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利论文,思想论文,近代化论文,李鸿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运动初期的领导人，比较分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对于搞清中日近代化过程和结局不同的原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大体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前期，但是，在这之前，因为中日两国不同的环境——日本对外来文化，采取虚心理性的态度，而中国则唯我独尊，因而日本能够比中国较早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日本分裂割据，政治气氛活跃，中国则是封闭的统一，政治空气沉闷单调，改革势力难以发展，因而日本改革派能够拥有从事试验的根据地。所以，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这对他们二人近代化思想水平的高低，自然有着直接的影响。下面分三个部分来解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
一、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
李鸿章与大久保都认为，在近代化初期，只有“开明专制”政体，才能维持政局的稳定，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上下一心地投入近代化活动，这是近代化的前提。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大久保是在“开明”的基础上追求”专制”，而李鸿章则是在“专制”的环境里追求“开明”，这就决定了两人所主持的近代化活动的命运。结果，大久保取得了成功，李鸿章遭到失败。
在1873年大久保当政之前，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近代化。因为明治初期的政府要员，尽管相互间意见纷歧，存在派系矛盾，但或多或少都带有改革色彩，即便是西乡隆盛，也算是半个改革派。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便是“破旧有之陋习……求知于世界，以大振皇基”①。1872年，政府颁布了《学制》，各地普设西式中小学，要求“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开化了世风，使得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近代化的迫切性。但是，就近代化第一步如何进展问题，朝野各方，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西方的强大，得益于良好的民主政体，所以，近代化的第一步应该先从民主化做起，这种意见在政府内部渐占上风②。大众保等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认为“确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是“当务之急”③，政府如果无权，一切改革皆无从谈起。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招致政权机构与政策，变幻不定。大久保慨叹当时的情况是，“今日是今日，明朝归明朝”，常常是“昨是今非”④。这样，为了明确未来的改革方案与步骤，明治政府排除一切困难于1871年底毅然派大久保、木户孝允等人组成使节团，奔赴西方，实地考察。通过近两年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的详细调查与研究，大久保等人认为，日本今后的奋斗目标与手段是“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⑤。
1873年11月，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立宪政体建议书》，他认为：第一、“政体乃建国之干，为政之本，至高至大”，如果政府软弱无力，一切皆无从谈起。所以，近代化首先要从体制着手。第二、国情不同，政体亦有不同，不可盲目搬用。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最得天理”，但只适合美国那样“无宿弊”的移民之国。君主政体尽管易致“废立篡夺”，但若有明君良辅，也可达到“一时之治”，它适用民众皆朦昧无知的国家。第三、日本将来的趋势必然是君主立宪政体，但达到这一目标，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第四、为了保证近代化的进行，目前只能暂行专制政体。因为无论何种政体，“在处理百端事务时，都必须保证有独立不羁，断然行事之权”，否则，“众论百出，异说纷纷”，必使政府“丧失缓急轻重，与前进方向”。所以，根据目前的民智以及迫切的施政任务，不能不“因袭旧套，实行专制政体”。总之，专制政体仍“适用于日本的今日”⑥。也就是说，要想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在日本必须建立“强权政治”，这是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下面看看李鸿章是如何认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的。
当时中国的局面，同日本相反，中国政府的权力是专制集中的，但它缺少的恰恰是“开明”，也就是近代化的决心。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唯我独尊，余皆蛮夷”的自我陶醉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才由林则徐等少数知识分子发出了微弱的近代化的呼声，但不久即归于沉寂，社会“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又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同西洋文明的接触，中国官场才产生出一批主张借西法自强的洋务派，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但是，当时的政权主要掌握在只知弄权，不知天下大势的慈禧太后以及一帮反对近代化的顽固派手中。而且在洋务派中，真正称得上是近代化派的，只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数人。至于一般民间知识分子，仍然热中科举，不问时事，绝大部分人都站到近代化的反对派一边。也就是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均不以近代化为然。
当时中国近代化派内部，对于近代化第一步问题，同日本一样，也颇有争议，只是分歧程度不同而已。郭嵩焘、张树声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其它一切都是末。如果“习其末而缓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⑧。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不以为然。李鸿章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⑨，“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忍耐，不断加温”⑩，民主政治化，属于近代化步骤中的“大者，远者”(11)，非当务之急。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要使整个社会确立近代化的决心，即“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否则，即便有完美的近代化方案，“犹画饼也”(12)。日本的近代化运动之所以进展迅速，他认为在于“上自大君主持而臣民一心”(13)，而中国则是“解事人少，而办事人尤少”(14)，举国上下均反对近代化。因而“朝廷每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15)。正如孙中山所说，每办一事，“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中国极大病源也”(16)。另外，当时不少较为了解中国国情的外籍人士也都持同样的看法(17)。
中日两国社会对于近代化第一步的讨论，中国远不如日本广泛、深刻，因而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大久保比李鸿章来得深入、具体。但是，同大久保一样，李鸿章并不认为民主政治化是近代化的关键。在中国，使专制政权“开明化”，下定近代化的决心，承担起领导近代化的职责是近代化的前提。
实际上，东亚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还有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它们在近代初期，无不未行“开明专制”。而且，世界史上也从未有过，在封建的乃至原始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于近代化初期就成功地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先例(18)。
为了实现“开明专制”的计划，大久保与李鸿章都努力付诸实践。
1873年底，大久保西行归国后立即展开了重组政府的活动。首先在“征韩论”争议中，他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使政权转移到以他为首的清一色的改革派之手。然后以迅雷之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应近代化的需要，建立了一个权力集中的“大久保政权”。内务省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土木、地理等寮司，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听命于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亲自担任。大久保将内务省的劝业、警保二寮列为一等寮，其意图是，领导劝业寮并会同大藏、工部等省，全力推动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领导警保寮并会同司法、陆海军等省，清除不安定因素，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为近代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9)。这样，大久保就完成了他所强调的，开展近代化的前提工作——建立一个由近代化派控制的、权力集中的开明专制政体。
在中国，为了使专制政府确立近代化的决心，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中枢，屡屡痛陈世界局势的变化，力主变法。在六十年代，他便指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不能继续“拘牵旧制”(20)。到七十年代，更是语出惊人，“当今之世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当今的敌人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轮船电极之速，瞬息千里”，“炮弹所到，无坚不摧”，列强的势力业已深入到中国内地，远非以前游牧民族的威胁所比。而且“洋人论势不论理”，因而“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更可虑的是，放眼未来，“交涉之事日繁，在在皆可生事”。所以，今日的中国，“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不变通则“和亦不可持久”，今日需要“力破陈见，讲求实际”，“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另一方面，他主张普及西学，使国人认识世界时局之剧变，从而支持近代化事业。他以为当时普通国民所以麻木不仁，是因为国家以科举取才使知识人士皆埋头于《四书五经》。所以，必须速废科举，普及西学，“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使学习西学之人“与正途出身无异”。这样，才能使天下有志之士都能深明时局，才能使整个中国确立近代化的决心。如果朝廷“变法于洋”，“开用人之途”(21)，中国形成了“倾国考求西法”局面(22)，那么，“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23)。
尽管李鸿章的主张比较温和，尽管他对中国面临的危局和变法迫切性的论证极为痛切，但清廷并未接受他的方案。“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号称开明的文祥，亦“目笑存之”(24)，以为他危言耸听。中国一直到1901年李鸿章死后才逐渐下定近代化的决心，但此时的清廷已失尽人心，摇摇欲坠了。
近代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能循序渐进，第一步受阻，第二步必然无法实施。如果一个国家根本就不愿近代化，那么，一切都是枉然。由于大久保在日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开明专制政体，日本形成了一个万众一心大搞近代化的热潮。而李鸿章则未能达到目的，中国的专制始终没有“开明化”，始终没有下定近代化的决心，顽固派始终百般阻挠少数人主持的近代化活动。这样，李鸿章与大久保所主持的中日近代化活动的命运，也就由此判定。
二、近代化的第二步——经济工业化
大久保与李鸿章都认为，近代化活动的核心工作是工业化。但是大久保的殖产兴业运动完全以民办为中心，而李鸿章虽然欢迎民办实业的发展，但未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在实践中，大久保的近代化活动进展顺利，成效显著，而李鸿章则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1874年，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本经济近代化的总方案——《殖产兴业建议书》。开篇即言：“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所以，今后，“无论工业物产，还是水陆交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政府要参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民众智慧，制定发展方略，要把它作为一切政策的核心”(25)。具体而言，“繁殖物产，兴盛贸易”，包括“农工商三业”。农业方面，精选粮种畜种，“或从欧美各国选购良种”，“开垦荒地，兴建牧场”，“改良农机具，以节人力”等。工业方面，改进工艺，开设工场，“设立屑丝、纺绩、罗沙、毛布等轻工业制造工场，改良蚕丝、制茶、漆器、陶器等工艺制作”，从而“使各官省用品到人民需求之物，均不靠海输船载”。在商留方面，“限制海外进口”，“振兴国内商业，奖励输出”等等(26)。
在这场殖产兴业运动中，政府应“补民智所不及，助民力之不足，予之以贷款，予之以扶植”(27)。只要政策得当，“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并非难事”，“我国处于大有可为之秋”(28)。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久保全面展开了“殖产兴业”运动。在农牧业方面，他以为“农是本帮根基，百事皆依之而成”，是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他采取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措施：其一，政府制定优惠政策，组织无业士族赴东北垦荒(29)。其二，设立农作物试验所及农校，如“三田种育场”、“驹场农学校”等(30)，以改进农牧生产技术。其三，适当减免地税，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1)。其四，设立“下总种畜场”，引进欧美优质畜种，从事牧畜生产试验等(32)。在商留方面，由于民力薄弱，他认为若全由民办，“实施极难”，如果官办，则“易生冗费”，效率低下，而且有损民众利益。经过反复权衡，他主张“官督商办”，即政府在资金、政策方面，对私人业主予以资助、扶持，政府只对公司账目监督，而其它方面均由私人业主自理。待公司成长到可以独立运营阶段，便撤回监督与资助，使其完全独立(33)。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对“三菱”航运公司的扶植。前后六年，政府每年以2.4%的税收支持该公司，以致“三菱”旺盛发展(34)。另外，创办了一家外贸公司，收购产品，以免“滞壅之患”(35)。在工业方面，他将兴业重点转往投资少、见效快的轻纺行业，尤其注重缫丝业。为此，他在想方设法改进种桑养蚕技术的同时，又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改造老厂，兴建“新町缫丝厂”，从而使生丝加工很快成为日本外贸创汇的主要来源(36)。另外，为了向民众提供低息贷款，大久保政府颁布了《日本银行改定条例》，鼓励私人设立银行，从而引发了金融投资热。截止1880年，日本公私银行共有153家，而其中114家为1878年以后设立(37)，这就为八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及时、必要的资金。为了“开人智、进工艺”，明治八年大久保又主持设立东京博物馆(38)。此外，为了将日本的产品推向世界，还亲自挂帅，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并主持了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等。
相对大久保的经济近代化方案与活动来说，李鸿章就显得颇为逊色。
在19世纪60年代，对于工业化，李鸿章只是以为，“中国的富商大贾必有仿求洋机器以求利益者”(39)。到70年代，他才明确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当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而中国尽管幅员辽阔，但“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所以，必须学习西洋，“择其要者逐渐仿行”(40)，要想强大国家，则“莫如振商务”(41)。对于民办工商业的发展，李鸿章也表示支持，认为“必富在民生而国本益固”(42)，主张“须官为扶持”等等(43)。
关于李鸿章经济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国内史学界论述甚详，此地不再细述，只作概论。李鸿章把经济近代化的重点放在矿冶、交通、电讯等方面，轻纺工业只是至80年代才开始筹划。他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津唐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第一批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在外贸方面，李鸿章虽认为：“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44)，但在这方面筹划甚少，无什作为。对于银行、博物馆，李鸿章也有创设之议，但都没有结果。
从大久保与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与活动来看，他们都放弃了东方的农本主义，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且都主张，至少是不反对以民办的方式发展工业，认为只有民众的富足，才有国家的强大，政府应有计划地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也就是从本质上讲，两人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又存在不少差异，而且是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久保十分明确地把“劝民殖产”放在核心位置，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扶植，他反对官方垄断一切。而李鸿章，尽管在60年代就已提出，除“铸钱、军火设禁”之外(45)，发展民办工业，并对广东梁云汉、天津吴崇仁等人兴办私营公司，袁世凯招集商股赴朝鲜贸易，都积极支持。应该说他并非一味主张“官督商办”，是欢迎民办实业的。但是，他没有象大久保那样认识到只有民办，才能以最高的效率与速度实现工业化。因而，他从未主动扶植出一批民办企业。他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本来大多经营良好，但他未能象大久保那样，适当放开官方的监督，让其拥有较多的自主权，结果纷纷衰颓。
第二、大久保的方案比较科学、实用，而李鸿章的则比较盲目。大久保将事业重点放在经办甚易的轻纺、外贸、农业等领域，因而进展顺利。而李鸿章则将有限的人力与资金放在矿山开采、铁路修筑等当时并不急需，而且耗资巨大、筹办艰难的项目上，结果进展缓慢。实际上，相对而言，轻工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都很大，中国可供出口的土特产也远比日本丰富，而机器织布局到90年代才开机生产，外贸方面就更无成就。
第三、大久保的方案与措施有较强的系统性，李鸿章的则比较零散。大久保以“民办”为中心，以官办示范与重金资助相结合，扶植私人企业，而且还努力为民办企业的发展创造环境，诸如兴建博物馆、开设银行、疏通流通渠道等等，各项措施相辅相成。而李鸿章兴办的电信、交通、矿冶等事业，相互间少有必然的经济联系。
另外，比较两人实现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则又可以发现，其一，双方所碰到的阻力不同，这是决定双方命运的关键。大久保在日本建立了一个决心近代化、举国一致的开明专制体制，因而他的近代化活动是比较随心所欲、雷厉风行的。而中国不然，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治未能“开明化”，支配中国政坛的顽固势力排斥近代化，因而李鸿章“尽其力所能为而已”(46)，勉强进行经济近代化活动，处处受到阻挠、掣肘。所兴各业，从筹划到完成，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而日本完成整个国家的近代化，也不过二十二年。其二，双方人才阵容不一。日本中枢有大久保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一批决心近代化的、精干的官僚，社会上更有大批归国留学生，或本国中小学堂培养出的学贯东西的多种人才。因此，日本才有大久保那样完善系统的近代化思想以及近代化活动的成功。而中国则不然，即使在洋务派大员中，只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数人，算是近代化论者，但他们非决策人物。致于沈荷桢，“识见不广”(47)，左宗棠更是“老生常谈”(48)。在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均热中科举仕途，因而熟知世界大势、精通近代工商管理以及近代科技的人才廖廖无几(49)。正因为上述环境，李鸿章才会犯种种错误，尽管李鸿章的思想也可谓是当时先进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双方近代化活动的社会效果而言，大久保当政时间尽管短暂，1978年5月便遇刺身亡，但他的一系列措施已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大久保生前就说，“人智渐开，物产渐丰，商业渐隆，骎骎乎，百事日趋上进开明”(50)。1878年，日本就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投资热。1881年，从纺织工业入手，又开始了遍及各业的工业革命。至90年代末，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领域的近代化任务。李鸿章尽管执政较长，但他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收效甚微。李鸿章本人也一直悲观，认为自己所做的事不过是“仿求一二”，而且还“势难遂成”(51)，“功效茫于捕风”(52)，因而“东西各国，一一蒸蒸日上”(53)，中国却是“天下大局日难一日”，“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5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成败的主要原因所在了。
三、近代化的第三步——民主政治化
大久保与李鸿章都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中日两国发展的方向，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它置于经济近代化之后，把它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但是，大久保的政治民主化思想较为具体，而且还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而李鸿章则所论甚少，更无行动。
大久保在《立宪政体建议书》中，已经为日本政治的近代化，通盘考虑，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他认为当时日本必须实行开明专制政体，但是将来必然要行民主政体，根据日本的国情，以君主立宪制为最佳。他说日本的民风现已“处半开化状态”，人民“慕欧美文明之余风”，因而君主政体不可守(55)，但又由于日本人民“久安封建压迫，养成愚陋偏僻之性”，“万万不及开化已久的法美诸国”(56)，因而共和政体也不适用。日本只能搞“君民共治”，即“君民共议、制定不拔之国宪”，“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还要实行三权分立等。只是应根据“时势的变化，渐树立宪根基”。要学习普鲁士、英国等先例，“实施立宪政治时，也必须从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开始”(57)。总之，只有采取渐进方式，待一切运行成熟后，才能颁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化。
大久保在短暂的任期之内，主要采用强权来稳定国家的局势，以集中全国力量的方法来推行他视为首要任务的经济近代化工作，但是为了安抚激进派，也为了将来的民主政治，在不影响政府权力运作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民主化措施。
1875年2月，大久保会同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在大阪召开“三头会议”，商定了一个渐进的民主化步骤。决定先设元老院，定法律之本；召集地方官会议，以上达民情；置大审院，掌裁判权等。然后，再试行地方自治体制。这些机构运行成熟之后，在元老院与地方官会议的基础之上，再设上下两院，从而最终实现立宪政治(58)。于是，同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了反映上述民主化精神的诏书。7月，设立元老院，8月，召开首届地方官会议。次年，在元老院内设“宪法调查局”，考察各国宪法。1878年，试行地方自治体制，设立府县议会等等(59)。
大久保遇害之后，伊藤博文等人全盘继承了他的方案，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在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基本上实现了向立宪政治的过渡。只是由于过于仓促，而且民主化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尚未十分牢固，因而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和严重的缺陷。
关于政治民主化在近代化过程的地位，以及用渐进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李鸿章的看法同大久保基本一致，但缺少具体的规划，更谈不上具体实施。李鸿章以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确立近代化的决心，但第一步未能做到，因而近代化的第二步——经济近代化工作便七零八落，不成体系，当然，也无法实现近代化的第三步——民主政治化。因而他与郭嵩焘大谈近代化本末问题时，只是委婉地说：“西洋政治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然留心咨访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他并不否认西洋政体的优良之处，但是，当时的中国连废科举、办实业都难以做到，又何谈政治民主化？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因而，他将政治民主化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60)。戊戌变法期间，尽管对变法深表同情与支持，但对其中民主化方面的措施，李鸿章大多不置可否(61)。
综上所述，就近代化的总体步骤而言，李鸿章与大久保的看法基本一致，即开明专制是近代化的第一步，是近代化的前提。经济近代化是近代化的第二步，是近代化的核心工作。政治民主化是近代化的第三步。只是由于两国不同的环境，导致大久保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比李鸿章要深刻、广泛，大久保的近代化思想也远比李鸿章系统、具体，近代化措施的成效更非李鸿章所能比拟。但是，倘若李鸿章所强调的近代化的第一步能够得到充分实施，中国举国上下形成近代化热潮，那么，李鸿章近代化思想的水平与近代化措施的成效，如严复所说，“必不止此”(62)。
注释：
①(59) ［日］维新史资料局编《维新史》第五卷，吉川弘文馆，昭和五十八年，第390-391页、第790-792页。
② ［日］田中彰《通向近代天皇制的里程》吉川弘文馆1979年，第149页。
③④⑥(25)(26)(27)(28)(29)(30)(31)(32)(33)(35)(36)(38)(50)(55)(56)(57)(58)［日］大久保利通《大久保利通文书》，日本史籍协会，昭和三年，卷11-13页、17卷48页，25卷182-210页、28卷531页-565页、35卷74-83页、32卷335页、28卷531-565页，45卷39-55页、43卷410页、38卷438-449页、44卷13-16页、32卷353-360页、34卷463-473页、44卷25-31页、35卷46-47页、38卷439页、25卷182-210页、23卷484页、25卷203-209页、32卷275-279页。
⑤(34)［日］NHK取材班《历史的诞生》，角川书店，平成二年，第七回本，第130-133页，第十四本，第148页。
⑦ 《鸦片战争》（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529页。
⑧ 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13卷24页，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8卷第23页。
⑨(17) 转引徐泰来编《洋务运动新论·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3、412页。
⑩ 蔡尔康、林乐知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11)(12)(13)(14)(15)(20)(21)(22)(23)(24)(39)(40)(41)(42)(43)(44)(45)(46)(47)(48)(49)(51)(52)(53)(54)(6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17卷3页、24卷第10-24页、12卷3页、18卷6页、5卷34页、5卷34页、24卷第10-24页、18卷6页、24卷10-24页、16卷13-14页、9卷34页、16卷25页、39卷35页、43卷42页、56卷1页、41卷34页、16卷25页、16卷30页、18卷6页、20卷5页、17卷3页、20卷59页、17卷13页、34卷43页、12卷3页、30卷3页。
(16)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见《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卷第8-19页。
(18) 见拙著《从世界各国通过改革而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必然过程——评析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载《社会科学家》，1994年第2期。
(19) ［日］中村政则《日本国家史》(4)近代Ⅰ，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
(37) ［日］芝原拓自《日本近代化在世界史中的地位》，岩波书店，1980年，第200页。
(61) 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
(62) 转引黄遵宪著 钱萼孙注《人境庐诗笺注·诗话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