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帝国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美国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迪米特里·K.西梅斯(Dimitri K.Simes)在美刊《外交》杂志2003年11—12号上发表文 章，认为美国的帝国地位已经是一个事实，但帝国地位正在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带来困境 。美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与其最初的建国原则是不相符的，用武力促进民主正在产生一 系列问题。美急需采用一种新立场，以坚定、现实、负责任的方式动用美国的力量，只 有这样，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力量，实现对全球的领导。西梅斯虽然对克林顿 、尤其是布什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诸多批评，但其主张仍是从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利益出 发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不情愿的帝国
在以现实的态度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必须首先认识到，无论美国人的观点和爱好 是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认为美国是一个新生的帝国。一些国家支持美国，完全是 因为它们认为美国是一个仁慈而自由的帝国，可以保护它们免遭野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 侵害。另外一些国家怨恨美国，因为美国妨碍它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还有一些国家屈从 于美国的帝国主宰地位，因为它们把这一现象看作是一个无法更改、必须接受的事实。
支持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国家不愿提及帝国一词，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昔日帝国 的坏名声是由反对帝国的人(从民族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到马克思主义者)强加给它们的， 或者说是由它们自身的行动遭致的。另一方面，据说美国在寻求发挥仁慈的影响力而非 寻求主宰地位。美国的政治文化、甚至体制框架都阻碍了其帝国权力的过度行使。这些 论断并非没有价值。此外，这些论点与其说表明人们对昔日帝国如何崛起和发挥作用表 示理性的赞赏，不如说表明人们不愿把美国的外交政策与消极帝国主义的固有模式联系 起来。
从历史上看，虽然帝国像民主国家一样有不同的形式，但它们却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首先，帝国对大面积领土上具有不同种族、文化和宗教的人口行使支配权。它们依赖一 系列手段和激励措施来维持这种支配地位：政治说服、经济优势并在可能时施加文化影 响；必要时采取高压和武力手段。帝国通常希望邻国和独立国家接受它们的权力并适应 这种权力。这时常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感觉，即帝国不必按普通国家的规则行事，而且它 拥有独一无二的职责和权利。
其次，帝国通常是自然而然崛起的，不是借助高明的计划产生的。一般而言，它们的 发展好像遵循了物理学定律：最初的成功产生了强大动力，随后这种动力因惯性而维持 下去。每次新进展都为拓宽帝国对其利益所下的原始定义创造了机会并提出了挑战。
再次，帝国并不总对其领地拥有主权。罗马帝国早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罗马寻 求支配而非直接控制其领地。虽然欧洲大陆的一些帝国，如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确实 在其领地内行使了主权，但是近代的帝国没有那么正式，它们满足于有足够的优势达到 政治和经济目的。
最后，虽然帝国目前的含义令人不悦，但是历史上帝国的作用并非都是消极的。一些 前帝国是变革和进步的推动力，而且总的来说对其属国抱有良好的意图。
无论美国现在是否视自己为帝国，对许多外国人而言，它的言谈举止和行为方式都越 来越像一个帝国，而且他们还对美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美国决策者当然没有必要公开 发表美国是帝国的声明，但是，明白美国是一个正在演变中(有可能是不情愿的)的现代 帝国非常重要，美国领导人应该理解这一点。
帝国无一能够逃脱历史法则。这些历史法则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帝国造就了一批反对其 统治的组织，从国家之间的战略联盟到国家内部的恐怖主义都属于这种组织。另一条法 则是帝国从来都不是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帝国遇到的反对程度取决于帝 国情愿承担的代价。大英帝国和罗马帝国耗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在其领地内平息骚乱并 促使这些领地忠实于它们。最后，帝国常常改变它们成为帝国之前的统治形式和生活方 式。以罗马帝国为例，它在选择穿上帝国的衣钵之后，就失去了它的共和国政府。虽然 英国宁愿以放弃维持帝国的要求为代价来推广民主制度，但是它从前殖民地吸收了大量 移民，这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影响。
乌托邦式的迫切要求
一个表现软弱且不受重视的帝国是一个陷入困境的帝国。然而，被视为反复无常或专 横跋扈的帝国也是危险的。这个问题常常在一个帝国坚持将它的某个特殊观点强加于世 界的时候发生。20世纪已经有多少悲剧是以这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命运之神和美 国的政策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宰力量，但是，许多美国决策者——有共和党人也有 民主党人——并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对全球民主乌托邦——它看起来似 乎颇有吸引力——的追求正在破坏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而且与美国“没有选举权就不 得征税”的建国原则越来越矛盾。
在过去，美国国内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决策层和国外强大的约束力抑制了美 国的救世主冲动。这个决策层主要是由商界领袖和律师建立起来的，虽然他们也做着美 国梦，对国家利益有强烈的责任感，但是他们在将自己的信念应用于国际政治事务时却 十分谨慎而灵活。然而，越南战争的失败使这一集团蒙羞受辱，并使它四分五裂。后来 ，人口变化和社会趋势使这个集团分成几派，并使它民主化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新 的外交政策决策层中务实派的影响力下降了，而那些有权势但太冒险的“单一目标”集 团和非政府组织——它们愿意制订政策但不愿意为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 却实力大增。
因此，美国外交政策脱离了它原本总体上高尚但以利益为本的基本原则，转而采取了 一种类似于全球社会工程学的政策。两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助长了这一进程：美国能够轻 而易举地发动一场国际十字军东征；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完全是出于对美国的自由和权力 的憎恨，而不是出于反对美国的特定行动的自私动机。然而，这些想法完全是错误的。 佩尤调查中心最近针对全球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那些对美国持反对态度的人通常 支持民主理想。
随着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力的下降，苏联的分崩离析消除了美国的国际行为受到 的最主要的外在约束。美国无与伦比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优势使如下观点更为盛行：美 国几乎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为所欲为。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一种新的乌托邦理想，即认 为美国既有资格也有义务在它认为适当的地方促进民主——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这一 想法在华盛顿实际上受到野心勃勃的威尔逊主义的拥护者和新保守派联盟的热烈推崇。 他们显然认为，只有发动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持久革命才能满足美国的胃口。他们的观点 与苏联的托洛茨基的主张相近，而与美国的创建者或主张把强硬的实力外交和实用主义 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西奥多·罗斯福的观点相去甚远。
对道义目标的追求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利益，而且损害了美国的价值观。双重标准和欺 骗，或至少自欺欺人，已变得十分普遍。例如，由于担心美国的主权受损、美国士兵的 被起诉而反对成立国际刑事法庭的美国政治家，却向新兴民主国家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要南斯拉夫将其公民送上国际战争罪行审判法庭。另一些政治家则说服克林顿政府不要 理睬联合国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但当其他国家违反国际制裁时，他们却异常愤怒。 各派政治家也在海外竞选捐款的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高声反对外国对共和党或民主党 提供竞选捐款，同时坚持认为美国有义务向许多外国政党提供竞选捐款，而不理会外国 禁止海外竞选捐款的法律。
克林顿主义
前总统克林顿所实施的人道主义和国家重建行动，与美国以往的干涉行动的目的大相 径庭。占领巴拿马运河或对格林纳达的军事进攻可能也拯救了无辜的生命，但这些行动 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美国的重要利益或摧毁美国的敌人。而克林顿政府的(人道主义或 国家重建的)道义目标，却背离了美国利益。例如，在海地，美国把令人讨厌但对美国 比较友好的军政府赶下台，扶植阿里斯蒂德总统上台。阿里斯蒂德总统对美国不但不如 以前的军政府友好，反而与古巴建交，以此作为对美国的“回报”。
总之，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结果是复杂的。就积极的方面而言， 美国最终确实在海地和波斯尼亚取得了胜利，也提升了全球对美国力量的评估。此外， 美国所领导的干涉行动也阻止了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部族之间相互屠杀的升级和失控。 然而，一些屠杀之所以发生，部分是由于克林顿政府自身的行动。例如，美国在巴尔干 半岛允许克罗地亚把20万塞尔维亚人驱逐出卡拉奇那。美国还鼓励穆斯林，尤其是科索 沃的阿尔巴尼亚人追求激进的目标和拒绝妥协。然而，如果阿尔巴尼亚人做出妥协，再 加上国际压力的作用，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就可能得以避免。直到今天，波斯尼亚和 科索沃仍然处于北约的监护之下，它们似乎都不准备接受美国的种族之间应该保持和睦 的理念。
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也分散了克林顿政府本来应该用于解决更为紧迫的问题的精力、注 意力和资源，如对付“基地”组织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等。这些错误的优先考虑的 外交目标损害了美国与俄罗斯、中国的关系，使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为赢 取这两个国家在反恐方面的合作时遇到了不必要的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与俄 罗斯的紧张关系，甚至导致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初拒绝了莫斯科提出的与美国合作对抗 塔利班的计划。
皇帝的新装
虽然“9·11”事件使美国领导人认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危险，但大多数人似乎从中得出 了错误的政策结论。主要问题是人们错误地相信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 义的法宝，而且美国有责任在世界上任何缺乏民主的地方推动民主政府的发展。
这种观点的缺陷与民主自身没有关系。自由的民主政体的特征是文明社会、法治、对 少数人权利的尊重、自由但秩序井然的市场，它无疑是将现代社会组织起来的最人道和 最有效的方式。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有关“认为某些人对自由不感兴趣或未做好承担民主 责任的准备是傲慢自大的表现”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而，美国声称有权将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不顾及它们的实际境况和偏好，也是傲 慢自大的表现。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用刺刀带来的文明从来没有获得过持久的感激 。精确打击武器也不会显得更有效力。视民主政体为最崇高的理想——而且华盛顿是它 的倡导者和全球实施者——根本就不符合这种政府形式的历史记录，也不符合当代世界 的地缘政治现实。
用武力促进民主的扩展的主张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怀疑的论点，这些论点对美国强制推 广民主不仅是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而且是它的一个切实可行的核心目标的原因作 出了解释。其中最带有普遍性的论点是民主将阻止恐怖主义，因为用前众议院议员纽特 ·金里奇的话说就是，“推进自由是削弱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吸引力的最佳战略”。最近 发生的事情却与上述论点大相径庭。即便不考虑美国境内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我们又如 何解释诸如激进的环境保护主义、20世纪60和70年代的激进青年或最近被控制造亚特兰 大奥林匹克公园爆炸案的埃里克·鲁道夫之类的本土恐怖分子?对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 和军或民主西班牙巴斯克人的恐怖活动又该作何解释?
另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是民主国家不会自相残杀。但是，这个观点细究起来也是不成 立的。如果我们愿意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考察，那么我们会看到以往民主国家之间发生的 几次战争：雅典与锡拉库扎、罗马与迦太基、克伦威尔控制下的英国与荷兰、维多利亚 时代的英国与南非，这些民主国家之间都爆发过战争。此外，美国本土爆发的两场战争 ——1812年反对英国的战争和内战本身——实质上也是民主政体之间的战斗。20世纪此 类冲突大大减少，部分是因为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然而， 随着这些共同敌人的消失，谁也无法肯定民主国家仍将留在这个和平联盟中。例如，在 反犹太和反美情绪强烈的中东，民主实际上增加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或美国发生冲突 的可能性。
那些否认民主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的人往往拒绝多极化理论，因为，用赖斯的话来说 就是，“它是一种竞争理论，是不同利益之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和不同价值之 间的竞争理论”。但是，这种立场忽视了其他国家的观点的合法性，如果它变成美国的 外交政策原则的话，甚至会疏远亲美国的民主国家。伊拉克战争引起的辩论表明，像美 国和法国之类的民主国家能够轻而易举地发现彼此的缺点。一些俄罗斯观察家认为，最 近几届美国政府在决心将本国的观点强加于其他国家、以及对国家主权采取“布尔什维 克”式的态度方面越来越像苏联。
即使民主能防止冲突，它也无法保证美国的领导地位，甚至无法确保美国能够得到广 泛支持。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民主妨碍了土耳其对美国的支持，加强而不是削弱了 法、德的反美政策。另一方面，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巴基斯坦这些缺乏民主的国 家的政府却能够与美国合作，尽管它们的国内舆论对美国充满敌意。
正如民主国家不会总是支持美国一样，极权主义国家有时却会在我们目前面临的关键 性问题，如核不扩散和恐怖主义问题上支持美国。对中国、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的疏离 有可能严重破坏美国的利益。如果美国在结交重要的合作伙伴和地区大国时能做得更好 ，美国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就会比较容易地赢得国际支持。
突破局限
美国一定愿意动用武力来保护本国及盟国的安全，必要时不惜单打独斗。但现在是冷 静评估美国的利益，使之在华盛顿的外交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时候了。将来以美国为 首或美国资助的出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军事干涉行动，应该严格限定在发生种族灭绝大屠 杀的情况下，如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柬埔寨大屠杀和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否则美国 应该只在联合国授权，更重要的是在得到其他国家会提供大量财力和物力的承诺的情况 下，进行人道主义干预。
布什政府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即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包括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 —追捕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尤其是那些谋求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人。但是，选择 “解放”战争很可能会使我们的主要盟国疏远我们。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德国和法国 在内的大国建立建设性关系是反恐战争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斗争取得胜利的 关键。因此，在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时，尽管果断甚至无情地使用武力是恰如其分的， 但重要的是美国不能把动用武力作为在海外进行国家重建的常用手段。
以伊拉克问题为例，萨达姆的诡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对邻国的不断骚扰，他对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不断违背，他对恐怖分子的支持以及他对美国一位前总统的暗杀企 图都表明他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连续三届政府都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这个问题。这一僵局证明了2003年春季由美国牵头发动的对伊战争的合理性。然而，要 想把伊拉克变成美国的另一个保护国，却不太容易找到合法的理由，尤其是在美国没有 得到国际授权的情况下，国际授权将增强美国出兵伊拉克的合法性，并分担美国重建伊 拉克所需的费用。可以预言，伊拉克正在变成美国的负担而不是战利品。布什政府最好 还是寻找一种将重建伊拉克的重任推给国际组织，并且使美国继续保持对伊拉克的军事 控制的方案。美国今后决不能再卷入“解放”战争从而使自己增加额外负担。即便美国 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诸如此类的冒险行动也只会增加联邦预算，迫使美国在罗马帝国的 剥削行为(它们播下了罗马帝国毁灭的种子)与大英帝国的过度扩张(这导致了大英帝国 的溃败)之间进行选择。
布什政府野心勃勃地推进民主也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通常应该通过 榜样的力量和积极的诱导来推进民主。与此同时，正式的单边制裁(往往不是为了惩罚 而是为了泄愤)不应该被用来作为美国反对别国的常用手段。
作为全球不容置疑的权力核心，美国既从别国的追随中受益，也从不可避免的外来冲 击中受损。最近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所引起的国际辩论表明，虽然其他国家不准备给 华盛顿全权委托权，但大多数国家都愿意主动投美国所好。美国领导人不必羞于果断展 示美国的实力，但他们也不应该自负地认为美国是全球智慧的最终源泉。
同样，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认，虽然部分穆斯林世界存在的强烈反美情绪是完全没有道 理的，但这种情绪部分是由于穆斯林觉得美国是以色列的袒护者而引起的。这不等于说 布什政府应该抛弃以色列这个坚定的盟友，或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使其借助以牙还牙的方 式与恐怖主义作战。但是，如果美国不再支持以色列的煽动性政策，例如，它新建定居 点的行动或它拒绝拆除现存的非法定居点的行动，那么这会积极影响穆斯林世界对美国 的看法，并极有可能减弱“基地”和其他恐怖组织的吸引力。
最后，美国必须克服它最大的潜在弱点：帝国和移民的结合。正如斯沃思莫尔学院政 治学教授詹姆斯·库尔斯所言，“美帝国(美国向全球的扩张)和美国移民(世界各地的 人进入美国)的结合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变得模糊不清。帝国与移民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两者现在结合起来变成了彻底改变我们世界的一对因素”。
美国各州和联邦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以采取严格措施来重新控制外来移民的进入，外来 移民已经超出了美国社会和体制的吸纳能力，并且正在促使美国政府无法再通过重要的 移民法案。没有人知道美国在何时会不可避免地“巴尔干化”。但从美国目前的政治环 境(“单一目标”集团和对形形色色的“理想”深信不疑的人正日益有能力塑造美国的 议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美国不可避免地“巴尔干化”的时刻不久就会到来。采取必 要的措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将会引发争议并付出代价。但这样做的至关重要性正 在与日俱增。
那些批判美国政府推行严厉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的人是错误的。在克林顿干涉主义和 布什政府当前的外交政策之间有相当多的连续性。虽然布什在竞选总统时表示美国应该 做一个谦逊的国家，并且反对涉足海外的国家重建，但强大的国内利益和“9·11”事 件的震撼仍然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再次推上了危险的帝国主义过度扩张之路：一种在克林 顿政府任内获得支持的“推广民主将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立场。美国急需采取一种新 立场，即以坚定的、现实的、负责任的方式——密切关注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不掩 饰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动用美国的力量。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自 身的力量，同时不会由于陷入代价高昂的、危险的对次要目标的追求而减损美国领导全 球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