日反蒋初步协议》，毛泽东签署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十九路军首电》，毛泽东、朱德联合签署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十九路军二电》(27)。1933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分别对兴国县的长冈乡和闽西上杭县的才溪乡进行了考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写出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两篇文章。1934年年初，苏维埃中央政府将这两篇文章以小册子形式印发。这一年12月的《今日中国》，通过概括两份小册子的主要内容，从“选举与管理”、“红军的军事行动”、“经济状况的改善”、“社会进步”等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苏维埃的乡村生活状况(28)。1935年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同年9月份，《今日中国》以《中华苏维埃对抗日本》为大标题刊出了这份宣言(29)。众所周知，1935年7月由王明、吴玉章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起草的《八一宣言》，是同年10月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以后才传入国内的。但是，《今日中国》上的文章表明，早在这一年的9月份，该刊就已经开始关注并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该月的《今日中国》在社论中宣告，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准备与所有不甘奴役的人们，摒弃在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在普遍可接受的纲领的基础上，建立武装抗日政府”的主张(30)。11月的社论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签署了一项宣言，号召成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则社论还指出，该宣言“在现阶段有着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预告下期将刊登这则宣言。(31) 12月的《今日中国》发表了正题为《为祖国而战》，副题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亡告全体同胞书》的英文文章，此即《八一宣言》(32)。
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和红军的动向也是《今日中国》关注的重点之一。到1936年上半年为止，该刊不仅广泛介绍了红军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地作战和开展苏维埃运动的情况，而且跟踪报道了中央红军长征的概貌。首先，《今日中国》紧扣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以及中央红军长征期间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对中央苏区的历史与现状、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及刘志丹开创陕北苏区等史实，先后进行了报道。《江西中华苏维埃的文化》一文从“教育”、“扫盲运动”、“苏维埃出版物”、“苏维埃剧院和体育活动”等方面，介绍了中央苏区文化运动的成就(33)。1934年10月，《今日中国》以《红军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为题，刊登了中华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在8月1日签发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号召红军粉碎“第六次‘反赤’军事行动”并对日本帝国主义宣战。朱德在命令中宣告，军委已经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34) 1935年5月，冀朝鼎化名“黄洛”在《今日中国》上发表了《救救方志敏将军》一文，介绍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况，呼吁世界人民向蒋介石施压，使其放弃处决方志敏、王如痴、刘畴西等人的念头(35)。从1934年11月到1936年3月，《今日中国》连续刊登三篇长文，号召为建立四川苏维埃而奋斗，并报道了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一带的战斗情况(36)。1936年3月，《今日中国》援引《北华捷报》(37) 的消息，指出刘志丹在陕北一带成功开创大片苏区的主要策略是避开城市，利用乡村、集镇建立苏维埃政权，从而避免了与政府军队的公开冲突(38)。当然，受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今日中国》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报道，也存在失实之处。最突出的是1936年1月登载的、周和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中华苏维埃军事报告。这份报告夸大了红军的实力，称1935年夏天全国正规红军的数量为48.5万人，游击队员的数量为99.5万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天全会师后，双方的人数达到了34万。报告对红军在前线的军事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分析，认为红军在江西7年的战斗是在为防御阶段积聚力量，而进入四川之后，则代表着为大规模的革命反攻积聚力量的新阶段的到来。(39)
《今日中国》还持续关注朱德、毛泽东率领的主力红军的动向，跟踪报道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大致动向。1934年11月，冀朝鼎为纪念广州起义7周年写了《广州起义和中华苏维埃》一文。文章在介绍中华苏维埃近况时指出，国民党军队于11月12日占领了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瑞金；但同时强调，红军是为实现战略转移而自愿撤离(40)。杰夫在1935年2月发表的《中国红军的新战术：多条战线齐头并进》一文中认为，红军主力放弃了其在江西的主要根据地，其损失不在小处，这些都是事实。另一方面他又表示，《今日中国》已经得到确切消息，这一新的战术性的大范围移动，是红军最高将领长期酝酿而成的，是在新的形势和发展条件下所采取的策略，而这种策略对红军已不算新鲜。这篇文章还指出，新的战术主要通过三个军事行动来实施：1933年7月，红7军组成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进发；1934年8月，红6军向湘、黔进发，准备与贺龙率领的红2军以及红4军会合；同年11月，红军主力从赣西经过湘南、桂入川、陕。(41) 1935年3月，《今日中国》刊出了三封来信，其中一封由史沫特莱写自上海。她在这封信中透露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细节：“红军正在经历漫长的、无休止的行军。他们很短时间就要飞跃数百、上千英里，要负责成千上万老、幼、伤、残人员的运送和保护工作，打退敌人的进攻，为缺乏枪支弹药而苦恼，要遭受敌机的轰炸。”(42) 另一封署名“R.A.L.”的来信指出，红军撤离江西打算会师，是很久以前就形成的计划；早在1934年9月，萧克就率领1万人前往贵州，作为会师的先头部队；红军离开江西后，留下了大批的武装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这封信强调，红军没有被俘，也没有被打散，但是对红军前进的方式表示担心：“红军要帮助百姓搬运粗陋的家什，同时又要攻打城镇，为百姓找吃的。”(43) 5月，冀朝鼎在《救救方志敏将军》一文中援引《北华捷报》等其他媒体的消息指出，方志敏被俘后，罗炳辉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仍然在浙江边界一带活动；而朱、毛率领的主力红军已经夺取遵义，随后又逼近贵阳(44)。6月份《今日中国》刊载了一篇题为《向四川进军》的文章，将主力红军前进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声东击西”、“佯攻当地的大城市以及战略中心，目的不是占领，而是迫使敌军主力回缩”(45)。7月，《今日中国》的社论指出，南京给《纽约时报》(46) 的特电承认，红军占领了川西一个商业重镇打箭炉(47)。9月的社论则宣告，6月16日，朱、毛率领的红军，完成了其从江西开始的历史性行军，在天全与徐向前率领的红军会师。这篇社论预期，朱、毛、徐部将北上进入甘、陕，对华北的日军形成威胁，切断日军进攻苏联的通道。(48)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进入1936年以后，《今日中国》对中央红军的报道，更多地宣传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相对之前而言，其新闻报道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1936年4月，冀朝鼎在《中国红军发起新攻势》一文中，报道了主力红军会师后的动向。文章指出，红军主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草地、翻过雪山，最终在川—甘边界的白龙江南岸分为两支，由毛泽东率领红一、三方面军北进甘肃，而由朱德、徐向前率领经过重组的红四方面军南下川西。冀朝鼎指出，反动报纸在“重组”一事上大做政治文章，称毛、徐之间（原文如此——笔者注）发生了尖锐冲突，导致双方背道而驰。但是他坚持认为，这次兵分两路是经过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周密考虑的，是明智的决策。(49)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日中国》毕竟是一份远在美国创刊和发行的红色出版物，当时国内的人们能读到它、或者知道这样一份刊物的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早在1934年12月，该刊就登载了茅盾的短篇小说《喜剧》(50)，而出自同一译者司明廷的英文版《喜剧》，最早是给《中国论坛》的专稿(51)。这说明，上述两份刊物之间存在着信息交流。从1935年开始，《今日中国》陆续登载了以鲁迅为首的一批左翼作家的英译作品，如张天翼的《二十一个》、鲁迅的《阿Q正传》等(52)。这进一步表明，至少在1934年年底，《今日中国》已经同以鲁迅、茅盾为首的中国左翼文化界建立了稳定的联系。长征结束后，延安苏区的人们也能读到这份刊物。1937年史沫特莱采访延安时，创建了鲁迅图书馆的外文图书室。据同一时期访问过延安的尼姆·韦尔斯(53) 回忆，当时这个图书室就有《今日中国》(54)。1943年11月，燕京大学教授班威廉一行在延安参观新建的图书馆时，还见到过1934年至1935年的《今日中国》合订本(55)。此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应该也知道这份刊物的存在。1937年6月23、24日两天，杰夫夫妇、贝森、拉铁摩尔一行4人访问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参加了为他们组织的座谈会。在会上，毛泽东告诉杰夫等人：“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在美国的行动，同意你们为使美国在远东事务中更加积极而从事的宣传鼓动活动。”(56)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民党政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实行的新闻封锁，并没有完全阻断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传播。在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下，国内的中文刊物无法公开地传递苏维埃革命的正面消息；但是《中国论坛》、《今日中国》等英文刊物，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广泛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活动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份刊物在报道中国内战时，均多次引用了来自《申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中文刊物或者《密勒氏评论报》(57)、《北华捷报》、《纽约时报》等外文刊物和外国新闻机构的消息。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国民党官方报纸、对中国苏维埃革命持保留乃至于拒斥态度的中、外文刊物，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报道过苏区革命，并且受到了国内和国际革命阵营的重视。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中国论坛》和《今日中国》对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报道和宣传，均持鲜明的政治立场。而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政治中立者身份。就此而言，《西行漫记》一经面世就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的原因，并不在于斯诺第一个在实地采访的基础上报道了苏区，而在于他作为美国自由记者的中立者身份，使他所传递的中国苏维埃革命信息，更容易被政治立场迥异的人们所接受。
注释：
① 黄华：《〈斯诺在中国〉序》，《读书》1980年第6期。
② 张注洪：《埃德加·斯诺与中国革命》，《历史档案》1989年第4期。
③ 尹韵公：《斯诺：伟大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忠实记录者》，《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④ 《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8页。
⑤ 倪墨炎：《破解鲁迅、茅盾“电贺”红军之谜》，《档案春秋》2006年第7期。
⑥ 杭振华：《“长征贺电”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⑦ 《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⑧ 陈翰伯：《在斯诺的小客厅里》，《读书》1979年第9期。
⑨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83页。
⑩ 《救国报》于1935年10月创刊，12月改名《救国时报》。参见周建超《关于（八一宣言）发表的经过》（《历史教学》1992年第4期），姚声正《吴玉章对（八一宣言）诞生所作的贡献》（《兰台世界》2006年第13期）。
(11) Harold R 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New York/London:M.E.Sharpe,Inc.,1985,p.15,p.26.
(12) 即Frank Glass，中文名李福仁。
(13) China Forum,Jan.13,1932,p.1.
(14) Franklin Kwong,“Red Armies Again Marching on Nanchang”,China Forum,Jan.20,1932,p.4.
(15) “Life,Livelihood and Defense in Kiangsi”,China Forum,Jan.27,1932,p.4.
(16) China Forum.May 21,1932,p.2; May 28,1932,p.1; June 4,1932,p.1.
(17) Edited by Harold R Isaacs,Five years of Kuomintang reaction.Shanghai:China Forum Publishing Co.,1932,pp.117～121.
(18) “Wuhan at Centre of Iron Red Ring”,China Forum,Jan.27,1932,p.5.
(19) “Red Armies in Anhwei Threatening Railway”,China Forum,May21,1932,p.2.
(20) “Soviet China Calls for War on Janpan”,China Forum,May21,1932,p.2.
(21) Philip J.Jaffe “Introduction” of the reprinted China Today.New York:Reprinted by the Greenwood Reprint Corp.,1968,Ser.1,1934,No.1-8.
(22) “Bibliographical Notes” by the Publishers of the reprinted China To-day.New York:Reprinted by the Green-wood Reprint Corp.,1968,Ser.1,1934,No.1-8.
(23) 张报在一篇回忆录中指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当时各国共产党都是由共产国际统一领导的，所以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参加美共的基层组织和各种活动。为了在华侨及中国留学生中做工作，由中国共产党员组成中国党团；同时，为了集中地领导这项工作，设立了美共中央中国局。中国局的所在地，也就是美共中央的所在地。参见张报《二、三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2年第4期）。
(24) “Mao Tse-tong's Report Before 2nd National Soviet Congress at Suikin”,China To-day,June-July,1934,Ser.1,1934,No.1-8,pp.9～16.
(25) “Red Army in Action:Details of The 6th Anti-Soviet Campaign”,China To-day,Aug.,1934,Ser.1,1934,No.1-8,pp.15～21.《今日中国》创刊后，多次提到蒋介石政府对中国苏区的“六次‘围剿’”。这与同一时期共产国际方面的说法一致。我们通常所说的“五次‘围剿’”指的是蒋介石政府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国民党军队还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作战，因而当时在共产国际方面计为六次。
(26) “Analysis of Fukien Rebellion in China”,China Today,Jan.,1934,Ser.1,1934,No.1-8,pp.1～6.
(27) J.W.Phillips,“A Close up of General Tsai Ting-kai”,China To-day,Oct.,1934,Ser.2,1934-1936,Vol.1-2,pp.8～11.
(28) “Life in Chinese Soviet Village”,China To-day,Dec.,1934,Set.2,1934-1936,Vol.1-2,pp.48～49.
(29) “Soviet China Versus Japan:An Appea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Soviet China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Seize and Chiang Kai-shek's Betrayal of North China”,China To-day,Sep.,1935,Ser.2,1934-1936,Vol.1-2,p.236.
(30) “Editorial”,China To-day,Sep.,1935,Ser.2,1934-1936,Vol.1-2,p.223.
(31) “Four Years of Soviet China”,China To-day,Nov.,1935.Ser.2.1934-1936,Vol.1-2,p.26.
(32) “Fight for the Life of Our Fatherland”,China To-day,Dec.,1935,Ser.2,1934-1936,Vol.1-2,pp.58～59.这个英文版的《八一宣言》，文后所署日期为“1935年8月31日”。
(33) “Culture Under the Chinese Soviets in Kiangsi”,China To-day,Oct.,1934,Ser.2,1934-1936,Vol.1-2,p.13.
(34) “Red Army Instructed to March Against Japanese Imperialist”,China To-day,Oct.,1934,p.13.
(35) Huang Lowe,“Save General Fang Chih-Min”,China To-day,May,1935,Ser.2,1934-1936,Vol.1-2,p.149.杰夫在重印的《今日中国》合订本《序言》中指出，“Huang Lowe”是冀朝鼎婚后所常用的化名之一。参见：Philip J.Jaffe.Introduction of the reprinted China To-day。
(36) “The Dramatic Struggle for A Soviet Szechwan”,China To-day,Nov.,1934,pp.31～33.Ser.2,1934-1936,Vol.1-2,p.149.B.Perlin,“Struggle for Soviets in Szechwan”,China To-day,Ser.2,1934-1936,Vol.1-2.Feb.,1936,pp.93～96; March,1936,pp.114～117.
(37) The North China Herald.
(38) “Red Army in North Shensi”,China To-day,March,1936,Ser.2,1934-1936,Vol.1-2,p.110.
(39) Chow Ho-siu,“The Military Power of Soviet China”,China To-day,Jan.,1936,Ser.2,1934-1936,Vol.1-2,pp.71～74.
(40) Hansu Chan,“The Canton Uprising and Soviet China”,China To-day,Dec.,1935,Ser.2,1934-1936,Vol.1-2,pp.44～45.中央红军主力撤离瑞金、于都等地开始长征，是在1934年10月中旬。但1936年上半年之前的各期《今日中国》，一直以蒋介石宣称在11月12日，即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前结束战斗的说法为准，认为中央红军从这一天撤出瑞金，开始西征。
(41) J.W.Phillips,“New Tac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China To-day,Feb.,1935,Ser.2,1934-1936,Vol.1-2,pp.92～94.
(42)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W.Phillips,“Letters From China”,China To-day,March,1935,Ser.2,1934-1936,Vol.1-2,p.110.
(43)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W.Phillips,“Letters From China”,China To-day,March,1935,p.111.“R.A.L.”可能是“Red Army Leaders”的缩写，即“红军将领”——笔者。
(44) Huang Lowe,“Save General Fang Chih-Min”,China To-day,May,1935,Ser.2,1934-1936,Vol.1-2,p.149.
(45) Harry Gannes,“Toward Szechwan”,China To-day,June,1935,Ser.2,1934-1936,Vol.1-2,pp.164～165.
(46) New York Times.
(47) “Editorial”,China To-day,July,1935,Ser.2,1934-1936,Vol.1-2,p.182.
(48) “The Spread of The Soviet Movement in China”,China To-day,Sep.,1935,Ser.2,1934-1936,Vol.1-2,p.222.
(49) Hansu Chan,“Chinese Red Army in New Offensive”,China To-day,April,1936,Ser.2,1934-1936,Vol.1-2,p.128.
(50) Mao Dun,“Comedy”,Trans.by Sze Ming-ting,China To-day,Dec.,1934,Vol.1-2,1934-1936,pp.53～54.
(51) Mao Dun,“Comedy”,Trans.by Sze Ming-ting,China Forum.June 18,1932,pp.5～6.
(52) Chang Tien-I,“Twenty-one Men”,Tran.by Sze Mingting,China To-day,Jan.,1935,Vol.1-2,1934-1936,pp.75～77.Lu Hsun,“Our Story of Ah Q”,Trans.by Chi-cheng Wang.China To-day,Nov.,1935,Vol.1-2,1934-1936,pp.37～39.
(53) 尼姆·韦尔斯（1907—1997）：即海伦·斯诺（Helen Foster Snow），“尼姆·韦尔斯”是其笔名。
(54) Ed.Nym Wales,My Yenan Notebooks,Madison,CT:Author,1961,p.83.
(55) Claire and William Band,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pp.240～241.
(56) Ed.Nym Wales,My Yenan Notebooks,p.135.
(57) The Chinese Weekly Review.
标签：苏维埃论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论文; 1935年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央军论文; 西行漫记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史沫特莱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