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讲政治”的三层寓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寓意论文,讲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政治在文明发展中的固有功能
在人类文明史上耸立了数千年之久的社会大厦，以经济为基础而政治则是它的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但经济和政治的内容与形式都会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作为生产方式包容体的经济，一方面派生一定的阶级关系或政治关系，一方面又需要一定的政治为之服务；社会制度、政治国家、法权关系就是由经济和政治的这种紧密结合与相互促进而构成的，经济和政治可以截然分开的社会或国家是根本不存在的。
政治在人类文明中的这种地位及其同经济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说明，“讲政治”的第一层寓意，就是什么是政治、是为哪一种经济形态或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政治、是为什么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政治？以及政治的阶级性与历史性相结合对文明所起的推动作用。
政治的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矛盾统一告诉人们，在观察和研究这种社会历史现象时，始终不可离开具体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时代条件。但是，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时代条件、认识水平的不同——尤其是使用政治的目的不同，对于什么是政治的问题，古今中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中，孔孟等人根据贵族政治的人治或德治原则，按照“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表述和传播政治；近代政治思想家中，孙中山按照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原则，认为“管理众人之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在西方，古代政治思想家中，柏拉图认为政治就是“哲学家管理国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是统治或“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有人将政治等同于“权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俾斯麦认为“政治就是当政者运筹帷幄的活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剥削阶级思想家超阶级政治观的产物，根源在于他们不能把社会的剥削与压迫现象视为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的利益冲突。
马克思主义者则不然，他们认为经济决定政治，并且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过程——分工、阶级、国家的内在矛盾中观察经济和政治问题，否认超阶级或非阶级的政治。恩格斯认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全集、21、 345、344）。马克思认为，传统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选集、2、434）。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选集、4、370）。毛泽东认为，“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选集、3、866）。同样，邓小平认为“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文选、2、179）。如此等等，举不胜举，都是把阶级关系或阶级矛盾当作政治的本质加以界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别的角度对政治加以界定，更是书不尽言，择其要者，有如下几方面：1、 国家问题“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列宁），是迄今文明社会任何时期，任何人都会碰到的；2、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3、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毛泽东）；4、“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 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活动形式、任务和内容”（列宁）；5、 政治是上层建筑的主体，“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6、 政治（生活）“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马克思）； 7、邓小平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严峻局面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文选、2、194）。
政治与经济，是有文明以来的两种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平行发展，并且同步进行的基本社会现象，二者的属性与功能，当然要通过相互间的作用与反作用来体现，凭借中介现象对政治概念作界定，势必要抓住它的属性与功能。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关于政治的界定，实际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政治最本质的东西——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与功能。这些论述及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政治是迄今文明社会的固有特征，没有政治，文明将失去体统、陷入混乱。因而，人们对政治的真意、表现及其属性与功能应具有高度自觉性，除了牢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的属性与功能的科学界定之外，其中特别应注意下列三个问题。
第一，政治的社会存在及其作用，是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形式实现的。前者如国家机构与制度、政党与团体组织、立法与司法体系以及法权关系，乃至基本路线政策等等；后者包括这其中的静态实体的日常运转与更替，以及一切代表或反映种族、民族、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政治要求与矛盾斗争的群体与个人在特定条件下开展的活动。
第二，体现为静态与动态两种形态的政治，共同具有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而国家政权的基本功能或基本职能分为两个方面，即统治阶级为“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马、恩）——阶级统治，和对社会执行“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社会管理；前者是使用暴力体现国家组织的特殊本质，后者是国家组织所沿袭或包容的一般社会公共权力对社会共同事务的管理。两种功能相辅相成，将阶级矛盾、社会冲突以及人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秩序，控制在统治阶级和社会所需要的范围之内。
第三，作为政治主要内容的国家政权的两大基本功能，其形式乃至实质在实践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都体现统治阶段的意志，而统治阶级既然要维护其阶级统治，一般而言，就必然要促进其所统治的社会的生存乃至发展，并且要虑及促进这种存在与发展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社会诸方面的条件，使其与自己的统治欲望相调和。
政治通过国家政权而表现出来的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两大基本功能，前者的阶级性鲜明，后者也会打上阶级烙印，但都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一切统治阶级，和包括社会主义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社会所必然具有的表现形态。这种规律性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揭示的文明社会固有的阶级性与一般社会性的内在本质，虽然是历史的客观存在，但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
二、政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重大作用
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兼蓄并存、并且同经济平行发展的政治，在文明的不同历史阶段乃至不同国度，其具体形式与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它的一般形式与内容、它作为政治国家而活动的行为主体与客体，以及它对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促进与促退作用，则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文明史给政治勾画的宏观整体图象。然而在这个整体图象中，政治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阶级属性，社会内容与社会历史作用是根本不同的。
政治的内容、形式、本质及其作为国家形态的两大功能，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功能说明，“讲政治”的第二层寓意，就是政治在历史上表现的或者为少数人或者为多数人的区别，或曰政治在社会主义时代成为广大劳动人民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有力工具。
推翻剥削阶级专政而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是人类历史上的新型国家，标志着人类政治史揭开了划时代的新篇章，即“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恩）。这种国家，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仍然具有“政治国家”的特征，但是其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功能，都具有自文明以来不曾有过的情形，即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全部资本……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这一天翻地覆变化的直接原因，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造成的两大结果：
第一，从经济领域来讲，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今非昔比了，他们亘古以来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受剥削的地位改变了，社会一个集团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即剥削）的合法性被否定了。
第二，从政治领域来讲，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全体人民成为了国家政权的掌握者，他们从雇佣奴隶、被压迫劳动者以至农奴和奴隶一跃而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天下成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统治和改造极少数剥削者的天下，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成了人民的公仆。
正是这两大结果，广大从事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全体人民破天荒地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政治国家和通常意义上的政治的基本功能，就成了人类藉以“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的基本条件。而无产阶级实现其政治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又是一个革命、改造和创造的过程，即在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同时进行破旧立新的“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刘少奇）。这一解放过程起点的奠定，不仅将政治的传统面貌完全刷新，而且为新时代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及其进步与倒退作用确立了政治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将一切社会行为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看其是否有助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创造条件。
实现这一目标，或曰完成“过渡”，按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说法，就是要“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选集、1、479），从而实现同以往剥削阶级专政时代“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的“最彻底的决裂”。按照无产阶级专政开创者列宁的说法，“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选集、4、11）。 按照领导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斯大林的说法，有三个主要内容：“（一）对资本家和地主使用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二）无产阶级对农民实行领导，（三）对整个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即“建设比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高的、具有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集、7、155），并指出三者不可缺一。
实现马、恩、列、斯所指出的这种目标，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是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各个发展时期“讲政治”的总根据。因而，他们为实现任何一项工作目标所确立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战、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江泽民），都为这一总根据所派生，成为维护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解放斗争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反映。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时期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共产党人能够在政治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始终具有无产阶级的政治自觉性与敏锐性，就成为实现无产阶段专政国家的基本功能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关键。
三、政治在中国劳动解放中的特殊意义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选集、4、84）。 他说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全集、32、206）， 他以为过渡时期存在的这种从事商品农业的小生产，正是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选集、4、201）。这一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毫无疑义的历史条件，既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共产党人虽有政权但还必须“讲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又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治的一般内容与形式。但是，社会主义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散之在理则有万殊，它在不同国度的发展，不仅必然具有不同的民族形式，而且还会由于社会历史传统与时代条件等方面的原因，给经济与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带来许多难以预见的特殊环境。
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度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条件与时代条件说明，“讲政治”的第三层寓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功能对于当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特殊意义。
列宁当年对农民小生产者、商品农业和资本主义复辟等等的见解，一方面出自对社会主义理想条件和理想模式的认定，一方面是在激烈的政治（阶级）斗争形势下，对经济活动的自发性可能为反社会主义力量所利用的警戒，此二者都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初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条件的产物。我们不应当据此把人类推动生产发展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及其复辟活动划等号，然而政治和经济的固有联系以及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又证明，列宁的这些论述的基本思路乃是不容忽视的，即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阶级统治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导向作用，任何“商品生产”的“自由发展”其前途绝非社会主义；易言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不是由于只讲经济或任凭经济自由发展而取得的，相反，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使用了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与政治优势，并且坚持不懈地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切领域“讲政治”，甚至把经济建设本身视为“最大的政治”、用“两手都要硬”加以保证的结果。
今日之中国社会主义面临的国际国内条件，同70年前、40年前乃至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了。前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冷战的结束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造成资、社对立的许多传统结构与观念成为历史；但是，只要社会主义还存在，只要资本积累与雇佣劳动还存在，资社之间的对立还将在新的条件下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它要带着自己的特色继续发展，就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正确运用它赖以继续发展的现实条件。
历史经验的主要之点是：1、 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把一个“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建成了一个可以与资本主义抗衡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但成而复灭的复杂原因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前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基本功能过左，而后期则过右，并且逐渐变成国际资本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2、 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把一个更加“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国家建设成为今天这样繁荣昌盛、傲然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其保障因素中，有一个主要因素是在政治领域坚持开展了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
时代条件的主要之点是：1、 社会主义国家七十余年来从弱小到强大、再到晨星般的弱势，使其优越性、必然性与历史地位受到了挑战；2、现代世界大市场的形成和国际科、工、贸普遍接轨， 体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普遍价值；3、 现代科技——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飞跃发展对人类的普遍解放作用，使社会制度的优劣反差相对减弱；4、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成为共识， 国际和平与国内稳定成为不同形态国家发展的共同条件。
当代世界的这种形势，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又使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所面临的复杂因素与艰难程度，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增无减。而中国共产党人更是面临着如下四个别无选择的条件：第一，比沙俄更加“极端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历史传统；第二，地广人众、自然与社会条件参差不齐、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现实条件；第三，改革开放、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决定的多种经济成份；第四，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国际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焦点。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高类型的两个文明，达到“消灭阶级”和“消灭私有制”的目标，所面临的种种矛盾真是难以估量。举其要者：第一，经济领域内，新生的社会主义成份与非社会主义成份的矛盾，例如多种所有制形式、占有关系与分配形式造成的劳动产品占有与贫富差别悬殊的矛盾，商品交换中的法权形式平等与实际不平等的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中的金钱诱惑与文化伦理的矛盾，等等。第二，政治领域内，国家与法权统一体内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法制规范与剥削阶级影响及地方与部门保护主义的矛盾，例如党政机关乃至司法机关中以权谋私及其他腐败现象所引发的矛盾，特别是象王宝森一类贪脏枉法，以及某些农村基层干部巧立名目、加重农民负担中饱私囊引起的矛盾，等等。第三，文化领域内，由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和贫富差别导致的文化科学知识占有上的矛盾，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观与价值观的冲击，以及科学观念与鬼神迷信、文明与野蛮的矛盾，等等。第四，社会领域内，剥削阶级的各种余毒，封建宗族活动、盲目的旧的特权名位与名号的崇拜，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习熟见闻，以为当然”，各种社会遭遇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同各种社会矛盾乃至与阶级矛盾相关的社会治安问题，等等。第五，其他，如窥伺改革开放过程中政策、法制、管理等方面的空子，千方百计地挖社会主义墙脚，假公济私，化公为私，乃至毁公立私，一有机会，就内外勾结，不择手段地宰国宰民，如于志安、张群宝、李邦福一类所为，形成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的矛盾。
如此，这般不胜枚举的矛盾，抽象地讲，就是现实生活中光明面与阴暗面的矛盾，阴暗面中的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阶级矛盾中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矛盾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以及法与违法的矛盾。克服这些矛盾中的邪恶势力及消极腐败现象，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特别需要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去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树立共产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模范形象，激发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地团结奋斗，开展政治思想领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这一切不仅是使用我们的传统政治优势，而且还需要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政治艺术为指导。
当然，还可以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上考虑克服当前面临的各种矛盾，即抓住现代文明的两翼——科学技术与民主法制这个纲，解决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两翼同政治本身一样，都不是万能的，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以至一定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的运用，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导向下进行的。这里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剥削阶级不是不讲政治，而是根据本阶段的利益“讲政治”：封建阶级讲“修齐治平”的政治，以“三纲五常”为根本，以地主阶级私有制和封建特权为前提；资产阶级讲“自由平等”的政治，以“议会民主”为根本，以资产阶级私有制和金钱特权为前提。只是他们生怕揭开政治之争的迷雾，露出阶级利益冲突是政治斗争的真相所在。共产党人则不然，他们的党性同科学性是一致的，他们只有不断地揭开政治上的迷雾，坚持讲政治，如同科学家揭示科学、宣传科学、使人们掌握科学那样，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根本上觉醒起来，战胜剥削阶级的政治污染。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讲政治，坚持以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与要求为基准讲无产阶级政治，坚持讲这一政治的国家基本功能，乃是共产党人的本份。否则，共产党人本身要腐败，政权要变质，各项事业都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将会出现更大的曲折。由此可见，只有在讲经济的同时“讲政治”，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具有社会主义的明确坚定的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能够在复杂形势下保持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发挥无产阶级政治的强大威慑力量，才能保障夺取社会主义千秋大业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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