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传统论文,传奇论文,志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5-0079-08
一
志怪与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叙事特征和“传统”。鲁迅在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用七章篇幅谈六朝以来的志怪传奇小说，可见志怪与传奇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重要地位。按鲁迅的观点，志怪与传奇是原出一体、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小说学概念和小说文类，在时间上，是先有志怪，后有传奇。志怪小说盛于魏晋六朝，当时的文人是以“录实事”、写新闻的“纪实”态度来写志怪的，所以志怪中所写也大抵是天地两界的神怪和人界的怪异事物。六朝小说除志怪以外，又有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一脉。“志人”文学则排除了志怪中的天地两界，专写人间的“奇人”的“奇行奇事”，“俱为人间言动”[1](第9卷，P60)。“人间言动”是鲁迅概括的“志人”小说的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从志怪到传奇的一个过渡。唐传奇在一定意义上看就是仙界与人界、志怪与志人结合而成的小说文类，其主要特点，一是出于志怪，但已超越志怪，鬼怪神异已经不是小说叙事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即使一些多讲鬼怪的短篇集如《玄怪录》等，也不像六朝志怪的过于简略，而是“曲折美妙”[1](第9卷，P60)。其次，在叙述的内容、情节、主题上，也已超越了六朝志怪“传鬼神、明因果”的简单性或单一性，而是“意想”(主题、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其所“传”的人神各界“奇象”与“奇事”多样多态、绚烂多姿。虽然其中也不免有“寓惩劝”、“纾牢愁”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少教训”，不“贵在教训”，即不重说教或说教的东西很少。这是鲁迅认为的唐传奇的很重要的特点。第三，唐传奇注重“文采”，讲究“藻绘”，叙事和描写手段绚丽多样，篇幅也远过于志怪。这些特点，在后来的《聊斋志异》等兼具志怪与传奇的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综上所述，志怪与传奇作为古代小说的文本模式，二者有分有合，其共同的特点有二：一是不论是追求“纪实”还是自觉地“虚拟”，都追求非常态的“奇怪”性和实质上的浪漫性；二是明确的“非正史性”和非正史意识。而超越了志怪的唐传奇和后来的《聊斋志异》等拟传奇小说，从叙事的时间、空间和叙事手段来看，又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在时间上，传奇小说的内容和情节一般不建立在自然时间(物理时间)、传记时间的基础上，而是具有巴赫金所说的“传奇时间”，自然的时间意识和过程在小说中非常淡薄和虚化，仙怪、人物、故事、情节的发展往往不受自然和物理时间的支配与影响；在空间上，也形成了一种“传奇空间”，空间转换和变化的频率与幅度快速而巨大，天上、地下、神界、人界可以自由地切换和往来转移，基本不受自然和物理空间的限制而是多维空间同时并置，同时，传奇的世界和空间一般具有非常态特征。叙事手段也是虚实结合，讲究曲折婉丽和文采藻绘，这在唐传奇和《聊斋志异》等小说中体现得非常鲜明。
二
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路人和奠基者，鲁迅的小说创作中存在比较鲜明的与古典小说“志怪传奇”传统的历史和精神联系。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集大成者，鲁迅对魏晋文学特别是唐传奇是偏爱的，他不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以两章的篇幅专论唐传奇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而且还编校印行了《唐宋传奇集》。刘半农曾经用“托尼思想，魏晋文章”来概括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魏晋文学和文人的风度思想对鲁迅精神气质、魏晋隋唐小说的志怪、志人和传奇之风对鲁迅小说的影响，确实是一种得到普遍承认的客观存在。对此，王瑶在分别写于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的关于鲁迅和现代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历史联系的研究论文中，就曾提出了鲁迅小说与魏晋文学和唐传奇之间的关系。
魏晋文学和唐传奇固然与鲁迅的整个小说创作都存在着历史联系，但我认为，单就志怪传奇这一“小传统”而论，它们与鲁迅的《故事新编》中的历史题材和神话题材小说(注：以往认为《故事新编》是历史题材小说，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历史和神话有联系但又存在重大区别，鲁迅的《故事新编》既取材于历史，又取材于神话，所以准确的概念应是“历史神话题材小说”。)，应该说存在更多的影响和联系的迹象。首先，《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一些具体的素材、细节和意象，就来自于志怪或唐宋传奇，如《理水》中写百姓传说大禹怎样“请了天兵天将，捉住兴风作浪的妖怪无支祁，镇在龟山的脚下”，此传说就出自鲁迅编辑的《唐宋传奇集》卷三的《古岳读经》。《铸剑》中的眉间尺的传说，魏晋的志怪类书《列异传》和干宝的《收神记》中都有记载，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将《列异传》辑录其中。如果不局限于此而是从更广阔的角度和范围来看，鲁迅在治中国小说史的过程中对志怪传奇、古史神话广泛搜求，编校辑录，积累甚厚，这为他的历史神话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题材领域，也为志怪传奇传统进入小说、积淀融合提供了契机。《故事新编》中有近一半的作品取材于志怪传奇和神话传说，就与鲁迅对包括志怪传奇在内的古代小说史以及历史和神话的研治和喜好密切相关。
其次，《故事新编》中某些小说的情节，如《铸剑》中的复仇故事，侠肝义胆的黑衣人将自己的头颅砍入鼎锅内、帮助眉间尺与仇家的头颅厮杀的场面，固然是出自鲁迅大胆的想象和虚构，而且这种想象和虚构也为历史和神话小说所允许，但一者这样的想象没有脱离《列异传》中同类志怪故事本身的基本“原型”和规定，不是完全的向壁虚造、凭空独设，二者这样的情节和场面所表现出的亦神亦人、打破时间空间和人鬼神界限的特点，恰与志怪和传奇的“怪异奇谲”传统同流同构，可以说是对志怪与传奇传统创造性的继承与转化。而且，不止是《铸剑》，在《故事新编》的历史和神话两大类题材所构成的小说中，可以说都存在志怪与传奇的“传统积淀”。当然，取自神话题材的几篇小说在强烈的传奇性中夹杂着志怪性，或者说是志怪与传奇的融合，而取自“有史可徵”的几篇历史题材小说多传奇性而少志怪性，或者说，具有“历史的现实性和人间性”，减弱了非现实和非人间色彩的志怪性。
第三，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一方面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从古代取材，应该有“博考文献的”史实性和历史场景性，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自己的创作对历史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的“铺陈”——即是一种站在现在时立场的、“后视性”的以历史为话题的当下写作，这导致了鲁迅《故事新编》主题的“双重指向性”，即一方面指向被“现在时”所过滤和筛选的历史，另一方面指向现实。在二者之中，前者的作用是基本的基石，目的是为了在此基础之上支撑和建构起“现实指向”的大厦。这种鲜明强烈的现实指向和当代意识的贯穿渗透，又必然形成了《故事新编》“托古说今”、“以古喻今”的叙事意图、策略和模式，并由此带来主题的或反思批判性，或悲剧喜剧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美学倾向和特征。而这样的倾向和特征，也与唐传奇开创的叙事传统和模式不无关系。如上所述，与俱是怪魅神道的六朝志怪不同，唐传奇将志怪、志人、传奇溶为一体，把神怪灵异与人间言动交合互渗，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文类。鲁迅认为唐传奇的特点之一是“少教训”，不“贵在教训”，议论性的说教和“载道”的东西很少，这和宋代以后的传奇形成明显区别。但是，唐传奇的“少议论”不是没有议论，不重教训不是没有教训和“神思”。对此，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假小说以寄笔端”是唐传奇不同以往的一大特点，这“笔端”寄托的不仅是想象和才华及艺术描写方法，而且是作者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主体认识等“神思”。唐传奇中的《补江总白猿传》(又名《欧阳纥》)，写的是欧阳纥之妻被山中白猿所掠、救回后却生下一个长相颇像白猿的儿子。就故事本身而言，是一个曲折有味的传奇，但实际上这传奇底下却另有寓意，是唐初恶欧阳纥的人以此传奇故事对其讥讽的“谤书”。还有《周秦行记》，托名牛僧孺所撰，实际上是牛的对立面李德裕门人韦瓘瓘所作，用以攻击牛僧孺之大逆不道的。这种用传奇骂人、伤人的“谤书”行为虽不可取，但却反映出部分唐传奇小说的变化和特点：不再客观地“纪实”而是“托事言怀”、曲寄笔端——虽然这寄托的神思情怀有优劣高下之分。唐传奇中还有不少通过叙述神怪灵异或传奇故事寄托笔端和意义而不是流于下品的“谤人”的作品，像《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板桥三娘子》、《昆仑奴》、《霍小玉传》、《莺莺传》、《长恨歌传》等，都包含着不同的“寓意”，掺入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当代意识，尽管这主体和当代意识的成分很复杂。当然，唐传奇中来自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当代意识的“寓意”，一般很少是脱离作品的空发议论或在故事结束后来一段“太史公曰”式的总结，而大多是寓于传奇故事之中，这一点，与鲁迅所说的好发议论的宋传奇以及后来的传奇大为不同。
唐传奇的这一传统在《故事新编》得到继承，但鲁迅并不是简单继承而是在有所继承的基础上予以深化和变化。《奔月》、《理水》、《出关》、《起死》、《非攻》等作品，在可以“随意点染”的历史因由构成的情节故事和语境中“托古寄意”、“以古言今”，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当代意识贯穿和寄托其中，既发掘和制造“历史”又超越“历史”，既注重历史神话小说的“故事性”更注重故事中的寓意性、寄托性和当代性，在“话说历史”的基础上更注重“借历史说话”，甚至是“戏说历史”，将强烈的主体性和现实性始终寓含于故事情节中。故事情节本身就具有历史和美学的规定性与自足性，但这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正如所谓“工夫在诗外”，鲁迅历史神话小说的更主要的功能和目的是“假历史以寄笔端”的寄托情怀和现实寓意。可以说，《故事新编》的这些叙事特征和唐传奇开创的传统之间，存在着绵远的呼应和联系。
其实，如果不局限于上述的对应似的“实证”研究，而是从创作方法和艺术思维的角度着眼，可以说，不仅志怪、志人与传奇的传统与《故事新编》的取材、情节结构、叙事技巧、艺术表现手段之间存在着影响、继承和联系，而且，这种传统渗透、融合进鲁迅历史神话小说的创作和艺术思维机制之中，成为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总体上对这种思维机制的形成产生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三
鲁迅之外的现代小说中，志怪与传奇传统的影响依然是不能漠视的存在。特别是像类别和包孕都很丰富的传奇传统，它的艺术取向和思维中的怪、新、奇，它的寄托性和虚拟性，本身就符合“小说”艺术的思维规律和构形规律，或者说，本身就在创制和形成小说的思维和艺术特征，就是小说思维和艺术规律的体现者。因此，新文学和现代小说中的传奇传统非但没有“断流”与消失，反而在进行现代改装后频频亮相，展现身姿，蔚成一脉。除了那些被新文学拒之门外的、以奇侠、神侠、怪侠、女侠、奇缘之类命名的武侠通俗文学以外，一些现代小说家也不仅在创作中追求“传奇”之风，还有意在作品名字上加上“传奇”等类字眼借以“明志”，如张爱玲把自己的小说集名为《传奇》，沈从文也把一篇小说叫《传奇不传》，此外像巴金的《神·鬼·人》、王任叔的《捉鬼篇》、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鬼土日记》、徐讦的《鬼恋》、《阿拉伯海的女神》、老舍的《微神集》、欧阳山的《鬼巢》、穆时英的《黑旋风》、《红色的女猎神》等，这类带有“传奇风”的命名在现代文学中时有出现。
被称为“最后一个浪漫派”的作家沈从文，在创作中有意地借鉴古代小说的传奇传统，以强化或者形成某种“传奇情结”、“传奇思维”和眼光。他“从小又读过《聊斋志异》和《今古奇观》”[2](第11卷，P69)，评价他人作品时也称道“不只努力制造文字，还想制造人事，因此作品近于传奇(作品以都市男女为主题，可说是海上传奇)”[2](第11卷，P204)。在自己写作的由四个短篇构成的现代传奇体小说《雪晴》中，沈从文不仅把其中的一篇有意称作《传奇不奇》，还在《雪晴》、《巧秀和冬生》中直接地写叙述者(作者自己)尽管“一生到过许多希奇古怪的去处”，可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传奇”，或者说，他的传奇意识使他用传奇的眼光看周围发生的一切，感到“我又呼吸于这个现代传奇中了”。《从文自传·常德》一篇中写他青年时期单恋过一个女孩子，当得知那女孩被土匪抢入山中做压寨夫人的时候，“我便在那小客店的墙壁上写下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别人的诗，书写自己的感慨：佳人已属沙陀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有意识地借鉴传奇传统所形成的传奇思维和眼光，表现对象和领域自身的特异性和传奇性，使沈从文在创作“边地小说”的时候，有意规避了五四后占主流地位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日常性”、“平凡性”的要求，在现在的“常”与过去的“奇”中避“常”而取“奇”，注重和瞩目湘西那片神奇的土地的神秘性和特异性，从而使他的很多小说充满了非常、奇异和怪谲的传奇色彩。
具体而言，沈从文的传奇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那些纯粹取材于神话或宗教的小说，如收在《月下小景》中的15篇“佛经演义”，它们继承了志怪和传奇中“佛经故事”的传统，以故事演绎佛理，托物而言志。第二类是写湘西苗民的具有原始神话色彩的人生或爱情传奇，像《龙珠》、《神巫之爱》、《眉金、豹子与那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等。这些以“过去时态”叙述的作品，都近于“氏族神话”，其中的白耳族王子、神游于人神之间的神巫、痴情中的白耳苗族青年男女和逃避文明回到山洞的野人，都在一种奇异的、原始蒙茸的环境中遭遇和上演着文明常态的社会中永远无法遭遇和看到的传奇人生，其中的悲剧与喜剧都是真正的亦真亦幻、神人莫辨的传奇。第三类则是边地奇异环境中“日常”中的“异常”、异人和异事，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写作者早年湘西军旅生涯中闻见的奇异“尸恋”，《山道中》写三个返乡军人在云贵湘神秘山道的神秘旅行和遭遇，《说故事人的故事》述说了一个军人和一个被捕入狱的年轻妖艳的女匪首的奇异的恋情，此外如《黔小景》、《山鬼》、《阿黑小史》、《在别一个国度里》、《雨后》、《旅店》等，这些作品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湘西或川湘云贵的丛山峻岭，其背景和作品中的自然环境本身就具有蛮荒险峻、怪异奇特乃至阴森骇人的特点，幽明的山洞、险峻的山道、多雨多雾而又郁热的山林、冰凉刺骨的山泉等，成为作品中自然环境的基本构成意象，而时间又都是清末民初西南边地尚未开化的年代。虽然这些作品中故事不是取材于人神混沌的神话，但却近于神话或类神话，都是浪漫传奇或具有浓郁的巫术文化遗风。而作者似乎为了强化和突出这种巫楚遗风和传奇色彩，又在这些本来怪戾神奇的自然环境和人事中挖掘奇中之奇，怪中之怪，如《山鬼》和《阿黑小史》将笔触伸向了奇特的湘西人生中更为奇特的疯子、花痴的疯恋与奇遇。同时，为了追求传奇的效果，作者不对作品中故事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繁冗的描写和说明，而是强调突然性、偶然性和奇特性。《山鬼》中的山鬼为什么发疯?《阿黑小史》中的五明、《黔小景》中的孤寡老人、《旅店》中黑猫的丈夫和与她有过一夜情的商人为什么突然死亡?作品中都无任何解释性的描写，而是陡然起落，留下无数疑问和令人遐想的广阔空间。即便是比较常态的故事，在沈从文的湘西传奇里也有非常态的陡仄突转。如《在别一个国度里》受过教育的富家小姐，嫁的却是山大王，这样的对比鲜明的极端化的婚姻故事，本身就自然构成传奇，更奇的是小姐非但没有丝毫痛苦，反而用书信向朋友述说她的无限的幸福之情。这样的故事的确只能发生在沈从文的“别一国度里”，也只有这样的“别一国度”才会有这样的人生传奇。
与沈从文的表现对象和领域完全不同的新感觉派文学的都市叙事，同样不乏传奇色彩。沈从文就认为穆时英的小说是现代都市传奇，施蛰存的《将军的头》等历史小说，则是历史、宗教、传奇与神话构成的“海上奇谈”。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新感觉派“海派”风格的“后期浪漫派”作家徐讦和无名氏的小说创作，传奇色彩更为强烈。徐讦的小说刻意设置曲折的故事情节，营造亦真亦幻的氛围，追求朦胧而出人意表的结果，寄托和挖掘某些形而上的“哲理”，大有唐传奇和《聊斋志异》之风。《鬼恋》将一出现代的人“鬼”相恋而又难成正果的“传奇”演绎得有声有色，《阿拉伯海的女神》则打破真实与梦幻、人与神的界限，把人间奇遇梦幻化，神灵世界人间化，《精神病患者的悲歌》则同样把爱情故事的特异性与癫狂世界捆绑到一起，追求和表现奇特爱情的癫狂性、曲折性、悲剧性和极端性。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露西亚之恋》、《海艳》等小说，也无不在极尽曲折神奇的情节故事中描述千古绝唱、万世难遇的爱情，并且同样把这些爱情故事描绘得极端决绝、凄美艳丽、无限婉转。像所有的浪漫传奇一样，徐讦和无名氏具有传奇色彩的小说，其中的人生或爱情故事都具有这样的奇绝性和异常性，小说中人物亦不是社会中常见的平常人和芸芸众生，而大都是具有诗人哲人气质、道德和理想气质、极端的情感气质的另类人，超越于一般的饮食男女的特殊人类，他们追求和注重精神世界的极端性、完美性、丰富性和悲剧性远远大于对一般世俗的关注与眷恋，这类人即在凡尘中又高于尘世。就像沈从文在奇特的湘西人生中还要挖掘表现更为特异非常的疯人世界一样，徐讦和无名氏的小说也时常把笔触放到癫狂世界中的痴迷怪异的人事中，以显现和强化浪漫传奇性。而小说中人物与故事的超凡性和传奇性，又与小说中的大跨度和多变性空间紧密相连。两人小说中的空间地域异常广阔而奇异，要么是阿拉伯海，要么是华山，要么是欧洲的巴黎、柏林、西班牙、极地边缘的西伯利亚雪城，要么是中国的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具有一种地理背景广阔多样的传奇空间的特点(注：前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认为“情节展开在非常广阔多样的地理背景上”是古希腊传奇小说的特点之一。参见《巴赫金文集》第3卷，第27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样的特色鲜明或极端的空间境遇中发生的男女之恋、异国之恋，自然具有异常的传奇色彩。
与上述作家不同，40年代的张爱玲虽然把自己的一个短篇小说集起名为《传奇》，但她在创作中却明确地反对“只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不喜欢“壮烈”、“刺激性”而喜欢安稳、和谐、苍凉的一面[3](第4卷，P117)。因此，如果说沈从文、徐讦等人是有意地舍“常”而求“异”并由此形成了自己作品的强烈的传奇性，那么张爱玲则是有意舍“奇”而求“常”，发掘和表现“常”中之“奇”，她的小说的所谓“传奇”，就建立在这种以常为美、常中见奇的基础上。像《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犀·第一炉香》等，表现的都不是人生的“宏大”和“刺激”，而是日常中的平常。不过，这日常却不是“庸俗”无奇，而是有陡转，有平常中的不“常”和“反常”，乃至有异常、变态和疯狂。《倾城之恋》中乱世男女的命运的偶然的、传奇般的变化，《金锁记》中的变态和反常，《心经》和《茉莉香片》中畸情畸恋，都是所谓正常世界里的不正常和反常异常，是张爱玲小说所要“传”的“奇”。
四
在一般认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的主流文学即那些志在启蒙或革命的文学中，也存在着某些传奇的因素或追求传奇的思维模式，特别是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和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一种具有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传奇”和“战争传奇”小说时常出现和登场。这些作品中传奇性因素的出现，首先不能排除受到传统传奇文学影响。其次，还与现代作家置身的时代环境有关。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革命、战争和诸种社会大变动屡屡发生，始终不断，是一个本身就制造和充满革命的、政治的、战争的、爱情的传奇的时代，这个传奇的时代自然不断地制造着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或拍案叫绝的各色传奇，因而具有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革命加爱情的现代传奇，从20年代的革命小说到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不断出现。而战争和革命的壮烈性与酷烈性，在认为代表了历史的主体与未来，代表了价值与正义的政治家与文学家眼中，是中国历史上的“史诗性”行为。史诗与传奇存在着密切联系，因而描述史诗行为的作品，自然与描述的对象同构，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史诗性带来的传奇性。
自然，在这些存在传奇因素的主流性文学作品中，由于受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启蒙倾向和革命文学的政治倾向的强烈影响，或者说，对启蒙和政治倾向的自觉认同与遵从，使作为创作主体的部分作家在继承传统的传奇心态和思维的同时，却有意淡化和舍弃传奇志怪小说的虚拟性与非正史性心态，转而强调把传奇性与“史实性”、纪实性和意识形态化的正史性联系起来，把传奇的寄托与儒家的文以载道联系起来，特别是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更着重突出和强化正史意识、政治现实性与某些传奇因素的融合，从而形成这类新的“革命传奇文学”的若干新的叙事特点。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山村夜话》、《少年漂泊者》和《短裤党》等“革命小说”，一方面不乏传奇浪漫，有的可以说是“抒情传奇”，有的艺术描写上借鉴了传奇乃至武侠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但另一方面，却又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寄托性和纪实性，作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他是以“留下中国革命史上的一页证据”的正史心态书写这些革命的“浪漫缔克”加传奇的小说，将其作为反映中国革命的“镜子”。艾芜的《南行记》其实是具有传奇性的漂泊奇遇，西南边陲充满瘴疠之气的热带雨林，峥嵘险峻的山崖深谷，奔腾咆哮的江水和铁索桥，盗马贼、烟贩子、马帮和逃难者构成的“人生夹缝”中生存挣扎的特异人群，这些奇特的自然和人生视景画面，无不具有浓烈的传奇色彩。但这些传奇性却是建立在作者对真实性、现实性追求基础之上的，其中包孕着来自新文学传统和左翼文学要求的政治与现实的指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或者说，作品是在有意追求政治现实的指向性和批判性、在“反映论”和“武器工具论”的文学思维中表现出传奇性的，传奇性的存在是为了更好表达和映衬文学的政治现实性和正史性。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中的孙犁小说和国统区的《虾球传》等作品，也都在战地传奇和漂泊奇遇中渗透着、寄寓着现实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的“正史”倾向。
其次，主流的左翼性质的文学，在正史心态和思维调控下追求政治性纪实性的同时，为了使作品达到相应的美学效果，也吸收和采用神话与传奇的若干叙事与艺术表现手段，形成了与浪漫主义相关的新的神话与传奇色彩。像30年代来自东北的左翼作家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短篇《遥远的风沙》，就在蒙太奇式的时空转换和具有寓言性的特异环境中，把“老北风”、煤黑子这样的“土匪抗日英雄”和农民大山写得亦人亦神，他的《大地的海》和《大江》在描写和塑造民族战争英雄的性格和形象时候，也或者在其中穿插神话传说和原始蒙茸的民俗文化内容，在中国的农民身上烙印着中国传说中的地母和希腊传说中的大地之子的“原型”。或者让人物像古希腊史诗和传奇小说中的英雄一样，不断奔波流徙于多变的广阔空间地域中，做出一系列可歌可泣的壮举。解放区文学中的《白毛女》则同样典型地揉进和掺杂了浪漫主义的“神话”和传说，白毛仙姑的传说，白毛女从人到鬼、从鬼到人的人生经历，不管其寓含和寄托着什么样的政治主题和“神思”，单就如此奇特曲折的生活命运的悲喜剧变化构成的“神话性”而言，完全可说是具有志怪传奇和聊斋风的现代拍案惊奇。
当然，像《白毛女》这样的具有传奇性的左翼文学或解放区文学作品，除了吸取和运用神话或拟神话的表现手段外，其传奇性还往往表现在设置对比分明、反差极大的善恶两极的情节，以及善恶对立中必然性的巨大转化和由此而来的正剧化的乐观色彩。变化、转化是传奇中的基本的情节和叙事美学特征，但是，传奇中的变化往往是与巧合、机遇、偶然性、突然性、陡转联系在一起的，当把变化安排为一种预定的必然性而排除了偶然、巧合、陡转和突然性因素的时候，传奇的色彩与效果也将随之减弱和淡出，传奇将失去它的传奇性。40年代的《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赶车传》、《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新儿女英雄传》、《虾球传》等作品，力图将政治正确性与史诗、民间传奇和神话(拟神话)杂糅并置，这使得这些作品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的同时，也形成和具有了“新传奇”的特征。但是，对悲剧性的剔除和越来越强烈的“必然性”统治，不可避免地减弱和淡化着传奇性，40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文学的传奇性因素和色彩越来越少，恐怕与此有重要的关系。
小说本来就是传奇，或者说是志怪、志人与传奇的综合体。现代小说既然在本质上属于虚构类文学，当然不能脱传奇之“魅”。不过，由于现代文学的“启蒙出身”和追求，以及后来的革命与政治诉求，使新文学或者由于不脱“欲新……必新”的工具化的正史心态而注重于“载道”，或者由于“表现和指导人生”的现实主义倾向而注重攫取和表现“普通人生”。这样，就难免影响到文学的空灵、飘逸和自由腾飞。幸好，以反传统出身立命的新文学终究无法彻底割断传统的血脉，志怪与传奇因素的继承和滋养，使现代小说中的传奇流脉薪火相传，蔚成景色，也使现代文学免于单调而显得丰富多彩。自然，在这一过程中，来自西方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亡灵托言、梅里美小说的真幻并置、笛福的海外奇遇、卡夫卡的人兽转化和现代魔幻主义，同样对中国现代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或者说，它们与中国的志怪传奇传统融合在一起，共同对现代小说的传奇志怪之风产生和发挥了积极有益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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