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尽管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法侬(Frantz Fanon)等学者就已经有意识地从殖民的角度思考文化与政治问题，后殖民地作家阿彻伯(Chinua Achebe)、奈保尔(V.S.Naipaul)等的小说创作也已经开始了后来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的写作，但后殖民理论成为西方知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在萨伊德(Edward W.Said)于一九七八年发表《东方学》（Orientalism，或译《东方主义》）之后。这部著作旨在梳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主要是阿拉伯和伊斯兰意义上的东方）的话语表述，来辨析东方学作为一种现代知识体系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关系，尝试提供一种历史化的观点，论说东方学与西方殖民过程中逐步建立的社会经济及政治体制的相互勾连，以及由此影响到西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和对自身文化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自《东方学》开始，后殖民理论迅速被西方理论界接纳，并演变为一种在方法学上富有创新意义的知识话语；从根本上来说，后殖民理论提供了一种从殖民历史角度的对西方现代性的整体反思。但同时后殖民理论也引起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方面，传统欧洲中心的人文学者反对萨伊德把反思殖民历史的政治观点带入文学研究，另一方面，有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批评家则认为萨伊德及其追随者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等都是抽象借用西方当代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国结构—解构主义）的知识话语来从事对殖民文化的观察（尽管实际上，后面两位理论家和萨伊德在知识谱系和学术观点上有很大不同），指责萨伊德等人的学术研究属于新的殖民主义话语，与从西方知识霸权的话语笼罩下剥离出一个“真正”东方的努力南辕北辙。（注：有关后殖民国家的批评家对后殖民理论的批判，参看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的著作《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Postcolonial Theory:Contexts,Practices,Politics (London:Verso,1997)［此书中译本为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及阿贾兹·阿赫迈德Aijaz Ahmad的《在理论上：阶级，国家，文学》In Theory:Classes,Nations,Literatures(London:Verso,1992)。）
事实上，来自后一方面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显明了后殖民理论自身的知识语境与理论边界。萨伊德在《东方学》的序言中坦白地提到对福柯和葛兰西等西方理论家的认同，（注：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4页。英文版，Edward 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4)，3页。）比如他申明自己借用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和《规约与惩罚》等著作中建立起的对话语和权力的谱系学式的辨析方式，把东方学首先看成一种话语，进而认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各种权力关系正是以这种话语作为媒介而得以调配和发展，西方因之得以创建了东方学的知识对象，换言之，也即是把一个“真实”的东方转化成一个可以描述和认知的“话语性”的东方，使之成为在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对象。与此相关，萨伊德和斯皮瓦克都深刻地受到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西方殖民历史中，为西方建构“霸权”地位的不仅是国家机器对殖民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控制，更重要的还在于由教育、家庭伦理、宗教等一系列文化体制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在对东方学和各种殖民话语的考察过程中，文化体制方面的历史研究因而成为必要的内容，当然这就意味着，需要对西方现代文化体制进行历史的反省。由这两方面来看，确实可以说，以萨伊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是福柯（还有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的结构—解构主义理论与葛兰西（还有雷蒙·威廉斯）所代表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文化研究的延续与综合。
在过去二十年中，后殖民理论有了丰富的发展，任何一种概括可能都显得过于简约。但从基本的理论框架来看，可以说后殖民理论在西方知识体系中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它通过检查现代西方知识在形成中与作为殖民地的东方之间的关系，来重新评价其知识观念和话语构造背后的权力关系，考察西方是如何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对照和控制，由此创建不仅关于对象也关乎自身的知识和文化机制。在这样一种研究思路的影响下，许多过去以为是欧洲文化自身形成的学科和知识都失去了“天真”。无论是文学理论（包括比较文学）和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历史语言学、人文地理学等许多现代学术的形成与发展，都被认为与欧洲殖民扩张的历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认识到后殖民理论如此的知识逻辑，也就不难理解萨伊德在面对来自后殖民国家的批评家的指责时为自己辩护的立场：他对“东方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反省，是在西方学术语境内部引入“他者”概念之后对于西方自身的学术谱系及现代性观念进行重新评价；他在《东方学》中力图表明“欧洲文化是如何从作为一种替代物甚至是一种潜在自我的东方获得其力量和自我身份的”。（注：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5页。英文版，3页。）有的学者指责萨伊德的观点自相矛盾，说他一方面反对本质主义，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指出东方被西方知识遮蔽来还原东方的真实形象。这倒真正是对萨伊德本意的误解。一九九四年，萨伊德在他为《东方学》撰写的长篇后记中重申，他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他对东方学的批判不是出于对伊斯兰文化“本质”的辩护，而是完全由于他在东方学中发现了一种本质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既暗示着存在一个经久不变的东方本质，也暗示着存在一个尽管与其相对立但却同样经久不变的西方本质，后者从远处，并且可以说，从高处观察着东方。这一位置上的错误掩盖了历史变化。”（注：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429页。英文版，333页。）因此可以说，萨伊德的研究首先基于他对东方学的本质主义立场及存在一个所谓“本质化”东方的说法的批判。同时，萨伊德也否认后殖民理论可以胜任对“真正”的东方文化的揭示与研究，他在《东方学》的序言中明确地说：“东方曾经有——现在仍然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他们的生活、历史和习俗比西方任何可说的东西都更为悠久。对于这一事实，我们除了明智地予以承认外，几乎别无他途。但我研究东方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考察东方学与东方之间的对应关系，而是为了考察东方学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它对东方的看法……不管其与‘真正’的东方之间有无对应关系。”（注：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7页。英文版，5页。）
在《东方学》出版二十一年后，萨伊德的学生，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和英语文学教授的印度裔学者歌丽·维斯万纳森(Gauri Viswanathan)写作了《不寻常的谱系学》(Uncommon Genealogy)一文，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成果加以如下总结：“很可能后殖民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就是在于对英语（文学）的学科研究不能再无知于或无视于帝国主义、跨国家主义和全球化的深刻语境，而英语研究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最初实现了它的使命。”（注：歌丽·维斯万纳森Gauri Viswanathan：《不寻常的谱系学：导言》"An Introduction:UncommonGenealogies"(ARIEL: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Literature,31:1&2,Jan.-Apr.2000)，13页。）这里，维斯万纳森所说的受到后殖民理论影响的英语研究，是一种对英帝国在诸如爱尔兰、加拿大、印度、非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等地区的殖民过程中建立的以英语学科为核心的文化及教育体制的历史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殖民历史的角度出发重写英语学科史和英语文学史的一种尝试。近年来致力于此的一些英美学者分别从不同的地域研究获得相似的结论：英语（文学）作为现代西方知识和教育体制的一个“核心”学科，是首先在殖民地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动力及发展的合法性的。
比如维斯万纳森在她本人的著作《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中的研究方向便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建立的英文学校与英语研究的体制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她的基本观点是，英语学科作为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学科，它的起源和体制化不是发生在英国本土，而是由于英帝国的殖民需要，首先兴起于印度等殖民地的。当十九世纪英语在英国本土还仅仅是家庭女教师教授的不正式课程时（那时欧美大学里的核心人文课程还是希腊拉丁文和古典文学），在印度，它却逐渐变成一门教育体制中最关键的学科，随着印度总督威廉·班丁克(William Bentinck)在一八五三年颁布《英语教育法令》(English Education Act)，英语文学成为印度学校里正式的核心课程(core curriculum)。这是英国殖民者和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结果，对于这些英语教育的提倡者来说，他们认为，印度原住民缺乏现代知识和道德意识，只有通过学习英语，阅读和理解诸如密尔顿和亚当·斯密等伟大的英语作家，才能帮助印度人放弃本土的“野蛮文化”（包括印度的本土宗教），进入文明化的过程，在个体的意义上塑造对现代人的道德想象，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因此而归顺于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注：歌丽·维斯万纳森Gauri Viswanathan：《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6页。）
恰恰是在印度等殖民地，英语文学首先发挥了诸如塑造“理想国民”的重要作用，并获得了经典化和体制化的机遇。正是在印度的英文学校里，培根、莎士比亚、密尔顿、葛雷、高尔德斯密、萨克雷和狄更斯等我们今天心目中的“英语文学的经典作家”首次获得了经典地位；英语和英语文学被打上了现代性的标签，获得了超越本民族的“普遍性”和“世界性”。随后，在十九世纪后期，英语学科在英国本土开始崛起，英美的大学陆续重新编排课程，英文最终在二十世纪初取代希腊拉丁文，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课程。（注：参看布赖恩·道尔Brian Doyle：《英语和英语性》English and Englishness(New York:Routledge,1989），第三章。）当然这牵扯到一系列的教育体制和相关社会群体、文化生产方面的变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已有许多学者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研究，如理查·阿尔提克(Richard D.Altick)的《英国普通读者》(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但可以看得很清楚的是，维斯万纳森作为萨伊德的高足，她的研究证明了英语学科首先是在殖民文化的语境下形成的，因此“任何对它（英语学科）的成长和发展的叙述都不能忽视通过英国文学和思想来教育和驯化殖民对象的帝国使命”。（注：歌丽·维斯万纳森Gauri Viswanathan：《征服的面具》Masks of Conquest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2页。）在这样一种历史眼光的透视之下，一百多年以来英语文学的辉煌成就既失去了学术和艺术意义上的“纯洁性”，也无法再以一种天经地义的姿态捍卫英语文学的优越感，而从中呈现出了“历史”本身的复杂和真实。我把她的研究看成是后殖民理论的一个完美的研究个案，它也再一次印证了萨伊德在《东方学》中所提出的理论立场，即后殖民理论的首要意义是在于通过观察西方现代文化体制与殖民地东方的历史关系，来重新认识和评价前者的语境和知识构成。
这一方面证明了后殖民理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显然也标明了它的边界（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也表明了后殖民理论的自身局限性，但我认为，就后殖民理论的研究目的来说，它本来就不想越界去解决东西方所有知识问题，因此不应该把它自我限定的知识框架理解为一种局限，而毋宁可以说它有着一种学术研究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边界意识）。
二
虽然萨伊德一再重申后殖民理论针对的是西方自身的知识问题，它在西方之外的影响却往往与萨伊德的论点背道而驰——在西方学术批判的领域之外，后殖民理论的运用发生了实践上的越界。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后殖民理论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解”为在东西方的历史错综关系中重建东方本土主体性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后殖民理论之所以迅速在非西方国家获得普及，恰恰是缘于它暗含了本土学者的反西方中心的学术立场，甚至也包括它被抽离出原有知识语境后有效地用来配合民族主义的政治冲动。根据有些批评家的看法，既然后殖民理论是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反省，那么它当然有可能导向对一个“真正”的东方的重新认识、辩护甚至主体重构（萨伊德本人发现，《东方学》在阿拉伯世界中被“错误”地理解为一部对伊斯兰文化进行系统辩护的著作）。（注：萨伊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426、435页。英文版，331、338页。）这种思路显然很不同于前文所述的后殖民理论，所以坦桑尼亚裔学者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宁愿把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作为“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和“后殖民批评”(postcolonial criticism)：前者盛行于英美大学中，后者的代表多为来自印度、非洲等有被殖民经验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注：参看巴特·穆尔-吉尔伯特Bart Moore-Gilbert：《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Postcolonical Theory:Contexts,Practices,Politics (London:Verso,1997)，第一章Postcolonial Criticism or Postcolonial Theory。）
后殖民批评对后殖民理论的这种越界使用，在根本上还是缘于萨伊德本人的理论表述。萨伊德提出东方学作为一种西方知识系统塑造了一个话语性的东方，尽管他反复强调在西方知识语境中无法谈论所谓“真实”的东方，但另一方面，当他指出那种话语性的东方是一个由西方权力塑造的被“错误表现”(misrepresented)的假想的东方时，这一表述显然也就留出了一个有待填补的空白，或者说它包含了一个潜在的假设前提：即便是在殖民关系当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个未被表述的独立于西方话语之外的东方（尽管这个方面在萨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是被架空的）。这也就为从重新塑造东方主体性的角度来理解和发挥后殖民理论留出了一个自由诠释的空间。
正是在这个起点上，启发了在审视、质疑和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与优越感祛魅之后探索东方主体的研究思路。后殖民批评（这里暂且沿用这个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名词）不同于传统的本土文化研究，后者或许可以无视或无知于西方的殖民主义或者西方在历史上对东方构成的“文化优越性”，但前者的首要意图是把本土问题放在殖民主义的东西关系语境中加以考虑，希望从本土的现代经验出发，对作为殖民者的西方强加给东方的现代性观念和制度提出整体质疑。这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萨伊德的后殖民理论的延续——萨伊德正是通过反思殖民历史，从而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在殖民主义时代，原本是属于西方地域意义上的现代性观念获得了全球化的推广，成为具有“世界性”的理念，世界历史因此而被改写，东方民族的文化经验仅仅在作为西方的“他者”的意义上存在。
但是，尽管后殖民批评在话语和理论策略上大量借鉴后殖民理论，两者的研究目的、材料和思路却有很大不同。后殖民批评家指责萨伊德、斯皮瓦克依然是西方中心的学者，认为他们虽然通过历史化的辨析方式，暴露并瓦解了西方殖民势力和知识话语对东方的控制，但却并没有进一步把东方作为主体看待。后殖民批评与后殖民理论的分离之处，就在于它把东方当作最终的研究对象，旨在在东方的知识层面上总结本土经验，以期探索和认识一种可以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alternativemodernity)。正是在后一点上，后殖民批评试图颠覆后殖民理论以“西方作为主体，东方作为他者”的思维框架，期望摆脱“西方影响和决定东方”的单向的东西文化交流模式。
在我看来，这种与萨伊德本意相违背的研究思路其实自有其丰富的历史和知识资源（这是根源于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资源，即萨伊德所说的，比任何西方可说的东西都更悠久的生活、历史和习俗）。但是很显然，它必须以超越后殖民理论的知识逻辑为前提，因为这里所面对的已不再单单是西方知识问题，而是包含了东方本土文化经验，只有当它跳出后殖民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体系之中的知识框架时，才能具有真正的实践可能。
三
当有些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在接受后殖民理论的影响时，往往已经隐含了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能通过借助于这一理论模式把现代中国自身的知识与文化（最极端的表述是“中国的现代主体性”）从西方的“遮蔽”下解放出来；这其实已经注定这些研究者的批评属于后殖民理论的“越界”实践。我认为对后殖民理论的“越界”使用本身并不应该成为问题，如上文所述，旨在对西方知识系统进行反省的“后殖民理论”和籍此有意越界、意在从殖民话语中分离出东方主体的“后殖民批评”可以分属不同的研究理路。但问题在于，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借用后殖民理论的批评努力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历史化地理解现代文学在复杂的中西文化交流历程之中的转变与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中国的特殊境遇，把中国现代主体问题直接置于后殖民理论的话语论述中时，可能已经包含了一些潜在或实际上的逻辑矛盾。
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简单事实是，除了曾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和东北等局部地区外，（注：2002年3月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1895-1945”国际会议中有多位学者都运用萨伊德对东方学的分析方式，来考虑日本的殖民统治对台湾的文化身份和制度形成的多方面的影响。）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完全体制化的殖民统治，一直保有自己在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主性。然而，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终伴随着被西方侵略和欺负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一个逐渐扩大和逐渐加深的西方化的变革过程，无论是洋务运动的“师夷之技以制夷”的政治主张，还是康梁变法中依托于宪政改革的“大同”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全盘西化”的文化策略，及至二十世纪末在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格局下“走向世界”的时代主题，其背后显然都隐含着对西方现代性的强烈憧憬，而这，当然也包含了对西方强势文化（无论是处于被迫还是主动）的自觉认同。可以说，在过去一百多年之中，中国的现代性观念是笼罩在西方的强势文化阴影之下的。（就此而言，考虑到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已经使对后者的研究不可能处在一种与殖民帝国主义完全无关的纯净、自足的文化语境中，后殖民理论的思路无疑有助于厘清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处境。）不过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在接受西方强势影响的过程中，一直在探索反抗西方强权的独立自主的民族复兴道路，同时又并不把西方文化作为直接对立面，而是愿意把西方化的过程作为自身变革的一个有机部分——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部分”，而非“全部”。“独立自主”和“西方化”作为两种看似不同的文化逻辑，在这里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事实是，在中国，西方化始终是一个并未实现的文化理想，而且中国自身的变革之路尽管与西方的强权势力互相冲突，却又与这一文化理想互相包容——但同时我要强调的是，促使中国走向现代的文化资源又不能说是仅止于这种西方化的文化理想。所以当把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这种错综关系直接置于后殖民理论的话语论述中时，反而往往会削弱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去年出版的史书美的著作《现代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Modern)试图对中国与西方的这种悖论式关系作出解释。此书着力研究新文学最初二十年间，中国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写作发生的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出发，重新阐释了“半殖民社会”这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史学概念，由此认为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把西方二分化”(bifurcating the West)的文化策略，并把这种文化策略视为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表达。史书美提出，正是在所谓“半殖民社会”中，在西方殖民统治没有被充分制度化的情况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把“西方”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概念：代表西方发达文明的“大都会西方”(the metropolitan West)和代表在华殖民势力的“殖民者西方”(the colonial West)，在这种二分化的理解中，后者当然是批判的对象，而前者则被不加质疑地提升为学习的榜样——尽管这两者事实上是互为表里的。（注：史书美Shu-mei Shih：《现代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Moder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2001)，30至40页。）因此，知识分子在反对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的同时，又可以把“全盘西化”的现代性方案加以合法化论述。史书美进而提出，当西方（还有日本）现代主义作家从中国获得了一种东方主义的想象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热烈地拥抱西方文化，在他们的写作中也发挥了一种所谓“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主体想象。史书美认为，后者决非体现了对西方俯首称臣的立场，而是包含了一种强烈的自主性的民族冲动，希望中国尽快地现代化和西方化，也就是希望中国能尽快地和西方平等处之。萨伊德的后殖民研究表明了西方现代主义写作潜在地承担了将殖民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使命，史书美的研究则表明，西方殖民文化的扩张也有效地（尽管是曲折地）促成了中国现代性和中国现代主义写作的主体发生。
史书美把后殖民理论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从后殖民角度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西方化的文化策略加以历史化的考察，阐明了由对“半殖民社会”的世界主义式的反应方式所导致的现代性想象背后的政治和历史因素。但是，假如在这个理论框架下进一步考虑现代中国的主体性时，显而易见的是，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框架在此已经预先决定了西方对东方（中国）的政治文化霸权这个历史性的前提条件。“把西方二分化”的文化策略并不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即大都会西方和殖民者西方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前者的“诱惑力”是由后者的扩张制造并加以制度保障的，因此，如果把中国现代意识的主体性仅仅建立在这种二分化的基础上，那么恰恰是更为深入地表明，中国的现代性观念和主体性创建被牢牢地拴在了西方殖民文化的根基上。
事实上，借用后殖民理论来探究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现代主体性问题，这往往是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与此相关的另一种借助后殖民理论来考究中国现代主体问题的批评理路，是认为中国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必然发生一种根源于本土文化经验的对抗性，导致西方现代文化在中国的体制化过程中发生创造性的地域变异(local variation)；我认为，这个思路和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模式所包含的对“创造性误读”式的主体性接收的论证不无逻辑上的相似之处。在此理论背景之下，所谓东方民族“迟到的现代性”(belated modernity)被认为本身就包含了对西方现代性理念的反省和挑战。但是很显然，这种思路并没有改变中西文化交流中强势文化（西方）和弱势文化（中国）的对立，依然证明了西方作为现代性观念和体制的输出方与中国作为接受方的不平等关系。
如果意识到把后殖民理论移用到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批评实践本身已经隐含了借此论证中国现代主体性的预设目的，即希望以此剥离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由此推及现代中国相对于西方独立存在的主体性，寻找中国和西方平等对话的可能，那么不难看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一个理论框架和批评目的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后殖民理论是以西方在殖民过程中把东方作为“他者”进行政治、文化和知识上的控制这个历史情境作为分析前提的，萨伊德以此来对西方现代文化的体制和知识构成进行反省，但同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依然是以西方作为主体的。如果说后殖民理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整体性反思，同时也启发了探索东方（中国）自身现代性经验的思路，那么假如这种思路仅仅局限在后殖民理论的知识框架之内，企图通过对殖民文化语境的分析和反省来论证现代中国的主体性，却只会引出事与愿违的结果，即把并非被殖民国家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经验不可避免地纳入到了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之中；与萨伊德从西方知识体系内部反省现代性观念的努力不同的是，这种思路非但不能从知识的体制、构成上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反思，反而是愈加表明了西方对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决定性塑造。事实上，局限在后殖民理论的知识框架内探讨中国的现代主体问题，并不能改变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理解中的“影响—接受”的单向模式。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方面的批评实践必须超越后殖民理论以“西方作为主体，东方作为他者”的理论框架，只有跳出后殖民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的知识框架，才具有真正的实践可能。
四
近年来，在北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中，刘禾的《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尝试从理论框架上超越后殖民理论所包含的“西方影响和决定东方”的东西文化交流模式。传统语言学和翻译理论认为不同语言（及语言所承担的知识、范畴、意义和理念等文化内容）之间存在着可译性和对称性，刘禾对此加以质疑，指出这种可译性和对称性的认识基础是承认在语言的交流中有着一种权威性的知识权力关系，具体到东西方文化交流语境之中，也就是说，这种可译性是以西方“本源语言”(source language)的权威性为前提的。通过提出“跨语际实践”的理论，刘禾用“主方语言”(host language)和“客方语言”(guest language)的概念分别替换了原来翻译理论中的“受体语言”(receptor language)和“本源语言”，而认为在翻译等语际交流行为中，“主方语言”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主体性，并对“客方语言”（也就是“本源语言”）的权威地位构成了颠覆性。应该说，这种提法本身就是对后殖民理论知识框架的一种有意识的反省和突破。并且刘禾直接对萨伊德创造的“旅行理论”(Traveling Theory)加以反驳，认为后者包含着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存在主从关系的前提假设，即西方是话语和观念的旅行起点，而东方是其旅行的终点，但在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中，这种主从关系实际上是被瓦解了。另一方面，刘禾还引申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观念，认为发生在跨语际实践中的词语、概念、范畴和话语的传递实际上是超出了“本源语言”和“受体语言”各自的系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具体情形而言，可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萌生的中国现代主体性是无法用西方文化的知识系统加以限定和控制的，而是建立了同时超越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具有创始意义的文化身份。（注：参看刘禾Lydia Liu：《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至27页。此书第一章已由宋伟杰翻译，收入《语言与翻译的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跨语际实践》从理论上对后殖民分析模式提出了有力挑战。同时，从近年来被译成汉语的文献来看，日本战后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探寻中国现代主体性的生成语境和构造过程，可以视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超越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单向思维模式。在这个方面，日本学者认为需要对中国自身的知识资源和文化传统在现代背景下的发展、转型加以思想史意义上的反省，而这个反省是以否认西方现代性观念的优越地位及其对中国（这里也代表亚洲）现代主体性的支配性影响为前提的。如沟口雄三所主张的，“近代”（即“现代”）的概念，“本来是地区性的欧洲的概念，至多不过是他们欧洲人内部对旧时代而言的自我歌颂的概念，可是随着欧洲自我膨胀到世界一样大，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世界性的概念。”面对这种西方的这种强势影响，沟口提出：“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注：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7页。）沟口对明清两代中国思想中现代性潜在资源的研究，便是以这样一种主张为前导的。另一位日本学者本山英雄在对章炳麟的复古主义思想的考察中，指出“章炳麟的‘反古复始’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在其中，极端的反时代性与超越了同时代乃至其后的‘文学革命’时代观念之局限性的远见卓识不可分割地糅合在一起，难以单纯用进步—反动的尺度来衡量。而周氏兄弟在章氏的直接熏陶之下，与西方现代的思想、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无以伦比的体验，为即将到来的新文学准备了不可替代的基础。”（注：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孙歌译，《学人》第十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239页。）木山对章炳麟思想的细读与阐发，意在表明中国现代主体的发生，绝非是寻常所理解的由西方文化塑造和支配的产物，其起源中早已包含了深刻的传统文化自律性的因素。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思路（与前一思路不无相关）是陈思和教授最近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下文简称“世界性因素”）的概念。这一概念的理论前提是对中西作为对立存在的二元模式的根本质疑和摈弃。陈思和指出：“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了世界格局，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世界／中国的二元对立结构不再重要，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在对等的地位上共同建构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注：陈思和：《关于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四期，收入陈思和：《谈虎谈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40页。）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所针对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影响研究”模式的弊病，根据后面一种研究模式作出的对中外文学关系的典型阐释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世界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很显然，支配后一种阐释方法的是以世界先进国家（西方）作为“世界性尺度”的想法，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唯有在对世界文学样板的摹仿和追求中，才能产生世界性的意义。当然在此背后潜藏的，依然是一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思想前提，即：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是中国现代化所认同的样板，中国唯有效仿西方，才有可能获得具有世界性的现代身份。陈思和以“世界性因素”的观念来取消这样一种虚拟性的思想前提，既打破了由西方强势文化所支配的、以西方现代性观念为核心的“世界图式”，同时也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生的主体创造因素本身就是“世界性谱系”的组成部分。由此让人想到木山英雄对章炳麟《齐物论释》的阐发，即：“（章氏）其根本性立场在于对抗以差异的同一化（齐不齐）为指归的统合主义乃至普遍主义原理，而揭示各种差异之间本来平等（不齐而齐）这样的个别主义乃至特殊主义的原理。”（注：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孙歌译，《学人》第十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247页。）在我看来，支配着“世界性因素”理论的应该是这样一种中西文化观念：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的论证不是在于它符合了由西方强势文化确立的世界同一性的标准，而是提出对“世界”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就应该是包容了差异性和特殊性的，由此也就从根本上解构了依照西方文化标准、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不平等的认识方式。因此也可以说，对中国现代主体性的考察，本来就不应该在单向的中西“影响—接受”模式中进行——这只能“显明”西方的文化霸权地位以及忽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因素——而需要放置在多元多姿的、绝不仅是以西方作为唯一构造源头的“世界”文化格局下进行。
以上介绍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它们并不一定都是针对后殖民理论移用中国文学研究所产生的问题而发，但对于后殖民理论所包容的“西方影响、决定东方”的知识逻辑，这三种思路显然都具有有力的批判性。后面两种思路更加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对立模式，把研究的目光引向了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经验——这里正是萨伊德给后殖民理论划定的边界所在。而受到后殖民理论对西方现代文化反省的启发，但实际目的在于正视、反省和重构东方民族自身文化的批评实践，事实上应该是从这里起步。
五
在文章最后，我想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即：如果我们从后殖民理论对自身知识构造和文化语境的角度来考虑，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后殖民理论的最大批评成果，应该说是它在对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考察中，引入了一个非西方的“他者”观念，从而动摇了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基础。后殖民理论从知识和制度的角度论证了西方文化与殖民历史的关系，两百年来，西方人一直以为自己的文化优越性是天经地义的，西方的知识体系是由西方人自己创造的，但在后殖民理论的历史化眼光的逼视之下，使西方人不得不认识到，自己想当然以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文化其实首先是在殖民经验中建立和被保障的。可以说，萨伊德和其他的后殖民理论家，是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引入了一个“他者”，而后将这种包含“他者”在内的文化反省，用于对西方现代文化自身的批判上去，从而对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历史得以重写。
也许到目前为止所建立的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及文化体制，并不能简单套用后殖民理论的模式做一种生硬的知识谱系意义上的反省，但我想依旧可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一直厕身其中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和理解之中，是不是存在着类似的一个或多个“他者”？比如说，长久以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一直是建立在对现代西方文学的参照（如果不说是以之为认同标准的话）之上，这里是否包含了一种对“他者”的想象？或者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或许早已经丧失了本来意义上的“他者”的存在价值，因为许多人或许认为“中国越来越追求西方化”，那么这种观念的发生，是否也是缘于那种对“他者”的想象，并且这种想象日益在同化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这种想法看似又会导致回到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模式中去，但是否对这个潜在或显在的“他者”的确认和理解，或许可以有助于对前一种模式的反省？同时，从另一方面去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构造过程中是否也在不断遗失和扭曲一些东西，比如一些被忘记或被改写的知识和思想，无论它们来自域外还是传统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体制化的过程，是以它们的被遗弃和改写作为条件和代价的，以至于我们后来对许多事物的理解是想当然的，是未加质疑的——而那些东西，又是否能认为它们真正消失了呢？它们是否依然作为我们的“他者”继续存在着？或许它们被转换了角色之后，就藏身在“我们”中间，如果是那样，它们对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包括对自身知识构造）的认识和理解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2001年11月初稿
2002年5月22日完成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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