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片集评”：香港电影批评的本土化先行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行者论文,本土化论文,香港电影论文,批评论文,粤片集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电影批评的书写历史中，“国族意识”与“在地意识”二者之间既颉颃对峙，亦交织复叠，而“粤片集评”即是基于“国族意识”的“在地意识”建构的重要先行者，“在香港电影评论中是开风气之先的” ①（林年同语）。“粤片集评”始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光复”时期，亦是国共内战时期，诸多南来影人在香港开辟左派电影批评道路，并倡导和践行“地方性（本土性）”方向，“粤片集评”正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努力。
然而，“粤片集评”研究在国内学界至今付之阙如，偶有提及，亦见粗疏。如《中国电影发展史》称“粤片集评”是由“由陈残云、麦大非、谷柳、卢钰、黄宁婴、李门等在《华商报》合作”②，即有明显错漏。“粤片集评”的批评阵地不仅有《华商报》，而且有《文汇报》、《大公报》、《华商报》；批评干将不仅有上述六位，而且有洪遒、韩北屏、区永祥、吴其敏、马孟平（孟平）、秦淮碧、陈卓猷、阳太旸、吕志澄、黄若海、司马文森、卢敦、高朗、巴丁、黄采、芦荻、蔡达、楼栖（娄木）、文统、紫风、汪明、羊璧等，陈残云等六位批评者只是前期主将，后期却无甚贡献。正基于此，本文尝试对“粤片集评”进行学术勘察。
一 、“清除毒片”的批评指向
“粤片集评”活跃于1949年-1952 年间，当时在香港“国语片未能适时融入本地文化、深入民间，因而难以与……粤语片竞争，使国语片的发展受到阻碍。当时的粤语片大受欢迎……但大多数作品无论在技术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比较平庸”③，左派电影批评者着眼于本土现实境况，推动吴楚帆、秦剑、白燕等等追求进步的粤语电影工作者展开新的“粤语片清洁运动”，而“粤片集评”正可视作呼应“清洁运动”的批评实践。如黄宁婴、麦大非、李门、吴德辉、陈残云、吴其敏、卢珏、谷柳合作的、刊发于1949 年5 月21 日《文汇报》“彩色版”的“粤片集评”《“清洁运动”的先声——评〈满江红〉》，即明确将秦剑导演的《满江红》和“清洁运动”挂钩，称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戏，它够得上是‘清洁运动’的先锋，它将改变一些人对粤语片的摇头三叹！”④粤语电影的“清洁运动”，亦即“清毒运动”——“清除毒素影片”，承继此前香港“清洁运动”的观念；而对于“毒素影片（毒片）”的指称，正是承继三十年代左翼电影批评者“思想内容上有毒素的影片”⑤的观念。“粤片集评”前期主将陈残云总结，当时粤语电影“共通的落后的思想意识，从各个不同的现象表现出来，其中最主要的封建思想和正统观念……其次是洋奴思想”⑥。香港电影研究者罗卡则持不同意见，提醒“在进步文化人眼中，这些电影当然是俗不可耐而至于有‘毒素’了。然而他们往往是囿于一己的意识形态，没能看到这正是非官方的、反正统的民间活力的涌现。”⑦不过，当时香港粤语电影生产中广泛存在的“七日鲜”和“云吞导演”（开机后出去吃碗云吞面再回来的导演）现象却是事实⑧；粤语电影远较国语电影制作粗糙简陋敷衍，“当时一部90 分钟的粤语片一般只用300 个镜头，”⑨亦属实情。面对如此境况，“粤片集评”自然展开对“毒素影片”的广泛批判，并且根据不同具体情况调整表述，由此形成一个宽泛的“毒片”范畴。
针对“毒片”泛滥的现实，“粤片集评”确立“思想性第一、技巧性第二”的“进步标准”，按照开宗明义、层层推进的分条析理批评模式，重点“关注影片在‘移风易俗’方面的具体内容”⑩。其成文方式，与同时期的“七人影评”相近，“每部被评粤语影片都经过集体讨论，然后一人执笔成文，署上所有讨论者的真实姓名，以示负责”(11)；其批评理据性，既来自于集体批评者的意识形态逻辑，也来自于作品故事人物的“阶级定性”及“思想定性”。
“粤片集评”鞭挞各种毒素问题，口诛笔伐《肉阵葬龙沮》是“色情肉诱的片子” (12)，《相逢未晚》是“落后的封建意识的作怪”(13)，《司马夫大破蜜糖党》有“不分是非黑白的‘和平’观念”(14)，《小青吊影》“播散封建主义和对外敌的投降思想的毒素”(15)，《虎穴双珠》“贯串着不健全的意识”(16)，《原来我负卿》“只是男女间无意识，无理解的胡混，”(17)《辣手碎情花》“违反人情，违反人性，违反人权，”(18)乃至“所看到的粤语片中最反动的、歪曲现实的、毒素影片”(19)《生死同心》的“站在反动派立场，恶毒的宣传剥削压迫的政治，特务政治，歪曲事实真相”(20)。进一步发掘，可知
“粤片集评”所声讨者，既有整体上全片属于“毒片”的“毒素”，也有影片中一部分带有的“毒素”，因而“清毒”的广度和力度也有所分别。对于典型的“卑下流，诲淫诲盗武侠神怪”(21)电影，“粤片集评”自是辞严义正地进行讨伐。如对毕虎导演、尹海清编剧的《肉阵葬龙沮》，严词厉色“正告贩‘毒’者”：“要知道，时代要变了，观众也不是长久可欺的，你们的‘工作’记录着你们的罪状。”(22)唾斥影片“诲淫”本质——“并不夸张的说：《肉阵葬龙沮》的总目的，是在于通过色情来赚钱。它的故事，镜头，完全朝向一个总的目标:色情与肉诱……一切技术，表演全在于暴露肉体和贩卖色情。”(23)针对影片凸显出的“编导者的‘捞世界’思想”，“粤片集评”做出郑重声明，“当有些人觉得有利可图，一部跟着一部的赶工制作色情肉诱的片子，向市民观众大卖其毒素的时候，我们声明：我们保卫观众的健康，我们的口诛笔伐以后决不会停止！”(24)整篇评论体现出一种战斗檄文的斗争意识和声讨话语，警告影片编导者“不要忘记，作品是有一定倾向的，它代表着编导人的思想意识：藉着剧中人的口，常常流露出编导人自己的思想意识”，谴责影片“流露出一股臭不可闻的完全为了个人恩怨个人利益而东参西拜的‘捞世界’气息”(25)。
“粤片集评”这种斗争意识的强烈批判，更注重对准存在色情元素的“毒素影片”拔刀相向，清理其“色情与肉诱”以外更须警惕和斥责的腐朽、落后、反动、黑暗，警示后者“其毒害观众的程度远超过神怪色情之上的”(26)。
如对于珠玑导演、余寄萍编剧的《相逢未晚》，“粤片集评”落笔即直指其“黄色问题”，“《相逢未晚》是成报发表的一个黄色小说改编的，作者怡红生即编剧者余寄萍，”随即便不再纠缠于“黄色问题”，而专意戳穿影片“呼吁取消妾侍制度，抨击封建遗毒，提高妇女地位”的谎言，抽丝剥茧，“从各个角度认真深入”逐步阐明影片“浓厚的封建意识的毒素”。(27)
值得强调的是，“粤片集评”对于影片问题逐条列举、层层推进的批评逻辑，在同时期香港电影批评中独树一帜。逐条批驳的“步骤式”批评形式，在“粤片集评”中运用得驾轻就熟，不但能集中火力瞄准一部影片的一主要“毒素”，而且能同时批判一部影片的多个“毒素”。如对于珠玑导演、尹海清编剧的《小青吊影》，“粤片集评”分别痛责其“封建主义和对外敌的投降思想的毒素”，对这两种“毒素”同加驳斥。对于“用鸳鸯蝴蝶派的脂粉来化装封建社会的罪恶”的“企图”，一一指出：“第一他们强调妇女的片面贞操”；其次“对于旧社会里真正而自动地为爱而守节的女性又是多么大的一个侮辱”；“此外编导人对私生子所取的轻薄态度，在小青口内所表现的宿命论，在冯氏妇女身上所倡导的苟安，避世，逆来顺受等思想，无一不是封建奴隶们所说的教。”(28)对于“通过整个戏，他们播散投降的思想”，也一一指出。整篇《评〈小青吊影〉》堪称步步为营，首先进行作品思想定性，指认“毒素思想”；其次根据现实主义文艺标准，以史实为准绳评判人物剧情（称“冯小青据史实是明末某士人的妾侍”，而影片“歪曲事实”。），“把事实列举出来”；而后逐一落实作品人物代表何种阶级，其言行举止体现何等思想的分析思路；最后批斥技术技巧方面（“明末才女的指甲是涂上蔻丹的；声音与口的动作迟快有时相差半分钟；明清服装不分；将几个粤剧的零碎的场面散漫地搬上银幕……等等。”）。(29)无疑，这种抽丝剥茧的影评形式，其理据性极强，而通过这一形式所张扬的“粤片集评”批评者的意识形态，也在有意无意间得以推广传播。
有必要提醒的是，《评〈小青吊影〉》明确体现出“粤片集评”对待不同敌对思想的批判态度：反封建主义，更反投降主义；声称“对外敌的投降思想”，其“毒恶行径”远胜于“替封建社会传播封建道德观念”。(30)稍加辨析即知，当时正处国共内战后期国共和平谈判破裂而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31)这一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了“粤片集评”政治态度的转向。此时左派人士的“现实需要”已不仅仅是“七人影评”批评《国魂》时的“对外战争已经结束，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反独裁争民主”(32)，而是更加直接明了地反对和谴责国民党统治，宣判其穷途末路，歌颂反抗者的艰苦卓绝及其斗争战绩。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立场，“粤片集评”揪将出一个“极端恶毒”的标靶——蒋伟光编导的《生死同心》，集十五人之力，痛加批判。他们作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斥毒片〈生死同心〉》，自我修辞为“人民”的代言者，将鲜明的政治批判和时政教育的意旨，落实在批评文字中。这样一种紧密跟进政治时局，而同时结合电影剧情人物的总体倾向和细节处理的电影批评，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在场感和意识形态责任感。
二、 “清理毒素”的“步骤式”批评
“粤片集评”擅于棒喝“毒素影片”，更擅于清理含有“毒素”的“进步倾向影片”的“非毒”与“毒”，即“思想较严肃”影片的“优点”与“不足”。在清理过程中，“粤片集评”不同于面对“毒素影片”的倾尽全力“扫毒清毒”，而具有一种校短量长的宽详和体贴，对创作者给予期望，较为平和地“清洁”，这在评论《一生儿女债》、《魂断归家娘》、《司马夫大破蜜糖党》、《萧月白》、《垃圾天堂》、《人海万花筒》等一系列影片时都显而易见。
如对于冯志刚导演、冯一苇编剧的《一生儿女债》，“粤片集评”表彰其“严肃态度”和“朴素手法”，并就作品人物的关系处理温和地提出“改良”意见。影评开始即称道编导者的处理方式和故事内容，“作者能以严肃的态度接触到这类（小市民家庭生活）现实题材，这是可贵的企图，导演也放弃许多恶俗的倾向而采取朴素的手法”；肯定“这故事是平易近人的，父失业，穷困，孩子的负担，家庭的矛盾等等都是现实生活俯拾即是的动人素材。”接着指出作品的思想不足和人物缺陷，“作者仅为了达到一个浅薄的‘儿女情’的观念，把生活痛苦的全部责任错误地推落在儿女身上，……反而把真正的社会原因放过了”，最后提出修改意见并给予表彰，“假如作者着重了两种阶层的描写，把公司老板强调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剥削人物，将他和展云相结相抗的关系明显表现……这戏是会改观的”。(33)整篇评论对于影片的肯定多于否定，勉励多于责备。
再如对于任护花编导的“轰动全国及东南亚，大破全国卖座记录”(34)的《萧月白》，“粤片集评”也是有褒有贬，既赞许其主题的“现实健康”，“影片的主题，在揭露不合理的社会中的黑暗面，企图指出它的病态与根源，贯串着萧月白的全部生涯，来说明萧月白所走的……‘复仇思想’，不能解决问题，更不是青年的立身处世之道”；也批评其“整个故事的发展，万变不离其宗，总之不过酒色财气四个字……把一切罪恶，把一切人的活动，是非对错归到酒色财气”的浅薄。(35)又如对于左几导演、伊秋水编剧的《垃圾天堂》，“粤片集评”同样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希望勉励。肯定影片对“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社会现象”加以“嘲弄”和“讽刺”是“还有一些好处”；指出“讽刺，并没有力量……追求一些为笑而笑的小市民趣味”和“牵强的情节”的“弱点”；“诚恳的希望”创作者“能就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加以正确深入的描写，向前跨进一步，那么成绩是会更好些的”。(36)
值得提醒的是，“粤片集评”的逐条批驳“步骤式”批评形式，在廓清“进步倾向影片”的“毒”时，同样大派用场。如评论胡鹏导演、秦剑和于平编剧的《魂断归家娘》时，“粤片集评”嘉许影片“它把封建家庭人物的暗斗和倾轧，妾侍在家庭里受到的难言的痛苦等现象，很细腻地暴露出来，这是难得的优点”之后，一层层阐明影片“本质上它还是没有摆脱出对旧社会罪恶人物采取调和态度的牢笼”：“首先，‘妾侍’这一值得诅咒的存在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它是封建社会罪恶之一表现。《魂断归家娘》的主人公却被写成一个好人……把握不到主人公的作为一个压迫者的本质”；“其次，和这点思想相通的，就是对家姑、妻子……这一系列人物的处理，”再次，“这部片子没有掌握一个正确的主题，就是说编导者还没有看到这些现象的本质”；这样层层推进地阐明影片的“控诉目标”是“失落了斗争的对象的”，有条有理(37)。
还需提醒的是，“粤片集评”对“进步倾向影片”的技术技巧，并未完全忽视，也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讨论。如对于洪叔云导演、美龙编剧的《司马夫大破蜜糖党》，“粤片集评”在称道“锄强扶弱”主题和批评“糊涂的和平观念”之外，特别嘉许影片的“匠心与技巧”，称赞其场景布置、剧情结构、画面处理：“对于内外景的选择与布置，颇具匠心，故事组织也相当用心，因而使人对于画面获得‘干净’之感。”(38)再如对于吴回导演、秦剑编剧的《凤入龙楼》，“粤片集评”在评论“许多编导方面的无心的或有意的错失”之外，格外称誉导演、编剧、表演上的成就，表示“纯就技术上说，值得赞许的地方是很多的，”“导演处理许多画面，也颇具匠心”，“看出编导两方面闪烁的才华”，“本片演员的演技，多数都有水准上的成就”，“全体演员都是好演员”。
这种对于影像形式的重视和肯定，尽管远达不到电影本体意识的觉醒，但其有意识地将形式与内容分而论之的形式意识，已经一定程度上超越“七人影评”将形式始终隶属于内容、声称“内容问题愈大，技术的成就便成为这种内容的保护色”(39)的极端片面观念了。
对于具有强烈战斗意识的“粤片集评”来说，主要的工作在于“毒素影片”的“清毒”和“涉毒影片”的“清洁”。不过，正如“七人影评”开始即树立苏联电影这样一种世界影的进步典范和《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个国产电影的进步典范，从而确立影评参照体系一样；“粤片集评”开始即寻找并树立“清洁运动”主将秦剑编导的《满江红》这样一个粤语电影的进步标杆，在香港左派电影公司南国影业有限公司和上世纪五十年代影业公司成立后，又即刻将两家左派公司的创业电影《珠江泪》和《火凤凰》树立为粤语电影的新标杆，从而确立新的批评坐标系。值得强调的是，“粤片集评”面对这些“标杆之作”，并不停留在一味的歌颂上，对于作品的“瑕疵”，同样使将“步骤式”批评招式一一点清。
三、 “逢片必批”的自我尴尬
“粤片集评”在总体上“逢片必批”的写作思路，使其面对真正的里程碑式杰作，不能集中精力阐述其开创性和超越性，倾尽全力把握其不同凡响，反而循旧吹毛求疵，有意无意间将其作品“凡响”化，从而失却一层慧眼识珠的洞察和清醒，也失却一分痴迷佳作的饱满激情。
王为一导演、陈残云编剧、蔡楚生挂名监制并全方位指导(40) 的《珠江泪》，是精工细作的杰作，当时被誉为“粤语片里面的一个革命性的代表作” (41)，“它的光彩是照耀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制作领域的”(42)；数年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奖，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确是粤语电影的一个高峰”，“是粤语电影的经典之作，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可学习的地方实在不少”，(43)“足以成为战后初期粤语电影最肯定的技术成就” (44)，称得上是大浪淘沙后的典范杰作。然而，“粤片集评”虽然推崇“《珠江泪》是粤语片中一部卓绝的片子”，“是一部真实感人的片子，是粤语片中的奇花”，具有“一种严肃的姿态，坚定的立场，逼真高尚的艺术性”，“把政治性和艺术性密切地结合起来，”“演员对角色的把握和了解也很周到”；但其电影批评的一半篇幅是阐述影片的“一些瑕疵”，包括“阶级压迫的描写是削弱了”的“较大的缺点”，对于“反动派拉丁”揭露得不够，“结尾有点虚浮”等等，(45)整篇批评形式上是评优说劣的“持平之论”，而其批评对象的《珠江泪》也在有意无意间界定成了不乏缺点的“好片子”。
就此而言，香港著名电影工作者卢敦当时对“粤片集评”的批评值得参照，“去年‘粤片集评’开始以后，一年来的影评，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都是指责，而较少从工作者的实际情况上去加以鼓励、帮助或指导……我们必须了解情况，不能有意无意地把尺度提得太高了。” (46)
“粤片集评”这样一种看似“持平”的“片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评论工作的基本性质是一种政治工作，而成员绝大多数不谙电影制作，尽管部分成员部分地参与电影编剧等工作，但远未达到对于电影制作的专业认识和体验，又惯于“挖掘”电影思想内容缺点，因此匮乏电影工业的视野和思路，实难做到电影内行的真正“持平之论”。罗卡就此提醒，“当年粤语片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如何净化影片的内容，排除‘毒素’，而是从制作、发行、推广上改善电影产业的体质，使其合理公平化，提升作品的专业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多样化、有启发性的娱乐。”(47)
而如果比较著名导演费穆对于《珠江泪》的评论，更能体会到“粤片集评”对于作品分析的问题所在。费穆的《〈珠江泪〉的光彩》开始就指出《珠江泪》在编导演多方面和整体风格的杰出成就，“《珠江泪》的全体工作者，特别是编剧、导演和诸位演员们的杰出的成就，已使中国电影从概念化的，浅度的写实主义作派，跃进于有血有肉的，深度的，浓度的，进步的现实主义作派，这是《珠江泪》的光彩，中国电影前所未有的光彩。”(48)接着分别论述具体的成就，颇多通达之语，如称“导演不矜才，不使气，让戏和演员凝结在一起，而把导演深藏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49)相较于“粤片集评”的过度苛责，费穆体贴创作实情的评论更称得上“持平之论”：“《珠江泪》是一部杰作。小疵是有的，整个地说是全无毛病。因为，拍一部影片实在太难了……像《珠江泪》这样一部包含七八十场戏的巨作，是复杂而繁重的工程。” (50)
而“粤片集评”对于王为一继《珠江泪》后导演的左派电影《火凤凰》（马霖编剧），继续着“大力推崇加深切批判”的程式，一方面盛赞“我们把它和香港所出品的国语片来比较，固是稀有的好片；然而，即使是把它同中国民营电影公司所制作的佳片来比较，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有了新的成就”，“《火凤凰》的内容，大家一致认为是好的”，演员“表演来看，好得有点出人意料之外”；另一方面深批“编导并没有深彻地把握到旧世界现实生活的重要方面；阶级的斗争，新生和死亡的斗争”，人物转变“没有一个决定的契机”的“致命的缺点”以及具体场景“一段表演，也显得很黯淡，既无内心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同时更缺乏客观环境有力地推动他转变过来的条件”。(51)尽管“粤片集评”对于《火凤凰》进行总体上的推崇，但是在批评篇幅上“半功半过”，在阅读效果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功过相抵”的折中面貌。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粤片集评”自身作为的集体批评的尴尬之处，“大家一致认为”的共约化往往造成个人个性的模糊泯灭，这样的“一致”往往集中在共同秉持左派政治信念的成员们的“思想一致”，从而减淡乃至忽略对于电影作品的立体审视。
尽管“粤片集评”批评者积极践行本土化路向，但他们普遍存在的“中原心态”，兼之当时“香港本土”之社会共识及身份认同并未确立，使得这一辉煌的左派集体批评时代骤成明日黄花且后继乏力。而“粤片集评”信奉的文艺观念，也在对立者的批判下显出“根据共产主义革命的需要拼贴情境，构成‘语文的世界’，评论家以‘写实主义’之名推广，代换人生的现在和未来”(52)的一面。
注释：
①林年同.中国电影美学.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177.
②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313.
③罗卡·法兰宾.香港电影跨文化观.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0.
④黄宁婴，麦大非，李门等.“清洁运动”的先声评《满江红》.文汇报，1949-5-21.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581.
⑥陈残云.关于粤语电影的几个问题.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文艺三十年.香港：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香港分会，1949.54-55.
⑦罗卡.战后通俗娱乐电影的发展形态：从上海到香港（1946-1950）; 叶月瑜.华语电影工业：方法与历史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9.
⑧陈文和薛后指出，战后香港“粤语片既被看成是商业上的暴发户，也就吸引了不少圈外人去投资……这些人只管做买卖，不管什么艺术不艺术，因此，影片的质量普遍被忽视。投机取巧的事，层出不穷。当时有所谓‘七日鲜’，是指七天匆忙赶拍一部戏；其实，三天五天赶拍一部戏的，大有人在。”（陈文、薛后.香港早期粤语片简述.张思涛.香港电影回顾.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36.）箫笙指出，当时粤语戏曲片“所谓分镜头，只是将摄影机移去另一个位置，又由老倌自唱自做。通常声带分得很长，五六分钟都有之，所以导演叫完开麦拉，就可以去食碗云吞面。故而有‘云吞面导演’之绰号”。（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37.）
⑨钟宝贤.香港百年光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44.
⑩何楚熊.陈残云评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94.
(11)何楚熊.陈残云评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94.
(12)陈残云，谷柳，麦大非等.正告贩“毒”者 这一回：“肉阵葬龙沮”.文汇报，1949-3-17.
(13)黄宁婴，卢珏，麦大非等.相逢未晚.大公报，1949-3-25.
(14)吴其敏，吴德辉，陈残云等.评《司马夫大破蜜糖党》.大公报，1949-6-24.
(15)张煜，阳太旸，谷柳等.评《小青吊影》.文汇报，1949-7-25.
(16)黄采，紫风，吴其敏.评《虎穴双珠》.大公报，1950-2-13.
(17)陈残云,黄甯婴,谷柳等.评《原来我负卿》.文汇报，1949-6-13.
(18)秦淮碧，黄宁婴，马孟平等.评《辣手碎情花》.文汇报，1949-9-29.
(19)曼青， 秦淮碧， 区永祥.斥毒片《生死同心》.大公报，1949-12-23.
(20)曼青， 秦淮碧， 区永祥.斥毒片《生死同心》.大公报，1949-12-23.
(21)张潜.香港的电影清洁运动与电影教育.青年界，1936.（3）：104.
(22)陈残云，谷柳，麦大非等.正告贩“毒”者 这一回：“肉阵葬龙沮”.文汇报，1949-3-17.
(23)陈残云，谷柳，麦大非等.正告贩“毒”者 这一回：“肉阵葬龙沮”.文汇报，1949-3-17.
(24)陈残云，谷柳，麦大非等.正告贩“毒”者 这一回：“肉阵葬龙沮”.文汇报，1949-3-17.
(25)陈残云，谷柳，麦大非等.正告贩“毒”者 这一回：“肉阵葬龙沮”.文汇报，1949-3-17.
(26)曼青， 秦淮碧， 区永祥.斥毒片《生死同心》.大公报，1949-12-23.
(27)黄宁婴，卢珏，麦大非等.相逢未晚.大公报，1949-3-25.
(28)张煜，阳太旸，谷柳等.评《小青吊影》.文汇报，1949-7-25.
(29)张煜，阳太旸，谷柳等.评《小青吊影》.文汇报，1949-7-25.
(30)张煜，阳太旸，谷柳等.评《小青吊影》.文汇报，1949-7-25.
(31)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708-738.
(32)梓甫，逸君，萧然等.我们这样看《国魂》.华商报，1948-9-12.
(33)李门，谷柳，麦大非等.小市民的悲剧 评《一生儿女债》.大公报，1949-3-11.
(34)许定铭.报坛才子任护花.城市文艺.2007，（19）：82.
(35)秦淮碧，黄宁婴，黄采.评《萧月白》.文汇报，1949-8-28.
(36)秦淮碧，马孟平，高朗.评《垃圾天堂》.文汇报，1949-12-10.
(37)谷柳，卢珏，麦大非.魂断归家娘.文汇报，1949-5-12.
(38)吴其敏，吴德辉，陈残云等.评《司马夫大破蜜糖党》.大公报，1949- 6-24.
(39)梓甫，逸君，萧然等.我们这样看《国魂》.华商报，1948-9-12.
(40)参见陈残云.《珠江泪》的写作和拍摄.电影文化，1981，（5）：76-80.
(41)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333.
(42)费穆.《珠江泪》的光彩.文汇报，1950-2-15.
(43)余慕云.香港电影史话（卷三）——四十年代.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1998.172.
(44)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经典200：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增订本）.香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5.73.
(45)巴丁，紫风，吕志澄.评《珠江泪》.大公报，1950-2-3.
(46)卢敦.关于影评的尺度、重点与态度.文汇报，1950-8-3.
(47)罗卡.战后通俗娱乐电影的发展形态：从上海到香港（1946-1950）.叶月瑜.华语电影工业：方法与历史的新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19-220.
(48)(49)(50)费穆.《珠江泪》的光彩.文汇报，1950-2-15.
(51)高朗，羊壁，黄南.评《火凤凰》.大公报，1951-1-22.
(52)王鼎钧.关山夺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