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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09-12-04
中图分类号N092：P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24(2010)02-0177-08
白眉初(1876-1940年)，原名月恒，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于1876年10月出生于河北卢龙县(原直隶永平府)，1891年就读于永平府敬胜书院，1909年毕业于北洋师范学堂史地专修科，先后就职于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地理课程；是现中国地理学会前身中国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曾任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地理刊物《地学杂志》编辑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地理部教授兼主任；是我国从古代地理常识向新时代的科学地理学过渡阶段，大力传播地理学知识，承前启后的启蒙者之一，对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影响，在地理学界受人尊敬推崇。
白眉初毕生致力于区域地理、人文地理的研究和地理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最新物质建设精解》、《新建设时代中国地理》、《中国人文地理》、《地理哲学》、《边疆失地史略》等。
《地理哲学》[1]一书出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是白眉初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期间的著作，同时也是其中后期的代表著作之一，竺可桢评其“立论不落窠臼，处处引人入胜，令人思索”[2]。全书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地理学理论的认识，蕴涵着许多独到的观念，对深入理解其地理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1 对地理学学科性质的界说
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地理学产生了一定冲击，观念上的碰撞使得中国学者有必要对地理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讨论的主题包括地理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等，这些探讨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白眉初在《地理哲学》中详细阐释了他对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并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进行了界定。
1.1 地理学是“理体文用”的自然科学
白眉初明确指出地理学的自然科学(理科)属性。他认为，地理学兼具理科和文科的因素；但一门学科，须在学科分类中有明确的归属，“或文或理，必有所归”①，不能“兼称并括”，以免造成笼统混淆，以至于“埋没科学之真理，且导引思想入于歧途”。地理学由于其研究的对象多是理科所研究的对象，“凡百理科之所研究，罔弗求之于地理，是地理即为一切理科物质总汇之府”，所以“地理宜属理科”。白眉初进一步认为，对于地理学而言，理科的因素是最主要的，文科因素较少，“人文之部分与博大无伦之地体相比拟，殆有不足”。地理学之所以涉及文科因素，是因为它“猎取文科上之名词，述其在地表上之分布”，而本质并非文科。比如：地理学在描述行政区划时，“绝不涉及政治经济之学理，只揭水陆表面上国界州界之分割”；在描述民族、人种的分布时，“绝不涉及生理、社会等科之学理，只揭寒温热带、高原地原、沙漠腴野人类之散居”；探讨教育、经济等的分布时，也都只揭示其分布，不涉及各学科的学理。在地理学中，“理主文奴、理多文少、理本文末、理实文虚、理源文委、理固文流、理干文枝、理常文幻”，因此地理学应该属于理科。
在此基础上，白眉初进一步提出了地理学“理体文用”的观点。他认为，地理学具有“理科为其体，文科为其用”的特点，即是说地理学立足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于文科的研究视角和手段，又通过社会科学这种介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与当今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的认识也有着相似之处。
1.2 地理学因其独特研究视角而“涵盖百科下，却有划界自存之风”
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其研究对象和着眼点，以区别于其他学科，“这样才能有所分工，相互补充，使地理学得以沿着一定的航向前进，为整个科学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4]而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许多部门(或称分支)学科，如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等的相继出现，暂时陷入了学科独特性的争论之中。地理学是否能够成为有组织、完整而独立的科学，成为了19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中的一个大问题[5]。
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等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揭示出地理学的独特性。李希霍芬强调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也必须限于地球表层(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接触的地方)[6]，以此把研究整个地球球体的学科和地理学区分开来，即是，地理学“对地球的独特兴趣就是对地球表面的独特兴趣”[7]。
和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比较，白眉初对地理学特性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认为地理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对象，而是从研究视角方面提出了地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区别。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性的科学，有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当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部门科学从地理学中独立出去后，白眉初认为地理学仍然有着“不许百科插足”、同时也“不侵越百科”的独特研究方向。他认为，地文、地质、海洋、气象等学科所研究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各部门学科单纯的自然因子在地理上“分布之通理”，而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分布，侧重于不同地理分布上地文、人文相互关系的探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能与其他学科有重叠的部分，但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却具有独特性，所以他说地理学“涵盖百科下，却有划界自存之风”。
基于此，白眉初提出了地理学研究的两个层次。第一是“记忆地理学”。这是对传统地理学的概括，重在对不同地区的各地理要素进行“详搜类析”，不但要罗列、描述，还需要归类、总结。第二是“理论地理学”，需要对上一个层次的传统地理的内容“深究其理”，探索一般规律，解决科学问题。上述认识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认识相似。从中也可以看到，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2 对地理学特性的认识
白眉初在《地理哲学》一书中，对地理学的特性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地理学宏观性、变化性、时效性和教育功能的认识上。
2.1 地理学的宏观性
白眉初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百科之母”地位的学科。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具有宏观性。他认为“地理学者，其责任在于提百科之纲领，揭世界之统观，美人生之常识，而为总揽全局之科学”。
2.2 地理学的变化性
白眉初明确指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变性”的科学。这种变化的特征体现在“时时变，处处变”上。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并非静态，而是不停地在发生着变化，“山因水而石碎而峡成，是山变；水因泛滥因沉淀而改道，是水变；湖底淤而涸为田，是湖变；陆因地震而山崩地陷，是地变；气象上时演水旱，是气象变。”不仅自然地理要素如此，人文地理要素也是如此，“州省有增减，国界有割拓，是政治区划变；寒村变巨埠，闹市变荒城，是县邑都会变……推之宗教、教育、学术、风俗，皆具忽升忽落忽盛忽衰之观。”因此地理学“将永永负担调查万物变化之责，而无已时”，变化是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传统地理学一般关注分布位置，对于“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当代地理学和传统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当代地理学把分布与过程结合起来，强调动因；传统地理学则脱离过程，满足于静态研究。”[4]白眉初在以描述见长的中国传统地理学基础上着重提出地理学的变化性，强调地理景观与地理过程之间发生学上的联系，是极具前瞻眼光的。
当代地理学对“变化”的理解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Tuan Yi-Fu)认为，地理学要研究的是人如何把大自然改造为家、这种改造又如何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的。在这种对地理学的认识中，自然环境是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而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就是把自然环境变为人类之家的过程。从变化视角出发，发展出了古地理学、环境演变等时间维自然地理学，成为自然地理学中与普通自然地理学和区域自然地理学并存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8，9]
2.3 地理学的时效性
由于地理学研究对象具有不断变化的特征，因此地理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时效性。白眉初认为地理学应用的时期，有时只有当时的前后十年间，前人所作的研究过去后，马上由后人的研究替代而上，从而不断延续、传承。而不同种类的地理学，其时效性的长短也不相同，理论地理学应用的时间较长，“经数十年或数百年不改”；应用地理学往往无法适用得长久，经常“每历十年辄废”，主要是为当时的社会建设服务。
2.4 地理学的教育功能
地理学的教育功能几乎是诸多学者的共识，白眉初特别强调其中的两种。
一是地理学是“铸造常识之学科”。白眉初认为，人可以没有“特识”，但不可没有“常识”，常识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地理以外的其他学科大多只是揭示某一方面的学理，于“特识”而言有所增进；而地理学任务之一是揭示地上各种要素的分布情况，除“特识”外，较之其他学科更有利于常识教育的普及。地理学的“铸造常识”还体现在它独特的学科魅力上，人们一般都会对各要素在地理上的分布怀有求知欲，这种求知欲有利于地理学的“铸造常识”。
二是地理学是“铸造爱国心之学科”。白眉初认为，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地理物产等有了一定的认识后，往往会激发起爱国之心。这一点是地理学独特的功用，“决非其他学科所能及”。而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和强大，国民的爱国之心极其重要，因此“地理学之普及又焉容缓”，地理学是一门可以强国的学科，应该引起广泛的重视。“铸造爱国心”在白眉初的地理教学中得到充分体现，他把学地理的要点概括为“爱国，学地理之首；建国，学地理之本。”他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任课时曾精心绘制《中国国耻图》，当讲授到清政府屈服于列强的武力淫威，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舍国土时，他手指地图，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学生们也悲愤痛哭。
作为毕业和就职于师范院校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对地理学教育功能的认识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
3 地理学研究的人地关系视角
联系的地理观在地理学发展史上有着深厚的学术传统。早在1883年，李希霍芬即指出，“地理学的特殊目的是集中研究地球表面上相互联系的各种现象。”地理学的“最高目标是发掘人类和物质地球及与自然现象也有联系的生物现象之间的关系。”[6]
白眉初在界说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和阐释地理学的特性时，多次明确地强调地理学人地关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地理学的学理蕴含在“地文与人文之间”，并明确指出在地理学的研究中，应该“见地文之异状辄推其影响于人文”，“见人文之异状，辄溯其导源于地文”，应透过表象去探讨自然环境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他深信，“奚若如此者久之”，必定能够探寻到人地关系间的规律和原则，这样的地理学“方臻佳境”，才算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和境界，而不只是浮浅地流于表象。
这种人地关系的视角，被白眉初认为是地理学与其他相邻学科最本质的区别，同时也是地理学的趣味所在。他认为，地表各系统、要素的学理在各部门学科中已有相对深入的探索，无需地理学者再去重复工作，而单纯地描述分布，也由于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广泛，势必会纷繁冗杂，令人“不胜烦”，因此，在地文与人文之间进行地理学的研究，才会使地理学的趣味得以永续，促进学科的深入发展。
与之前白眉初对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结合起来看，尽管他强调地理学的自然科学的学科性质，但这种自然科学属性是构建在“理体文用”的基础上的，地理学是有“人”的学科，地理学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理探究最终还是要联系到人类社会系统上，通过自然系统与人文系统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来实现学科价值。这也是地理学与其他的自然科学学科的不同之处。
白眉初也以自己的实际研究践行着这种思想。毋庸讳言，一直以来，《地理哲学》都被认为是代表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的著作，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白眉初对各自然地理要素作用和利用原则的认识，以及他在人地关系探讨上所做出的努力。在书中，他从政治、军事、种族、实业、风俗等方面阐述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多方面的影响，认为自然地理环境既在一定程度上为各种事物提供存在的基础，促进它们的发展，又在一定范围内对它们起到限制作用，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性造成了当地蕴生的各种事物的差异。
其实，在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体系中，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的认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10]。人地关系作为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命题，始于18世纪的欧洲[11]。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人类地理学》、辛普(E.C.Semple)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亨丁顿(E.Huntington)的《文明与气候》和《人文地理学原理》等著作使地理环境决定论得以广泛传播；紧接着，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白吕纳(Jean Brunhes)等人倡导的“或然论”又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西方学术界来看，20世纪初以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形成与发展时期，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反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占据了绝对优势[10]。在对自然环境对人类影响问题的认识上，人类其实产生了两种错误认识，一种是简单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另一种则是完全忽视自然环境的作用的环境虚无主义[12]。对于地理环境决定论，人们对其评判的理由十分明确，阿努钦认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科学上的错误不在于它承认地理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而在于它把这种影响看成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13]。而对环境决定论的批判，却常常简单地将环境对人的影响一笔抹煞，走向另一个极端。
自然环境因素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影响因子应受到客观的对待。在不陷入以自然来解释人文的机械唯物论的同时，也应重视自然环境的作用。《地理哲学》宣扬了浓厚的环境决定论思想，从另一方面看，它却也在侧重空间布局描述的学术传统基础上，大力提倡人地关系研究，为中国传统地理学营造了与西方地理学接轨的氛围。从《地理哲学》中可以看到，白眉初注重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的探究，在研究人类社会各要素的分布及自身发展时，总不忘将之与自然地理环境背景联系起来，力求揭示二者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既承认自然环境对社会系统的积极作用，又能看到自然环境对社会系统的制约，这其中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但与此同时，白眉初也特别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合理利用，注重对自然的合理顺应，比如他讲到兴建军事，认为应该“因地之形，用地之剩，承地之宜”，体现着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的核心内涵，即在承认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制约作用基础上主动适应[14，15]，这与当今的“人地和谐”、“因地制宜”等认识都有着极其相似之处。因此，在对其地理环境决定论观点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在中国的兴起是当时传统地理学与科学地理学思想交汇所产生的一种历史趋势，同时更应看到白眉初在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视角上的智慧和深远眼光。
4 对《地理哲学》和白眉初地理思想的简要评价
白眉初所处的时代，是我国从传统地理学向新时期的科学地理学过渡的阶段。这一阶段，西方地理学思想不断传入，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作为20世纪初近代地理学研究范式之一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当时中国的地理学者有着深远影响。当时作为西方地理学思想接受者的中国地理学家大多成长于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土壤上，而由竺可桢等在西方受到系统的地理学教育的地理学家所传播的近代地理学在国内尚刚刚起步。《地理哲学》产生于这个过渡性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旧更迭的时代烙印，体现着新旧思想的交融。竺可桢在评介《地理哲学》时认为，《地理哲学》中关于科学之原则、性灵之解释的内容，与欧美学者有所出入，书中关于地理的残杀力、范围力、涵养力等论述，所采取的态度多为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16]。《地理哲学》一书关于涵养力等的论述，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论及“性受命于气”、“养气说”、“理为气彩”，主观大于客观，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在二三十年代地理学中的延续。然而书中也体现了大量反传统的因素，如书中对传统地理学以罗列事实为主的描述性研究方法的批判，反映了近代地理学自西方传入后本土学者的反思；书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思想，反映了新旧之交西方地理学对中国地理学者的冲击和影响。
《地理哲学》新旧交融的特色，使之与受西方地理学教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中国地理学者的地学观有同有异。二三十年代，近代地理学方法的传入，使中国地理学者普遍反思传统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一点上白眉初与同时期很多学者的观点一致。由于当时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很多地理学者也和白眉初一样，强调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3]。而在地理学特性的认识上，白眉初又和一些地理学者有所差异。竺可桢著文认为，“白君眉初曾为文肯定地学之为科学，其言洵而不谬。特白君所持理由，则甚有讨论之余地。白君之意，若谓地学与人生关系极为密切，包罗丰富，有其特殊之范围，故得称之为科学。实则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乎其内容事实如何，而在乎入手方法如何。”[2]可以看到，竺可桢认为地理学的性质归属取决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和葛绥成谈到的“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乎其内容的事实怎样，而在乎入手方法怎样”[3]观点相似，而白眉初在书中则强调地理学的理学特性由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决定。这些不同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地理学界在地理学近代化过程中对深化地理学理论的需求，也反映了当时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广泛的争论。
白眉初在《地理哲学》中展现的地理学思想，体现了一位传统地理学家对地理学的认识和见解，同时也闪耀着现代地理学启蒙的光芒。其中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地理哲学》中，他对地理学强烈的学科认同感，对地理学“理体文用”、宏观性、变化性的认识，对地理学教育功能的重视，对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视角的强调，以及对人地和谐的注重，都是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并进一步继承和发扬的。特别地，在“地理环境决定论”受到严厉批判之后，部门地理学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学科分化趋向，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在各自领域内发展出的众多分支学科在研究上常常只注重了部分而忽视了整体，作为地理学核心的人地关系研究更是被极大地削弱了[10]。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对现代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的深刻反思，可持续发展思想得以兴起，为当代人更好地认识自然环境创造了良好环境。在此背景下，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白眉初对人地关系研究的倡导也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
白眉初作为我国传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现代地理学的启蒙大师，他的地理学思想精髓的宝库也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发掘。
注释：
①本文中关于《地理哲学》的引文均据文献[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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