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增值何其快——经济学家纵论权贵资本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贵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经济学家论文,权力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去年10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5周年举行的中国改革论坛上发出警告：中国经济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概率很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则更直白，他最近在《反思国家发展战略》一文中指出：“改革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我国目前已经形成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是在前提模糊的所谓渐进式改革中靠垄断形成的。”
按吴敬琏、钱颖一等人的理解，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是指一种畸形的或坏的市场经济，其中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在成为既得利益者后，对种种合理的市场化改革以各种方式大加阻挠。
转型时期的迷惘和痛苦
市场经济10年，市场化取向改革25年，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吴敬琏说：“我们的目的是建设一个好的，也就是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要在转型过程中努力保持机会的平等和起点的公正，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作为中国25年剧烈社会变革的副产品，中国社会成员也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对权力与资本的感受呈强烈反差——普通人群在不同程度地享受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和活力的同时，亦开始真切地体会到了转型时期的迷惘和痛苦，贫富悬殊、分配不公、机会不等、就业困难、社会失信、腐败成灾、黑社会猖獗等等。
在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定局。“但是，两者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建立规范、公正、有利于大众的市场经济方向，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改革派学者警告说，中国在历史上经历过歧路。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曾经一度出现过好的势头，可是不久以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了官僚资本主义，即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有资产渐进私有化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去年11月11日在北京讲到私人购买国有企业或商业的问题。李荣融说，目前越来越多的中央企业正着手寻求合并重组，以实现“大公司大集团”战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以前的政策是“抓大放小”，现在连大的也不要了，这从本质上讲是大规模私有化，为一些战略性产业的国有企业出售多数股份开了口子。
官方统计，中国的国有企业数量已由1997年的26.2万家减少到2002年的15.9万家。
目前已经被地方政府挂上“草标”待价而沽的例子有：西安市政府发出了500亿国资的出售公告；重庆、上海市政府分别推出千亿元国资的出售计划；北京市政府举行了104家国企、252亿国资进入产权中心挂牌交易的推介会；天津市政府发布了118家国企、约300亿资产的重组计划；10月底，辽宁省政府拟出千亿资产国退民进的时间表……
奇怪的是，“各地推出大规模的国资重组计划时，其中大部分城市的国资监管机构都尚未挂牌。”“管家”尚未挂印，监管机构尚无踪影，在既无规矩、又无裁判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指望会有规范公平的交易出现，又怎么保证没有人混水摸鱼？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认为，目前的官营经济性质上已经不同于改革前的公有经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时代是主流的乃至惟一的经济形态，在改革前期直到90年代初也是和非国有经济并列的一个经济形态。而现在，中国的国有经济已经不是独立的经济类型，它已经变成利用垄断手段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转站”了。
2002年、2003年是富豪落马的“高峰期”。仔细观察这些犯案的中国富豪，他们分布最集中的行业往往是政府管制色彩浓厚的行业，例如房地产业。政府的管制造成了行政权力寻租的空间，这些行业出现问题富豪的概率也很高。富豪落马之后，直接受到牵连的往往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所支配的大量金融资源，往往是这些富豪拓展财富的重要工具。
经济学家巴曙松说，国有资产出让同样是造就富豪的重要领域，这实际上暴露了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重大缺陷。只要政府管制还广泛存在，只要行政权力还在不透明地参与市场运作，那么，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就可能需要被动地无能为力付这些租金，问题富豪就难以避免。“所以防范问题富豪继续出现的关键，不在于打击和清理上榜的富豪，而是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开放的、有活力的、公平的市场经济。”
权力与金钱编织成网
原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认为，群体性、集团性腐败是当前腐败的重要特点之一。能否从群体性腐败中突围，是考验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标志。
按照权力的一般运行逻辑，地方大员位高权重，一旦围绕其形成牟利群体，其破坏力和危害程度非一般性腐败个案所能比。吴敬琏分析，中国经济走上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概率很高，原因就在于在转型时期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支配资源权力的人往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
首先，由于转型期间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继续保持强大的干预力度和“双轨制”的存在，能够接近权力的人便有许多“设租”的机会。
据吴敬琏计算，“设租”的租金总额相当于GDP的20％，经济学家樊纲等人计算的数额比20％还要高。即使按最保守的20％计算，上万亿的巨额租金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刘福垣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来，权力资本是增值最快的资本。由于没有明确独立的地租范畴，20多年来，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公有地租流失到土地倒卖、开发商和外国人手中。财政税收在大量流失的同时还常常发挥逆调节作用，高收入阶层漏税严重。
其次，由于对多种形式的产权做出明晰的界定并在此过程中保证起点的公正并非易事，于是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和“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过程中，出现了掌权者或掌权者“亲信”与“关系户”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指证“今天农村那些最富有的许多人都是那些从前的村干部。城市的改革也是类似的现象，官员们力图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控制改革。”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管理研究所党委书记李保民博士曾对记者说，自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已经有10年没有向国家上交过一分钱的利润，排除亏损的企业，即使是中石油、中石化这样每年赢利几百亿元的大户，也是在无偿使用国有资产而不向国家缴纳利润。
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前首席代表、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泰利先生认为，惟一强大到足以使中国改革和发展停滞的力量是腐败和裙带资本主义。鲍泰利说，幸运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像腐败那样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中国目前的权贵资本主义的迹象表现为：一、裙带现象；二、权力寻租；三、中转站现象。
中国“权贵资本”在民营经济微弱的情况下，主要靠从国库中挖资源，现在国库渐渐挖得没什么了，就逐渐转而把国库当成一个中转站，通过国库去挖民间的资源，一方面“化（平民之）私为公”，另一方面“化公为（权贵之）私”，比权贵直接“私对私”地掠夺民众要有效很多。于是国有资本一方面在流失，另一方面也在膨胀。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确大大提高，但“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原始积累过程远没有终结。以股市圈钱为国企解困即为典型。
“铲租”与“明租”之议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并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全面部署，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改革目标的全面反思和下一步改革和发展战略的深入思考。
吴敬琏主张彻底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是“铲租派”的代表。他提出，要扼制贫富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中国迫切需要做好两件事：
一是努力保持起点的公正，政府应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废除行政审批制度，铲除“寻租”活动的基础，完善处理产权的规章制度和加强监督，制止蚕食和鲸吞公共财产的犯罪行为。
二是努力建立法治，实现交易过程透明化和保证公民知情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以及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在中国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尤为困难。吴敬琏倡导的法治，不是政府作为工具来治理老百姓的“法制”，而是经济人和政府都置身法治框架之下，都受法律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用一整套制度安排减少政府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削弱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本钱，防止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刘福垣是“明租派”的代表，他给本届政府开出了“明租、正税、除费”三剂改革药方。他提出，国有资产必须有偿使用。国有资产不论是政府经营还是个人经营，都应该得到明明白白的租或者息，政府和政府的企业应该按要素分配的原则向全民资产账户交租或息。全民资产只租不投、只贷不投。把目前由企业、事业、政府单位占用的全民资产都由投转贷、由租转债，由无偿使用变有偿使用。
按照刘福垣的计算，目前中国的国有资产至少有50万亿元，实际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的至少有35万亿元，如果按年租、息1％计算，一年可获得3500亿元的要素收入；这笔国民收入可以资产税的形式由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公共开支。这两个数字都比国家的统计数字大得多，其中的差额和流失主要来自地租。刘福垣提出，土地资产税应该由全民资产经营部门缴纳而不应该由使用者缴纳，也不能用土地资产税代替地租。刘福垣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社会概念，确定社会性质的核心是地租，如果能够确保地租归全民所有，才能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刘福垣建议从根本上取消政府的所谓预算外收入。政府的税收应该通过法律来确定，税外不能再向纳税人有任何索取。税外收费是为寻租而设租，是部门权力资本化、官员贪污腐败的重要条件。
所谓正税，就是要为纳税人正名，明确纳税人资格。农户和个体经营户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纳税人，他们的月收入必须达到800元以上才成为实际纳税人。要坚决改变占有80％金融资产的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10％的不正常的局面。刘福垣建议，实行在个人财产申报前提下不设起征点的年税制，对多年来获得的收入，只要申报不再甄别一律视为合法收入，逾期不申报者不管是否合法一律没收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