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况视角中的断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况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6)04-0023-04
根据语言学家的观点，单句可分为陈述句、祈使句、感叹句和疑问句。哲学家们并不关心所有类别的单句，弗雷格的见解是一个代表。弗雷格认为他所关心的句子应三个成分齐备：主词、谓词以及断定。这里的主词不是语法上的主语而是逻辑学家称为“项”的东西，包括专名和有指称的限定摹状词，它们起指示的作用。谓词也不是语法上的谓语，而是指属性词和关系词，它们起描述作用。弗雷格认为主词和谓词的结合形成“思想”，当思想被断定时，它具备了“意谓”，句子的意谓就是真或假[1]。一般疑问句是句法成分齐全的，但是缺乏断定；特殊疑问句在句法成分上残缺；而祈使句与感叹句的语力与断定无关。所以只有陈述句才是哲学家着重研究的对象[2]。
陈述句与“断定”密切相关，至于断定是与谓词相连的成分还是独立的成分，以往的哲学家有很大的争议。在句法上否定词与谓词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断定是否也是这种情况呢？弗雷格认为：“人们从主词和谓词的结合仅仅达到思想”[3]，“……在一个断定句中要区分两点，内容……和陈述。这种内容就是思想或至少含有思想，因此可以表达思想，而不用把它说成是真的。在一个断定句中，断定和内容紧密结合，人们容易忽略它们的可分性。”[4] 由此可见，弗雷格主张断定应用于句子的内容，它是独立于谓词的成分。
从弗雷格谈论断定的主要文章中可以发现：其一，他并没有明确主张过在句子里是谓词断定主词而使句子有所意谓；其二，他没有把断定直接应用于句子，而是句子的内容。对于第二点我们注意到，在语言哲学晚期的一些文献中几乎看不到“句子的内容为真”这种提法。人们习惯讨论的是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真一般是施加在对象语言上的，而对象语言的真是借助“满足”这一概念迂回地定义的。当专名满足谓词的时候，对应的个体就属于对应的类。这时，断定被预先设定好的类给“吸收”了。
也有很多哲学家提出了与弗雷格不同的观点。他们不像塔尔斯基那样把谓词直接定义为论域的子集。吉奇的观点是一个代表，他认为主词就是句子所论及的东西，当一个谓词被“附加”在一个主词上时，便提供了一个关于某种东西的论断。什么是“附加”呢，吉奇认为就是“断定给”，“适用于”[5]，当它形成真的陈述时，“它对于主词所代表的东西是真的”[6]。实际上，吉奇提供的解释是挑选塔尔斯基的类的特征函项，他的观点实际上蕴涵了塔尔斯基的观点，因此可把他们的观点归于一类，那就是把断定和谓词相结合。
这种观点与弗雷格相矛盾之处在于，弗雷格认为主词和谓词形成思想后，这个思想的真假是未确定的。他甚至认为主谓的区别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看到，这里根本不可能有通常意义的主词和谓词……├这个符号是概念文字中所有判断的共同谓词。”[7] 而吉奇式的观点认为当谓词和主词相结合的同时，断定就发生了，主词的指示功能和谓词的描述功能使它们的区别十分明显。从历史上看，吉奇式的观点一直是主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弗雷格自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吉奇。首先，由于弗雷格区分了意谓和意义，当有人指责吉奇的观点对语境迟钝时，他可以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辩护；其次，对弗雷格关心的普遍有效式来说，语境至多给公式增加了一个约束变元而已；最后，连弗雷格自己也有吉奇式的想法！
弗雷格明确地说过：“一个句子的不满足部分(其意谓被我们称为概念)必然有这样一种性质：如果被每个有意谓的专名满足，就产生一个真正的句子，就是说，产生一个真值的专名”。[8] 这句话违反了他在《函数和概念》的一个注释：“不能用判断杠构造一个函数表达式，因为它不能用来与其他符号一起表示一个对象。”[9]
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一文里始终坚持断定与内容相分离的观点，为此他专门在符号上设计了一道内容线。可是为什么他后来的文章里松动了这一观点呢？我们在《函数和概念》一文的后半部分发现了一些线索[10]。弗雷格在此处对真值联结词做出了真值函项的解释，表面上看这个解释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结合弗雷格在《概念文字》里的观点我们发现，联结词仅仅被解释为思想之间的排斥、蕴涵、并列和选择的关系，因此联结词涉及的只是思想之间的运算，它们根本无法对真值进行运算，那么究竟弗雷格如何使思想的运算转变为“真值的运算”呢？采用弗雷格的记号非常地麻烦，我们用现代的记号替代他的写法，我们指明变元是某个思想从而略去内容线。在“x→y”这个复合的思想中，x和y代表两个单一的思想，表达该思想相当于表达了思想
x或者表达了思想y，为了使那个复合思想具备真值，我们有├x→y，当且仅当├x或者├y。同理，我们有├x，当且仅当我们否认├x。因此，我们有├x→y，当且仅当否认├x或者├y，即x→y是真的思想当且仅当思想x是假的或者思想y是真的。我们将这个论证过程补充给弗雷格，这可能是他做出联结词的函项解释的根据。表面上看，很容易使人们认为结论是在谈论“真值的运算”，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里还是思想的运算，从前提到结论惟一的变化是思想带上了“真”或“假”的修饰语。产生错觉的原因是把这里的“思想”一词都换成了“句子”，而句子仅仅是真值的名称，这便形成了今天通常使用的真值函项的解释。也许弗雷格正是由此认可具备真值的是句子，内容线的有无不再重要，于是乎，他在后面的文章中将断定吸收在谓词上就不足为奇了。
对逻辑学家来说，弗雷格最伟大的贡献不仅是建立第一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而且还区分了意义和意谓。在弗雷格那里，意义和意谓的重要性几乎等同。往后，他的诠释者却在意义和意谓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以蒯因、戴维森为代表的少数派认为，所有与意义有关的问题都可以或至少应该转化为意谓层次来研究，而以丘奇、卡尔纳普、蒙太古为代表的多数派认为，语义学承诺的对象不应该只是外延实体，还应该包含内涵实体。与少数派的观点相反，内涵语义学派认为在自然语言里内涵是无法简单地化归为外延的。
弗雷格认为逻辑能处理的对象只是意谓。句子的意谓是真值，专名的意谓是对象，谓词的意谓是概念，它是从对象到真值的函数；意义是识别对象的方式，通向真值的途径，尽管非常重要，但是研究起来很困难。
对内涵的深入研究首先是从句子内容着手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由此发端，句子内容即命题被解释为从可能世界到真值的函项，或曰从境况到真值的函项。进一步推广到量化模态部分后，谓词的内涵被处理成可能世界到个体集合的函项。到了蒙太古语法那里，句子中所有内涵成分都被处理成参考点到外延的函项。内涵语义学派处理句子的方法仍旧是传统的，断定仍旧是与带参数的谓词相结合，然后施加在主词上形成一个真或假的句子。内涵语义学在解释一个内涵成分时，普遍的方法是对之添加参数，参数的值来自于语境，特别地，指索成分就相当于参数。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内涵成分在外延上的变化。在内涵语义学中，参数不能量化，因为参数不是主词，它不是被断定的对象。按照内涵语义学的理解，句子内容并不施加断定在境况上，如何来解释句子内容这个函数呢？可能世界语义学把可能世界处理成一个二阶函数——从句子内容到真值的赋值函数，这取消了把句子内容理解为断定境况的谓词的可能。稍后我们将要谈到，正是这一点捆住了内涵语义学的手脚。
现在我们假定可以对内涵语义学中的参数进行量化。这时，被断定的对象变成了传统的主词加上参数，即境况。谓词增加了一个主目，断定与这个新的谓词相结合，句子成分变成了四个：境况，断定，主词和谓词。
这里，我们提出一种对四成分论的简化方案：原来的主词和谓词合成一个“句子”，它表达一个思想，那么哲学家所关心的句子应该包括：境况、思想和断定，我们知道弗雷格的思想指的就是句子的内容，那么句子的内容就是从境况到真值的函项。句子内容中会出现指索成分，这些成分因境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引起句子内容的变化，比如论域、时间、地点的改变，这足以解释传统内涵成分在外延上的变化。
定义：如果境况是w，a是主词，b是谓词，f是从境况、主词、谓词到真值的函项。句子的内容就是f(a，b，x)，如果g代表指索函数，它保持非指索成分不变，则得到句子内容的函数就是f(g(x，a)，g(x，b)，x)。如果g(x，b)这个函数的输出是从主词到句子内容的函数，g(x，a)这个函数的输出是主词，则原函数又可表示为g(x，b)(g(x，a))(x)。
如果把这个函项作为新的谓词，那么哲学家关心的句子可恢复为原来的三个成分：主词、谓词和断定。在新的划分下，主词对应的是境况，谓词对应的是“句子的内容”，“断定”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与句子的内容相结合，附加在境况上而产生一个论断。
现在，逻辑学家们可以抛开传统的语义框架去谈论起指示功能的主词和起描述功能的谓词。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逻辑学家巴怀斯(Barwise)和语言学家佩里(Perry)就已经建立了类似的框架——境况语义学，他们曾经这样评论说，可能世界语义学和境况语义学是两条决定语义学平面的交叉直线，只不过尚不能决定哪条是实轴，哪条是虚轴[11]。巴怀斯等人往往把他们的思想源头上溯到奥斯丁的真的约定符合论[12]，我们认为境况语义学的起源并不比内涵语义学晚。境况语义学先形成句子内容再施加断定于其上的观点与弗雷格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只不过弗雷格没有提出境况这个概念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句子内容和断定相分离的观点是弗雷格在好多文章里明确主张过的，因此它更有些位居“正统”的味道。
境况语义学与内涵语义学两相比较，哪一个更优越呢？或者我们重复巴怀斯和佩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它们之间哪一条是实轴，那一条是虚轴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首先要问的是我们用什么标准评判它们之间的长短。我们选择的角度是比较这两种语义学在知识表示上哪一个能力更强，在刻画自然语言上哪一个适用的范围更广。
考虑一台模拟智能主体的计算机，它模拟人执行判断和推理的任务，除了知道语句内容在特定情况的真假以外，还必须记住断定语句内容后所产生的事实以及把这些事实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这台机器除有感知、判断的功能外，还有记忆、理解的功能。没有理解无从谈论推理。内涵语义学是表示判断的良好框架，但是它没有解决好记忆和理解的问题。由于前面谈到的内涵语义学不允许参数量化，它就不能刻画自然语言中广泛的关于事实的逻辑结构。采取内涵语义学的表示方式，计算机只能记得一堆无组织的事实，它却不能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和概括，以求得它们的逻辑关系，因而也不能进行有关事实的推理。
为了解释内涵语义学的表达局限，首先我们举例说明参数在内涵语义学中为什么不能量化：
(1)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2)布什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以把句(2)看作句(1)的某个证据，它们可以联合改写成：
(3)“布什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件(境况)被断定是(支持了)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或者改写成：
(4)布什在“布什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境况下被断定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句(3)中主词所指示的是“布什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事件，在事件前面采用的引号部分是那个事件的名称，而在句(4)中，主词即为“布什”。
句(3)则代表了一种情景语义学的方法。句(3)蕴涵着：
(5)存在一个事件x，x被断定是布什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在这里主词的位置被量化，显然，被断定的不是布什，而是某个事件。
句(4)代表了可能世界语义学的方法。也许有人会进一步改写(4)为：
(6)存在一个境况y，布什在境况y下被断定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然而，句(6)是一个关于境况的论断，而不是关于布什的论断。为了去掉施加在境况上的断定力，也就要去掉量词从而形成一个含参数的谓词“在境况y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逻辑学家通常把这个带参量的结构叫做内涵。因此句(6)就变成一种非常独特的结构：
(7)布什被断定“在境况y”下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在境况y”被引号括起来，这是为了防止对之量化。可把这种语言现象当作“碰巧的出现”(accident occurrence)[13]，例如“雪茄”中的“雪”就是碰巧的出现，而“雪球”中的“雪”不是。或者我们把“在境况y”整个当作属性，就如同蒯因在处理命题态度中的内涵对象时使用“关于西塞罗的y”那样[14]。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自然语言中有许多语句是内涵语义学不能表达的，这些语句都涉及到量化的境况。当然，我们下面所举出的句子不含有任何内涵成分，它们都是被断定的事实，而不是命题，在每个事实后面我们都写出它的境况语义的一阶表示形式。其中，我们用小写的希腊字母表示句子内容，在境况语义学中它们被称为“信息(infon)”[15]，我们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示谓词，w及其加撇形式表示境况，├表示句子内容在境况中被断定的关系，SUB表示一个境况是另一个境况的信息子集的关系，UNI表示使两个境况的信息合并在一起的函数：
内涵语义学尽管也处理(12)这样的命题态度句，但是因为内涵的等同替换发生问题而显得力不从心。试考虑，对于所有普法战争之后的参考点来说，拿破仑三世的凯旋是假的，并且路易十八的复辟也是假的，那么在(12)中能用后者替换前者吗？显然是不可行的。虽然在内涵语义学中增添别的工具可以避免它在表达力上的缺憾，比方说辛迪卡型的方案，命题态度被视为一个模态算子，这就势必引入认知状态这个特殊的参考点。考虑到认识有时候是不完全的，不妨采取三值的语义。但是内涵语义学无法解决内涵语境中的分析命题在参考点上不得恒真的问题，如果被迫把命题态度中的重言式转写成另一种形式，就会牺牲掉内涵语义学原本具有的简洁和优美。分析命题在内涵语境中无法等值替换的困难在境况语义学中可以得到解决。在我们给弗雷格补充的那个论证中，仅当x和y关于同一境况，思想的析取才相当于选择性地表达这两个思想，否则，我们只能从思想x∨y推出思想x或思想y，而不能从后者得到前者。相应地，x是真的或y是真的推不出x∨y是真的，因为支持x的境况w和支持y的境况w’有可能都不包含于思想x∨y相关的境况w
中，于是，排中律可以对于特定的境况不真，尽管它在全模型中是真的。由于所有分析命题都能转化为一析取命题，境况语义学免除了该问题的困扰。
内涵语义学不施行对境况这个参数的量化导致了技术上的缺陷，限制了它刻画自然语句的能力，特别是对命题态度的处理不太符合智能主体的认知规律。因为每一个智能主体都能将境况的信息结构化、层次化，并根据语境推知另一个主体的认知背景，这种复杂的过程必然涉及对境况的断定。境况的量化问题，境况间关系的研究是知识表示不可或缺的方面。比较之下，在知识表示上境况语义学显得更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