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与文学主体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人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2.018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2-0098-08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我国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开展了一场广泛而热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这场讨论，肯定了人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张扬了人的自觉意识与主体意识，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主体性研究。 1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的三大主题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包括三大主题：人性、异化、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系统中，人性理论侧重于研究人的属性与本质，回答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等问题；异化理论侧重于研究人在私有制社会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己的、强制性的劳动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对人的肉体的摧残，对人的劳动成果的掠夺，以及人的非人化等问题；人道主义理论，侧重于研究如何正确对待人的本质，尊重人的个性，实现人的解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1]113-114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主要是围绕这三大主题展开的。 1.1 人性问题的讨论 人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中“人性”的含义与构成。朱光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概念指人的“自然本性”，主要由人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所构成。他说，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2]。王元化则不同意朱光潜将人性归结为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主要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即社会本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人性概念主要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人的自然属性……构成人的本质的东西，恰恰是那种为人所特有、失去了它人就不成其为人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是人的社会性”[3]。王润生、朱晶等人则持一种折中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这两种属性的对立统一。王润生说：“马克思是把人性和需要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需要由人性所决定，而决定需要的人性当然包括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个方面。”[4]朱晶、傅树声则进一步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人性都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但自然性又往往受到社会性的影响和制约[5]。除以上3种主要观点外，还有人认为人性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或人的类特性等。 其二，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与文学艺术的关联。20世纪有关人性问题的讨论，一直都与文学艺术相关联。30年代初期，鲁迅与梁实秋关于人性问题的论争也是主要围绕文艺问题展开的，讨论的主题是文学到底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提人性问题，也主要是批判文学艺术领域中存在的抽象的人性、超阶级的人性观，强调文学艺术只能表现具体的人性、阶级的人性。50～60年代的人性问题论争也始于文艺界，是以文学艺术为载体，以文学艺术中的问题为出发点去讨论人性问题的，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都是针对当时文坛和文艺创作缺少人性、人情味而呼唤文学艺术作品中人性回归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性问题讨论同样与文学艺术相联系，既是文学艺术创作中人性回归的结果，又在讨论中进一步促进了文学艺术对人性的深度开掘。朱晶、傅树声首先批判了“人性即阶级性”公式对文学艺术的不良影响，认为“‘人性即阶级性’的公式，看似强调了阶级性的重要，实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人性观，它否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抽掉了人性的现实基础，势必导致文艺创作以及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5]。刘再复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讨论有着重要联系，马克思主义人性问题的讨论恢复了人性在文学中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性的重新发现，从伤痕文学开始就是如此。伤痕文学的根本优点，就在于它开始接触到人性深处的矛盾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人性的深度”[6]。毛星则认为，文学艺术表现人性没错，但应该有一个度，即不能脱离社会现实。他说：“阶级社会中有共通的人性、人情，但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来探索个人的心灵”，不能对人性的所有方面都毫无选择地加以表现[7]。敏泽对文学艺术作品中过度描写抽象人性表现出了担忧，他指出：“把抽象的人性作为旗帜高举起，并把它和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看做是对立的观点，则不仅在理论上是荒唐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8] 1.2 异化问题的讨论 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异化概念的含义。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概念可以理解为劳动异化。劳动异化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即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和人的异化”[9]。 其二，异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位重要，作用突出。薛德震等人肯定地说：“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在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违反人性的罪恶现象……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著作中，还进一步发挥了他在早期著作中已经提出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必然导致人性异化的思想。”[9]周扬也强调：“关于‘劳动异化’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详细的论述。后来，他把这个思想发展为剩余价值学说。这在《资本论》中说得很清楚。那种认为马克思在后来抛弃了‘异化’概念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0]另一种观点认为异化劳动理论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黄枏森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说：“我认为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简单地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是不对的。”[11] 其三，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能否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并且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有异化表现，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还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这种观点以王若水为代表，他说：“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异化?……我想我们应当承认，实践证明还是有异化。不仅有思想的异化，而且有政治上的异化，甚至经济上的异化。”[12]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异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不适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这种观点以林建公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社会主义不产生异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异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不断产生和存在下去。”[13]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时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异化现象但并非马克思说的异化劳动。这种观点以黄枏森为代表，他说：“不仅从广义的异化，即使从狭义的异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避免的，都会出现的，很难想象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异化现象，何况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异化现象不等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11] 其四，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与文学研究。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可以“借助这一方法论，来探讨异化与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就异化与西方文学的整体关系而言，“异化是促进西方文学变革的动力之一”，“异化为西方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了条件”，“异化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永恒主题”。异化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关联非常紧密，西方现代派作家是以“异化的讴歌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是被社会、环境所异化的“无家可归的异化人”、“页边旁注的人”；他们作品中的生活，是“技术异化”的图景，表现的是“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们的读者观，多是“有意识地推行使他们与读者隔离的体裁”，“让人摸不着头脑”[14][15][16]。 1.3 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4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多数学者认为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汝信强调：“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到成熟著作中都有人道主义思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伟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或削弱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而得到了加强。”[17]胡皓等人对这种观点也持赞同态度，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包含着非常深刻的人道主义价值，其根本原因如前所说，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同样深受异化压抑之苦，存在着解放人性的强烈愿望，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求的集中表现；同时，还在于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以往人道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18]26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如邢贲思、蔡仪就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曾用过人道主义口号，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人道主义”[19]，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它在思想实质上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矛盾而不相容的”[20]。 其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包含说”，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包含着人道主义思想。黄万盛、尹继佐认为，人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是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是马克思“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准则之一”[21]。周扬也同样认为：虽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全部归结为人道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人道主义的，当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10]。 其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黄万盛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共产主义与革命人道主义都是以人类的解放为根本目标的”，“革命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一致性还表现在它们的实现手段上，都是以阶级斗争作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途径的”[21]。黄枏森持反对意见，认为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具有“原则的区别”：“人道主义眼中的人是孤立的、抽象的个人”，共产主义“眼中的人则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总和中的个人”；“人道主义把历史发展看成个人的发展过程”，共产主义把历史看成“由各个在一定社会关系内的个人组成的集体、阶级、人群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历史”[11]。 其四，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人道主义与文学有着天然的关系：在世界文学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家往往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那些伟大的作品也往往闪耀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人学思想论争中，钱谷融等人就主张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上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最早是由文学创作引起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都表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读者的共鸣，在社会上引起反响”[22]259。高尔泰认为，“人道主义肯定是在艺术中表现出来的，它一开始就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上所有传世不朽的伟大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人道主义的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的力量、即同情的力量来震撼人心的……艺术本质上也是人道主义的”[23]。何西来对钱谷融、高尔泰的观点表示了认同，并结合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与新时期文艺实践的特点，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学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关系。他在《我崇尚为人生的艺术——〈探寻者的心踪〉自序》(《批评家》1986年第6期)、《人的重新发现——论新时期文学潮流》(《红岩》1980年第3期)等论文中，集中表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应该是最富于人道精神的文学；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人道的社会。我们的旗帜上不能没有人道主义；文学离开了人道主义，就没有了灵魂。人的重新发现，是新时期文学潮流的头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特点，它反映了文学变革的内容和发展趋势。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重新提出。 2 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主体性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论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为以后文学主体性观点的提出作了必要的理论铺垫；另一方面也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文学创作更好地描写和剖析复杂、丰富的人性”[24]。 2.1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主要观点 刘再复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主体性研究的代表人物。1984年前后，刘再复先后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文学评论》1984年第4期)、《论人物性格的模糊性与明确性》(《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等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对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初步论及了文学的主体性问题。1985年底和1986年初，刘再复在《文学评论》推出了他的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25][26]，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主体性思想，主要观点如下： 其一，《论文学的主体性》阐述了研究文学主体性的主旨：“我们可以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 其二，《论文学的主体性》阐述了“文学主体性原则”：“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 其三，《论文学的主体性》阐述了文学主体的特性：“主体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概念。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作为存在是客体，而人在实践中、在行动时则是主体。”人作为客体具有受动性，作为主体具有能动性。“人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的主体，其次人又是精神的主体。所谓实践的主体，指的是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的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动的，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的是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去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的主体。” 其四，《论文学的主体性》阐述了文学主体的构成：“(1)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2)作为文学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3)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的主体性，虽然包括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两个方面，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主要探讨的是其精神主体性。即具有巨大能动性的内宇宙。“这个内宇宙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自我调节系统，它的主体力量可以发挥到非常辉煌的程度，可以实现到非常辉煌的程度。”作家主体性的最高表现是自我实现，“是打开内宇宙的大门，用内宇宙去感应外宇宙的脉搏，使内宇宙与外宇宙相通，并且具有外宇宙的巨大投影，负载外宇宙的壮丽图景，因此，作家主体力量的实现，必须使自己的全部心灵、全部人格与时代、社会相通，必须‘推己及人’，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推向社会，推向人类。作家的自我实现归根到底是爱的推移，这种爱推到愈深广的领域，作家自我实现的程度就愈高。爱所能达到的领域是无限的，因此，自我实现的程度也是无限的。”从而，使作家的创作达到“超常性、超前性和超我性”。作为创作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的主体性，“就是文学对象结构中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体形象。”“相对于他的生活环境(社会)来说，他又是主体——他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他的环境和他的生活是被他所感知的对象。”“作家给笔下的人物以主体的地位，赋予人物以主体的形象，归结为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把人当成人——把笔下的人物当成独立的个性，当作具有主体意识和自身价值的活生生的人，即按照自己的灵魂和逻辑行动着、实践着的人，而不是任人摆布的玩物与偶像。”“作家要允许笔下的人物超越自己的意图，允许他们突破自己一切先验的安排，只有当笔下的人物有充分的独立活动的权利，非常自由地按自己行动逻辑展开自己的行动时，这种人物才是活生生的。”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的主体性，“就是指人在接受过程中发挥审美创造的能动性，在审美静观中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使不自由的、不全面的、不自觉的人复归为自由、全面、自觉的人，整个艺术接受过程，正是人性复归的过程——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的过程，也就是把人应有的尊严、价值和使命归还给人自身的过程”，使“人的心境获得一种自由，一种解放，一种平衡”。批评家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对作家的超越，即“发现作家自身没有意识到或未充分意识到的但反映在作品之中的潜意识层次的内容”。 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发表以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主体性的论争。除学者个人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还于1986年2月18日和3月1日两次召开了文学主体性问题座谈会，《文学评论》于1986年第3期发表了座谈会上十余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在这场关于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对文学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2.2 学术界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肯定性评价 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发表以后，受到了学术界部分学者的认同与肯定。他们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批判了旧的文学观念，切中了现实中存在的要害问题，抓住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关键点，是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构造。何西来认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和强调，“就是从根本上对一种长期存在的历史性荒谬的反拨和纠正。只有这样才能打开文学观念变革的通路，才有希望构造中国化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从而取得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大突破，并最终推动文学创作的长足发展”。石汝祥认为，“忽视人存在的独断论和机械决定论，在我们文艺界是长期存在着……甚至对作家世界观的改造，也完全把作家看作被动的存在物，把人作为物理解，使我们的作者不能进入正常的创作过程，使作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文学主体论对独断论和机械论的批判，对作家主体性的强调与弘扬，“抓住了现实中存在的实际的要害”。王春元认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提出，顺应了学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当哲学的发展逐渐走向人的主体意识的探索后，“文学，当然不会不关心主体意识对文学过程的干预和介入”。在这个前提下，“文学主体意识的探讨是应该的和必要的，也是切合时宜的”。汤学智认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提出文学应该成为‘人的心灵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这就使‘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沿着正确的方向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使我们的认识更进一步逼进了文学的内在本质。”《论文学的主体性》“第一次把文学对象的主体、文学创造的主体和文学接受的主体统一起来，作为文学主体性的整体，从理论上加以论述……大大地开阔了理论视野，从而会对调整和更新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发生重大影响”[27]。孙绍振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标志着审美意识的觉醒和理论上的自觉。他说：“刘再复主体论的提出，标志着在文艺理论被动的、自卑的、消极的反映论统治的结束，一个审美主体觉醒的历史阶段已经开始。这不是低层次经验的复苏，而是理论上的自觉。在新的逻辑起点上，刘再复提出新的范畴：实践主体性和精神主体性，创作主体性和欣赏主体性。”对于文学理论研究从反映论向主体论的过渡，突出个体的主体性具有重要的意义[28]。 2.3 学术界对文学主体论的否定性批评 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发表以后，也受到了学术界部分学者的批评与否定。他们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夸大了主体的作用，忽视了主体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有违创作实际，包含着主观唯心主义的实质，基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陈涌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中“反复谈到了‘自我实现’、‘主体性’、‘能动性’等等，但却忽视了所谓‘自我实现’或‘行动着的人’发挥主体能动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不存在超越时间空间、超越社会历史条件的‘行动着的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无条件的、可以无限扩张的主观能动性或主体性的‘自我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29]403-404。敏泽认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关于人的自由、博爱的宣言书”，“作者说是‘以人为本，实即古老的‘人本主义’。”同时，《论文学的主体性》提到的“人性复归”也与马克思早期提出的“人性复归”有着根本的区别：“马克思所说的‘人性复归’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持以往丰富成果的’”，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却恰恰相反，是反对和排斥‘社会的人’以及道德与‘以往全部丰富成果的’。前者所主张的是高度文明道德的、‘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性的复归’，后者所主张的却是排斥人的社会性与任何道德伦理规范的‘人’，他所要求的‘复归’，是复归到原始洪荒人作为动物的类存在尚未分化出来的(分化出来就有人的初步的社会性等)‘人’。”[30]153-160程代熙认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思想不外乎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二是情感论。因此，也可以这样说，刘再复同志的文学主体性就是目的论和情感论的二重组合。如果说康德和费希特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说还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法国唯物主义者和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在于感性思想也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的话，那么，在刘再复同志的主体性理论里就连这样的积极意义也荡然无存了。因为他的主体性理论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而且还与当代现实生活发展的要求直接相抵牾”，“他提出来的文学主体性理论不仅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还有从另一个极端把文艺理论和创作引向歧途的可能”[31]224-231。 3 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文学主体论的关联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主体性研究，特别是以刘再复为代表的文学主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有何关系?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还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本人的看法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中的文学主体性研究，包括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的延续和深化，它整合了马克思文学理论中的人学思想资源。在总体基调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同时还带有某些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 一是接续和延伸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将讨论引向了深入和系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在哲学、文学理论多个领域展开，在总体趋向上是哲学探讨胜于文学研究。但在讨论中还是涉及到了文学中的人性、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刘再复的文学主体化，全面论述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系统和深入。具体言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在三个方面延续和深化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人学思想讨论。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给人们带来的伤害及人性异化现象在文学中的表现批判更有力，否定更彻底。刘再复指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年代，人的主体性被消灭了，成为无知无欲的工具，人成为了一个阶级的符号，成为了阶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完全丧失了主动性。面对这种状况，刘再复提倡文学的主体性，强调恢复和发挥人的主体精神，既是必要的，也是切合时宜地将“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的讨论引向了更深入的层次。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讨论，仅是恢复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将这一命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在刘再复以前，文学理论界仅将“文学是人学”中的人学理解为以人为对象，尊重人的感情，表现人的思想，满足人的愿望。刘再复则将“文学是人学”中的人学理解为“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的主体学”，它不仅突出了实践主体，还强调了精神主体性，深入到了主体的内宇宙，深化了“文学是人学”这一理论命题。将文学主体性理论引向了系统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人学思想讨论，已零星地涉及到了文学的主体性问题，但不成系统。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将文学主体分为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接受主体三个既各有特点而又相互联系的部分，论述集中而又自成体系，将文学主体性理论引向了系统化。 二是利用和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资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调的文学主体性理论。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引用和整合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特别是人学思想资源。他所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主要有：“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主体的自为存在，正如他在现实中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31]123“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32]96“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32]123-124等等，一共引用了六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关论述。然后围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观点展开全文，论述了人作为存在是客体，在实践中是主体，强调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看作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同时，分别论述了文学创作主体、对象主体、欣赏主体的含义、特点、历史命运、活动规律，以及人作为实践主体的现实性、制约性、有限性，作为精神主体的自由性、超越性、无限性。由此看来，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其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其“见解大体上也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活动问题上的具体运用”[33]464。 三是在具有马克思主义基调的同时夸大了精神主体的作用，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色彩。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在受到学术界一些人高度评价、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强烈批评和完全否定。我们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含有某些情绪化色彩，都缺少理性的审视和辩证的思维。充分肯定者仅看到了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判精神和现实意义，并没有对其理论自身的逻辑结构和推理论证进行全面分析；完全否定者仅看到了刘再复文学主体论中的某些逻辑矛盾和论证疏漏，没有看到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辩证地看，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其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和文学主体论的深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有较大理论创新和现实意义的。但同时也应指出，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虽然总体基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并非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中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存在主义新人道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在论述精神主体的自由性、超越性、无限性时，没有看到其与实践主体之现实性、制约性、有限性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确有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之嫌疑。刘再复作为一位鲁迅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专家，出版过颇有影响的专著《鲁迅美学思想论稿》，但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中，却没有体现出鲁迅的辩证思维。鲁迅在论作家的自由性、超越性、无限性时，始终没有忘记其现实性、制约性和有限性的一面。他在论述艺术作品中的鬼神形象时，看到了与常人的相通之处，他在论述艺术家的超常性时看到了他无法离开现实土壤。刘再复在论述这些问题时却缺少鲁迅的慧眼，显得有些顾此失彼。同时，“由于刘再复诗人的激情长于理论家的思辩，在对文学主体论的具体阐发中，少数观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关于‘爱’的范围的主张就前后不一致。特别是他提出的创作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这些问题，仅是美中不足，并不如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甚至判定为“反马克思主义”。这些问题，并不影响刘再复文学主体论马克思主义的基调，也“不足以改变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并不影响其在新时期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34]300。标签：文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刘再复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文艺论文; 人性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