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驯化与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G（09）
“唯人能阉”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而展开，“人是什么”这样永恒的难题从神话时代的斯芬克斯谜语直到当代的贤哲智者，始终不断地向人们发出挑战，诸如：人是社会动物，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语言或符号动物等等命题在思想史上层出不穷，但迄今尚没有一个答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精确而完整地把握人之所以为人的奥妙所在。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人本身是认识对象中的最丰富和复杂的对象，牵涉到现有知识和学科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有关人类特性的思考必然呈现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景。因此，与其奢望一语道破人的全部秘密，不如默认此一难题的开放性、多面性和无止境性，鼓励人们从各种背景、学科、层面和语境出发，探寻有关人之特性的新知识、新发现，从而使我们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
本着这种多元论而非独断论的宽容态度，我想斗胆提出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新命题：
人是阉割动物。
作为这一理论命题得以成立之基础的，是如下两种众所周知的经验事实：
其一，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是唯一能够有意识地自我改变性别特征的动物，其所用以改变性征的技术手段为阉割。
其二，在宇宙间所有物种当中，人又是唯一能够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对其它物种施以阉割术的动物。
以上两种唯人所独有的现象理应得到理性的观照乃至哲学的概括，其社会生物学和文化学蕴含的发掘将使我们获得一种重新审视人的特性、文化与进化、文化与人格关系诸问题的独特视角，尤其对深入理解像中国这样具有源远流长的阉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性会有相当的裨益。
人是阉割动物这一命题的提出，还在理论上引发出另外的相关问题，如阉割的起源，是进化中的必然现象亦或是偶然的恶作剧？又如阉割的本质，是生物——物理现象，还是文化现象？再如阉割的时空分布，为什么阉割在某些文化中只是特定时期的流行现象，在另一些文化中则与文明的进程相伴始终，而还有一些文化则拒斥阉割呢？
在生物界的两性现象中，人们早已发现了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好像是自然造化的有意安排，又好像是进化途中的必然生成，在同性生物之间似乎潜伏着某种天生的敌意和本能的攻击欲，由此而铸塑出同性相斥的行为选择模式。雄性动物在求偶场合的相互竞争和打斗，我们在“动物世界”一类的影视节目中已经司空见惯了。
正像鸟有翼，鱼有鳃，哺乳动物都有乳腺，任何本能行为都是在进化进程中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晶。在生物个体发育的过程中，通过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使天生的行为得以激活和表现。除了个别的发生学障碍或先天病变的特殊案例以外，生物个体是无法自主改变其本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例如，在特定水域中修筑势力范围的雄性三棘鱼，每当发育到性成熟之际 就会发生必然的生理反应，其咽喉和腹部都变成显眼的红色。只要有相同红颜色腹部的其它雄性三棘鱼出现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会引发出猛然的威吓和攻击行动。生物学家用人工制成的三棘鱼模型放入水中，只要模型的下半部涂以红色，照样会引发剧烈的攻击反应。这一事例说明“同性相斥”作为一种选择性的条件反射行为模式，深深地植根于生物体的遗传本能。
唯有进化程度最高的人类才空前地获得了对抗生物本能、改变遗传的选择性反应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能力，从而在生物的大千世界中脱颖而出，上演着一出历久弥新的文化对自然、意志对本能的攻坚大战。阉割术的伟大发明史无前例地改变了生物间两性天然划分的遗传鸿沟，在有限的范围内成功地结束了同性必相斥、异性必相吸的自然法则的效力，使第三性——雌雄同体或中性生物的存在藉技术文化的支持而成为可能。被阉的雄性动物之间、被阉的雄性动物与未阉的雄性动物之间的对立因性竞争的丧失而不复存在；阉人也因其性别特征的改变和重塑成为社会中一类独特的成员，由他们的存在并派生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不同于既定的男与女、夫与妇、父与子、主与奴、君与臣等等正常的社会关系，又由此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凡此种种，皆为其意义远在道德的是非善恶评价之外，更不是个人主观情感上喜好或厌恶所能范围的。
然而，正由于人们对阉割——尤其是阉人现象的传统偏见流行已久，逐渐形成了鄙夷和厌恶的情感反应定势，所以无法公正客观地去看待这种现象，特别是无法把阉割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事实，进而思考它对人类文明进程所应有的积极意义。
阉割、驯化与进化
进化中的超生物变革终于把处于生物进化链之终端的人类推向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文明阶段。作为文明发生的根本条件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在进化后期获得巨大的升级。这一跃升的重要步骤分别为人对植物和动物的驯化成功，因而从驯化角度去考察文化进化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从300万年前东非的南方古猿，到5000 年前西亚和北非的文明发生，人类经历了从猿到人、从智人到文明人的全过程。在这约300 万年的进化历程中，大约有290多万年狩猎采集生活的历史，只是到近1万年以前，驯化才伴随着农耕和畜牧两种新生产方式的创始而在最初的农人和牧人那里拉开序幕。1万年的时间若放置在300万年的跨度中来看，确实是一个小得令人惊讶的比例。人们面对这一组数字，不禁会发问，为什么人类先祖靠狩猎和采集维生的历史是一部数以百万年计的漫长过程，而自从掌握植物、动物的驯化技术以来，就在数千年的短暂冲刺中一下子由原始跃入文明了呢？
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之谜。求索谜底的线索似可在“文化”这个词的本义中去探考。简单地说，西文“文化”（culture ）一词的通常用法泛指“有教养的人”，亦即去除了蛮性的高等人，被教化、驯化之后的人。这种语义是建立在该词本义之上的某种比喻引申的结果，culture之本义为耕种、培植、养育，是对自然生长发育的植物、 动物的一种人为干预、
调控。
因而西语中“文化”总可同“自然”（nature）一词相对而存在、相对而使用。这样看来，“文化”概念起源于农业、牧业生产给人类生活所带来的革命性变更。“文化”一语从专指对动植物的驯化，这个转义现象本身便蕴含着一层意味深长的因果关系，那就是：对动植物的驯化导致了对人类本身的驯化。这真是一个人类始料不及的意外结果，或者说是文化进化中最神奇的无意识收获吧。
就人类驯化自然的基本对象而言，主要是植物和动物两大类型。为什么对植物的驯化手段——农业和对动物的驯化手段——畜牧业，是在大致相同的进化阶段中相伴而发生的呢？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看法值得重视。他从旧大陆上最早出现农、牧业生产的中东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出发，对上述问题做了文化生态学的解释：
在中东出现农业的地区恰好不仅有野生状态的小麦、大麦和豆类植物，也有绵羊、山羊、猪和牛的老祖宗。当农业兴起之前的人们在野谷茂盛之地建立定居点时，那些靠野生谷物为生的大群野羊不得不和村民发生密切接触。人们不让野羊吃成熟的野谷物，只许它们吃些残梗剩叶。这样，原先的猎人们无须再去找野兽了，倒是野兽为谷物茂盛之地所吸引，走到猎人身边来了。
由于谷物对野兽的吸引力极大，猎人们有了获取肉类食物的双重动力和机会。如果不是因为产生了历史上最大的动物保护运动——动物人工畜养的话，这些动物种类很可能和以前许多动物一样走向灭绝。
畜养驯化野生动物给人类带来新的难题：有限的野生谷物对于人和家畜的双重消耗而言显然供不应求。谷物的人工种植开辟出解决此一难题的有效途径。家畜靠吃农作物的残梗和枝叶就能生存和繁衍，人们把这些驯化了的动物圈养起来，取其奶和肉，作为谷类食物的补充。大约在11000年前到9000年前的伊拉克和伊朗的最早的村落遗迹， 考古学家同时找到驯化的绵羊、山羊和驯化的植物——小麦、大麦和燕麦的人工培养品种。（注：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3页。）可以想见，这种初始期的动物和植物的双重驯化共生体系给人类的生存方式带来何种剧烈的变革。也正是这同一区域，在驯化成功后的4、5千年便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城邦与文明——苏美尔。由此不难理解，从动植物的驯化到人类自身的驯化，在300万年的进化的长征之中只不过是一步之遥。
驯化的事实对于人类铸塑其作为文化动物的本质来说，真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了。通过以上对驯化与文化（文明）的内在关联的探讨，再回头来看驯化技术中的阉割一项所特有的文化功能，无疑会激发更深一层的兴趣和启悟。
男性的生理大悲剧
有一位前苏联学者苦心思索从猿到人的进化给女性所造成的重大副作用，撰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女子的生理学悲剧》，其中值得注意的一个观点是，伴随自四足动物到两足动物的转变，直立行走的人必然带来机体结构上的空前大变化。对于人类中的男性来说，此种变化显得利大于弊，人的活动能力，特别是解放出来的双手的能力得到了大飞跃的契机。但对女性来说，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接踵而来；从四肢支撑身体改为两下肢支撑身体，明显不利于怀孕和生育，这势必造成女性死亡率增长。（注：涅米洛夫：《女子的生理学悲剧》，参见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第113页。）并由此导致部落社会中两性比例失衡，从而加剧男性间的性竞争，给初步脱离动物的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生存危机。
从史前考古学方面获得的资料也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社会规模相当有限，在以数十人的一群团的简单社会组织中，两性的寿命还有相当的差异。成年女子的平均寿命大约是20几岁，20岁前就死去的也占有相当比例。从史前的骨骼数据所得出的这一推测曾使人类学者感到很大的震惊：为什么偏偏是女性在史前社会生活中如此短命？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怀孕和生育的考验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鬼门关”，夺去了大多数女性的生命。在当时没有妇产医院也没有消毒、止血技术的朴野生活环境中，这也许不难理解。加上涅米洛夫所说的“女子的生理学悲剧”因素，更加重了当时社会中男多女少、男长妇幼的数量对比和年龄对比。侥幸通过了生育大关的个别女性成为部落所崇奉的母亲。她们再怀第二胎、第三胎而且顺利生产的机率增加，成为直观经验可以确认的生命再造之源。我们从旧石器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种种艺术形象中早已熟悉了那种巨腹丰乳的奇特造型，这种定型化的女性雕塑告诉今人，为什么当时人所崇奉的偶象绝大多数为女性和母亲。
由于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作用，自然导致了男性成员为争夺性伙伴而展开的同性间争斗。这种性的竞争我们在动物世界—类影视节目中早有领教，因而可以说是人类所因袭的生物遗传本能的一种表现。所不同者乃是人类男性彼此之间的性竞争的手段和程度均已大大超越了动物社会所达到的水平，乃至发展到威胁整个种群生存的地步。关于动物社会中所观察到的性竞争的普遍性，爱德蒙·威尔逊有如下陈述：由共同的对异性的需要而引起的同性（往往是雄性）间的激烈竞争，那就更加普遍了。不仅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性竞争司空见惯，就连虫豸一类的低级动物中，性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颇为可观的。（注：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54—155页。）
那么人类男性之间性竞争的程度可以达到怎样的极限呢？人类学家常引用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来自英国本特号（18世纪）双桅船上的叛逃者在皮特克恩岛上建立的侨民区的最初历史阶段，就可以作为这种后果的明显的例子。它表明，由于缺乏调节两性关系的规范和规则，甚至在现代人的社会中也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在这个小小的最初由九个本特号海员、八个塔希提男人和十个塔系提女人组成的人类社会中，主要是为了女人而发生的冲突一直继续到十七个男人中只剩下两个人活着的时候为止。”（注：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译本，第80页。）这场惨剧的收场情形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确实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女性的生理悲剧如何使社会群体中两性数量比例严重失调，从而导致的男性间仇杀如何危及群体本身的生存和绵续。
从希腊神话中获得的第一印象告诉我们：男神之间相互争斗的主要方式有二：要么是父辈神吞食子辈神；要么是子辈神阉割父辈神。此种现象是否如弗洛伊德所分析的体现着男性之间性竞争的俄狄浦斯冲突，我们姑且存而不论。比较明显的事实是：男性之间的冲突除了从肉体伤消灭对方以外，毁伤其男性生殖器已成为次一级的重要形式。假如社会生物学的研究不能有效证明在高等动物的雄性争斗中没有发生过咬伤、抓伤雄性性器官的情形，那么人类的阉割之远源也就自然会延伸到动物界中的性竞争了。换句话说，作为文化现象的阉割也并不排除某种生物学根源的可能性。根本性的差别不在于毁伤雄性性器官的程度，而在于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人类能够把这种毁伤同类性器官的争斗手段发展为一种专门化的技术，并出于种种目的而有意识地大规模运用此种技术。这已不能不说是男性生理的一大悲剧因素了。
从高等动物到人类的主要身体变化既然表现为四足到两足的转换，那么这一生理转换对于男性来说还有另一层潜在的悲剧性因素，那就是性器官从原先较为隐蔽的状态一下子成了直立者身上最外露、最显眼的所在。从原始部落社会中最简单的“遮羞”型衣饰到当今男性游泳时穿用的游泳裤，不难发现古往今来男性身体最需要掩盖遮蔽的唯一部位正是随着两足动物诞生而显得最突出的身体部位。他不仅在外观上男性肉体上最惹人注目之所在，而且还是人体中最神秘也最难调控的一个部件。因为它会莫名其妙地自行勃起，却不能像手足口舌那样由人随意摆布。列维—斯特劳斯所搜集和分析的编号M77的印第安神话表明， 被造的第一个男人就面对他自己勃起不衰的阳具而困惑不解、束手无策。日后的人生遭际和苦难皆由此而生矣！
对于初民低下的认识理解能力来说，这个人体上最显眼也最难控制的器官自然成了直立动物中雄性的悲剧之源：它同时成了最易受攻击和伤害的人体器官。这是两足动物进化以来始料不及的憾事。于是有了遮蔽它、掩护它的种种尝试。
人类学家在阿洛尔岛原始住民的儿童绘画研究中发现的如下现象似可为上述推测提供间接的证据。据考察，无论是男童还是女童的人像绘制中仅有男性性器官的表现，却从未有一例画出女性性器官的人像。当被试的儿童按照有意的要求画女性时，男孩们画出了两个长着男性性器官的女人，而女孩们则画出了三个类似的形象。（注：Cora Du Bois, The people of Alor《阿洛尔人》，The Unive 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44年，第587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性器官的张冠李戴式错误，主要原因还是男性性器的外露特征对于儿童的视觉经验来说更易接受和把握。
不仅儿童们的绘画中出现这种偏好男根的倾向，就是人类的童年时代——旧石器时代艺术遗迹的考察也揭示出同一种性器偏向。法国史前考古学家勒鲁瓦—古昂研究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洞穴壁画中动物与人的造型，他发现，“绝大多数的动物形象是不分性别的，因为它们最起码的性别特征画得极不引人注目，或者完全忽略了。相反，绝大多数的男人形象表现出阳物的特征，或简单画出他们的性器官。”（注：安德列·勒鲁瓦—古昂：《史前宗教》，俞灏敏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06页。）在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的雄性特征识别方面，三万年前的史前艺术家们已经表现出如此鲜明的差异。还有什么比这种事实更能说明随着从猿到人的伟大转变而发生的男性生殖器官日益暴露的历史宿命呢？它逐渐发展为性竞争乃至其它争斗行为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从这一角度思考阉割何以发生的生物学背景，或者能看得深远一些。
魏勒在谈到阳物的易受攻击性时指出：
男人阴部前面的突出物是男性性器官，它们像男人的性格一样，醒目、自我突出和放肆。……由于男性性器官部位突出，而且敏感，所以容易受损伤。在格斗中，它们成了敌手的把柄，一旦某人的阴囊被抓住，他将会有致命的危险。由此产生了一句俚语：“抓住别人的睾丸”，意思是说抓住了别人的要害。（注：魏勒（O.A.Wall）：《性崇拜》，史频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86页。）
希腊神话曾经描绘英雄阿喀琉斯浑身刀枪不入，唯有身体上的一个部位是致命的要害，那就是脚跟。看来这种传闻显然是出于神话的错觉，完全弄错了男性真正的要害所在（还有一种说法：足跟与阳具可以相置换，这里足跟实是男性生殖器的隐蔽说法）。只要留意一下当今竞技场上对抗性项目如拳击、摔跤等有关禁止攻击腰部以下的规定，以及足球场上罚定位球时防守队员组成人墙之际双手捂下体的动作，就不难领会什么部位才是男性的致命弱点所在了。
像当代文明为护卫此一要害部位而规定的种种体育竞技规则一样，古代的经典之中也不乏这方面的种种规约和禁忌。希伯来人的《旧约·申命记》中便有如下严厉的禁条：
如果有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其中一个的妻子走上前想解救丈夫，伸手抓住另一个人的下体，你们就要斩断她的手，不可顾惜。（注：《旧约·申命记》，第25章11—12节，第23章1节。）
希伯来父权制社会对于男性性器的高度珍重也表现在对失去阳物的人或畜的轻蔑态度上。《申命记》中明文规定：“凡外肾（指阳具）受伤，或被阉割的人，不准进入主的场所。”（注：《旧约·申命记》，第25章11—12节，第23章1节。）《利未记》第22 章还规定：“任何牛羊的睾丸受了伤，不论是压碎、破裂或是被切去的，都不可以在你们的四境内用来献给神。”
尽管犹太教如此看重阳物的神圣价值，但在耶路撒冷圣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大军攻陷以后，究竟有多少犹太青年被虏去作宫中的阉寺，谁也无法统计了。仅从先知以赛亚对希西家的告诫之辞中，我们得知犹太男子确实蒙受过如此奇耻大辱：“你所生的众儿子中必有被虏去，在巴比伦王宫中当太监的。”（注：《旧约·列王记》下，第20章18节。又见《以赛亚书》第39章7节。）最看重阳物的犹太民族偏偏在巴比伦之囚的历史灾难中沦为主要的太监基地，这可真是国破家亡惨剧之上的又一重男性悲哀了。
范葛德（Thorkil vanggaard ）曾把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中的阳物一词加以对比，发现希腊人称阳物的medea一词完全是中性的，丝毫不带有羞耻的意味。《奥德修纪》卷六讲到英雄主人公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腓尼基少女们面前，这种场面对希伯来人而言简直无法理解。希伯来语中指代阳物的erva一词同时意味着羞耻，意味着应当遮蔽和隐藏的肉体。与这种差异相对应的是，希腊人视男性同性恋为启蒙教育；而希伯来人则视鸡奸为大逆不道。（注：Vanggaard,phallos（巴拉斯），trans.by the Author,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72,pp.135—136。）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观念同时为西方文明中的性道德奠定了基础，使它在后世既产生出惨烈的禁欲性自阉行为，也不断滋生出种种不同形式的性放纵与性报复。
希腊人为西方文明提供那种不害羞的性器观念的同时也提供了女性的复仇之神。二者的结合成为女子对付男子性侵犯的极端形式：报复性的阉割。也就是瞅准男性身体上最难防卫的要害之处发起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从而获得出奇制胜、以弱胜弱的有效复仇。
收稿日期：1998—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