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古典文化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RQ本文于1996年5月6日收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腊论文,后世论文,本文论文,古典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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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的雅典，在文学、艺术、哲学和史学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对以后西方各国很有影响。恩格斯曾说：“我们在哲学中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常常不得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方面来……他们的无所不包的才能与活动，给他们保证了在人类发展史上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能企求的地位”[1]。古典时代希腊文化的高度发展，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希腊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发展的产物。
古典时代，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改革进一步完善，达到了最高的发展。本来，经过克利斯提尼的改革，雅典的政府机构已有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执政官和十位将军。这时，原有的政府机构并无多大的变动，但职能范围却有了较大的变化，实行了三项重要的改革：第一，除将军的职务必须由有政治、军事才能的人担任以外，五百人会议的议员和大部分的政府官员包括执政官，都不再以民意选举的方式产生，而改由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因为如果经过选举，往往只是有声望、有能力的人可以当选；而由抽签决定，则可以使每一个具有公民权的人都有机会担任政府公职。其次，把梭伦所创设的陪审法庭加以扩大，使之成为一个拥有六千名陪审员的庞大的司法机关。这六千名陪审员分为十个陪审团，分别应召去审理各项司法案件。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如此之多，成为一个既可以不受暴力威胁，又可以不受金钱收买的司法机关。它不仅处理司法案件，还可以立法，只要得到公民大会的批准，陪审法庭的判决和建议就成为法律。元老院的职能范围则缩小了。第三，实行公职付酬的办法。以前雅典的政府公职是不支薪金的，只有富豪、大贵族才有条件担任公职，这时，实行薪给制，“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证”[2]，一些比较贫苦的人也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生产事务，去担任政府的官员、议员或陪审员。为了让全体公民都能积极参加政府民主生活，关心城邦大事，从文艺生活中受到良好的教育，政府还向公民们发放“观剧津贴”。
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雅典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在解决私人争端方面，保证对所有的公民平等、公道，舆论欢迎和尊敬各个方面取得成就的人才，就像我们享有自由参加所有公共生活的权利一样，同样的精神也运用在彼此间的日常交往中。公民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最充分地实现了古代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原则。尽管雅典的广大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没有政治权利，只有成年的雅典男性公民约四万人享有政治权利，但是，这种让较多的自由民来管理国家大事的政治制度，毕竟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它促进了雅典经济的繁荣和学术文化的昌盛。这种民主政制在奴隶社会中，“堪称对普通人政治涵养明确信赖的典范”[3]，毫无疑问这是比君主专制进步得多的。
古典时代，雅典的经济生活相当繁荣。雅典成为工商业辐辏的大都市，而它的外港比利犹斯则成为地中海航运的中心，帆樯林立，百货堆积如山。雅典人统治着海洋，他们的商船满载着殖民者、工艺品、葡萄酒、橄榄油开往黑海沿岸、埃及、西西里岛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而从那些地方输入大批的奴隶、粮食、牲畜、皮革、木材以及象牙和奢侈品。操不同语言的商人、水手来来往往，一片繁荣景象。当时雅典已经出现了手工业的“作坊”，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精细的分工。手工业者有铁匠、铜匠、陶工、画师、砖瓦匠、石匠、木匠、皮匠、裁缝、宝石匠以及制造武器和船舶的工匠等等。
繁荣的经济生活，增强了公民的自主意识、独立意识和开放意识，带来了雅典昌盛的文化生活，不仅世界各地的商业荟集雅典，四面八方的学者也都来到雅典。希腊哲学、文学、艺术和史学等各方面的天才人物，如银河群星，异彩纷呈。当时，大雕刻家和大建筑家菲狄亚斯正在修建那瑰丽的帕特农庙堂；戏剧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彼得斯正以他们 那不朽的剧本博得千百万观众的喝彩；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在讲述和编写《希波战争史》；而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正在雅典街头上和人们辩论哲学上的问题。希腊古典时代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达到了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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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新的思想、学说、犹如澎湃的春潮，日益冲击着传统观念的堤坝。“在希腊思想家们看来，宇宙不再是那些神秘莫测，不可思议的集纳所。对这些力量的恐惧感，越来越被一种要了解它们和为了人而利用它们的愿望所代替”[4]。特别是智者派哲学家的学说影响更大，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5]，对启示世人重新估价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否认神的存在，打击那些视传统的宗教、道德、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奴隶主贵族的陈腐思想，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如唯心论代表苏格拉底及其学派的哲人们，也在反复探讨人世问题。总之，古希腊的思想家们，特别注重于人的理性，人的创造才能，注重人如何成为有美德者以及有理解和分辨能力者，诸如“善与恶、美与丑、公道与不公道、真与假、愚蠢与智慧、无知与学识、知识与道德能否用来教人？官爵应该归之于命运还是该归之于能力？……”[6]当时盛行的这种重视人，研讨人的问题的哲学思潮，日益影响和渗透到其它文化领域中去，比如戏剧，从宣扬主宰万物的神为主到让位于表现人的品格，赞美人的才智为中心，索福克勒斯在他的剧作《安提戈涅》中，发出了脍炙人口的对人的颂词：“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7]。古典时代的文学正如R.W.Livingstone所说：“还有比铜器或石头更加不朽的东西，但是没有国家创造文学艺术于理性中，只有希腊创造了这种理性的文学艺术，并发展了它”[8]。在艺术上着重于刻划人体美的雕刻作品大量问世，都是注意人性的表现。
高度发达的黄金时代的希腊文化，距今已二千五百年了，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还要从中学习其精华？是什么内在的东西使人们对它如此感兴趣？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有这样经久不衰的魅力？欧洲在经历了第二次黑暗时期后，文艺复兴时，竟大力提倡复古，复兴希腊古典时期的文化；近代科学、哲学、艺术的发展都以希腊为基础，并在某些方面仍以希腊为楷模；现代欧美国家的学者，在20世纪早些时候为了显示自己学问高深，仍“言必称希腊”，这是为什么？
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高度发达的文化，并不只有希腊一花独秀。可是为什么古典时期的希腊文化独独令世人那么广泛地推崇呢？究其根源，就是希腊文化的繁荣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还是一种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发展和人性发现的表现。人性的发现对于社会形态的某一特定阶段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将原始社会的集体公有制形式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社会作用，提倡科学、平等、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英雄主义个人主义的发展和人性的发现，表明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不需要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战胜自然，克服困难，人们开始注重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创造力的提倡。正是在这种人性的发现中，古希腊人对神的崇拜退到了二线，这不能不说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是有进步意义的。
古典时代在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民主，公民的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政治家们在探讨国富民强的政策，科学家们在研究自然，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在画廊里讲学、辩论，菲狄亚斯在致力于雅典城市的建筑和艺术品的雕塑。每个公民只要有任何特长，就可被选来提任公职，为雅典和希腊的大众贡献自己的才能。具有较多的民主色彩，崇尚自由，积极地、理性地、乐观地面对人生，面对现实，相信和歌颂人的力量，成为希腊古典时代文化的重要特色。这个时代人的作用、才能、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人的自身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人们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光辉灿烂的文化又反过来使人们生活得更充实、更美好。而在世界上古历史中，东方国家的文化虽然也曾放射过灿烂的光芒，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造成文化传播的隔绝，限制了文化影响的扩大，而且在专制统治政体下，人们的自身才能并未像雅典那样得到充分发挥，公民的总体素质也远未达到雅典公民的水平，尤其是，在古代东方国家的观念中，“个人对于国家来说是无足轻重的”[9]，这一点与古典时代的希腊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纵观世界上古历史，只有古典时代的希腊政制最为民主，也只有古典时代的希腊公民在国家中享有较多的自由权利。正是由于人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越来越重视人本身，尊重人的个人意志，相信人的自身价值，所以才对以重视人为特色的希腊文化倍加推崇，所以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才具有了经久不衰的魅力，才被后世作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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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腊文化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恩格斯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10]。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是世界史上光辉夺目的一页，它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学者H.D.F,kitto在他的《希腊人》导言中说：“然而正是这两种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即希伯来人的宗教热忱和希腊人的理性和人性这两种文化最独特的汇合，才形成了后来欧洲文化——基督教的基础”[11]。在诸多领域里，希腊文化的成就都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高峰。
哲学上，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后来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提出，不仅在当时的雅典社会生活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就是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现代西欧人性思想上仍被作为通灵宝玉。文艺复兴时，人们在研究古典希腊的文化中，重新发现了自己，发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从而创立了人文主义和人文科学，他们提倡人性、人权、自由，反对神性、神权和禁欲主义，在历史上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在人文主义思想推动下，西欧出现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的繁荣。人文主义思想对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乃至美国独立战争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当代西方更是提倡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人、认识人、突出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哲学领域，高度重视人的存在的意义，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责任感与人的自由和独立等问题。在文学艺术殿堂，无论是在叙述艺术、还是在造型艺术中，都更着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在高技术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当代，西方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追求高技术与高感情之间的平衡，即把技术的物质奇迹和人性的精神需要协调起来的趋向，以完满地实现人的自我价值。“认识你自己”，这一镌刻在特尔斐神庙上的古老的至理箴言在当今的西方仍闪烁着奇特的光彩，指引着人们不断探索“斯芬克斯”之迷的无穷奥秘。
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欧洲文学的源头。虽然在中世纪因为封建文化和宗教的压抑，它沉寂了十个世纪，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倡导复兴古典文化，古希腊文学的世俗内容和人本思想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成为资产阶级批判封建文化和宗教意识的有力武器，使希腊文学在欧洲发生旷世影响，哺育了欧洲历代作家。
希腊的戏剧大大影响了后世戏剧的发展，罗马人利用了希腊戏剧的遗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活动家也不断从中汲取养料。它启迪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真人为对象的悲剧，给后世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作家树立了楷模。歌德的《伊菲格涅亚》实际是欧里彼得斯悲剧的改写本。希腊戏剧“遵守的‘三一律’（即地点、时间、剧情的一致），经亚理士多德奠定了理论基础，一直保持到十八世纪”[12]。甚至于1973年希腊的影片《囚徒》，仍然似乎是继承了古典希腊悲剧的优秀传统。
古典时代希腊雕刻艺术在表现人体的写实主义传统和典型塑造方面，对后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文化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有着继承关系。希腊的雕塑艺术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写道：“后来罗马清理希腊遗物，广大的罗马城中雕像的数目竟和居民的数目差不多，即是今日，经过多少世纪的毁坏，罗马城内外出土的雕像，估计总数还在六万以上。雕塑如此发达，花开得如此茂盛，如此完美，长发如此自然，时间如此长久，种类如此繁多，历史上不曾有过第二回”[13]。希腊雕塑是后来西方艺术的最早的模范，西方的绘画艺术和雕塑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对表现力的崇拜和对肉体的赞美成为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也是一切艺术的最原始的出发点。
由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首创的古典时代的希腊史学，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中断了。西方史学从此被打入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与蒙昧主义的冰水之中，到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史学开始了又一次革命性的变化，著名文艺复兴运动史家布克哈特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著名论点：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成就是对“人性”的“发现”[14]。“历史思想重新视人为历史发展的中心”[15]，这时史学也在复兴古典时代的人本观念的基础上，发展为人文主义史学。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可见，古典时代希腊的人本观念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之巨大。著名的《世界史纲》作者威尔斯说过，“希腊人的思想经过长时期的积聚，它的创造力达到了惊人的高度，二十三个世纪以来，在明智的人的心目中，一向是他们从过去得到指导和鼓舞的灯塔”[16]。也可以说，包括希腊史学人本观念在内的古典史学的优秀遗产，也是两千多年来“指导和鼓舞”西方史学前进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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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探究的精神；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形式的艺术、文学、哲学思想和史学思想；对个人自由和个人责任心的强调——所有这些构成了古典时代的希腊留给人类的光辉遗产。文化是植根于人民生活土壤上的民族精神之花，这花朵也要从异域文化中，从古代的历史遗产中吸收营养，才能够开放得鲜艳茂盛。继承、借鉴、吸收外国优秀文化遗产是任何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当今世界，交通和传播工具高度发达，各国的经济联系更趋紧密，文化交流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展开。各国文化之间的吸收、融合，已是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虽然距今已两千多年，今天我们已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它，但在某些方面那时所留传下来的优秀成果仍然令我们感到不易企及，十分宝贵，需要继承和吸收。
古代世界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几乎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17]出现奴隶制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局面，但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经济结构不同，所产生的人们的心理素质和文化观念也就很不相同。刘家和先生在他的《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探讨了公元前8至3世纪的印度、希腊和中国的人类精神觉醒问题。他说：“这个问题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第一次高潮中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之一”，“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那一次的人类精神觉醒，才可能产生那一次的文化发展高潮。在那一次文化发展高潮中，形成了印度、西方和中国三个各有特点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直到今天的世界文化都起了并起着巨大的作用”[18]。东西方文化都有其独有的特色，它们各有千秋，都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我们不能把不同背景下产生的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论其优劣。但我们可以根据现代社会的需要，对适合于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古代文化或文化的某一方面的遗产主动继承和发扬光大，以使其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有益。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页。
[2]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古代部分，上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3]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格、菲利普·李·拉尔夫著、罗经国、王乃新等译《世界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26页。
[4]鲍·季·格里戈里扬《关于人的本质的哲学》第33页。
[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第54页。
[6]转引自《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第171页。
[7]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332—362行。见罗念生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
[8]见R.W.Livingstone主编《The Legacy of Greece》"Literature"牛津1928年版，第260页。
[9]伊迪丝·汉密尔顿著《希腊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78页。
[11]H.D.F.Kitto《希腊人》导言，企鹅丛书，1951年版，第8页。
[12]塞尔格叶夫著、缪灵珠译《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318页。
[13]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8页。
[14]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篇，第280页。
[15]见R.G.科林伍德《历史的理念》，台湾1981年中文版，第62页。
[16]威尔斯《世界史纲》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47页。
[17]见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关于“第三个是轴心期”的论述。
[18]见刘家和《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