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研究三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勃兴有很深刻复杂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获得普遍承认和尊重。但不容讳言，与此相比，中国的文化实力及其地位还明显偏弱，文化影响力与这个东方文化古国的地位还有不少很不相称的地方。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化和产业文化化相互激荡，文化生产力、文化消费力和文化市场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并成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与此同时，文化观多元并存、文化市场鱼龙混杂的局面也引起许多人的担忧。一方面，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经济生活一样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另一方面，文化理念、文化消费方式的多元化，尤其是国外文化的大举进入形成的强势姿态，使得维护中国文化完全成为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些人用“文化殖民化”来概括或许有失精准，但其中表现的焦虑却并非全无道理。中国文化哲学的兴起确实受到了西方文化哲学的直接影响，想必无人能否定这个事实，但促使其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原因应该说还是中国自身的社会需要。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近年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遇到相当程度的阻抗或排斥，下面几个问题是必须面对并着力解决的。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哲学的出现经历了较长的酝酿时期，除了其他社会条件，比如说消费社会、文化工业等之外，从哲学层面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第一点是价值哲学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哲学与价值哲学具有某种同源性。这在新康德主义那里甚至基本上可以看做是同一回事，他们所谓的精神科学就是文化科学或文化哲学，最核心的且与自然科学形成本质性区别的则是价值问题。他们针对的是科学主义的霸权，反对用自然规律那样的决定论范式来理解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提倡的是一种文化视角或价值论的视角，认为对于与人直接关联的、由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现象只能从价值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当然，对价值如何理解，也有着很不相同的多种观点。第二点是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经过语言哲学转向的洗礼，西方思想界至少在哲学界普遍超越了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直观性的理解，克服了事物—意义(思想)—语言的线性联系的观念，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壳，也不仅仅是指示事物的名称符号，它同时也规约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规约着人们通过思想意识而形成的“世界秩序”；语言的世界就是人们面对的世界，或者说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就是一个经过语言编码而形成的意义世界和知识世界，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各种事物的意义是人们通过语言的命名作用和使用过程所赋予的，而事物之(对人来说)“作为什么”而存在就依赖着它被赋予的意义，如此等等。尽管说语言哲学与价值哲学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和一定的对立，比如说一些人通过语言分析方法认定价值语言只是情感的表达，没有任何真实的对象，而搞价值哲学伦理学的一些学者则指责以语言分析为支持的所谓元伦理学研究败坏了伦理学，破坏了人们的意义感，等等。但毕竟在相互批评中也促成了彼此的发展，而且使得价值、意义、语言、文化都内在地勾连起来了。在西方学者那里，理解广义的文化概念没有一点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理解人、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没有任何障碍。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西方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自己的问题，形成自己的共识的，西方的文化哲学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独立的哲学世界观而存在的。而这个背景，也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反观中国，虽然我们现在也面临着文化工业化及流行文化出现后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毕竟还没有西方那么严重和突出。我们的价值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联系似乎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其基本取向与西方思想界之间还有很大差别，比如主流观点都反对价值主观论，主张从现实的主客体关系、主体间关系来理解价值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缺乏语言哲学转向的影响这个重要环节。由于这个缘故，我们的语言观、文化观在相当程度上还属于传统的语言观、文化观。这就使得在对来自西方文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接受上，形成很大的阻抗，影响了文化哲学思想的认同和传播。中国的文化哲学发展，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特别是加强关于语言观方面的补课，同时也是促进哲学观的合理转变。我们特别需要针对当今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的现实矛盾和困惑，针对当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的文化形势和普遍存在的文化焦虑，针对我们传统的文化观念、日常生活和现实的文化发展战略理念方面的不足或缺陷，一句话，要根据中国的特殊问题和特殊语境，提炼出文化哲学研究的主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深化文化哲学研究，发挥文化哲学的重要作用。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内在关联，或者说就包含在其中，但同时它不仅具有某种独立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比第一个问题更敏感更尖锐，因此也更艰难。因为它涉及文化哲学的基本定位，所蕴含的政治性意味更浓厚更明显，但又无法回避，必须给出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否则，文化哲学的形象就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要获得较大程度的认同也是不太可能的。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它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的方法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的观察方法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基本原则是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会存在即社会物质生活决定了他们的意识；人们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观念的东西只是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反映，受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制约，因此，一切把哲学导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可以在对当时实践的合理理解中得到解释，即使是在人们头脑中颠倒的虚幻的东西也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颠倒的结果。马克思把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看做是现实世界生成的最深刻的基础，现实的世界就是一个人化的世界，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因此必须结合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一切，离开了人和人的活动而讲的自然，对人来说就是无。这些观点都是我们所熟悉的。用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唯物史观意味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学派的研究范式，而且不是一般的范式，从创始人到信奉者，都认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得对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现象的研究变成科学成为可能并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唯物史观才是一种科学的范式，这不仅是相对于马克思以前的哲学理论，而且相对于此后的各种理论，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思维逻辑被当成了辨析一种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直接就可被看做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现在文化哲学要展开，要获得认可，就得回答文化哲学与唯物史观是一种什么关系。比如，文化哲学视野中的“文化”与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文化”是同一个概念吗？如果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哲学”与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的“哲学”又是什么关系？文化哲学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专门地集中地考察文化现象的哲学理论哲学分支，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那样，还是为补充或克服唯物史观的不足或缺陷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用人化规定文化、把文化泛化为无所不包的普遍概念的思维方式是否能够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相融洽？文化哲学的具体针对性是什么、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特殊优越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等等。
这些问题都是属于文化哲学的基本定位方面的问题。在西方，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不仅相当困难，甚至弄不好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据我所接触的有限材料，许多研究文化哲学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都采取了回避或含糊其辞的策略，结果就使文化哲学及其研究者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局面，本意是想倡扬文化哲学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新的研究视角，旨在克服现行的哲学理论的唯科学为尊的偏颇，但由于回避与唯物史观的敏感关系，似乎又只是一种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对文化的专门性研究。如是这样，其文化概念就应与唯物史观对文化的规定相一致，文化就是观念文化，但在运思中又竭力要突破这个界限，以普泛化的大文化概念为立论的根据。马克思曾说，理论要能说服人，就要彻底。依我看，这些年国内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很困扰人的问题，就是不彻底，或不敢彻底，不能彻底，在一些要害问题或关键问题上总是有些犹豫不决，含糊其辞。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恐怕还得费一些脑筋。
文化与价值的内在关联，规定了文化哲学与科学主义思路的重大差别。如前所说，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的兴起所针对的也就是科学主义霸权的偏颇或弊端。科学主义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如国内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原则搬到对社会历史现象人文现象的研究中来，忽视了人文现象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更在于它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把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丰富而复杂的景观强行地霸道地压缩到科学这一个平面上，只从科学这一个维度来进行理解。我们知道，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典型形态，也是其高级形态，而科学主义就是认知中心主义的强化形式。实际上，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人对世界的观念掌握，人类的精神生活，除了认知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马克思就讲过，艺术的掌握、宗教的掌握、理论的掌握和实践—精神的掌握，都是人把握对象的形式，这几种形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这是从社会分工形式方面说的。从具体内容上看，则主要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知，一种是评价。前者掌握的是对象的实际情况，对象是什么、为什么和会怎么样，这些都属于认知的内容，认知要解决的任务；而评价则把握的是价值，即一定对象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这二者虽然也联系着，相互作用着，但实质上是很不相同的。总之，人类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理论的把握即认知或科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一个侧面，绝不能把它当作是唯一的形式，绝不能只从这一个维度去解释，或认为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我们传统的哲学观，也是当下许多人持有的哲学观，基本上就是按照科学认知模式而形成的理论哲学的哲学观，是一种认知中心主义的哲学观。在这种理论哲学的视野里，对象是世界，主体是人或人类，是抽象的统一的理性主体，是没有立场差别、时代差别、利益差别的一心一意把握真理的人。从这个角度看，真理或真理性的知识，是对人类主体而言的，必然具有某种超时代、超民族、超阶级的特征，必然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客观效应。在这个前提下，无论把主体当作是先验主体还是经验主体，也无论把认知理解为理智的分析活动还是情感的直觉性过程，主体都被固定化为一个抽象的认知点。即使承认存在着不同的主体，强调突出的也是主体的共同性一致性，是这种一致性的优先性和本质的真实性，主体间的差异和复杂关系是被遮蔽了的，甚至是被当作非本质的东西抽象掉了的。正因此，科学理论的差别主要也就是对象方面的差别，是不同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差别。
这种科学主义和客体决定论的思路在国内学界包括文化哲学研究中仍然具有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占据主流地位。其特点就是强调和突出认知结果的统一性、确定性，而客观性不过是为论证这种统一性和确定性的一个前提性的概念装置。实际上，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是马克思所批评的仅从客体方面而不懂得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问题的具体表现。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在一定意义上都否定了这种思路，如物理化学、化学物理、系统论、信息论都突出了研究角度在规定一门学科性质方面的决定性作用。社会科学发展也否定了这种思路，同样是社会现象，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就不同于经济学角度，知识社会学也不同于传统认识论，在这里，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式问题。因为视角不同，对象的规定性、对对象的看法等也就不同。
文化哲学与价值哲学共享着同一个视角，同一种范式，即不同于认知和科学的另一种视角和范式。它们突出的首先就是人文现象、社会现象因价值的渗入而表现出的特殊的复杂性，原因则是不同主体间的差别性，是这种差别性的存在论意义的不可归结、不可还原性，亦即这种差别性的终极性性质，价值的多元性就是由此决定的，从而也就消解了对客观性的那种只能定于一尊的绝对化理解，瓦解了对统一性、确定性的简单化理解的基础。这种角度和范式，并不简单地否定科学认知的作用，而是要揭示和划定其应有的界限，它要破除的就是认知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和绝对性。
我以为，文化哲学研究要深入下去，获得更多的人的认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恐怕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大力倡扬这种研究视角在理解和解释社会历史现象和人文现象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揭示出科学认知方法的界限，防止科学主义的僭越，而不是按照科学认知的模式对待文化问题，比如先把文化泛化为包罗一切的概念然后从对文化的研究中找到一个能解释一切社会现象人文现象的模式，或是试图发现或找到一个关于人生意义的所谓客观的、科学的、统一的也是最终的解。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注重从主体性角度去理解问题，是包含了克服或超越科学主义的可能维度的。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马克思那里，更强调的还是科学的维度，科学的视角，而且，这个科学、认知的维度与价值、文化的维度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的。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科学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是一种科学，从而论证其具有最高的权威，这是有片面性的。现在我们说，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显然比过去全面了。但光讲原则还不够，因为如果对二者的差别、各自的界限以及二者之间的紧张没有足够的揭示和认识，那就根本无法真正地探索实现二者统一的途径和方式，坚持二者的统一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文化哲学研究，价值哲学研究，当然需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但同时也需要克服以往理解的片面性，要把主体性、主体间的差异性突出出来，把文化和价值的内在关联、它们的多样性和异质性方面彰显出来，把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文化的内容和价值的作用揭示出来，把价值观念、评价性因素在生活选择中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出来，从而使我们对世界、人生、现实的理解更加丰富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及价值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