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慈善救助活动述论
王纪鹏1，李学智2
（1.遵义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563003; 2.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 民国时期战乱不已，灾祸频仍。天津的众多宗教团体除了对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重大危机进行救助外，平常年份也开展了对贫困人群的救济活动。这些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活动是当时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该时期慈善救助的鲜明特征，如对灾民的救济注重教养兼施；注重灾后重建，提高灾民生产自救能力；注重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等。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文化知识、慈善救济理念得到了传播。
关键词： 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慈善救济
慈善救济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商汤赈恤饥寒的措施，可视为我国慈善事业之开端。近代以来，欧美各国宗教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而大量进入中国。传教士通过开设医院、学校及开展各种慈善活动吸引国人入教。中外宗教界人士传教过程中，也关注中国社会，面对灾荒、战争，他们组织各种慈善团体，开展各种救助活动。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慈善救济思想变迁的一个重要转型期。民国时期有些学者开始关注研究慈善救济事业，出版了一些著作，如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柯象峰的《社会救济》，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期，由于受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慈善研究成为学者们避而不谈的学术领域。直到20世纪90年代，慈善事业的研究才受到学界关注，慈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期。该时期产生了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如孙柏秋、池子华、杨国堂等的《百年红十字》，周秋光的《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等等。研究论文如王卫平的《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周秋光、徐美辉的《论近代慈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蔡勤禹的《民国慈善团体述论》，毕素云的《民国时期慈善赈济事业运作机制述论》，等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慈善进行了研究。随着近些年来区域慈善史研究的兴起，天津慈善事业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该领域学者主要集中于天津社会科学院，代表性的专著成果如宋美云的《近代天津商会》，任云兰的《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濮文起的《天津民间宗教史》，等等。论文有任云兰的《民国灾荒与战乱期间天津城市的社会救助（1912—1936）》《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救济理念的近代化》《近代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救济活动述论》，等等。但对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慈善救助活动的专门整体研究较少，因此，整理挖掘史料开展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
近代天津外来宗教团体大规模兴起，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徒依靠不平等条约保护着手在天津开辟传教活动基地。他们在天津修建教堂，通过办仁慈堂，大量收容幼婴，并开展施药、看病等活动，成效显著。
鸦片战争后的二三十年内，美国的公理会，英国的圣道堂、伦敦会，美国的美以美会先后派传教士来津，建立教堂，开展活动。义和团运动以前，公理会、圣道堂、伦敦会、美以美会等英美系统的大教派，基本上在天津奠定了基础，但在义和团运动中它们都受到了冲击。义和团被镇压后，基督教会凭借《辛丑条约》中攫取的特权，霸占土地，建立教堂，开设医院，进一步扩展势力。这时，英国的圣公会和救世军，美国的通盛会、神召会和安息日会等也来津开辟阵地。1912 年，法国天主教天津教区成立，天主教势力迅速膨胀。“1912 年已有教徒34517名”[1]156。
民国时期，外国宗教团体有公理会、美以美会、伦敦会、救世军、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天津基督教妇孺救济会、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天主教青年会，等等。外国传教士在天津办起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慈善团体。该时期中国的本土宗教团体如天津红卍字会、黄卍字会、蓝卍字会、黄十字会、白十字会、佛教居士林、救世军（后期主要由中国人办理）等也开展了慈善救助活动，“在战乱不已，灾祸频仍的民国时期，这些民间慈善团体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救济了成千上万贫苦民众，在近代中国慈善发展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忆的耀目篇章。”[2]203
一、战争与天津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民国时期，战乱不断，不但造成大量士兵伤亡枕藉，而且造成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宗教界人士为此积极开展了救助活动。
1.参与发起天津红十字会并赴战场救助伤员
1924年，“天津春夏雨泽稀少，旱象已成，七月初淫雨连绵，二麦收成均二余分。静海，七月大水，永定河泛滥，杨柳青至王良庄一段铁路淹4—5公里。宝坻，六月大水，可乘船去天津，下游庄稼一点未收。”[28]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报告；直隶省“成灾各县有天津、静海等50 余县”。津西独流镇西锅底村、南白93 村，北白莲花店13 村尽被淹没。津埠西北一带尽成泽国。
2.参与第一次直奉战争救助活动
1922 年4 月底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后，人心惶恐，所有河北河东（河北区和河东区是天津的两个区）一带居民，家道充裕者，都逃到了租界避难。而一般贫穷百姓，无力迁移，又加上四乡人民络绎来天津避难，其中无处投靠者，都投居在各教会中。“25日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召集全埠各教会首领在东马路青年会开会讨论救济方法。到会者有马千里、宋则久及各基督教代表百余人，会议决定成立妇孺救济会。”[3]26 日到29 日，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在东马路青年会开会，讨论组织基督教妇孺会事，大家公推马千里为主席，宣读妇孺救济会简章。“该会名曰基督教妇孺救济会；以临时救济妇孺为宗旨；职员以基督教各教堂之教友及男女青年会之中西职员充之；以东马路青年会为事务所，以男女青年会及各教会为临时收容处……各职员届时均佩戴妇孺救济会、红十字会袖章。”[4]简章经公众修改后，即行通过。天津红十字会4 月30 日接商会函请求保护基督教妇孺救济会。5月3日，妇孺救济会函各机关、致直奉两军司令、镇守使、省公署、教育厅、警察厅、省议会、县公署函：“本会恐战事发生，地方不靖，为保护妇孺之安宁，拟定章程，组织基督教妇孺救济会，会旗用白地红十字，上书天津基督教妇孺救济会字样，请求他们给予保护。妇孺救济会并函各教会速推举职员，各任会务，急谋进行。”[5]天津基督教妇孺救济会，规定各教会在此战事之际，分担救护妇孺之责，各堂对于救护妇孺无不踊跃从事。“自奉军败退后，本埠各教堂均在门口悬挂妇孺救济会旗帜，收纳逃难妇孺，计东马路福音堂收容妇孺30人，西门里福音堂收容妇孺9 人，西沽公理会妇孺4000 余人。因8 日夜直军追击奉军溃兵。北仓附近之各村人民，均行逃避于此，翌日，纷纷迁回，其他各教会，亦收容许多逃难之妇孺。”[6]
3.参与国奉战争救助活动
1935 年1 月天津市开办了3 处暖厂。一处由东善堂举办，一处由救世新教明德慈济总会临时救济院主办，一处由救世军主办。住厂的人完全免费。据报道，该冬食粥人数“一厂3346 人，二厂3763 人，三厂8542 人，四厂5983 人，大舞台粥厂4771人，加上救世军经办的粥厂约达40000人。”[33]
1929 年国民政府颁布《监督慈善团体法》，天津市政府依法对各慈善社团进行了改组，经过整合成立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该年度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提出“彻底救济贫民”的口号，在赈济活动中委托崇善东社、天津红十字会、天津红卍字会、佛教居士林、救世军等社团对贫民赈品的施放或设立粥厂。佛教居士林在大舞台东旧址开办粥厂，12月15日开始施粥，以三个月为度，并函请派警士及保安队，妥为照料。救世军在李伯臣空地一段支搭席棚救济灾黎。红卍字会则择于新唐家口残废院对面开办粥厂，并请公安局予以派警保 护。1929 年12 月10 日到1930 年3 月8 日 的 三个月之间，“天津红卍字会共用米441124 斤，用煤120330 斤，用水20837 担……三个月施粥期间，平均每天有4451 名灾民前来就食。三个月施粥结束，受惠灾民共有400600人次。当时，天津市只有60多万人口，而来来往往的外乡灾民，在三个月期间，竟有40万人次前来求生。”[2]219
天业集团人力资源副总监黄燕介绍：“天业集团在人才队伍建设中进行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和大胆的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目前，企业拥有员工13705人，大中专以上毕业生10764人，他们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今后，天业集团会一如既往拓宽校企合作渠道，让学生提前了解企业，接收企业文化熏陶，使师生零距离接触企业，实现学校教育和企业需求‘零距离’，达到毕业生毕业后能够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顺利帮助毕业生实现校、企之间‘零过渡’。”□
天主教总堂文主教也因来天津避难的人众多，他特别联合教友在锦衣卫桥、西子庄等处设立粥厂，并散放粮米，救人较多。“近日赴厂领粮者，非难民与贫苦者颇多，慈善之教友，拟于领粮时，设法整顿，以期款不虚糜。”静海县唐官屯与天津各处天主堂前因战事发生，均有难民逃聚，遂设立妇孺救济会，得到各界热心赞助。天主教堂艾神父协同益世报馆丁茂昌奉总堂文主教之命，前赴东局子查勘灾民情形，妥为救济。“艾神父报告总堂文主教另筹完全之计外，18 日，携带玉面10000斤赴东局子施放急赈，然后再设粥厂。”[8]
4.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的救助活动
1928 年2 月，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继续北伐。阎锡山在津浦路与张作霖的奉系部队开战，奉系军队败退。6月3日，张作霖退出了北京。
4月，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因直南大名一带战事紧急，又赴组织救济队，“计队员医士10余人，夫役30 余名，高永咸为队长。16 日，高永咸率领全队携带药品及一切救济用具乘车赴德州。该会还经募红粮数千石，陆续运往，赈济无告灾黎。”[9]世界红卍字会京津济联合救济队，由总队长郝静存率领，于4月下旬在山东德州设立医院及收容所多处，对前方逃来伤兵进行收容，施药治疗，并给食料，妥为赈恤，前后收容救济数千人。国民党北伐时，济宁地处鲁豫要冲，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与北洋军阀部队在此血战数月，地方被灾严重。“北京、天津红卍字分会派员携款南下，会同上海、杭州、无锡、常州、南京、江宁、徐州、蚌埠各会募集巨款，推举陶席三、杨易灵、陈昭然等率救济队员携带赈款，前往济宁，会同济宁分会职员，实施赈济。”[10]京兆武清县属四蒲棒村5月9日午后，忽来大股匪徒，焚杀抢掠，该村村正副委托吴嶙伍、郝作舟来津向红卍字会请求赈济，该会即派救济队员前往调查，“后筹运玉米面1000 斤，红粮3000斤，特派救济队员会同该村正、副散放急赈，红卍字会尚拟继续接济赈粮，及筹办建筑房屋木料，庶免流离失所。”[11]“6月份，中国红卍字会以沧州一带人民因战事影响无衣无食者甚多，终日伏居，异常困苦，特派专员于前晚用该会专车押运赈粮200吨，前往灾区散放。”[12]由于战争，天津近郊大军云集，宜兴埠、杨柳青、韩家墅、王庆坨等处人民纷纷逃避来到天津，天津红卍字会特设妇孺收容所七处。据6 日晚调查，“设在东门内江苏会馆第一收容所，收有300 余人，新于庄白庙村江苏公茔之第三收容所1200 余人，西沽桥口老爷庙西万和三兴两店之第五收容所200余人，至设在东门内浙江会馆之第二收容所，北营门西汉桥南京里之第四收容所，河北财政厅后身段宅之第六收容所及堤头村小学之第七收容所，收留妇孺亦均甚多，并闻以上七处仅收容妇孺，凡老弱男子，另外设所收容，其少壮者则概不招留，然统计各处人数，已在3000以上，每日支出甚巨。”[13]天津红卍字会救济淀北一带难民接来80余车。19日，该会又“派学员3人带大车18辆赴该处接运未来津者分送各收容所留养”[14] 。战争结束后，红卍字会注重灾民的遣返工作。8月27日，“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资送河南、江苏、山东三省难民程在安等50 余名回籍，除由该会发给路费外，并承津浦铁路管理局驻津办事处特准免费印证放行。”[15]另据研究，“1928年北伐战争时期，天津红卍字会在天津、杨柳青、静海、沧县组织救济队，‘收容难民数达100000 人，疗治受伤兵民人数共计11200 余人……平津济联合救济队则留驻德州一带三月之久，诊治受伤兵民15845 人’。”[16]（《卍字月刊》,1938 年第1 卷第3 期第4页）
本文根据RBC的特点，提出了ANP和证据理论的风险评估模型。将风险因素分为3个大类、11个小类，通过ANP分析风险因素的权重，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计算折扣证据理论，在降低专家意见主观性的同时，实现对专家不同意见的有效融合。通过实例分析，验证了模型良好的适应性，该评估模型亦可用于其他信号系统。
5.参与1933年华北地区战争救助活动
此次水灾中，天津红卍字会在世界红卍字会总会领导下参加“组织各省水灾联合振济队，筹募捐款十余万元，采购米粮、面粉、棉衣、药品等物。”[31]210(宗母总驻港办事处：《道慈纲要卍字篇》2005年第225页)
基于模型试验的桩周土压力·································张宇超 陆 烨 (2,296)
6.沦陷时期天津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日本占领天津后，成立了日伪统治政府。该时期，慈善社团组织活动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有的慈善组织在日本占领天津后解散，有的领导者、组织者退出了日伪政府组织的慈善救济活动，有的逃离了这个殖民统治的城市而远走他乡。该时期有记载的宗教慈善团体有：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济会、基督教青年会、天津红十字会、蓝卍字会、北京正字慈善会天津分会、世界黄卍字会、天津黄十字会、白十字会、天主教青年会、佛教居士林、功德林、救世军、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
京津沦陷后，不少市民避入租界，生活医疗等均极困难。“功德林本着利乐众生救护同胞的宗旨，组设产妇医院，仍借用盐业银行佟楼大厦为院址，由张伯麟居士主持院务，为缺医少药的妇女同胞进行义务诊治护理，林友中亦有发心襄助的，均是义务职，经过数个月后，秩序稍见平静，乃告结束。”[20]831938 年前后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救济会天津区分会，把救济难民当作首要任务，该会约请法国神父司义芳和荷兰神父杨仁祉参加了具体的放赈工作。救灾范围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的17个县。“一年中共赈放了55000余元，其中41000余元用于乡村，15000 元用于市内，青年会在这期间曾由联青社捐了一些款项在市内扩充了工赈学校和义务小学两处。”[21]139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难民状况极惨，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先后与市立女医局、万国协会合办临时难民诊疗所三处：一处在女青年会楼下，专为妇科而设；一处在李善人花园；一处在佟楼。此外女青年会每年还举办各种救济工作。每年搞冬赈，发放会员捐的冬季衣物和玉米面等，据1937 年统计“受惠难民共2340 余户，计成人45000 人，儿童5000 余人。”[21]159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及各地分会，组织联合救济队，分赴各地除挨户调查施放外，还组织巡救队，救济流落难民，掩埋尸体。“天津红卍字会又分别在河北、南市、河东等地进行尸体掩埋工作，从八月一日至八月九日，共掩埋男尸214具，女尸7 具。”[2]211“红卍字会于北京设立收容所13 处，临时医院2处；天津设立收容所9处。京津两地的救济队共收容难民妇孺22000 余人，治疗伤兵4600多人，掩埋尸体700余具。”[10]天津黄卍字会鉴于日军占领天津，市内贫苦失学儿童众多，他们醵资创办义校私立黄卍字会树人第一小学，对失学儿童进行教育。
4.3 术中放疗的职业防护 放射线和放射性核素对其从业人员的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在现代设备先进的情况下，仍应严格加强放射线装置及放射性核素的管理和监护，强化从业人员的防护意识［7］。放疗时，巡回护士应注意将手术间的所有门及通道控制好，将感应门由电动状态切换成手动状态，放疗前确认手术间内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并在门及通道前摆放明显标识，防止职业暴露，避免职业损伤。
二、自然灾害与天津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这些慈善活动主要表现为对贫户包括嫠妇、文贫、贫民的救济。1926年，天津红卍字会在杨柳青、静海、青县、唐官屯等处“施放振粮万有余石，棉衣五千套，救济灾民五万七千五百余人，并借给籽种牛价每户五十元。”[31]210 (《卍字月刊》1938 年第1卷第3期第2页) 1928年各处逃难来天津的贫民众多，较往年增数倍。佛教居士林在三不管大舞台旁借地设立临时救济粥厂，搭盖大小席棚4所，并设临时办事处，阴历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办。每日上午十时起至下午二时止施粥。“计划以1000人至1500人为度供应两个月为期。”[32]
1.1917年京畿水灾与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1917年，全国遭受水灾的省份达到了12个，而且大部分地区灾情极为严重，其中受灾最重的是直隶地区。这次水灾“从七月起至第二年四月，天津被淹达十个月之久”[22]250。
油脂的营养特性与油脂的脂肪酸含量有关。由表3可知，黄油和猪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均随着烘焙温度的升高呈上升趋势，黄油差异不显著（P＞0.05），猪油差异显著（P＜0.05），其中黄油中检测到棕搁酸（C16:0），猪油未检测到。烘焙温度对黄油和猪油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产生均显著影响（P＜0.05），但对黄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油酸C18:1；亚油酸C18:2）影响不显著（P＞0.05）。由此可见，相比于猪油，黄油在烘焙温度增加过程中其脂肪酸含量相对稳定。
各宗教慈善团体在水灾发生后，迅速展开了救援活动。基督教伦敦会、公理会、美以美会、圣道堂、青年会等团体于1917 年10 月1 日联合成立了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下设卫生、教育等六部，具体实施救济工作。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在第一时间向各大慈善家及慈善团体发出了赈灾募款的吁请，并联合北京基督教向全国基督教徒发出《北京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致全国基督教徒公启》。北京天津基督教还向全国发出号召，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募捐救济。12 月，由北京、保定、天津3 处基督教组成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选举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会长，京汉铁路局长王兆熙、圣公会主教鄂方智为副会长。赈济会执行委员有23 人，对京津地区实施难民救济。针对文安、霸县、定县、安国等水灾区，华北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实行特别赈济。仅文安县就发放赈款119000 元，帮助修筑河堤40余里，迁移数千户灾民到吉林，设立灾民收养所30余处。
天津基督教赈济会为灾民筹备处所，“一在种植园靶子路后，筑房子1000 间；一在种植园北，筑房400间；一在水产学校西，筑房100间；共筑房屋1500间。天津基督教水灾急赈会在女青年会及仓门口教堂设立女工厂2处。每处雇有女工30名为难民赶做棉衣，以资御寒。”[23]后又在河北新车站附近筑造房屋2920余间，让难民迁入居住，并随时向难民散放赈济。“基督教水灾赈济会成员天津工业售品所总经理宋寿恒（则久）独自筹备赈济，由中国基督教会制作冬赈大小棉衣2000 余套，运往文安散放。”[24]
水灾期间基督教教会水灾赈济卫生部，到灾区运送食品、医疗药品，掩埋淹死的人畜尸首；居食部组织贫民缝制棉衣共计16650件，分发直隶灾区灾民9150 件，搭造难民窝铺1950 间；工程部成员孙炳炎、潘德森、欧恩悌等传教士都是水利专家，他们赴灾区勘测河道，设计河防工程；经济部募集捐款100622.74 元，粮食90 万斤，柴禾30 万斤。十月上旬，赈济会在天津建造一些灾民收容所，占地80 余亩，搭造窝铺1950 间，另设医院、工厂、学社、米店、磨坊、煤库、柴厂、浴所等设施。雇佣工人780余人，收容直隶灾民7091人，每日分发米面6000 余斤，直到次年四五月，才陆续遣散。1918年春天，文安县当地乡绅自发组织起来，为基督教在苏桥建立感德牌坊，各地乡绅纷纷效仿。
2.1920年华北旱灾与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1920 年华北五省大旱，加之蝗灾、螟灾、畜疫等灾害的发生，“直省各县秋禾收成无望，赤地千里，即欲补种荞麦，亦无从着手。旱灾所致，各县灾民逃难者络绎于途，悲惨情形惨不忍睹。”[25]“直隶附近的灾民前往天津至9 月15 日止共有200000 人之多，其中转往奉天、营口、大连以及各处者约有180000 之多，存在天津方面有20000人。”[26]天津各界联合会致华北华洋义赈会函请在南开附近搭盖席棚对灾民男女幼童分班授以国民教育，请本埠各校学生及学、商、宗教各界善士教员、讲员义务授课。为了宣传灾情及募款，耶稣教等宗教团体积极参与了由华洋义赈会组织的各慈善团体万人游行大会，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宣传力度，引起了中外人士更多共鸣与关怀。
天津耶稣教联合会赈济会所收捐款经宋则久提议，“将款放给灾民，由一元至五元，候年景恢复原状时，无息归还。此款收回时，以备防灾之需，或另办兴学与振兴实业之用”[27]。救世军灾民留养所，十二月七日起在第一区中担任100户食物约三星期，收回粥折，改在乡间放赈，计共用款200余元。
3.1924年水灾与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1911 年10 月10 日，辛亥革命爆发，鉴于南北军队发生激烈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情况，天津有识之士联合天津各界发出了成立天津红十字会的倡议。11月25日，陈蔗圃、白雅雨、赵善卿等在法租界新学书院宫保堂内开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大会，中外男女人士有1000 多人到会。天津红十字会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性慈善组织，它包含了中外很多热心慈善的人士，其中也包括天津宗教界知名人士。在天津红十字会成立后进行的中西董事长及董事选举中就选出赫牧师为西董事长，赫嘉立、雷司铎、袁牧师等为西董事。在红十字会成立后的募捐中，天津妇女界得到美以美会的帮助，得以在该会请演电影及组织音乐会进行募资。赫立德牧师也在紫竹林袁世凯堂内邀请欧美男女善士开音乐会募捐。红十字会招募看护生后，基督教经司胡同青年会及天津马大夫医院等成为培训基地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救护生适应战地救护伤兵的任务，增加战地救护的实战经验，天津红十字会进行了两次救护演习。宗教团体公理会作为临时医院配合演习实施救护。救护过程任人参观，扩大了红十字会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在此后的战场救护中，美医士魏德谟奔赴滦州对伤兵员进行救治。二次革命时，魏德谟等医士又随同徐华清等奔赴宿州、滁州、南京等地进行救助伤兵及受伤平民。
7 月29 日，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在东马路青年会开特别祈祷会。天津各教会教友用减食方法捐款，“由联合会具函上海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发起全国基督教徒减食救灾会，公举每礼拜日下午四时假东马路福音堂开祈祷会并筹划一切”[29]。9月19 日，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水灾赈济会为提倡减食助赈，又向各界发出了募捐通告。据《大公报》报道：“本埠（天津）老站东，新唐口一带，有道院设立残废院一所，专收贫苦无告之残废男女，供给其衣食住宿，并分别授以相当教育工作，所得余利，酌提归工作者……至院规模整肃，院宇清秩……院长院监及诸执事之慈善华笔难尽述，将来人人学而为之，俾天下四体不完之废夫，无忧流离颠沛，非特贫苦残废人感惠戴德，即四肢齐备而心有余而力不足者，亦安有不铭诸于肺腑也哉。”[30]
1933年华北地区发生战争。天津红卍字会和总会一起组织救济队分赴滦东、北平、热河等战区实施救济。附近各县居民纷纷奔赴天津东局子避难，天津红卍字会在河北唐家口主办贫民收容所，收容战地逃津难民及无依贫民。5月23日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及红十字会、红卍字会等闻讯后即派员饬往该处视察协商救济办法并散放玉米面及救急药水等。24日慈善会、红卍字会、社会局等代表再度前往视察，决议拨玉米10000 斤，芦席千余张，委托红十字会，查明待放。难民的疾病、生产由红卍字会残废院诊治。“红十字会员赵聘卿和雍剑秋又商议借得附近张世臣地40 余亩，搭盖席棚让难民居住，并对贫困难民一一发给玉面。并委托红卍字会、红十字会派员长川驻在该处，会同当地人士随时照料。”[17]据29 日的报道，逃津难民达30000多人，分别麋集于东局子、唐家口二处，每日难民饮食均系各慈善团体分配担任办理救济工作。市慈善事业联合会、红卍字会、红十字会地方协会、崇善东社等各慈善团体搭建难民窝铺600座。慈善会28日分函本市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市商会、华商公会请竭力募捐救款以应亟需。红卍字会、红十字会29日派遣红十字会救护队、红卍字会汽车队及救济队分别出发滦东、平北一带实行救护难民。他们将难民运抵来津分别安插到各收容所。世界红卍字会天津分会救济部为普及救济起见在墙子河一带搭设窝棚120余个，除尽量收容妇孺外并辟设男收容所对来津避难男子一律救济，每日分给食品以资普及而全慈善，并派队员100余名分别担任各棚救济事宜。“该会派往武清、宝坻、香河、通州等县及津郊潘儿庄、淀北二十四村一带之救济队，1 日先后雇佣大车50 余辆护运1100余名难民到天津各收容所安插。天津红十字会在马场道、佟楼村三合里九号屋成立产妇救济医院。”[18]东局子一带有红卍字会、青年会及红十字会与慈联会开展救济。各会当仁不让共同担当救济之责任。四团体共搭建席棚1000 余间，可容纳难民50000人，平均计之，计青年会200间，红卍字会200 间，慈善事业联合会及红十字会共600间。各慈善团体除了解决难民吃喝以外，“暇余时间，则由会派人讲演，戏游之小儿，则由会派员讲授千字课，以免荒芜儿童之学业，入夜并有专员巡逻，以防诱拐，白日无故亦禁止外出，如有疾病，各处附设有医务处，诊疗一切。”[19]
根据规范中设计速度对比可以发现，设计速度范围基本在60～120km/h。由于将快速化改造的干线公路分为：I级（交通型，100km/h或 80km/h）、Ⅱ级（综合型，80km/h或 60km/h）、Ⅲ级（服务型，60km/h），兼具干线快速通过和集散双重功能[2]。
另一方面是成本支撑。首先是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新旧设备的置换，以及环保装置的配套，增加了短期内企业的投入成本。其次是能源方面。尽管今年煤炭价格整体较为平稳，但也始终平稳在一个不低的价位水平。只是在尿素价格始终保持高位运行之下，这一因素显得没了力度。去年天然气的限量供应推动尿素价格大幅上行，故而使得业内对今年的天然气供应形势分外关心。但据业内人士预测，今年大规模限气应该在11月中旬前后，短期内难以造成明显影响。
4.1939年天津水灾宗教团体的救助活动
1939年，华北各省春夏之交雨阴失序，入伏以后淫雨连绵，天津遭受罕见水灾。“8月20日，洪水冲进市区，天津除少数高地外，尽成汪洋，被水淹浸时间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大水冲倒了无数民房。”[22]375功德林“林友李政庵居士见此情景，乃发起发放馒头，设立办事处于华清池楼上，与汪子梁居士共同办理，每日以小舟满载蒸熟的馒头，前往窝铺发放，难民得以充饥，维持生命。”[20]831939 年女青年会积极组织天津水灾救济工作，办了13 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20000多人。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处：一处设在英租界耀华中学，另一处设在法租界五十九号路，以法国领事高兰命名为“高兰村”。[21]159蓝卍字会在天津水灾期间，备船21 只，救护灾民，供给粮食，向难民施衣2000余套。该会还开办粥厂，“粥厂每日施粥数达2500-4000人”。[2]2241939 年冬季，天津红卍字会在唐家口开设粥厂，施粥人数每日达5000 多人。救世军在1939年设粥厂11处，每日收容难民达30000余人。
三、平常年份天津宗教团体对平民的救助
各宗教团体除了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重大危机进行救济外，平常年份也开展了对贫困人群的救济活动。
民国时期，天津及其附近地区水灾、旱灾、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人民流离失所，宗教团体本着救灾抚恤的善念积极配合政府和其他慈善团体开展对广大灾民的救济活动。
由图7仿真曲线可知:车辆横摆角速度为方波信号时,采用PID控制,响应时间为0.25 s,角速度跟踪误差最大值为0.08 rad/s;采用改进神经网络PID控制,响应时间为0.1 s,角速度跟踪误差最大值为0.02 rad/s.因此,在相同道路转弯条件下,车辆横摆角速度跟踪采用改进神经网络PID控制器,不仅响应时间短,而且控制精度高.
天津基督教联合会因战争而成立妇孺救济会，制定临时收容所简章，专收确实逃难来天津的妇女儿童。战争期间，基督教联合会组织妇幼救济会临时收容所8 处，灾民避难进入该收容所的人，络绎不绝。“该会职工部为切实救济灾民，以免乞丐流氓等混入其间，采取了按名注册，用白布条书写难民姓名，编列号数，揖于衣襟，而免迷失。收容所燃煤甚暖，夜晚有更夫看守，白昼有服务员照料一切，每日按时备有饮食二次。该会职员，恐灾民思乡，并为之讲述故事，多方抚慰。”[7]
其中Ei是第i个样本散射参数的均值，Di是第i个样本散射曲线平滑程度，b是截距(阈值)，yi是第i个样本的分类结果.w1是Ei的权重，w2是Di的权重.m是样本数据的数量.
1930年佛教居士林继续在南市大舞台开办粥厂。1932 冬赈中，临时收容残废贫民由警所送红卍字会残废院收容所，由慈善事业联合会补助其费用，普通无家可归流民由救济院临时扩充地点代设收容所暂行收容，每日两粥，以三个月为限，慈联会酌给少数津贴。慈善委员会设粥厂包括红卍字会在唐家口开办的第五粥厂等共7处。
国奉战争即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之间的战争。奉军与国民军接战，天津战事激烈，所有战地各村村民，有力者纷纷来津避难，因地狭人稠，皆露宿风餐，其贫寒之户不能离家者，处于枪林弹雨之中，惊恐万状，行动不能自由，以致不能得食，避匿荒野，惨不忍闻，天津各慈善团体积极组织妇孺救济会救济受灾妇孺，设收容所，救济伤兵及其他难民。
1935年新成立的慈善社团蓝卍字会加入了冬赈行列。据天津市蓝卍字会筹备处报道：“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月五日，施放第一批冬赈，计棉衣裤180 件，玉面20220 斤。查放人员分五组出发，第一组查放郭庄子、于厂一带，施放玉面4200 斤，棉衣36件；第二组查放西南城角南大道一带，给玉面4000 斤，棉衣裤36 件；第三组查放河北狮子林邵家园子公园后一带，计玉米面5000 斤，棉衣裤58件；第四组查放西门内外西广开一带，计玉面5000斤，棉衣裤40件；第五组查放谦德庄、西楼村一带，施放玉面2020斤，棉衣裤10件。十九日至二十四日，施放第二批冬赈，计玉面30000斤，查放人员分四组出发：第一组查放郭庄子、复兴庄一带，计玉面8000 斤；第二组查放南门外炮台庄、万德庄、宁家大桥一带，计玉面8000斤；第三组查放西头如意菴一带，计玉面4000 斤；第四组查放陈家沟、小树林、墙子河一带，计玉面10000斤。”[34]
抗战胜利后，天津黄卍字会还受国民党天津政府或国民党天津警察局委托，办理一些救济贫病、老弱，开办粥厂，发放棉衣等慈善事业。蓝卍字会则协助地方政府发放救济物资。1946 年冬，天津红卍字会和天津红十字会合作协助市政府在新唐家口开设粥厂，共有食粥贫民9000人，耗费小米14670斤，谷子310500斤。同年，天津红卍字会还开设了天津红卍字会孤儿院，收养孤儿35 人，1947 年增加到131 名。红卍字会、黄十字会等慈善社团协助政府开设粥厂四处、设避寒所四处、施放投宿证、施放赈衣、施放特殊救济金（文贫、嫠妇等）、施放救济物资小米、赈衣物等。1947年夏天，红十字会为本市各监狱的囚犯及慈善堂所拨发了除虫粉液，积极开展了消灭臭虫、消灭蚊蝇等预防传染病的工作。为了广泛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天津红十字会“于4月16日筹办救济训练班，招考志愿学员20 名，并请外科医师2 人，授以各种技能。第二期训练于6 月1 日开始。该会又为适应环境需要，于5 月1 日起组织巡逻医队、医疗救护队三队，先后出发距津西北三十公里之杨村附近前线救护双方受伤士兵计163 人。他们还深入到本市第五、九、十一各区贫民区域、窝铺、难民收容所及地方法院监狱、天津看守所等处，为贫民、难民、囚犯等用DDT 免费消毒并诊治患者，受惠人数3385人。”[35]1947 年冬，黄卍字会、天主教青年会、救世军、同善会、红卍字会、黄十字会等慈善社团代替政府承担起了筹办粥厂的任务。1948 年初，天津红卍字会在西广开开设粥厂，有12 个大锅，供6000多人食粥。本年该会还在凌家庄开办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440余名。针对其中的100余名学龄儿童开办了天津红卍字会难童补习班，对他们开展国民教育。“1948 年6 月14 日，儿童救济工作审议委员会成立，设儿童救济站十处，西广开辅仁医院、大王庄救世军、河北公理会、西沽小学、地道外沈庄子、河北第二卫生事务所、西头看守所、男青年会、女青年会以上10 处共救济1000 人。”[36]1948年，天津黄卍字会协同天津各慈善救济团体，开办两个难民收容所，以救济东北逃津难民；又救济过天津宜兴埠难民。1948 年冬赈中，仅宗教慈善社团就修建难民窝铺2000 多个，收容10000 多人；此外，黄卍字会、红卍字会、天主教青年会等承担了主要工作。
讨论 ERCP术后常规检测血清淀粉酶，但EUS-FNA术后是否需要采血检测血清淀粉酶目前尚无定论。有些医院常规将血清淀粉酶作为EUS-FNA术后评估高淀粉酶血症及AP的临床依据[9-11]，但高淀粉酶血症通常会自行恢复，AP的发生率很低，所以明确EUS-FNA术后淀粉酶测定的指征对临床医师尤为必要。
四、天津宗教团体救助活动的特征
民国时期天津宗教团体的慈善救助活动是社会救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该时期慈善救助的鲜明特征。
1.对灾民的救济注重教养兼施
宗教团体在对灾民救济中非常注重培养他们的生活技能，贯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理念，培养他们独立谋生的能力。如在1917 年京畿水灾救助中，基督教青年赈济会加强了对灾民的技艺传授与培养。该会“在河北种植园旁建筑窝铺2000 余间，收难民3000 余人，就地设立小学一处，授以国民常识，学生约计100 余人。又设立女工厂两处，专为灾民置造棉衣，妇女佣工者约200余人，设纺线工厂、网工厂各一处，每处雇佣灾民工约百余人，实行以工代赈。”[37]生计部召集贫民教编织草帽辫，实行以工代赈。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推销，为此该会特“函请熊督办转商直隶长官饬军警各界一律购用此项草帽以广销路并可为灾民筹一生计”[38]。六月份，“天津基督教干事王瑞庭、刘子烬、王卓忱、张国体、王振纲、宋则久、李馨甫等在仓门内创办基督教贫儿半日学校，学额20人，招收年龄在十岁以上者，以造就无力入学之贫儿，使能成自立之良民。课程授以国文、笔算、珠算、习字、手工、商业等。上午授课，下午实习工商成业在校或在校外卖货，工作专作普通易销之物及售卖国货，校中管午餐一次，衣服书籍由校酌量发给。”[39]“女青年会干事，为灾民演讲故事，教授唱诗，以开发其知识，此等慈善机关利用机会施行平民教育。”[40]
2.注重灾后重建，提高灾民生产自救能力
慈善团体除了直接捐款捐物给灾民外，他们在灾区采取一些改善生产条件的措施。他们还把大量捐款用于帮助被灾地区修建堤坝、兴修道路、改良土壤与作物品种，预防虫灾等积极措施帮助农民恢复灾后重建及生产。如1922 年8 月，在香河县基督教福音堂诞生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1924年，因合作社被认定为合格，义赈会开始正式向其放款。在义赈会的推动下，河北有合作社的县数从1923 年的8 个，增加到1935 年的97个，合作社社数从8个增加到2613个，社员从256 人增加到54567 人。1929 年冀、鲁大旱，华洋义赈会拨款10 万美金作为两省掘井资金，共掘井1936 口，防旱成效显著。他们还普及一些预防自然灾害的书籍供人们学习使用，如印刷发行的《科学方法之防灾述略》《用耐旱籽种来防灾》《灭蝗手册》等小册子，出版刊物《合作讯》，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科学防灾知识，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924 年的北方旱灾救济中，天津红卍字会在总会的指导和配合下与济南红卍字会一起，在杨柳青、静海、青县、唐官庄等处施放赈粮万余石，棉衣5000 套，救济灾民57500余人，并借给籽种牛价每户50元，秋收后无利偿还。
3.注重灾后的卫生防疫工作
各宗教慈善团体对灾民的卫生极为注重。“1917 年12 月13 日，天津基督教水灾赈济会卫生部麦大夫近因被灾难民住所多有污秽之处，业经该会卫生员分往劝导灾民首重卫生，而免传患疫病，14 日在青年会开会演讲卫生要理。”[41]为了更好地普及卫生知识，他们还设了卫生学校，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1920 年的华北旱灾救济中，“天津南开灾民聚居有27000 余人，95%未受过教育，他们在窝棚左右，任意便溺及倾倒污秽，严重妨碍了公共卫生安全。该处大粪，由兴华粪公司捡拾，亦绝不知注意。经华洋义赈会津埠赈务股派员组织新粪厂，招募灾民卫生劳工队10余人，专司扫除。”[42]
4.慈善活动开展的临时性与常态化
民国时期，西方宗教团体在天津所组织慈善团体开展救济活动往往带有临时性。例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天津基督教联合会鉴于时局紧迫，人心惶恐，天津四乡难民来津避难，无处可投者，大都进入各教会中。该教开会决议成立基督教妇孺救济会，以临时救济妇孺为宗旨，制定简章。战争期间，该组织收容妇孺多达4000 多人，战后，对这些妇孺给予一定的路费进行遣返。1924年的天津水灾中，基督教联合会也是应势成立基督教水灾救济会，通过祈祷、节食、募捐等不同的方式对难民进行救助。这些慈善团体在完成阶段任务后往往不复存在。中国的宗教慈善团体举办慈善活动具有常态化的特征。例如天津红卍字会第一任会长为徐世光，民国总统徐世昌之弟。其他领导人多为旧官僚、地方乡绅及商界翘楚。天津红卍字会拥有一定的会产，在红卍字会存在的27年中，它举办了一系列慈善事业，兴办过3所小学，举办过残废院、孤儿院，开办过施诊所、夏赈和冬赈，皆为义务公益性质；天津黄卍字会兴办慈善事业，除经常性的施药、施茶、防疫、恤嫠外，还办了“树人小学”3所，经费完全自行解决。此外，天津黄卍字会还有公墓3处，专门埋异乡或贫苦无地可埋者，在民国后期，该会每年都协助政府办理慈善事业。天津蓝卍字会冬季开展施粮、施衣、开办粥厂，夏季施茶、施暑药，恤嫠，开办“蓝卍”小学四所。
需要注意的是，ArcGIS过程生产的等高线，是受地面植被、建(构)筑物影响的。原因是在传统采集过程中，作业员在立体像对下沿地表采集等高线，过滤了植被、地物对等高线的影响；而ArcGIS过程中，等高线是使用DSM生成的，植被、建(构)筑物表面也包含在DSM之内。因此，需要根据TDOM上地表出露情况，结合等高线的合理性和趋势，对落在植被、建(构)筑物表面上的等高线作修改或删除处理。例如，零星树木表面的等高线呈闭合同心圆形状，应将其删除；本应穿房而过的等高线却绕着房子走，要将其拉直；本应穿过路堤的等高线却沿着路堤方向延伸，应打断延伸部分并与另一侧相同高程的等高线直接连接等。
该时期宗教慈善社团的救助活动和政府及社会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得到政府的支持。慈善救助也打破了地域界限，不仅在天津而且还对周边省份开展了积极救济。慈善救济中，慈善社团组织结构也更加完备，运作更加规范，所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大量捐款。
总之，纵观在民国时期天津灾荒救济中，宗教团体的慈善活动在政府对灾民救助无力的情况下，一定程度上对挽救人民的生命安全，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得到了政府与人民的赞扬。不可否认西方宗教的侵略性质，但是在开展慈善救助等活动中，很多传教士也将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文化知识、慈善救济理念传播到中国。中外宗教慈善团体对战争及自然灾害下的人民均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心，他们积极开展募款到灾区查灾放赈救济被难人民，这些善举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2]濮文起.天津民间宗教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
[3]教会筹设妇孺临时救济会[N].益世报,1922-04-27.
[4]为成立救济妇孺会启用会旗样式致天津总商会的函（附简章）[A].天津市档案馆，J0128-3-005429.
[5]妇孺救济会之消息[N].益世报,1922-05-04.
[6]妇孺救济会之近讯[N].益世报,1922-05-09.
[7]青年会收容所之完备[N].益世报,1925-12-19.
[8]东局子绅商救济灾民热心[N].益世报,1925-12-19.
[9]红卍字会救济队昨日出发[N].大公报,1928-04-17.
[10]方竞,蔡传斌.民国时期的世界红卍字会及其赈济活动[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2).
[11]四蒲棒村空前浩劫[N].大公报,1928-05-26.
[12]赈粮运往沧州[N].大公报,1928-06-02.
[13]红卍字会昨日收容避难妇孺三千余人[N].大公报,1928-06-07.
[14]大批难民来津[N].大公报,1928-06-21.
[15]红卍字会遣送难民回籍[N].大公报,1928-08-27.
[16]转引自侯亚伟.救人、救己与救世:天津红卍字会慈善事业探析[J].世界宗教文化，2012(3):28.
[17]东局子难民麋集万余人露处荒郊[N].益世报,1933-05-25.
[18]武宝等县大批难民到津[N].益世报,1933-06-02.
[19]东局子难民苦况[N].益世报,1933-06-14.
[2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辑）[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2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一辑）[G].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2]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简史》编写组.天津简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23]关于筹赈之种种[N].大公报,1917-10-24.
[24]宋则久赈济灾民[N].大公报,1917-12-01.
[25]旱荒满目中之喜雨[N].益世报,1920-08-29.
[26]难民确数[N].大公报,1920-09-19.
[27]办理灾区借款之报告[N].益世报,1921-11-17.
[28]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M].北京:气象出版社,1985:836.
[29]基督教联合会为水灾开紧急会[N].大公报,1924-07-30.
[30]贫苦残废人衣食有所矣[N].大公报,1925-01-14.
[31]转引自濮文起.天津民间宗教史[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
[32]居士林施粥在三不管设立粥厂[N].大公报,1928-01-19.
[33]昨日风寒仍厉各粥厂贫民益增[N].益世报,1935-12-30.
[34]蓝卍字会明日成立[N].益世报,1935-01-28.
[35]红十字会诊疗所今日开幕[N].大公报,1948-06-07.
[36]儿童救急委员会成立[N].大公报,1948-06-15.
[37]赈济社以工代赈[N].益世报,1918-01-14.
[38]请购草帽辫[N].大公报,1918-02-27.
[39]基督教筹办学校[N].大公报,1918-06-14.
[40]青年会爱护难民[N].益世报,1925-12-20.
[41]西医劝人重卫生[N].大公报,1917-12-14.
[42]南开灾民卫生之计划[N].益世报,1920-12-01.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83（2019）04-0041-09
收稿日期： 2019-05-14
作者简介： 王纪鹏(1974— )，男，山东临沂人，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李学智（1955— ），男，河北景县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校 刘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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