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幻象：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幻象论文,哲学论文,财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财富幻象是人们脱离财富的物质实体构成、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和财富的属人性，而在主观上通过感觉、意念、联想和想象路径所形成的关于财富的意向性存在。这种意向性存在把作为财富一般形式和一般代表的货币理解为是财富的本质；把资本当作纯粹的物，幻想为财富生成的内在根据；把人们财富欲望的满足及其具有的享受功能，幻想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人向自身、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财富幻象作了深入的剖析。这一幻象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层面：一是在对财富本质的理解上，表现为货币幻象。货币对实体财富特殊性的抽象，成为财富幻象生成的起点，并贯穿财富发展的过程之中。二是在对财富生成机理的理解上，表现为资本幻象。资本对财富生产所有要素和整个过程的统摄的假象，被幻想为财富生成的动力因。三是在对财富创造的社会化的理解上，表现为信用幻象。信用制度的建立加速了虚拟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把资本的社会化过程提升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过程，从而导致财富创造社会化层面上的信用幻象。四是在对财富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上，表现为目的性幻象。财富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作为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由手段上升为目的。以上种种财富幻象繁衍成一种充斥社会的意向性存在，把人变成盲目的、失去对自身逐利行为进行道德反思的、纯粹追求财富的工具和机器，从而不仅影响到人的财富心理的正常发育，而且使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偏离正确轨道，更导致人们在财富创造和实践上的不正当行为，使人陷入一种非理性的财富狂境地，造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极端对立。
一
在现代社会中，货币作为实际财富的一般抽象，作为具体财富之间的共同尺度，作为交换价值的替代物，消解了财富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使财富成为一种无差别的存在。货币由此成为获取各种财富的绝对手段，并在人们的心理上转化为一种绝对的目的，使自己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具有超然的独立性的地位和具有通约一切的权力的纯粹幻象，从而使得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被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货币所替代。马克思指出：“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版，第173页）货币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的这种表象，使得人们在关于货币的规定性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也就是说，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这种规定中所包含的矛盾”（同上，第178页）。财富和货币的混淆乃至颠倒，是因为货币具有表征所有可能财富的力量，是因为货币是对财富进行分析和表征的普遍工具，是因为货币毫无遗留地覆盖了财富的整个领域。因此人们对财富本质的理解，在意识深处表现为货币幻象。财富的货币幻象是作为观念的货币财富对实体财富的第一次抽象。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把作为一般财富代表和一般形式的货币幻想为是财富本身。在实际生活中，货币往往表现为它的形式意义超越于它所表征的财富实体的意义。具体地说，就是把货币本身直接等同于财富，把货币的价值转换为作为财富价值的一般尺度。货币被幻想为不再只是表征财富的一般形式，而是财富的唯一和真实的形态，以至于货币成为财富的否定物而存在。自然规定性上的商品作为财富，表现为它是一种能满足人的某种特殊需要的使用的财富，即“在特殊商品上，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商品表现为财富的一个特殊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2页）然而，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这种特殊性，规定了它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物。商品这种偶然的存在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通过交换价值的实现，才能完成它作为特殊形态的使用价值的财富的使命。这样，货币在一切商品面前所代表的交换价值的功能就消解了商品的特殊性质，克服了商品财富的偶然性，成为“万物的结晶”，实现能够满足人的任何需要的目的，从而“货币对于一切商品，因而对于整个财富世界，对于财富本身，则直接具有这种属性”（同上）。货币的这种财富抽象属性排斥了一切商品的存在，既使人的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又使人的吝啬得到实现，从而使得财富的价值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货币成为财富本身的化身，既是对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是对财富总体的表征。由此，货币成为人的观念中的一种财富的虚幻存在。
尤其是，货币作为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与货币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和充当绝对商品的职能之间的矛盾，以支付链条断裂的形式爆发为货币危机的时候，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转变为坚硬的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变得毫无价值，从而商品的主体位置让位于货币的主体位置，使得只有货币才是商品。
其二，把财富创造幻想为直接等同于赚取货币的活动。由于把作为一般财富代表和一般形式的货币符号幻想为财富本身，所以财富创造、致富活动就被幻想为直接的纯粹的赚取货币。“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同上，第174页）因此当金银成为财富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时候，人们为了追逐这种永恒的财富，积累金银的欲望被强烈地刺激起来。英国清教和荷兰新教所鼓吹的节欲、节俭、吝啬、勤劳，都离不开积累金银这个轴心。如果说积累金银是现代人致富欲的较朴素的形式的话，那么现代人对财富的追逐则是与金银不再关联的纯粹货币符号了。今天虚拟经济中的财富行为，更是凸显了货币符号对于财富创造的神圣意义。这样，人们就把货币和获取货币的行为幻想为致富欲的本质对象和致富的本质过程。劳动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不再是为了生产同个人特殊需要发生关系的特殊产品，而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为了获得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货币。劳动创造财富，转化为劳动直接地生产货币。货币成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马克思指出：“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同上，第176页）从而，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的意义被湮没了，劳动的社会意义只能自发地而不是自觉地存在于人们对货币的贪欲的行为当中；甚至为了赚取货币，其余的一切东西诸如他人、自然乃至良心、责任、法律等，都变得无关紧要。与此同时，货币还给人一种幻觉，那就是货币是产业劳动成为现实所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
其三，把货币的符号量值幻想为财富实体的量值。首先，货币脱离其金银基质而成为纯粹的符号量值体系。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标识的是财富实体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格。而货币作为价格的实现，本质上是由一个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另一个商品的材料来实现的。所以作为价格代表的货币，只能是在不同的财富实体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这样，作为金银的货币在执行流通和交换职能的时候，可以由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符号来代替。货币成为只是这种单位的一定数目的一种符号，使得实在性的货币为象征性的货币所取代。因此，货币本身的材料，即作为一定量的金银的基质变得无关紧要。相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65页）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瓦解更是消解了货币的黄金基质，使货币成为纯粹的符号体系。其次，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表现为财富是通过货币来确切计量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货币代表的只是有限财富。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货币，总是以一定的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额。随着货币和财富的相互转换，货币消失了，货币的使命也随之结束。而货币要具备购买全部享受、全部商品、全部物质财富实体的能力，还必须连续不断地实现对自身量的规定性的超越。所以，马克思指出，“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2版，第156页）这种劳动的积累不是为了获得劳动本身的目的，而是把劳动作为货币数量的符号，转化为获取更多货币的工具。再次，马克思认为，由于货币所表示的一般财富的多寡，要看货币作为一定量的一般财富而被占有的数目的多寡，这样在人们的观念中，把货币的量的多少幻想为衡量富裕程度的唯一标准，占有财富就体现在对货币的量的占有上。谁积累的货币越多，谁拥有的财富就越多。把财富折算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转化为货币数量符号。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唯一重要的目的就是积累货币。结果是，“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版，第339页）
其四，把具有货币欲望的人幻象为是财富源泉被真正开辟的主体。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不仅具有把人的纯粹观念中想象的需求、人的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转变成为现实的有效需求和现实的本质力量的能力，具有消解思维与存在之间差异的能力，而且具有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转变成为纯粹抽象的观念、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的能力，具有造成思维与存在之间对立的能力，从而使得人成为利己主义的、向金钱顶礼膜拜的人。并且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人都想生产和赚取货币，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正是在这种欲望的激发下创造了一般财富——货币，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马克思说：“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7页）现代社会推动物质财富的创造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完全“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页）“在利己主义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7页）
实际上，货币积累并不能代表财富的增加。因为如果没有实际财富的积累，货币积累得越多，其所代表的物质财富就减少得越多。货币对商品的通约和度量能力不是来源于货币本身；相反，却是因为商品作为价值内蕴着对象化的人类劳动因而本身可以被通约和度量。货币如果不把自身置身于生产和流通当中，不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货币就“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因为“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89页），即一方面，货币不仅交换以物的形式存在的财富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还交换和购买劳动，也就是作为生产活动本身的潜在财富；另一方面，货币只有在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它的财富意义，从而货币作为财富又表现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货币是现实财富的纯粹抽象……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特殊形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版，第367页）所以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和一般形式，离不开现实的人所处的具体的生产关系。金银、纸币、电子货币等货币形式，乃至当今经济社会中金融衍生品的符号形式，其作为财富的表征，在人类历史中的发展是与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
在财富的创造机理上，资本对财富生产所有要素和整个过程的统摄作用，被看做是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系统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这导致人们把资本创造财富的价值和意义神圣化，仿佛资本先天的、自动的就是财富不断涌现的源泉，从而在对财富创造机制的理性设计上，资本理所当然地被捧为“座上宾”，被幻想为财富生成的绝对的动力因，以至于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转化成为对资本的顶礼膜拜，于是个人的贪婪和占有欲的意志，通过精神想象、虚无化和符号化的运作，转化为资本的意志。财富创造机理上的资本幻象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把资本幻想为财富生成的核心和灵魂，从而使得资本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获得了“主体化”性质。所谓资本的“主体化”性质，是指资本在商品社会和货币经济的财富创造上，对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人的所有对象性活动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起着主体性的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版，第996－997页）这使得资本主义的财富生成过程表现为资本所主导的循环过程。资本的合乎目的的发财致富的本性，使得货币不得不克服它自身的有限财富代表的界限而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通过购买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与之相匹配的、同样以物的形式而存在的劳动力，使财富创造的机器运转起来。可见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化”性质，表现为它拥有形成财富生产体系的一切资源的权力。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8－239页）并且在资本所推动的再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怎样分配等等，都纳入整个社会资本的循环系统中来，为资本所控制和编目。不仅如此，资本还可以操纵政治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使之服务于资本的增殖意愿。资产阶级革命首要的切入点就是把人从中世纪的“神性”教条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并赋予人在“俗性”世界里对财富无止境追逐的欲望和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资本实现自身增殖的思想总动员。同时，资本还诅咒并消除封建等级制度下人身依附关系对人的限制，以自由、平等、公正、博爱、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实现人的自由，使之成为资本可以雇佣的劳动力。资本拥有着一种巨大的神奇力量，能够把财富创造所必需的各种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和社会条件创造出来，把科学技术、国内外市场、社会组织、社会价值观念都统一在资本自身完成财富创造的历史使命上，推动社会物质生产的整体系统运转起来，从而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现代西方经济学注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意义，但它们恰恰不注重人力资源、社会关系和知识本身，相反却把它们都看成资本的掳获物，服从于资本增殖扩张的需要。总之，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不仅成为现代社会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而且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其二，把资本幻想成一个实现财富自行增殖的“自动机”，从而使资本具有独立于生产而增殖自身价值能力的假象。比如，资本被幻想为实现自己保存和自行倍增的前提，是财富创造的动力因。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是在经济学家那里，“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资本不再从自己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第163页）再如，资本给人造成其自行增殖的“自动机”能力，以极端的形式在生息资本那里被外表化。在生息资本那里，我们看到是G——G′的两极运动样式。从G到G′呈现出一种按几何级数自行增长的数字。这种转换使资本以更直接创造出更多货币的货币的现实结果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如同只看到成熟的梨和桃挂在树上，而无视它们生长的气候、土壤和肥力的条件一样，从而资本表现为自身增值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马克思指出：“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41页），同时，“就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来说，一切能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所有，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同上，第447页）
其三，把资本幻想为财富创造的绝对形式和永恒的生产方式。一方面，由于抽象地理解和把握人类财富生产的规律性，把财富生产规律看作是从人类的利己主义本性中引申出来的、永恒的自然规律，从而资本及其运动被看做是与人类利己主义本性的自然秩序要求相一致的东西，而具有超历史的一般性质。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住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8页）所以货币如果不想毁灭，它就必须不断地与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不断地进入生产过程。因此，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的永续性，是在它的资本形态上来完成并展开的。在资本那里，“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同上），资本作为财富生产的既定条件从而被想象为具有绝对的有效性。再一方面，资本被幻想为奉行利己主义原则的个人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辩证法”。黑格尔指出，每个人在为自己获取、生产和享受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为任何其他人的享受而获取和生产。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相互转化的中介被幻象为普遍永恒的资本的辩证运动。梅扎罗斯鲜明地指出了黑格尔这种“辩证运动”的幻想性。他说：“黑格尔追寻特殊个性通过虚假的抽象共性进行直接调节的假定，以便以奇迹般的灵巧从它挤压出作为整个非历史试题的‘普遍永恒资本’”。（梅扎罗斯，第34页）
实际上，无论是商品形态的资本还是货币形态的资本，之所以表现出在经济权力、精神权力和社会权力上的主体化性质，就在于“资本只有当它像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吮吸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6页）。可见，资本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神奇力量离不开劳动：资本正是在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时才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增殖；如果没有人的活劳动的存在和参与，作为生成财富的其他以物的形式存在着的物，只能是一种潜在的财富，而不是现实的财富。事实上，财富创造的真正权力主体恰恰是劳动，就连资本本身也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由于人们把资本幻想成为创造财富的真正权力主体，才有对劳动者的蔑视和践踏行为的发生，才使财富成为一种敌视人的存在。把资本理解成为自行增殖的自动机，还缘于人们忽视乃至无视了资本力量得以发挥作用所不可或缺的社会机制。人们把资本创造财富力量的发挥看做是“自因”。事实上，资本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不是先验的，而恰恰是在扬弃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之后，它才为自己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平台。所以资本不会自动产生财富，而必然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财富。而资本“自因”论者的错误恰恰在，“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第56页），而不是把资本看做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922页）同时，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相冲突。因为资本之创造财富是对立地进行的：一方面，资本创造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知识，等等，以异化的形式在它们的创造者之外存在着——财富的创造者不是把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以他人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值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种限制与资本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力、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即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经常矛盾的，所以资本作为财富的创造形式是有局限性的，它仅仅具有历史的、过渡的性质。
三
随着商品财富的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和规模，商业以及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不断地扩大、普遍化和发展。信用制度就在这个自然基础上被建立起来。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不仅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而进入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而且货币本身在流通中的基础地位也越来越让位于各种形式的支付凭证的票据这个总的范畴。马克思指出：“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同上，第451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信用形式逐步由古老的简单信用拓展为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直至虚拟资本。信用制度的发展减少了流通费用，通过股份制聚集起大量的社会剩余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的提升，并形成世界市场，为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准备了物质基础。但是，信用制度这个意识形态又全方位地使实体经济进一步抽象化为虚拟经济，并造成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脱节和严重背离，带来人们在财富观念上的更为虚无化的认知幻象。在信用中，财富幻象集中地体现为把虚拟财富幻想为财富的实体，把虚拟资本对财富的分配幻想为财富的创造，把投机性投资和冒险幻想为获取财富的根本路径，从而造成人们财富观念认知上的更大程度的心理扭曲。
其一，把虚拟财富幻想为财富的实体。虚拟财富表现为形式因的财富，形式因的财富则表现为实体财富的形式与象征符号的货币资本的资本、有价证券、股票、债券、基金，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远期合约、金融期货、金融期权与互换等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种种信用工具。这些信用工具尽管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但它们的价值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它们的行情在资本市场上随着利息率的下降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尽管它们本身并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它们能够带来收入，从而也被看做是财富，以至于在信用断裂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人们把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幻想为整个危机的本质。尤其是随着信用制度的惊人扩张，当所有的信用都可以被当作私人资本来利用的时候，对资本和收入的占有就越来越以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来实现，从而作为形式因的虚拟财富，从人们头脑中单纯想象的东西，一举超越于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由物质实体构成的质料因的财富，而成为财富的实体。也就是说，信用的膨胀不仅使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商品”存在于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之外，而且表现出它对作为质料因的财富的更为强有力的支配和控制。结果是，作为形式的东西转变成为作为内容的东西，而作为内容的东西被降格为作为形式的东西。
其二，把虚拟资本对财富的分配幻想为财富的创造。虚拟资本的形成过程就是资本化的过程。当收入是按照平均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所提供的收益的时候，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这种资本提供收益的形式不像执行职能的现实资本那样，是在生产过程和商品流通过程中实现增殖，所以叫做虚拟资本。马克思分析了虚拟资本的四种存在形式：一是国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27页）二是有价证券。（同上，第529页）三是股票。（同上，第540页）四是借贷货币资本。（同上，第533页）虚拟资本独立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既不是现实的资本，本身也不具有价值，而只是索取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权力证书。但它能带来财富创造的幻象：一是虚拟资本给人以“钱能生钱”的错觉。一方面，虚拟资本作为资本市场上的“商品”，比如国债、股票、有价证券、借贷货币资本等，在出让和交易中都可以获得相关的收益；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照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同上，第530页）。二是虚拟资本所实现的收益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并且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部分地具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实际上，虚拟资本的“钱能生钱”现象并不表示它能够创造财富，其只不过是实现了财富在所有者之间的转移，因此它是对财富分配的一种误解，是把虚拟资本对剩余价值分割的能力幻想为财富创造的源泉。马克思指出，在虚拟资本那里，“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同上，第529页）不仅如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虚拟资本的发达更是让人产生“钱能生钱”的金融妄想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评价美国20世纪最后10多年的虚拟经济状况时指出，这种经济“似乎沦为一种投机性金融妄想症，出现了没有实际基础的巨额收入，其令人沮丧的后果确实被人低估了”。（转引自阿尔贝尔，第49页）
其三，信用的极端膨胀把投机性投资、冒险幻想为获取财富的根本路径。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500页）马克思在对信用如何促成股份公司成立的分析中，深刻地剖析了投机、欺诈的活动机制。一方面，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阶段，资本家凭借他自己的现实资本获得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直接依靠剥削他人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富的话，那么信用则使得资本家获得了对他人资本、他人财产乃至社会资本的支配权，从而取得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利用全社会的各种资源来发财致富。于是，信用在使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的过程中，造成了私人企业和社会企业、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对立和博弈。正是这种对立和博弈，使得“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的活动”（同上，第497页）。赌博在这里已经取代劳动，成为夺取他人和社会资本财产的方法。财产的转移和运动就纯粹变成了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和赌博。这造就了一批新的金融贵族和新的寄生虫，同时也使得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冒险的道路，以此作为获得财富份额的捷径。另一方面，信用作为生产过剩和商业投机的主要杠杠，通过冒险把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极限。因为在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中，资本所有权和生产过程中的经营权发生了分离，从而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同上，第500页）：他们是拿着社会的财产、而不是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同上，第498页）。
资本主义信用带来的种种财富幻象，应该说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完全认识紧密相关。尽管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不自觉地实现了对资本本身的某种扬弃，但信用制度本身只是资本主义产业资本的特有形式，是资本发展的新的、更为具体的经济形式。它只是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些矛盾，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些矛盾。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仅没有改变，反而是在信用这种新的载体上得到了加强。财富幻象依托资本扩张的新载体得到了更为有力的强化。
四
人们对财富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表现为目的性幻象，这种幻象把作为手段的财富颠倒成为作为目的的财富，从而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即，人在意识深处把作为主体存在的财富看作超越人的本质力量的终极存在，看作人生价值追求的唯一目标，看作人的生命活动的绝对目的，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等同于自己对财富的无限度的要求的实现，把财富的权力神圣化，夸大财富对于个人享受的至上性，并以此作为评判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依据，从而在对财富的主体支配情欲中，甘愿成为财富的奴隶，把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当作自身的力量，导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关系的幻象化的认知。财富的价值和意义的目的性幻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把财富的物性特质幻想为财富的人的主体存在本质。在资本逻辑当中，财富无视人的主体存在的本质，财富的物性特质被提升为财富的主体构成而成为经济学关注的主题。马克思指出，重商主义者把贵金属（货币）看做是财富的存在，使“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1页）在这里，财富的主体本质被理解为与人不相干的、纯粹的、作为特殊自然物存在的财富对象和材料的本质。货币和积累货币成为追逐财富的最高目的，甚至是目的本身，从而财富的本质表现为在人之外存在并且不依赖于人的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的本质。重农主义者把全部财富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劳动），似乎把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到劳动中，但是这种劳动作为地产的主体本质，不仅同土地这一特殊的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而且还是土地这种特殊自然要素的从属物。即土地不是作为劳动的因素而存在，相反劳动作为土地的因素而存在。尽管重农主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赋予财富以主体存在本质，但总体来看财富仍然还是被看做来源于自然界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这种财富观视野中的人与土地连在一起，通过私人财产而成为土地占有者所拥有的财富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
二是把财富对人的享受功能幻想为财富对人的发展的价值。财富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和对社会进步的推动。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高程度上提升了人的生产能力和交往能力，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并且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同上，第350页），从而对财富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停留在人的享受的层面上。首先，财富对于人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它对人的快乐的享受和满足的能力。资产阶级对中世纪“神性的主体性”否定的切入点就在于对“俗性的主体性”的肯定，从而把对上帝的奉献精神转换到对人自身世俗生活的快乐和享受的追求上来，把对财富的追求看做是人的本性，看做是不以时间、地点和条件变化为转移的人性的普遍原理。其次，财富的生产不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不是为了作为现实的人的需要，而是为了诱惑起人的病态的享受欲望。马克思指出：“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同上，第339页）“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同上，第340页）再次，财富对人的享受功能不仅体现在对物的享受上，还体现在对人的控制和支配上。马克思指出：“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9页）
三是把财富的力量幻想为人的本质力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尖锐地指出，“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作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作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作手段，看作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财富的奴隶，同时又是它的主人……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作自身的力量”。（同上，第349页）这段表述集中阐述了人的本质力量异化为财富的力量的三重内涵：首先，人的本质力量的大小体现在获取财富的数量多寡上，用获取的财富的量的规定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状况的标志。谁拥有的财富越多，谁的本质力量就越大。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财富都是工业的财富，然而“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同上，第306页），从而“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同上，第307页）。其次，财富从增添人们日常生活情趣的手段，从人的发展的手段，上升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力量，反过来使得人们的生活本身和人的发展成为获取财富的手段。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产物的一个构成部分的财富，被看做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部追求；丰富的生活本身和人的发展，被对财富的追求所彻底“格式化”。追求财富作为“君临上界”的先验存在，规划着人生发展的每一个步骤。勤劳、诚信、崇高、修养不再是一种美好的品德本身，而不过是赚取财富的一种手段而已。马克斯·韦伯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时指出，“资本主义的一条首要原则”，就是“人竟被赚钱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在经济上获利不再从属于人满足自己物质需要的手段了”。（韦伯，第37页）再次，财富的符号价值成为人的身份的象征。人本身是怎么样的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拥有什么样的财富。财富档次的高低成为人的力量的大小和人的身份品位的高低的标识。马克思说：“如像冯·路特希尔德先生那样，据我所知，他把两张各值10万镑的银行券分别放在镜框里挂出来，当作自己的显赫的徽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84页）财富从作为人的特征和本质力量的体现以及个人自身价值和人格性状的介质，上升为超越于人本身之上的“神灵”。一个人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本身，而是因为他是财富的主人。随着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的消失，这种尊重也荡然无存，从而人本身成为无价值的存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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