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 年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将原文化部、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2018 年4 月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挂牌。 伴随着文化和旅游部的组建及正式挂牌，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机构改革任务、社会现象和学术研究命题而受到各方热切关注，“灵魂载体说”“诗和远方说”“资源市场说”等说法广为流传，但由于文化和旅游各自的内涵丰富、外延模糊、界定不一，学界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学理辨析及挖掘、实践中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理解与处理等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
2019 年4 月，文化和旅游部雒树刚部长发表重要讲话，就文旅融合提出14 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广大理论研究者走出书斋，立足文化和旅游业的生动实践，聚焦文旅融合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研究。 本刊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应国家文化和旅游融合改革发展之所需特别策划了本“文旅融合的学界回应”专题。专题四篇文章紧紧围绕文旅融合迫切需要解决的普遍性、现实性、热点性问题，在深入研究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予以回应，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
本刊希望，本组专题文章既能得到学界、政界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能为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学术支撑，进而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文旅融合背景下深化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合改革”分析
陈 慰1巫志南2
（1.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0）
（2.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 要： 深化文化和旅游体制改革，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为公共文化服务创设了融合改革、转型升级的重大机遇。 以此为契机，能够在更为宽广的文化领域中甚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为新时代公共文化准确定位，也可克服传统公共文化服务大水漫灌、泛娱乐化、底色不明等突出难题。文章从社会事业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求-社会供给-社会生产之间的链式传导和交互作用机理， 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的必要性、必然性、现实性及意义和路径，并结合实践进展选取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关键词： 文旅融合；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新动能
2018 年3 月，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 批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党和国家将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的职责整合，深化文化和旅游体制改革，在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打通长期以来大文化领域各类资源相互之间形成的行政壁垒，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加快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目的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和彰显文化自信，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新动能。这一重大历史背景中，公共文化服务既面临新的发展契机， 也必然身处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历史潮流中。
1 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的迫切性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 社会力量参与， 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 ”［1］本质上说，公共文化服务属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 目的是保障全体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稳步提升，体系建设快速推进，逐步形成覆盖全面、产品丰富、运行有效的体系框架， 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也因公共文化服务的普遍和深入而日益充实，满意度和幸福感随之提升。
但也应当看到， 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密切相关的基础研究明显滞后，理论、政策、制度等准备相对不足， 特别是关于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以及基本文化需求的理解有一定偏差，这或许是以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及面向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实践中存在一定阶段性误区的直接原因。 这些误区直接表现为在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中，过于强调“享受文化成果”，过于突出“文化乐民”，过于侧重“产品多样”，导致产品质量和服务过程主线淡漠，引领功能和效应模糊，部分地区流于以较低端产品去填补人民群众的闲暇时光，一定程度上导致带有消极影响、 甚至负面作用的普遍性现象出现。 传统公共文化服务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主要有：
1.1 大水漫灌
曾经一度时期，大量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大水漫灌”式基本无差别地向基层“派送”，有限的财政资金部分被耗费在数量庞大的中低端产品生产、采购、输送上， 虽然也从数量角度丰富了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一定时间的数量型供给，客观上习惯性地养成了基层“等、靠、要”的被动接受或“被娱乐”式享受，基层群众的文化自觉意识一定程度上被巨量产品或活动所淹没， 基层群众自创自办、自我服务一定程度上变得不那么必要，社会的文化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所阻滞，公益性文化服务的内在价值追求在忙忙碌碌、 身疲心惫的状态中难以突显。同时，“从众”“媚众”式提供中低端服务产品， 也使得公共文化服务队伍本身处于低水平循环状态，降低了追求，消磨了意志，弱化了本领，在开放的社会和市场环境中越来越依赖已经不合时宜的垄断地位，日益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和竞争实力，日益丧失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勇气。
遗民作为清初历史和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道德风操的引领作用，通过大量传记散文的创作和传播，确确实实得到了彰显和揄扬，这也正是清初许多学者不惜心力编纂各种《明遗民录》的思想动因。姑引清代康熙年间吴江人黄容其《明遗民录·凡例》中的数语为本文之结语：“故国孤臣，窜迹林莽，洁身栖遯，皭然不缁之操，无愧完人。”“幽人志士，山泽丘樊，埋照遗世，寒松幽壑之姿，高引鸿冥之概。纪述者悄然动容，披览者肃然起敬，列诸未仕，用志孤芳。”［33］750
1.2 泛娱乐化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的出发点和着力点不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一般的、 特别是中低端文化需求， 而应是致力于提升全民思想文化素养，建设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文化认同，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文化生活需求。用这一标准衡量，传统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给基层群众的大量文化服务产品，还不能有效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还不能准确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思想。大量“娱乐化”色彩较浓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虽然也能填补基层群众的“闲暇时光”，但恰好顺应了社会持续蔓延、日趋泛滥的“泛娱乐化”倾向，个别地区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无意中成了“泛娱乐化”的推手，应当引导社会“向上向善”的政府行为，反而却向社会传递了不正确信号。
老道一边带着王祥去了古玩市场里各家大老板的店铺拜码头，一边给他讲解古玩市场里的一些小知识。比如古玩市场里的叶总从来不卖古董，但是无论权势还是资产都在这个圈子里首屈一指。比如专营古钱币的钱总身家百万，也是古董市场里的狠角色。不过据说钱总之前是千万富翁，就是踏入了古玩界，才把自己变成了百万富翁。再比如古玩界有“鬼打眼”一说，指的是“古玩界不打假”的行规。买卖了“打眼”货不但赔钱，还要丢人现眼。所以一旦“打眼”，发觉后事主会赶紧把事压下来，不再跟人提，否则被同行当笑料说出去，自己在这行就不好混了。这次，老道正是准备利用这一点去牟利，骗完人再让他吃个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陈雷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水情教育工作要深入研究水情教育规律，着力搞好水情教育规划设计；要切实加强水情教育普及，着力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要不断丰富发展水情教育载体，着力推进水情教育创新；要强化统筹协调和相互配合，着力形成水情教育工作合力；要加快培养水情教育队伍，着力提高水情教育水平；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着力强化水情教育基础保障。陈雷指出，水利报社的新闻宣传工作要把握舆论导向，服务中心工作；要突出宣传重点，营造良好氛围；要探索传播规律，体现行业特色；要锐意改革进取，增强发展活力。
1.3 唯量测评
公共文化服务离不开基础设施、 服务资源和人才队伍，但是公共文化服务长期的、一贯的重点应当在价值追求和服务内容。 在以往基础条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把设施、资源和队伍建设作为阶段性重点任务并无过错， 但是应当而且必须及时把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价值建设、内容建设和服务方式建设上来。目前推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测评指标，普遍存在“唯量”特点，各级财政投入增长越快越好，公共文化设施面积越大越好，文化活动场次越多越好，接受或参与人数越多越好。 测评指标是实际运行的指挥棒，“好大喜多”的指标，导向局部地区形成投入攀比、面积翻番、队伍求大、产品求多的数量型快速扩张。 与之相伴而生的是，不少地区投入多了却不见效果，设施大了却远离群众，编制多了却人浮于事，产品多了却难见精品。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量的积累旨在质的飞跃，如果仅仅停留在量的低层次平面铺展，结果总是低效或无效的。
1.4 底色不明
2019 年3 月4 日，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共和国是红色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2］政府主导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紧紧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坚持守正创新，融入红色基因，应是题中之意。由于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主体队伍色彩不鲜明，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底色不鲜明， 价值导向就有含混不清的巨大风险。 一方面，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阵地”属性难以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中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基层群众也难以从“三教九流”、纷繁芜杂的资源、队伍和产品中分辨出孰优孰劣。 这种因底色不明而形成的主流价值导向的“真空地带”，给某些境外势力、宗教势力创造了见缝插针、浑水摸鱼、萌生蔓延、迅速扩张的土壤。一些地区已然出现值得高度关注的境外势力、 宗教关怀、活动大行其道，基层群众信教人数迅速增长，基层阵地处于持续性“水土流失”的严重状态。
传统的标定过程都是对六维力传感器的6个方向分别进行标定,得到单维方向的标定力F和力矩M对应的输出电压值U。
上述情况表明， 加快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发展步伐，推动传统“娱乐型”公共文化服务向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价值型”“学习型”“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型”公共文化服务转变，实属势在必行、时不我待。
2 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向性分析
当前， 我国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和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均处于关键时期， 迫切需要公共文化服务发挥高举旗帜、凝聚人心、培育新人、倡导主流的核心功能。 坚持正确方向，发挥正确导向，是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首要任务。
2.1 从宏观理论角度看
在一般理论分析层面， 公共文化服务立足于保障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在这一大前提下，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方式可以多元， 产品和服务提供可以多样，改革提升的路径似乎难以穷尽。 但是，从更深的理论层次分析， 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本质内涵不同于所谓“普世”的文化，或由他国“迫来”的文化。我国由《宪法》明确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由各级党委、政府保障的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应当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基本特点、基本要求，应当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摆在中心位置， 应当有利于“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提高国民素质”［3］，应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正向动能。在自古以来崇尚“以德为先”“德化天下”的中华民族，在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引领、 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尤其是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之中，一般的或普泛的套用现成公共文化概念原理， 已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
2.2 从特定时代要求看
党的十九大以来，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根基，更是直接地深深扎根在中国经济社会现阶段改革创新发展之中， 扎根在服务对象——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人的发展”本质特征的文化需求方面。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 人民“美好”的向往，是一种“向上向善”、符合“人的发展”本质的需求，截然区别于特定个体短期的、偶然的或狭隘的私欲。各级党委政府主导并组织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本质需求， 必须顺应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同理，人民群众从各级党委、政府主导下获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必须有利于群众自身的提升和发展， 而不是为了一时一地之浮光掠影或瞬间的感官刺激。 倘若个别政策制定者、项目决策者、产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不明就里，误以“娱乐化”冲击“学习型社会”建设，转移人民群众以坚持不懈的学习提高自身生产生活和创造能力的注意力， 冲淡或消解社会大力推进创意创造创新发展的意志力，阻滞公共文化直接或间接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传导机制，则实有“作为”不当之嫌。
2.3 从微观分析层面看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必须更加明确人民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主体”地位。 作为“主体”，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可以约略地分解为：获得文化信息、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增进文化素养、提升文化能力、创造文化产品、自主开展服务等方面。 为了确保人民群众“以主体的方式”实现自身文化权利，党委、政府以及各级各类公益性文化单位和参与公共文化提供的社会主体， 必须把公共文化服务的工作重点，聚焦到“主体”，服务于“主体”的提升和发展，帮助“主体”实现其本质需求。与之相配套的应是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的充分度、 产品的高品质、 服务的便利性、 价值的引导力和评判的高标准。那种仅仅依赖中低端产品去诱惑感官刺激，去魅惑或是浅薄地顺应少数群众低端诉求的做法， 均有违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
3 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的现实性分析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逐步明晰了“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工作原则和思路， 这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创设了“融合改革”的指引和路径指导。 这里所说的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是指适度打破公共文化服务的传统边界，改变系统封闭、孤立运行的旧格局，及时转变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局中，在统筹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 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下，在尊重各自领域规律和特点的同时，增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各相关文化领域之间的联系， 用好公共文化服务“溢出效应”，重点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文化产业、促进旅游产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3.1 实施“融合改革”的必要性
从理论上说，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即便是在当前“文旅融合”大背景中，也并非唯一的理论选择。 公共文化的“效能改革”“主体改革”都是正确选项。然而应当看到，“效能改革”局限于公共文化服务原有的框架、模式之内，仍然沿袭行政配置资源的惯性，可能会流于“换汤不换药”，难以取得预期效果。“主体改革”有可能强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运用市场方式配置公共文化资源，特别是引入竞争机制，对于激活体制活力会产生一定效果，但在主流“主体”发育十分迟缓的现阶段，一方面在政治素养和专业水准方面均符合条件的“主体”数量过少，政府监管多方面准备不足， 大规模推进可能事倍而功半。另一方面，各类非主流“主体”大规模进入，“阵地”的巩固与发展面临较大风险。
俗话说，鸡蛋从外部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是生命。相比较而言，“融合改革”具有更为明显的从内部主动破壁而出的特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在更广阔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协同层面，甚至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重新定位、形成动能、提高效能。
对市场上100个水产品进行了甲醛含量检测，样品包含鱼类32种、虾类11种、贝类3种、鱿鱼类2种、其他类3种。
3.2 推进“融合改革”的必然性
在调研中发现，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路径，集中体现在基础性支撑方面。所谓基础支撑， 是指包括公共旅游服务在内的大公共文化服务，为文化和旅游产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具体表现在：
在计划经济时代， 由于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需要采用“量入为出”“自上而下”和“统一配置”，以门类划分需求、以计划配置资源、以部门实施供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正确的选择，“计划”方式与当时“一穷二白”、物资短缺、供不应求的实际相吻合。 不过，在“计划分配”的格局下，文化事业必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任务部门， 该任务的实施无法兼顾其他部门， 该任务实施中是否形成带动其他部门的衍生效应，自然也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过多的考虑部门之外的带动效应，在“计划”看起来是“心有旁骛”“不务正业”。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带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其必然性是源于社会事业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 源于社会需求-社会供给-社会生产之间的链式传导和交互作用的整体性。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把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付诸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2.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16.07%)与对照组(10.71%)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693，P=0.405)。见表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事业， 其本质特征是基于人民群众基本权益、 基本需求的体制化和系统化的产品和服务供给。 由社会需求引导的社会供给必然反映到社会生产环节， 必然对社会生产部类及其主体（企业或相关社会组织）提出需求和要求。 也就是说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本质上是以需求引导的方式，始终与社会生产、社会供给保持着十分紧密而且相互依存的联系， 这种紧密程度实质是因其处于同一整体之内， 是体系中不可截然分割的各环节之间的关系。 过去社会生产严重不足而导致社会供给匮乏，无法正常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特定时期实行的“计划”方式，应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段具有珍贵历史意义、 且成功应对艰难社会发展环境的“特例”。 在正常发展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事业的整体性表现为社会需求向社会供给传导，最终引导社会生产， 社会生产为社会供给源源不断提供社会产品，不断满足社会需求。 在这一链式并且交互作用的整体之中，社会事业采用社会产业的方式进行，社会事业形成带动社会生产的新的动能，实属题中之意。
3.3 当下“融合改革”的特殊性
随着科技进步日益加快，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快速进入社会生产的每个领域， 也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社会的常规性、整体性、关联性前所未有地呈现出来，这种常规性、整体性、关联性不断打破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传统社会生产生活部门过于细致的划分， 其中也必然包括对传统社会事业领域和社会产业领域边界的打破。 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加快了社会需求向社会供给、社会生产即时传导的速率，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需求-社会供给-社会生产”链式传导、交互作用的整体效应。 那种在“计划”时代生产-供给-需求片段式特征不复存在，当今时代越发显示出整体性、一体化的特征， 以至于仅仅在理论分析时才能略微清晰地观察到需求-供给-生产各环节之间的联系节点， 在实践中这些节点并不十分明确， 人们感觉到的是整体性和一体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 公共文化服务既具有带动近距离相关的艺术创作、 图书出版、 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突出作用， 也具有带动相邻的文化和旅游产业的相关公共服务、基础环境建设、人员素质提升、媒体传播推介等显著功能， 还能在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其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在全面深化文旅融合的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带动的功能和意义， 在带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方面显得更为直接、更为迫切。 这是因为，文化和旅游产业是涵括极其广泛的产业族群， 本身就具备打造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潜质， 能够广泛带动城市建设、乡村振兴、交通运输、生态保护、环境改造等产业领域。 换个角度看，公共文化服务带动文旅产业，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自身并不是消极的， 客观上极为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创新发展， 与公共文化紧密联系的相关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 不仅能够有效丰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 还能在服务范围和对象的扩展中、在服务载体和手段的丰富中，实质性地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
4 公共文化服务“融合改革”的实践意义和路径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40 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当今时代，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大跨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划分过细的“计划”、机械生硬的“分配”、单一部门的“供给”和相邻领域的壁垒，显得陈旧、老套而不合时宜。
4.1 新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新起点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有机成分，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所有前提均为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实基础上， 所有功能都应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宗旨和方向， 脱离了这一点，中国公共文化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懂得这一点， 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公共文化的本质及其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来自中华薪火相传、绵延既久、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来自经过革命战争时期血与火考验的中国红色革命文化；三是来自40 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中国当代改革开放文化，四是来自分布广泛、形态生动、琳琅满目、日新月异的各地优秀特色文化。
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范畴。 作为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有机成分之一的公共文化， 既有公共文化的特殊性， 也有服从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整体的基本要求， 还有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他各组成部分的必然要求。 文化产业和文旅产业虽属不同概念， 但在概念的外延上有较大重合面，从国家政策指引看，推动文化和旅游“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做大做强文化和旅游产业， 发挥文化和旅游产业综合性、广域带动性产业特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 是现阶段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文化和旅游领域盘活各类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做大产业增量、广域带动发展的重大举措。其中，公共文化服务方位特殊、潜力巨大。
在中国近40 年社会变革中逐步形成并日益突显的社会事业与社会生产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原理，应用或聚焦到文化领域，也就必然打破以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旅产业之间的传统壁垒。亦即是说，社会事业可以采用社会产业的方式进行，社会事业能够在社会产业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的原理，可以直接应用于或延伸为文化事业带动文化产业、文旅产业，在今天，也同样可以顺势应用、延伸或转化为公共文化带动文旅产业， 甚至带动人民群众就业和创业。
4.2 新时代涵育经济社会动能的新路径
全面深化文化和旅游融合， 大力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形成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动能，是党和国家对各级文化和旅游部门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何将新时代先进发展理念、国家政策指引，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创新的磅礴力量， 就需要尽快完善相关工作机制，找到“精准发力”的操作路径。
例如，学习《故乡》这篇文章，在讲解到闰土的前后变化的时候，老师可以要求学生对文章描写闰土的部分进行详细阅读并给出闰土的中年画像。如果班级中有学困生对闰土前后变化的描绘格外认真，老师应该给予此学生相应的鼓励和表扬。对班级中的优秀生进行教学的时候，老师则可以提高对这些学生的表扬激励门槛，只有在优等生突破自身层面，对文章中的难点知识有了很好的理解之后，才能给予这些学生相应的表扬。在初中阶段的语文教学中运用分层激励表扬的模式，能提高班级中每一个层面学生学习语文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性，如果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受到良好的表扬与积极的鼓励，那么这种做法对班级中的其他学生也是一种很好的促进和鼓励[4]。
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方法和路径有多种，或是宣传发动、或是投入驱动、或是项目带动、或是杠杆撬动，区别于这些经典手段，公共文化服务带动文旅产业别出蹊径，并不迷恋大投入、大改造、大开发，而是特别注重文化空间的新利用，文化资源的新组合，文化内涵的新挖掘，文化价值的新发现。 这是因为，公共文化与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文化”上有共同点，同样注重文化内涵，同样追求文化价值；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服务形态相近、业态相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二者均可融为一体；公共文化服务重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 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而旅游需求即诉诸于人们比较高端的需求，属于追求幸福的范畴， 二者之间具有价值导向的内在一致性； 四是公共文化侧重精神生活， 提升人们“向上向善”的精神境界，改善城乡的精神生活品质，客观上起到有利于优化精神环境的功效， 而文化旅游同样是指向过程中的精神体验和愉悦， 同样追求精神环境的有序和健康， 二者在精神环境治理方面的诉求高度一致。
孤立地看，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似乎属于不同领域，相互之间并不直接相干，要求公共文化发挥出带动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作用似乎言过其实。然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总是从历史的、联系的、系统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把公共文化从社会整体、或是从社会事业整体、或是从社会文化事业整体中割裂出来的观点，是片面的、机械的，脱离了社会、社会事业、社会文化事业整体的公共文化服务，犹如一件被凭空抛入未知空间的事物，该事物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一定是盲目的、暂时的、随机的和偶然的。
李兰芬刚嫁到张家时，张全文一贫如洗。“分家分到了一只桶、一个锅、一根扁担，然后就没有了。”家徒四壁，加上两个能吃能闹的儿子，奋斗就靠夫妻的两双手，难免会有不满、疲惫的时候。但在张伦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很隐忍的人，从小到大，和父亲几乎都没有吵过架。
（1）公共文化扩展和充实了文化和旅游的设施基础。以往旅游设施常常专指旅游景区的设施，这种理念预设了一个比较狭窄的前提， 即是旅游的景观化、景区化、观景化前提。 “文化和旅游”大大拓展了原先单一景观旅游的设施空间， 几乎所有文化设施均因此具备了新的旅游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从博物馆游起步，逐步拓展至科技馆、美术馆、文化馆、以至图书馆，上海嘉定图书馆、天津滨海新区图书馆已是名闻遐迩具有旅游功能的“网红”图书馆。
（2）公共文化丰富和增强了文化旅游的传播能力。传统旅游的“游客中心”，一般情况下仅仅具备门票销售、景点介绍、导游服务等简单功能，与公共文化融合的新型“游客中心”则需要有深厚文化内涵的项目配置，诸如集当地的历史知识、人文掌故、文化风貌、民间习俗、名人故居、主要景点、旅游线路、宾馆民宿、特色产品、重要活动、独特非遗、休闲服务、旅游厕所等导览、展示、推介、体验等服务于一体。具有鲜明公共性的“在地式”文化传播服务，成为“游客中心”吸引游客、引导游客、留住游客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公共文化的“云服务”“APP”“朋友圈”等“在线式”服务，又有效推动原有公共文化服务对象，逐步转化为增量游客。
土地利用类型的重心迁移是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总体特征，通过对研究期初和期末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重心进行比较，将重心的转移方向、转移距离与转移区域的自然条件与社会人文条件相关联，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土地利用的总体变化趋势和空间格局变化规律，可以为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及演替规律分析提供支持。
长期以来，牛超干事创业踏踏实实，对植保业务勤勤恳恳，为农民打药服务任劳任怨。牛超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名农民最喜欢的“植保达人”。
（3）公共文化内涵式延展了文化旅游的时间。旅游产业本质上是时间经济， 旅游效益与游客滞留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传统单一观赏风景的旅游，难以长时间留住游客，更难以在同一地点吸引游客多次、反复旅游，这是因为单纯的自然风光缺乏内涵和深度，这正是与观景旅游相配套的游客行为方式总是“到此一游”的原因所在。优秀的或是富有创意的公共文化服务， 总是把文化服务内容之根脉深深扎在当地历史人文、优秀传统之中，总是在文化服务项目中汇聚和展示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文化特色， 总是在文艺创作、非遗传承或文化活动中蕴含吸引人、感染人、教育人的独特魅力。那些内容贫乏的景观旅游或许因为公共文化而转化为以人为本、富有温情、引人渐入佳境的文化旅游。
4.3 公共文化及文化和旅游产业双向高品质发展的新选择
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社会高品质发展， 是我们所处新时代的显著特征。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高品质发展，就公共文化服务本身而言，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公共文化领域主流意识形态管理和引领，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原则，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引导人民群众向上向善、加强和巩固党和政府基层文化阵地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公共文化体制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引入竞争机制、扩大社会参与，实施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积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大力推动公共文化社会化发展；三是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 发挥好政府投入的杠杆效应，培育和扶持各类高品质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优质服务提供主体，完善行业优胜劣汰、不断提升甄别遴选机制； 四是强化公共文化行业管理和服务效能评价，依法依规实行全面化、全程化品质管理，建立健全基层群众参与的评价反馈机制，完善投入产出绩效评价，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但是应当看到， 恰如古人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推动公共文化高品质发展，仅从公共文化服务内部着力往往事倍而功半， 判断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的高低， 的确需要在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考量。如果仅从公共文化内部，有可能继续维持静态的或内部的测评方法， 采纳“设施量”“资源量”“利用率”或是服务对象的“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等作为主要测评指标。 传统的量化测评指标，较多地反映“量”的情况及其变化，几乎与服务品质毫不相干。如以图书馆为例，传统测评4 项核心指标（人均藏量、年流通册次、年人均新增册数、年人均到馆次数），仅能反映图书馆资源及其被使用“量”的情况，至于馆藏图书资源的品质、读者阅读质量以及图书馆面向读者服务的质量，这些相比较“量”更为重要的“质”的指标则无从查考。 如果大量低劣资源充斥公共图书馆， 如果公共图书馆为了片面追求资源利用率而大力开展“泛娱乐化”阅读或引导读者泡沫化阅读，如果公共图书馆只是依赖豪华建筑、宽敞坐席、明亮灯光、免费空调等纯物质化的条件提高读者的黏着度，那么这种“量”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平衡点是指物体上的一个小点。只要重心落在这个点上，不用外力帮忙，也能保持平衡。这是因为物体本身的所有重量，都平均分配在平衡点周围了。
公共文化服务是面向人的服务， 公共文化服务的目的是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养。公共文化服务“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落实为哪些可以测评的举措，意即公共文化以什么可量化方式把人的知识增长、人格成长、素养提升作为价值追求， 人民群众是否因公共文化的服务行为而增长了知识和才干（而不仅仅填补了闲暇时光），获得了精神愉悦（而不仅仅是感官刺激），提升了精神品质（而不仅仅是在轻浅的娱乐中虚度了光阴），这些应当成为评判公共文化服务品质的核心指标。
从外部效果测评公共文化服务“质”的效能，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仍以公共阅读为例，公共图书馆依托其正向的社会组织功能， 推进所在服务区域阅读组织的成长，提高服务区域学习家庭建设、学习型社区建设以及学习城市建设的发展水平， 均可作为可靠的外部测评指标。与公共阅读的外部测评类似，公共文化带动文化旅游所产生的效能， 可以从服务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因” 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角度，反向测评公共文化服务的带动性效能，也可以从“带动性效能”侧面测评该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在现阶段，公共文化服务“质”的可测评性，对于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提升是决定性的。其中，外部效应的可测评性与内部效应测评不仅同样重要， 甚至在实际中更具有引导意义。一定意义上，内部测评常常引发微量“调整”，基本上仍处于“量的积累”阶段。而现阶段推进外部测评则意味着“打破”“拓展” 或是“跨越”。公共文化对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带动，导致服务区域的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变化， 成为映照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变化的一面镜子。 我们所说的“双向”高品质发展， 除了上述公共文化服务在带动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中有品质提升作用之外， 文化和旅游产业也因公共文化的介入和带动而同步提升发展品质，这一点已在本文进行了分析。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中全面审视当今公共文化服务改革创新，我们深感形势逼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当前正值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起步时期，这是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深化改革、守正创新、开放发展的重大契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解决传统公共文化服务诸多体制性、 机制性以及操作性难题，提供了上佳切口。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EB/OL］.［2019-08-05］.http://www.npc.gov.cn/.npc/wen/2016-12/25/content_2004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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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2019-08-10］.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
［4］ 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A］.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0.
Analysis of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Reform"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and Tourism Integration
Abstract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meet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when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deepen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culture and tourism so as to propel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areer,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urism as a whole. Public culture in the new era can find its exact position in general culture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this opportunity, and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may be solved. The necessity, reality, meaning, and path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are analyzed from the relation of social undertaking and social production, the chain conduction from social needs to social supply to social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active mechanics between these factors.
Key words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tegrated reform; new kinetic energy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9057
收稿日期： 2019-08-18；
责任编辑： 魏志鹏
作者简介： 陈慰，女，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博士后；巫志南，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馆员。
标签：文旅融合论文; 公共文化服务论文; 融合改革论文; 新动能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