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利创意英译如何进入英语文学——以阿瑟#183;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170首》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英语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阿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09)03-0106-10
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989-1962)是20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他“从1916年到1964年写了40部著作、80篇文章、大约100篇书评，仅仅著作加起来就有9000多页”[1：76]。1953年韦利还因其对中国诗歌的巨大贡献获得了“女王诗歌勋章”。而今韦利的译作被广泛地收录在英美重要的诗集里，如《现代英美诗选评》、《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1938年度诗选》、《大西洋英美诗选》、《企鹅当代诗选1918-1960》、《牛津战争诗选》等[2：39-40]。程章灿近年对大波士顿地区的城镇公共图书馆收藏韦利作品的调查显示：“在这个系统收录的41家图书馆中，收藏韦利作品的图书馆多达30家，各家图书馆收藏韦利作品多达51种”；不仅“英美大学图书馆一般都有收藏……就是一般的公共图书馆也常收藏魏理(即韦利)的中文译作”[2：36]。韦利在英国文学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本文通过对韦利最具代表性的译作《中国诗歌170首》进行研究，考察他的中国诗歌权威译者地位的确立及对美国当代诗人的影响，审视韦利的创意英译如何让中国文学走入英语文学，揭示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途径与我们应该实施的文化战略。
一、《中国诗歌170首》与译者权威的确立
阿瑟·韦利1889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犹太家庭，从小就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英国著名的拉格比学校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12年底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韦利精通多种语言，如意大利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此外他还能阅读蒙古文、阿伊努文和梵文。进入博物馆东方部后，他又自学汉语和日语。韦利的研究精神、语言能力、文学修养在进入博物馆工作后，得到了尽情的展示。1917年起，韦利陆续翻译了一些中国诗歌，得到了圈内很多朋友，尤其是他的好友、现代著名美学评论家弗莱(Roger Frye)的肯定。弗莱非常热爱中国艺术，他的《中国艺术初论》(Chinese Art:An Introductory Review，1925)，是20世纪上半叶影响最大的有关中国艺术论著之一。他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韦利中国诗歌翻译的潜质。当韦利把翻译的中国诗传给他看时，弗莱提议把这些诗印刷出来，并且建议把诗行印成波浪式的，以加强韵感。尽管弗莱召集的欧米伽工作室会议(a meeting of Omega workshop)因对发行量没有信心而否定了这一提议，韦利却从中看到了机会，第一次激发起正式出版的愿望。他找到一家一般的出版社，选出40首译诗，自费出版了50册，作为圣诞礼物分送给朋友[3：134]。真正让韦利走向中国诗歌翻译的契机是1917年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成立，同年韦利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创刊号上发表《前唐诗选译》(Pre-Tang Poetry)37首和《白居易诗38首》。这是韦利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译作，随即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受到好评。其中，《白居易诗38首》中的一部分又经由庞德之手同年刊发于《小评论》(Little Review)10月号和12月号上。《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0月13日和11月24日也刊登了韦利17首译诗。此外当年的11月15日《文学副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该文章称赞道：“读这些译诗是一种新奇与美妙的经历。”[3：135]这些杂志的高度称赞和韦利发表中国诗歌翻译的量都让出版商看到了新的出版点。1918年《中国诗歌170首》付梓。这本诗集的出版确定了韦利中诗英译的权威地位。这里我们借用弗朗西斯·琼斯(Francis A.Johns)1966年发表的《韦利传记》中介绍的关于第一版的版次数据来说明问题：英国伦敦艾伦与昂汶出版公司从1918年到1946年共印刷12次，每次的印刷数量都在增加；美国纽约的诺普出版公司也买下版权，从1919年到1938年印刷6次，1923年到1925年间又刷了3次流行版。也就是说，这一诗集在28年间印刷了21次[4：17-18]，可见其影响之深。1962年由英国伦敦艾伦与昂汶出版公司再版，韦利为该版做了一个很长的序言，讲述了自己的汉学翻译之路和翻译观。
《中国诗歌170首》的成功，坚定了韦利对中国诗歌翻译的热情，也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在随后的几年里，韦利中诗英译的数量不断增加，且不断有翻译诗集出版，但多数新诗集中都收录有《中国诗歌170首》中的某些译诗。如1934年的《英译中国诗歌选集》(Selected Chinese Verses)①、1941年的《译自中国文》(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5]以及1946年的诗歌合集《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6]等。韦利的诗歌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时的文学观念和社会潮流。韦利当时生活在两个文化圈中，一个是以弗吉尼亚·伍尔夫姊妹及一批知识界、文化界的精英为中心的伦敦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这个松散的文化圈是20世纪初许多新思潮、新观念的发源地。另一个文化圈是由韦利和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艾略特(T.S.Eliot)组成。他们3个人(有时还有诗人Ford Maddox Hueffer)在每周一的晚餐会上谈论的都是诗和诗歌创作技巧[7：140]。庞德是英美意象主义运动(Imagism)的倡导者和杰出代表，他领导了一场文学范式革命，把英美诗歌从无病呻吟、多愁善感的伦理说教和创作风格上的重复与模仿的滥情诗风中解放出来，开现代主义诗风先河。庞德比韦利出名较早。当韦利1918年出版《中国诗歌170首》时，庞德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从1909年起庞德旅居欧洲，开始住在伦敦，与伦敦的许多文化界人士频繁接触，伦敦也成了美国新诗运动的一个重要中心。庞德本性是一位锐意进取的人，从诗歌创作之初就在寻找和尝试一种凸显美国精神、张扬个性、内容接近生活、形式明快清新的诗歌形式，他从中国诗歌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元素。庞德曾在英国著名汉学家赫伯特·翟里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1901年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读过几首中国古诗，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他还读到了一些日本的俳句，也从中受到了启发。1913年，一次较为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美国东方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关于中国文学的遗稿，庞德开始研读中国文学。中国古诗的表现手法被他借用到英诗的改革与创新中，形成了新的意象派创作风格。对中国诗歌的兴趣把韦利、庞德和艾略特联系起来。韦利的译诗最初大部分发表在《东方研究院院刊》上。由于该院的院长Denison Ross与庞德是挚友，这样从1917年起，韦利受庞德的约请在《小评论》上发表译诗。《小评论》被视为庞德-艾略特诗歌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有人认为韦利有理由被视为该运动的一分子。在评价中国诗歌与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创作的关系时，美国学者杰夫·特威切尔教授的观点比较可取：“应该说是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原则决定了他对中国诗的兴趣、了解和翻译。”[8]这两个文化圈对他的中国诗歌翻译、出版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确立和巩固了韦利的中国诗歌翻译权威的地位。韦利在1962年《中国诗歌170首》再版的序言中回忆说：“在过去40年中该译本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需求，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对那些不经常读诗的人很有吸引力”[3：135]。此言道出了韦利的诗学观。
二、创意性翻译让中国诗歌走近英语读者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最高境界，同时它又是所有文类的翻译中最难的。它既有形式上的限制，又有传达诗歌意境内涵的民族性的困难。诗歌中独特的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审美体验的一部分，如中国诗歌中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诗歌形式及“婵娟”、“晓月”、“说秋”等所创造的文学意境能让中国人产生心灵震撼，要把这些抽象的体验转换成他种语言文字，其难度已经使几乎每一个诗歌译本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
韦利在《中国诗歌170首》中，大体上按照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译介，在所翻译诗歌的类型上他比较偏爱唐代和唐以前简约自然的民歌风格，以及贴近大众生活题材的诗歌，如《古诗十九首》，汉乐府诗中的《子夜歌五首》、《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以及战争题材的《十五从军征》、《战城南》等。在语言风格上韦利选用一些朴素自然、简洁直白、不讲求词藻雕琢的诗歌，如白居易的平实易懂的诗，陶渊明的语言平淡却蕴涵深刻的诗。韦利有意回避“充满典故、需要大量注释的诗歌”，他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的弊病，并最终将诗毁掉。晚些时候(14世纪以后)典雅的同义词的运用也非常盛行，我面前有一大堆这样的诗，它成了后来诗人作诗的一种辅助手段。……中国后来的诗歌就是如此的造作”[9：21]。当然，韦利在1918年刚刚涉足中国诗歌翻译，对中国诗歌的认识总体上存有许多偏见。但是韦利在诗歌翻译上顺应了当时的文学思潮，与庞德在某种程度上持有相同的文学观念。韦利也反对当时英国流行的维多利亚诗风，他在译诗中打破经典的“五音部抑扬格”模式，大胆采用自由体来翻译。此外，传统的英语诗歌在诗行上经常出现跨行现象(enjambment)，而中国诗歌通常是独立成行，把语义停顿放在行末，从形式上看，每行诗都是一个独立的句式。韦利在诗行的结构上选择与中国诗歌贴近的形式，这些对当时的英国诗坛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事实上，诗歌的翻译难以在形式和内容上完全忠实于原诗，钟玲把英国汉学家韦利、美国诗人庞德等翻译的中国诗歌称为“创意英译”[10：34]。笔者认为这个定位是很准确的。韦利创意翻译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质朴自然的语言风格，另一个是对诗歌标题的归化处理。以韦利在《中国诗歌170首》中的《子夜歌五首》中的第五首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到韦利选择拟译文本的倾向、翻译策略和他的创意性：
I have brought my pillow and am lying at the north window,
So come to me and play with me awhile.
With so much quarreling and so few kisses
How long do you think our love can last?
揽枕北窗卧，郎来就侬嬉。小喜多唐突，相怜能几时？
《子夜歌四十二首》之十三
把汉语诗歌英语化时，从语言层面译者必须把汉语诗歌的内容放入英语语言结构的框架之中，以便英语读者可以读懂并欣赏。由于语言中充满了文化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时，许多文化信息就会丢失或者被改变。韦利翻译的这节诗基本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他抓住了叙事和抒情的角度：“I”，一个年轻女子。所以他把第一句翻译成完整的句式，确定人称“I”，时态“have brought”、“am lying”。第二句韦利把原诗的陈述语变成了祈使句，表达了一种呼唤，显得比原诗的言者更加情急。而且韦利添加了“awhile”，限定了二人相会的时间为“一会儿”，可能是韦利根据这首诗描述的情节推断出来，目的是为了让英语读者读得清楚。这句的译文中省去了原诗中的主语“郎”。“郎”是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称呼。它是年轻女子对丈夫或情人的昵称，一般出现在民歌或戏曲中，如南朝民歌《西洲曲》：“忆郎郎不至，仰首望飞鸿。”这首诗的头两句，描述女子“盼郎”所做的准备和欢快的心情。第三句浓缩了二人相会时的全过程，充满了“小喜”与“唐突”，是全诗情节的高潮。精心的准备、欢聚的期盼，而相见后却产生“喜”和“怨”的矛盾。韦利对这一情景的翻译，只选择了一个过程，并且用了重词“quarreling”(吵架)表示“唐突”，“so few kisses”(少有热吻)显示了两个人的冷漠关系的原因。其实这又是韦利西方式的逻辑想象。诗的重点不在描述/叙事本身，而在于展示“郎来”与之“嬉”后的“小喜”与“唐突”的矛盾。这对矛盾不是因为缺乏爱，像韦利所说的“so few kisses”而大吵(so much quarreling)，而是二人(非婚姻关系)的生活状态让他们聚少离多，因此女子有喜有怨。“怨”是中国古代男女情感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符号。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绝大多数不能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姻多数是不幸的，因而产生了很多“怨妇”。“怨”不是不爱，是因爱又不得而生的“怨”。这个中国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情感表达词语，在英语中是没有对应词的，也是英语文化读者难以读懂的。韦利作为一个西方译者，只能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演绎成西方诗歌。How long do you think our love can last？最后一句延续了上一句的情绪，从“喜”和“怨”中发出了“相怜能几时”的追问。句中的关键词“怜”韦利译成“love”(爱)，并且将此句明确为是质问对方：“你认为我们的爱能维持多久？”韦利的这一问，源于他对上一句的解读：又争吵又少有亲密的一对，爱不能维持太久。而中文原诗中“怜”是“爱”的升华，是一种tender affection，因爱而怜。这一问更多的是女人的自问。韦利对这首诗的理解和翻译，让译诗有了更直白的描述、简单的责问的意味。
中国诗歌的标题非常有特点，有无题诗，有因诗的内容、重点、感情基调、季节或时令等方面而设题的诗。诗歌标题有的很长，有的很短。对于翻译而言，那些具体明确而又简短的标题比较容易翻译，如《诗经》一般译成Book of Songs,或者Book of Odes,而那些寓意深远且较长的标题，翻译起来比较困难。韦利在处理诗歌的标题时很有特色。下面我们从《中国诗歌170首》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标题，列表显示韦利的创意之处：
从我们这里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原诗标题在韦利翻译中的变化。韦利对大多数诗的标题都做了改动，有的是根据诗的内容重新拟定一个诗意明了的题目，有的在原有诗题上扩展，有的把两首诗放置在一个标题之下。韦利改动诗歌标题的基本出发点是让诗歌的标题简洁明了，便于读者理解。韦利的这种处理有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一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诗题，对于任何一位翻译家都是挑战，如《初与元九别后梦见之及寤而书谪至兼寄桐花诗怅然感怀因以此寄》、《感悟妄缘题如上壁》，如果按照原诗的诗名去译，要带一个无限长的释语，尽管这样，读者仍会觉得不知所云。
三、韦利译诗对现代英诗的影响
韦利通过创造性地翻译中国诗歌，让中国诗歌走进了英国文学。钟玲记载了当代美国诗坛的一次盛会，她写道：“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在纽约开会时，与会的美国诗人，尤其是雷克思罗斯、莫文与史奈德，在发言的时候，都认为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对美国诗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而且这些译文本身已成为美国诗歌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所指的中国古典诗歌英译，并非指美国汉学界的学者们出版的中国诗词英译文，而是指以下译者的译文：庞德、韦理、宾纳、雷克思罗斯……，雷克思罗斯还认为他们译的很多中国诗歌已成为英文的经典了。”[10：33]许多西方人正是通过阅读韦利翻译的诗歌了解中国的，而许多当代诗人也承认自己深受韦利译诗的启迪，创作出具有中国诗风的英诗。如美国当代女诗人、1985年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卡洛琳·凯瑟(Carolyn Kiz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她创作过一组以韦利译诗为题材的诗歌，组诗的副标题是“向韦利致敬”[11：84]。《河畔夏日》(Summer Near the River)就是仿照韦利的《子夜歌五首》而作，在诗的标题下作者交代了创作背景：“主题源于《子夜歌》和《诗经》”[11：91-92]②。有意思的是，韦利选译的《子夜歌五首》(Five “Tzu-Yeh” Song)只有四首选自《子夜歌》，③另一首是《莫愁乐》中第二首，韦利误将其当《子夜歌》之一收入。韦利这个美丽的错误却激发起美国当代诗人卡洛琳·凯瑟的创作欲望，她在韦利的译诗中读到了起伏跌宕的美丽爱情和复杂多变的矛盾心理，她借用韦利译诗中的基本结构和某些元素，创作出这首具有现代意识的《河畔夏日》。该诗也是五小节，只是重组了韦利译诗的顺序。颇堪玩味的是她把中国古老的房子搬到了河边，让主人公成为现代女郎。韦译《子夜歌五首》中的第五首在凯瑟的诗中变成了第一小节：
I have carried my pillow to the windowsill
And try to sleep,with my damp arms crossed upon it
But no breeze stirs the tepid morning.
Only I stir...Come,tease me a little!
With such cold passion,so little teasing play,
How long can we endure our life together?
携枕到窗边，
湿臂环枕欲眠，
无风吹动闷热清晨
只有自辗转。来吧，让我高兴些！
如此冷漠的情感，如此无聊的游戏，
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能忍受多久？(笔者译)
从这节诗里我们能看到韦利译诗的某些框架。只是在这个框架内，凯瑟置入了不同细节，将韦译诗演绎得更具体，更丰满。这里表达的完全是现代女性的情感：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的清晨，烦闷的女人欲睡难眠，想起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愉快的生活，倍感压抑。该诗把关注点投射在情感世界不和谐所造成的心理抑郁上。凯瑟的整首诗中女主人公的情绪跌宕起伏，充满矛盾。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走进英语文学的过程：韦利的创意性翻译让中国诗有了异域的韵味，凯瑟又让这首带有异域韵味的中国诗彻底变成了英诗，表达现代西方女性的情感世界，而不再是南朝女子唱出的质朴民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韦利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韦利的译本存在着某些错误，但他译诗的主题、构成的元素、诗歌风格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新一代诗人。韦利的中国诗歌翻译所取得的成绩是国内外许多译者无法企及的。
当代西方文化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认为，译者努力在一种属于原作作者可接受的某一特定文化体系(universe of discourse)上，与另一种译者和他/她的读者所接受和熟悉的文化体系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并不直接拒绝原作的文化体系，他/她会在内容和风格的层面上重写(rewrite)。在这个意义上，勒菲弗尔指出“强调翻译的‘忠实’是不正确的，甚至它不是语言层面的对等的问题。实际上，翻译涉及到由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文化体系的层面上所决定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12：35]。这就从理论上认可了韦利创意性翻译和他所取得的成功。韦利对于西方了解中国是一个引介者。程章灿说：“此前，英译汉诗数量不多，其阅读又基本局限于汉学圈内，社会影响有限。由魏理(即韦利)开始，这些英译的东方古典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兴趣，也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扇眺望东方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窗户。”[2]而韦利的翻译对中国文化西传的意义，也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季羡林先生在他的《学问人生：季羡林自述》一书中，谈到了自己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的藏书室见到了世界著名的汉学家韦利，他评论道：韦利“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蜚声世界。他翻译的唐诗竟然被收入著名的《牛津英国诗选》。这一部诗选有点像中国《唐诗三百首》之类的选本，被选入的诗都是久有定评的不朽之作。韦利翻译的中国唐诗，居然能置身其间，其价值概可想见了。韦利在英国文学界的地位一清二楚了。”[13：76]季羡林文中用了“竟然”和“居然”这样的词汇，说明这位以翻译中日文学而著称的汉学家在英语文学界甚至英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超出他的想象。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解读出两点：第一、韦利的译诗已经被认定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第二、韦利的译诗已经深深地影响着英语诗坛。韦利对英国文学的贡献是他从中国引入新的文学形式、文学意象及文学观念；而他的翻译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研究韦利的汉译及其影响，能够对于当下国内许多理论家都在思考的中国文化对外发展的战略提供有效的参照。
注释：
①该译本1934年由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韦利与翟里斯中国诗歌翻译的合集。
②实际上《诗经》的内容没有出现。
③其中有3首选自《子夜歌四十二首》，1首选自《子夜四时歌七首》(梁·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