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共合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3—0080—0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进行的两次合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尤以其酝酿时间长、历程复杂曲折、合作获得成功而具有世界现代史上政党合作的典型意义。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总结其成功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要求产生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国内不少有识之士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著名爱国老人马相伯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的文章，明确提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的主张，大学教授王造时也提出了“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共同抗日”的口号〔1〕（P15）。然而，由于国民党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国共内战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展开。1935年以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进攻，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2〕（P378）。 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也开始改弦更张，与中共进行接触和谈判，谋求两党合作抗日。但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艰难，双方的谈判长期难有实质性进展。直到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方针，两党内战才基本停止。“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急于让中共军队开赴前线抗日，接受了中共的要求，1937年9 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3〕（P466）， 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最终实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两党军队之间曾发生过无数次的磨擦和冲突，国民党更是先后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次都几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内战”〔4〕（P1022）。虽然由于两党内部团结抗战的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共合作坚持到了抗战胜利，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矛盾之尖锐、斗争之复杂，两党冲突引起的政治震动之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与中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欧洲的不少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马来西亚、泰国和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法国〔5〕（P233—243）都出现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内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也存在阶级矛盾和内部冲突，如法国共产党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波兰工人党与波兰王国政府、南斯拉夫共产党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都在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上发生过冲突和斗争。但在这些国家以及不少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亚洲国家，或者由于共产党执行了斯大林的指示，自动放弃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或者由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流亡国外，而由共产党较轻易地掌握了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权，或者由于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力量太弱，在斗争中基本没有发挥作用，无产阶级独自担负起了反法西斯斗争的领导责任，因而统一战线内部的冲突远没有中国那样复杂和尖锐，处理起来也较为容易。
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以呈现出上述鲜明的特征，是由中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状况决定的。抗战以前，国民党和共产党曾进行过10年之久的战场拼杀，结下了深仇大恨，为两党合作造成了巨大障碍和伏下了深刻的危机。同时由于两党领导集团的政治成熟，各自对对方有透彻的了解，双方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合作过程同时也就成了双方政治谋略、政治技巧的较量过程，这样合作过程的艰难曲折就不言而喻了。
与同一时期进行抵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不同，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由于所依存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相对强大和政治上的成熟老练，蒋介石集团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成熟程度，因而能在国民革命时期轻而易举地击败其他反对力量，独占中国政权。到抗日战争前，经过长期复杂的内部派系斗争，蒋介石已牢牢控制了中央政权，成为国民党各派共同承认的领袖，成为具有熟练政治技巧和较高谋略水平的大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两党合作的谈判阶段，蒋介石千方百计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这是他看到了问题的要害所在。出于阶级本能和政治锐敏，蒋介石对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力量的快速增长自始至终怀有深深的恐惧和警惕，因而曾竭尽全力进行遏制，这是他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必然举措。不过，面对日本的全面进攻和亡国危险，国民党最终还是对共产党作出了一定的政治让步，表现了应有的求实精神，蒋介石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并维护了国共合作的大局，这恰恰证明了该党的政治成熟，显示了蒋介石的政治远见。
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政治上完全成熟的政党。与国民革命时期不同，这时的中共已在全国的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量空前壮大，掌握了相当数量的军队，“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基本的问题完全正确地得到解决”〔6〕（P188）。 中共已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锻炼造就出了一个成熟的稳定的领袖集团作为自己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已成为全党公认的领袖，成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由于政治上的成熟，中共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对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和利用抗日削弱共产党的企图有着清醒的认识，坚持在军队和根据地问题上决不放弃独立性原则。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原则，及时地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既顾全了团结抗战的大局，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又使人民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得到空前壮大。
总之，国共第二次合作是一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合作，对双方来说也是一次清醒的合作。由于两党的政治成熟和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双方合作呈现出既联合又斗争，既并肩抗日又相互戒备且磨擦不断的矛盾景观。正是在这种对立统一中，两党都能以抗日大局为重，维持了长达8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完成了合作的历史使命。
二
由于成功地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同时，国共两党也都从合作抗战中获得了巨大回报。由于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了大国地位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国民党通过抗战，提高了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蒋介石在战后初期成为世界闻名的大国领袖。如果不是后来的内战，按照1946年1月政协会议的精神， 中国能走上和平、民主、建国之路，蒋介石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像法国的戴高乐〔7〕（P537）、土耳其的凯末尔〔7〕（P142）那样的历史地位。经过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接受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及接收100 万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国民党达到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军队数量达到400 余万，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也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当然，对共产党来说，通过领导敌后抗战也同样提高了自己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也空前壮大，实现了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成立联合政府、进行和平建国的政治纲领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第二次国共合作异常艰难曲折，但以圆满成功而告终，这是国共两党策略运用得当的结果。我们可以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一次成熟的合作。所谓成熟的合作，不在于合作双方没有历史的积怨和利益的对立，不在于合作过程中没有冲突和磨擦，而在于合作双方都能以大局为重，较好地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可以说，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根本动力。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所以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28年的民主革命奋斗史上，以反帝最坚决而著称于世。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最早打起了抗日的大旗。“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共中央就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3〕（P368）。中国共产党在遭受国民党残酷军事“围剿”的情况下，仍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合作进行了东北局部抗战和察哈尔抗战〔8〕（P471）。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提出了“和国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协定的建议”〔3〕（P368）。红军长征到陕北后， 中共立即开始了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努力。此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谋求与国民党所有派别订立合作抗日协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合作谈判。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极力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其后的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团结抗日又作出了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在统一战线内部，面对顽固派的无理进攻，共产党始终以大局为重，即使迫不得已进行反击，也是严格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即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和“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胜利原则；“适可而止”，“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斗下去”的休战原则〔2〕（P555）。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才把国共合作几次从破裂的边缘拯救过来，使之坚持到了抗战胜利。
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上有着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光荣传统。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之时，就把“恢复中华”作为党纲内容之一。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国民革命就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作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在意识形态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但他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1905年，他因“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决心东渡求学“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9 〕（P12）。蒋介石取得全国政权后，也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致力于国家统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抗日信念还是坚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蒋介石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且领袖欲极强的政治家，于公于私，他同样也不愿让自己的民族遭受灭亡的厄运。”〔10〕抗日战争期间，对反法西斯阵线中的盟友英美等国领导人的一些干涉内政的做法也有所抵制， 如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史迪威事件”〔9〕（P214），蒋介石因为事关中国主权，还是断然拒绝了史的要求，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此外，抗战期间，蒋介石还经过努力，争取英美等国放弃原来的不平等条约〔9〕（P205）， 虽然这一废约运动并不彻底，但毕竟是朝着国家主权完整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诚然，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表现得非常被动并在抗战期间对共产党采取了不少错误的方针，但综观蒋的全部言论和行动，他毕竟还是主张抗日、注意维持国共合作，在这一点上，蒋介石与汪精卫有着本质区别。对蒋介石一度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应该进行客观分析。其一，这一政策本身并不排斥“攘外”。其二，这一时期，中共在王明路线统治下，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强调以“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3〕（P329）。 蒋介石一度视中共为比日本更大的“心腹之患”，也非空穴来风。红军长征到陕北后，蒋介石“围剿”的力度有所减轻，并开始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谋求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这说明蒋介石还是有抗日和联共要求的。由于国共两党积怨太深，蒋介石与中共合作经历了一个较长过程，中间也出现过反复，这是合乎客观规律性的。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的5年间，也是多次调整了自己的统战政策， 经历了由下层统一战线到全民统一战线，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因此蒋介石在此期间的矛盾心态和政策的反复也应客观看待之。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在当时如果任何一党不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民族危亡面前，仍斤斤计较于阶级私利，不愿作出任何政治让步，那么民族统一战线就不可能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也不能坚持下去。可以说，爱国主义和民族大义是国内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团结对敌、共谋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根本政治前提。
三
在当前，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之所在。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香港和澳门回归以后，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已成为中华民族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后一件大事。而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如同当年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样，需要两岸领导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爱国主义态度对待这一问题。在台湾问题上，爱国与否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两岸和平谈判的根本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11〕（P66—69）。“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2〕（P58）， 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的政治诚意。而李登辉之流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三不方针”，甚至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抛出“两国论”的荒谬主张，图谋“台湾独立”，这就从根本上摧毁了两岸和平谈判的政治基础。台湾当局如不想像当年的汪精卫集团那样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遗臭万年，就必须幡然悔悟，以民族大义为重，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上来，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两岸和平统一。这应该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总结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还可以看到，不管国共两党在历史上对立多么严重，不管双方分歧有多大，在民族危机面前，两党可以并且必须坐下来谈判，以谈判来弥合分歧，找到共同点，从而最终达成协议。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过程中，双方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曲折，双方立场差距很大，但通过谈判，双方毕竟淡化了仇视，在感情上有了靠近，同时也通过谈判各自更好地认识了对方，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反过来这又促使双方考虑如何弥合分歧，为进一步谈判扫清障碍。由此可见，在两党合作问题上，有分歧并不可怕，对和平或合作所持的立场有重大差距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两党不能坐下来谈判。在台湾问题上，“实现和平统一，必须进行两岸谈判”〔1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相信，“凭着中国人的智慧，通过对话和商谈，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在和平统一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双方政治分歧的办法和途径”〔13〕。但时至今日，台湾当局仍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所谓“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甚至挟洋人以自重，妄图依靠外国势力达到“台独”的目的，这只会导致玩火自焚。正像当年我们不可能与汪精卫谈判如何“降日”的问题一样，我们也不可能与任何人谈论所谓“台湾独立”的议题。对我们来讲，两岸谈判，是为了和平统一。“而‘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两国论’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不是谈统一，而是谈分裂，当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接受”〔14〕。另一方面，复杂的世界局势和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也决定了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拖下去，全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耐心也是有限度的。在历史上，当国共两党的矛盾不可调和、谈判无法进行下去时，两党军队之间就要爆发战争。1946年全面内战的爆发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党历经10个月的谈判最终破裂的必然结果。虽然当时中国人民并不愿意发生战争，但历史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也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是力争用和平方式完成统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二是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出现台湾被以任何名义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重大事变，如果出现外国侵占台湾，如果台湾当局无限期地拒绝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两岸统一问题，中国政府只能被迫采取一切可能的断然措施、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13〕。因此台湾当局有必要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采取务实的态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
回顾历史，我们还可得出结论，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相互作出让步，充分尊重政治现实是谈判和合作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没有妥协和让步也就没有了合作。
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进行之初，蒋介石曾一再要求共产党先交出军队和政权，力图对中共实施“招安”〔8〕（P555）， 实际上是借合作之名吃掉共产党，对此共产党当然不会同意。共产党为了使合作得以实现，首先作出了政治上的重大让步，取消了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尊蒋介石为国家领袖，提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示愿意在蒋介石领导下共同抗日。在各方推动下，蒋介石也最终放弃了通过谈判取消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的企图，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独立性，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实际上始终存在着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和两种不同的政权，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国民党政权和在解放区存在的民主政权，实际也是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存在两种制度。其所以如此，一是十年内战造成的政治现实，一是蒋介石能从实际出发，为合作抗日而承认和容许了这种现实的存在。
新中国建立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经历了“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再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更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真诚信念和现实主义精神。1995年1月30日， 江泽民同志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中，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进行了深刻阐述，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11〕（P87），成为新形势下解决台湾问题的指导思想。 现在的关键在于台湾当局能否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合理建议，回应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现两岸的对等谈判。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在两党或两大政治力量的谈判中，仅有一方的诚意和让步并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合作。在政治生活中，谈判就意味着妥协和让步；“以不变应万变”，采取僵死的对抗政策，无助于问题的正确解决。
最后，总结历史经验，我们还可发现，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各行各业、各团体、各派别强烈的抗日要求和爱国热情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心不可违，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首先，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国共合作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得到了国民党内爱国派别和地方实力派的积极响应，“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这种影响的直接结果。其次，全国人民持续不断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根本的群众基础。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一天起，中国广大的民众就表明了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信念。全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及形成的巨大舆论力量，对全面抗战以前的局部抗战提供了强大的基础，也坚定了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抗战要求和抗战信念，同时也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上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的抗日意识一步步走向坚定。第三，国民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地方实力派对蒋介石实行联共抗日方针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国民党内除汪精卫集团外，爱国主义者占了大多数，其中以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为代表的左派和亲英美派都对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较早认识到了联共抗日的必要性，他们发动的“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不但促进了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开展，更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可以说，是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淹没了投降和内战逆流，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当前，实现台湾海峡的政治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已成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充分相信，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的台湾同胞，是反对分裂、反对“台独”的，“台胞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力量”。因此“我们始终真心实意地寄希望于台湾同胞”〔13〕。虽然李登辉之流的倒行逆施和负面宣传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台湾人民的思想，但“事实终归要戳穿谎言，台湾同胞一定能够在两岸交流中不断增强对祖国和平统一的理解和信心，并在事关台湾前途的问题上作出有利于和平统一的正确选择”〔13〕。
综上所述，第二次国共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充分总结和汲取这些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将有益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收稿日期：2000—02—28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台湾共产党论文; 国共合作论文; 蒋介石论文; 国民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统一战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