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制度创新中政府的行为动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动机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模式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州模式”作为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制度变迁的模式。它在全国率先通过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完成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这种制度创新是自发的、需求诱致型的，而非政府强制型、供给主导的。在转轨体制的环境下，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在中国那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环境之下，民间自发的制度创新势必要受到政府很大的干预和束缚，政府通常是一个改革的阻碍者。而温州的地方政府在面对民间因强烈的致富欲望而爆发的制度创新中以其“无为而治”的施政态度赢得了各方的赞赏。但是政府作为公共选择中的主体，同样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不可能指望政府是一个完全非人格化的组织，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出发运作和行为。政府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同样也脱离不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即经济租金、政治租金以及可能存在的官员权利寻租。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正是因为GDP成为考察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尽管改革可能带来部分既得利益的损失，但政治上的收益是明显的。那么，温州的地方政府在温州这场全国知名的制度变迁中扮演这么一个“无为而治”的开明角色，它的利益何在呢？
一、温州地方政府的利益追求分析
在研究“温州模式”中地方政府行为的文献里，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角色的前提下来研究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及作用。在对其动机的研究中，王瑞豪通过对温州龙港和金乡两镇的研究认为，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对民间自发制度创新的保护和支持一个重要因素受到辖区内居民由于生存和生活而采取极端行动的压力。赵伟、金祥荣等提出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温州地方政府之所以扮演了改革的捍卫者的角色，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共同分享潜在制度外收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财政收入的迅猛增加，1978-1992年间温州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6.83％，地方财政的不断高增长以及地方财政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使得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从而充当这场制度变迁的维护者和推动者。
这种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温州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很弱。2003年，温州总财政收入151.77亿元，上划“中央四税”72.81亿元之后，地方财政收入78.96亿元，而市本级才33.28亿元。是同时期苏州的30％左右。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有关人士认为“市本级财政收入基本上就是吃饭”。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温州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组织税收难。十年之后的财政收入都还是这样，那么说地方财政收入的高增长是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动力的说法很难成立。
制度变迁的本质是“非帕累托改变”，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形成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力量。而在“温州模式”改革当中，最大的阻碍力量无疑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直到党的“十五大”之前，私营经济一直是被当作异己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乃至压制的，而在改革初期，这种阻碍的力量更大，家庭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被法律所承认的。因此，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温州地方政府默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对地方官员来说，一旦受到上级政府的追究，损失的是其政治前途——这种损失是相当大的。1956年，中共永嘉县委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李云河，因在农村推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在“反右运动”中戴帽的同时，还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由行政15级降为19级，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事实也证明，一旦遭到强大的政治压力时，温州政府会迅速改变其立场，积极采取措施来整治当地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家庭企业。1982年，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温州乐清柳市被当作重点打击对象，当地刚兴起的电器家庭工场受到重大打击，时称“八大王”有的被关押，有的被罚款，有的逃往他乡，直到1984年才被平反。由此可见，温州地方政府在温州制度变迁中并没有得到政治利益上的企图——至少在改革初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只有风险而没有利益。
既然如此，那么温州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到底在哪里？我认为，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温州模式”这种制度变迁模式的内在运行机制。
二、“温州模式”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众多对温州模式的经济理论分析当中，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的观点最具有影响力。史晋川教授运用历史制度分析(HIA)的理论框架对温州模式与10—14世纪地中海地区前现代社会中马格里布商人和热内亚商人从事远距离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温州商人的交易模式和马格里布商人的交易模式类似，是一种非效率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并由此导致温州产业结构演进缓慢的“代际锁定”以及公共权利和私营经济两者间的密切联系等问题。
虽然史晋川就温州模式与马格里布商人所作出的比附存在一定的争议和质疑。如历史记载马格里布商人的消亡并非因为其交易模式的效率低下，而是被外来力量强行制止；在商业文化上，温州人也更接近热内亚商人而不是马格里布商人。但是史晋川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了温州人的人格化交易模式。这么一种交易模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网络是在以地缘、血缘、人缘等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地作用。温州民间企业最早的建立在于少数人敏锐的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膨胀的居民生活消费需要，而其他人看到做这种企业有利可图时，便会“一哄而上”，争相模仿，这种模仿最早是在该企业主的亲友之间进行的。从产业群落的扩散来看，由于产业发展初期各个产业组织规模往往较小，难以独立完成完整产品的生产，需要与其他个体进行分工协作；相对而言，有着亲缘和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合作就可以凭借彼此间的人格信任关系来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在产业群落形成的初期，这种以地缘、血缘、亲缘等社会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更是屡见不鲜。如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桥下的教具、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苍南金乡的标牌。在这种家庭企业和私营经济的扩散过程中，政府官员保持了不介入不干预的地位，正如史晋川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地方官员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私营经济的成长。温州私营企业最早兴起的地方是农村，恰恰是因为农村里这种以血缘亲缘为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强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干部的约束大于政治体制对农村干部的约束，所以地方官员甘于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默许了私营企业的成长。
并不仅仅限于本地，社会关系网络也在温州人在外流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王春光深入研究了温州人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对温州人经济扩张能力的影响问题。他先后于1993年、1994年、1997年对“浙江村”进行长时间的调查，并在1998年9月到1999年1月对巴黎的“温州城”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把区域社会网络作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内容，关注温州人在流动、移民和融合过程中如何利用、更新和扩充社会网络，从而扩大温州人的经济力量和经济影响。他发现，不论是北京的“浙江村”中的温州人，还是巴黎“温州城”里的温州人，从他们的个人的综合素质来看，比起中国的其他人并没有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或者优势，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要差一些。但是，为什么却能满世界的流动做生意、办企业呢？原因是其中有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支配着温州人的移民和流动行为。温州人通过人际关系链流动和迁移出来，又聚集在一起。社会网络是温州人在他乡或别国生存、发展和融入的重要法宝和社会资本。对许多北京“浙江村”或巴黎“温州城”里的温州人来说，个人自身的资源相对有限，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更多的还是采用依赖族人和亲朋好友的策略，并以此为基础来构建他们的社会网络；或者说，这样的网络为他们在一个新的环境的进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支撑，反过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社会网络。总之，社会网络大大地有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减少他们在异地所面临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风险。
社会关系网络促进了温州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的增长又会进一步强化和异化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即社会关系网络不再是以血缘亲缘关系为主，而是以私营企业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为主。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合法地位势必要寻求某种政治上的保护，如大部分家庭工业组织选择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挂户经营，就是将其生产经营活动挂靠在具有法人资格的公有制企业(或者政府)名下以便展开其业务的一种经营方式。由于被挂靠企业都是名正言顺的公有制企业，因此挂靠企业有着制度上的合法性。为了寻求被挂靠企业，私营企业和公共权利之间开始发生直接利益上的交往，从而建立初步的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企业受到各种资源要素的制约，尤其是土地资源。为了获得资源要素，企业就势必要和公共权力发生联系，谁与主管官员的关系密切一些，谁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容易发生“权力寻租”现象，许多研究“温州模式”的学者都提到温州的这种现象。另外，过多的行政审批和职权干预都加强了这种关系网络。
在这么一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支配下，温州民间的制度创新反而能够得到顺利进行：企业迅速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官方获得大量权力寻租。所以温州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之所以采取这么一个“无为而治”的角色，并甘于冒一定的政治风险，正是因为能够通过和私营企业密切的关系，获得权力寻租(而且相对来说，由于地处偏远，来自上级政府的监管较弱，政治风险较小)。社会关系网络在温州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表现在：对内来讲，促进了企业之间信息和技术的迅速传播及降低了交易费用，对外则为企业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保障。
三、社会关系网络的负面作用
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温州由于制度上的先行一步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然而到了全国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温州非公有制经济的制度先发优势不再的时候，处处讲关系的企业投资运营环境已经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碍，从而导致温州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
大量研究表明，温州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由于政治权力的经济价值很高，温州企业老板对子女的最大希望不是经商而是做官。温州市场经济的这种强烈的政治取向对温州地区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有严重阻碍。温州近几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企业外迁现象，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温州软环境的恶劣。
另外，由于政府官员长期以来在“无为而治”的氛围中习惯让企业自己发展，日久也形成了政府的犬儒色彩，表现为政府施政能力上的欠缺，政府的成长没有随着经济的成长而成长。一个有力的例子是，针对温州地区现有产业结构低级，演进缓慢的问题，温州市经贸委直到2004年才拿出一个产业目录，哪些产业予以鼓励，哪些产业限制，哪些产业要被淘汰。
当然，随着这几年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温州模式”的企业发展道路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温州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日渐减弱，市场的公正性和有序性得到很大的保障。但是，这种伴随“温州模式”而生的关系网络是不可能简单的消失的。要建立真正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现代市场体系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温州地方政府还要作出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