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人论文,化与论文,历史使命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步入新千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巨变的时代——全球化时代。对于一个已经成熟并且有着半个世纪执政经验的政党来说，以自己的智慧驾驭这一时代，以娴熟的领导艺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并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演进，是一个崭新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共产党人就要对全球化有深刻的认识。这至少要全面把握全球化的当代特征，冷静分析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与以往时代何种不同的变化，以确定自己的态度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策略。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能胸有全局、有所作为，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更加美好的未来。
一
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和市场全球性扩张的新的历史阶段，它在总体上仍未超出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当代表现是，在统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各市场活动主体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工商业主运用自由化的贸易、金融、投资机制，凭借以高科技为内驱力的生产能力和发达的通讯、运输手段，使其经济活动遍及全球各个角落。
由于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全球化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首先突出地表现为“三角化”。所谓三角化，是指北美、西欧、东亚（主要是日本）这三大区域率先登上全球化之路，或者说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这一三角地区的国家或地区凭借科学技术的优势或统治地位、雄厚的金融资本、发达的工商业和有利于自己的贸易体制和政策，同时实行经济上的战略协作或联合，左右或引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例如，20世纪 8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公司签订的4200个战略协调合作协定中，有92%是在北美、西欧、日本的公司之间缔结的。1990年，这三个地区各自的内部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上升到48.7%，三个地区的洲际贸易所占比例上升到24.9%。总计起来，这三个地区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73.6%。（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参见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张世鹏译，中央编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115页。）同时，美国、日本与西欧诸国彼此间相互投资的范围和数额也越来越大，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1998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在1994～1997年间，所有国际资本流动的84.8%都在这一三角地带内部循环。当然，三角地带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相互联结愈来愈紧密、加速其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也开始加强同其他区域经济的联系和协作（如扩大投资等），带动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明显表征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崛起。这种迅速崛起是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大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速度加快，年增长率平均为15%。如1984～1985年度是500亿美元，1989～1990年度增加至2,000亿美元，到1996年则达到3500亿美元，这种增长率比工业化国家国内投资的增长率高出一倍。随这种国际资本市场迅速扩大的是跨国公司数目的迅速扩大。1980年，全球跨国公司还只有1.5万家，至1997年则达到5.3万家，这些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3.5万亿美元。
与国际直接投资增长的同时是国际化贸易的迅速扩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7年年度报告）的研究数据，1995年，全球由44万家多国公司控制的28万家子公司的营业额大约为7万亿美元，比同年国际商品及服务贸易总额高出20%。而1997年跨国公司海外机构的全球销售额达9.5万亿美元；其海外机构的总资产达12.6万亿美元，总产值达2.1万亿美元，增长7.7%；其出口达 2万亿美元，占世界出口的1/3。（注：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5页。）不过据估计，世界产品和服务的1/3仍是由多国公司的子公司之间的“公司间”贸易实现的，另1/3则靠多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公司外”销售。正是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给具有国际规模的公司或无国籍公司提供了新的投资机会，国际化贸易和国际化生产迅速的扩大，使得许多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ABB、IBM、联合利华等）活跃在全球各地，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就经济全球化的“三角化”特征而言，它最初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内已经发育，在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60年代便开始形成。这主要是战后美国因经济迅速发展而成为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日本也以其经济奇迹般地发展而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西欧各国也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崛起并在经济走向联合发展的过程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经济中心之一。与此同时，作为头号社会主义大国的苏联，其经济虽然在战后也得到迅速发展而成为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经济强国，但由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计划”为基础，故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世界市场”不过是一个消费品市场，它没有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外汇等市场，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这种在本质上不符合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向的经济体系最终因僵化而瓦解也就在所难免。而冷战的基础便是建立在这两个“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之上。当这两个市场中的一个归于消失，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两极对立格局即随之结束，于是以三角化和区域一体化为基本格局的世界经济特征便鲜明地凸现出来。
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它使得各国经济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生产资源的跨国优化配置，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使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日渐融为一体。但这种全球化无疑是一种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
二
经济全球化既然是市场经济的较高阶段，在总体上并未超越资本主义历史时代，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不要参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化？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我们已经有了实际行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已转轨到市场经济，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是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为参与全球化进程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同时取得了初步成功。但这并不就是说，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全党全民在思想上、理论上完全取得了共识，因为姓“社”姓“资”之争仍然困扰着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那里就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邓小平曾这样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只要能够做到三个“有利于”，就不要害怕什么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路。他还以办深圳特区为例说，一开始就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但事实证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103;370页。）“邓小平进而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103;370页。）
邓小平不仅认为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并且还提出“相互依赖”的重要思想。1984年，他在与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曾这样指出：到了21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将“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103;370页。）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正面提及全球化，但实质上已经触及这个问题。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经济“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提法为我们参与全球化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发展、强大起来，必须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去。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期实现社会主义的积极参加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做法，为我们在现阶段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以期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宝贵启示。当年，摆在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积极领导这一革命？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对此抱消极甚至取消态度，而左倾冒险主义则妄想“毕其功于一役”，而对中国革命有着深刻、正确认识的毛泽东则提出了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时，首先明确指出这一“新式的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它“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650;525;1059～1060页。）毛泽东认为，这一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这一革命的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650;525;1059～1060页。）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这一双重任务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共产党人应担负起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事业。
正因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双重的，所以毛泽东提出要以“调节”的方法妥善处理好民主革命阶段中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尤其是当外敌入侵、国内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时更是如此。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书中论及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以共同抗日时，毛泽东对于此说得很清楚。他写道：共产党人决不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要调节这种斗争。“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要求。”（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650;525;1059～1060页。）他的这种调节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处理同跨国资产阶级的关系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毛泽东在制定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时，曾明确主张应把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同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区别开来。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都要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或稍许怠工，稍许不热情而不付出自己的努力，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尽管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参加的是民主革命，但他告诫人们在民主革命阶段共产党人不要怕资本主义，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因为这在中国“是一个进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47;650;525;1059～1060页。）
显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分析民主革命的性质、目的、任务和前途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分析全球化的性质和怎样对待全球化，确定党在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任务，怎样在全球化环境中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富有教益。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进过程的一个历史时代，美国不能越过，中国也不能越过，世界上任一民族国家都无法越过，因为我们全都处于这一历史时代之内。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这样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第11页。）中国要缩短处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改革的阵痛，其对外政策的最佳方案就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尽力发挥自己的智能和力量去使之朝有利于中国的局势发展。我们决不能因全球化未超出资本主义时代而拒绝它，乃至在全球化面前无所作为，最终被抛出全球化过程之外而被“开除球藉”。正如邓小平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103;370页。）由此看来，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除了溶入其中别无选择。
三
从目前形势看，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不在于全球化是姓“社”还是姓“资”，而在于全球化的进展。我们不仅苦于全球化的发展，而且苦于全球化的不发展。之所以苦于全球化的发展，是因为发达国家借助其发达的科学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资源和人才等财富的掠夺，使南北鸿沟愈来愈大。之所以苦于全球化的不发展，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缺少高科技，甚至有的还未从整体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人民的生活仍很贫困。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生产力的全球性扩展是扫除贫困和落后的最强大的武器，有赖于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将最终走向经济上的强盛。然而在全球化时代先进的科技和生产力仅靠落后国家的自力更生是难以获得迅速发展的。邓小平早就说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第64、78页。）既然情形是这样，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和美国化而拒绝接受它，在实践上危害太大了，这实质上是提倡自我封闭和孤立。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科技最发达、新兴生产力最活跃的地区，它的许多新产业都居世界领先地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能以便捷的途径或较少的花费获得以美国、日本和西欧诸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就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快地缩短同它们的差距。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先进生产力的扩散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的全球性调整是无国界的。能够因英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最早发源地、它的先进生产力后来扩展到世界各地就认为世界英国化吗？或者，能因日本在唐代起就学习中国，甚至把汉字也拿过去了，就认为日本中国化了吗？显然，全球化不是“一国化”。“从根本上看，经济的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注：龙永图：“《经济全球化丛书》总序言”，刘力、章彰：《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出路何在》，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但是，在我们实际上已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时刻，不仅要明白再作“狼来了”的无谓叫喊只能扰乱人心，更要保持冷静的头脑而不应口出浪漫之言，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想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方面仍处于弱势，中国在总体上还未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较差，地区发展不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亦不完善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要靠全党全民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利用自己已经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并化相对劣势为相对优势，去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发展势头甚猛的全球化虽然不以任何民族和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但由于它提出了新的挑战而遭到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面的责难。发达国家中有人把全球化看做“陷阱”和“谎言”，认为它损害了发达国家的繁荣和国际竞争力，降低了福利国家的工资、生活水平，也是失业的根源；同时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鸿沟更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并陷入债务危机，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下个世纪将给第三世界带来一场灾难。而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士对全球化充满敌意的更不在少数。
且不论全球化是否真的损害了发达国家的繁荣，但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不均衡的发展确实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例如，世界上5个最富有的国家同5个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差距1900年为8.2:1，而1995年则为49:1。1993年，世界生产国内总值为23万亿美元，其中工业国家为18万亿美元，而占世界总人口80%的第三世界国家却只有5万亿美元。从1970年到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增加了21倍，即从620亿美元增加到12900亿美元，其债务利息也增加了2.3倍。（注：参见加拿大学者基蒙·瓦拉期加基《全球化——非对称现象》，《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期，第4页。）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富国同穷国之间的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种明显的不公平引起人们的义愤是理所当然的，也应该得到合理的解决。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因为在贫富鸿沟扩大的同时是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联合国对9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调查中可以看到，世界范围内人均国民收入下降的国家在逐渐减少，例如至1996年已从以前的24个国家减少至11个国家。而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表明在最近50年内所消除的贫困比过去500年内消除的还要多，并且其中大部分成绩是在近10年内取得的。（注：张金杰：《经济全球化中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5页。）正如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2000年4月为准备召开联合国千年首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的：“全球化的好处显而易见：经济增长更快，生活水平更高，技术和管理技能加快革新和扩散，为个人和国家都带来新的经济机会。”（注：参见王联：《为万世开太平？——评安南的“千年报告”及其联合国改革计划》，载2000年5月5日《南方周末》。）
至于所谓今后不会再有发达国家或小国永远赶不上发达国家的论断，也与事实不符且过于悲观。例如，在20世纪中叶还很不发达的亚洲小国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南美洲的巴西等国，由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现已跻身准发达国家和地区。至少，韩国和台湾（省）的工业已具备同发达国家竞争的能力。这种巨大成功的背后并无多大秘密，无非是引进发达国家的投资和先进技术，将自身溶入全球化过程。
正是有鉴于这些成功的先例，中国党政领导人作出了明智决策，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有利条件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这个有利条件是，拥有 13亿人口的中国这一巨大市场的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吸引来外商们源源不断的资金。目前，世界“500强”中的400余家公司都已跻身中国，如美国最大的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日本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德国最大10家工业公司中的9家均已在华投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仅次于美国，在“九五”期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 2,894亿美元。在中国实际开业的外资企业已有15万家，这些企业为中国创造了1,800万个就业机会。外资的引进改善了中国资金不足的缺口，改善了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增加了国家总收益，加速了中国技术进步，推动了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增强了综合国力，使中国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也使中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朱镕基总理在全国人大九届四次会议的报告中对中国开放政策的成绩作了这样的总结：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2000年进出口总额达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 2,492亿美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9%和67%。出口商品结构改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新产品所占比重提高。”朱总理认为，在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许多国家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周边国家正在加快发展构成的这种严峻挑战的国际环境中，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注：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从以往的实践看，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历史机遇，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概率是很大的。并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对外开放和合作中将会处于较平等的地位，这为中国加快发展更有促进作用。
四
作为共产党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任何时候都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即牢记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由于经济全球化在总体上仍属于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全球化社会的阶级矛盾仍然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导或统治这一时代的仍是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力量，马克思在它开拓世界市场的初期就已注意到了。当年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73、276;89页。）
不过，马克思时代的资产阶级远不能同当代资产阶级相比，它那时才开始挖掘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并且它的根基主要是在民族国家内。今天，随着全球性生产和销售、全球性资本流动而来的是一个巨人般的全球资产阶级，一个正在成为一个无国籍的全球资本家集团。全球化创造的物质条件，造成一个不再以某个国家作为根基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也不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容器”。并且，全球资产阶级已挺进到世界各国的权力圈，已控制了制定国家政策的关键性决策部门如中央银行、财政部、外交部等，这就更有利于推进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全球工人阶级。这样，世界日益分化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注：原文载美国《科学与社会》2000年春季号，中译文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2期第1～4页、第3期第1～3页。）
当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阶级已不像发展初期那样把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上，他们靠高科技创造出来的廉价、优质商品来占领世界市场，并对其雇员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调整，甚至让雇员持有公司股份或分享利润。另一方面，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工人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也越来越高，工人阶级已在向白领化、金领化、知识化、有产化发展，并参与企业管理。同时社会政治的法制化、民主化程度也在提高，这为当代劳资关系的调整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尽管当代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其本质仍然是为资本增值，但资本家作为社会公民时，他也会把自己的财富捐献于社会福利事业、慈善事业或教育事业等。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维护私有制的同时，也在为把自己的国家建设为福利国家而努力。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总是要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剥削不发达国家，利用高科技产品与不发达国家实行事实上的不等价交换，但它们同时也实施一些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以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文化等。
从历史上看，全球化时代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因而它积累的社会主义因素也比任何时代都要多。例如，那些福利国家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在加强对经济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采取许多社会福利政策如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救济、最低工资限额、低收入补贴、带薪休假、免费教育等等。同时，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组织可以利用合法手段创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工人可以自办合作企业或职工持股公司，农民可以自办产、供、销合作社等等。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日益生长着的社会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运动不再表现为革命，不再表现为暴力或战争，而是表现为民主与参政。例如，发达国家众多的社会主义党派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宗旨和行动是争取民众选票、加入政府组织以利推行自己的主张。从发展趋势看，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参政、执政已成为时尚。例如成为国家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数量在逐年增多（目前已达30多个），并且执政时间也越来越长（如瑞典社会民主党执政已达半世纪之久）。这些党派主要是用社会主义改良政策不断地改造资本主义。（注：参见高放《当代资本主义究竟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理论动态》2001年3月20日。）
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运动依然时兴，而由共产党执政的亚洲大国中国及越南等国家仍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尤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经验。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通过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老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并成为参政党（如俄国共产党）。
更重要的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之间联系日益密切，它们为全球的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努力着。这种努力使世界离社会主义和人类的解放更近了。这正好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认为全球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行程将有利于人类的最终解放。他说，尽管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而越来越受异己力量即世界市场的支配，但“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的程度一致的”，并且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的能力。”马克思还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建立起普遍的交往的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273、276;89页。）
但是，全球化时代并不太平，尽管社会在进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主题。这种不太平不仅主要表现在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使用各种霸权手段欺凌弱国和小国，表现在各国和各跨国公司之间的过度竞争，也还表现在种族之间的冲突等等。尤其是过度的经济及军事竞争使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度利用，这使地球不堪重负而危及人类的未来。所幸的是，地球资源的极限和人类社会与物质、生态资源的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各种限制促使人们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处于“一个世界”，让“大家共同拥有一个未来”。这种共识促使人类担负起和平的责任并竭力使社会发展能保持持续性。
这种和平责任不仅要由世界各国政府来承担，更要由联合国来协调，同时也要由随全球化出现的全球公民社会与联合国和各国政府组织一道来共同解决。这种全球公民社会即是由全球范围内社会不同领域积极活动的各种集团与机构如协会、自发性公民政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的总和构成，它们是全球治理的真正基础。这正如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一书中所指出的，不是在生存斗争中发展的胜利者才有资格参与新的全球世界建设，人类的团结合作将提供更好的机会。但是，要实现全球治理目标就有必要订立全球社会契约，如消除不平等的基本需求契约、宽容与国际文化对话的文化契约、全球调控的全球契约、持续发展的地球契约，并把这些契约变成实践，以互助团结取代霸权。显然，“大家共同拥有一个未未”的共识与共产主义的理念是相通的。如果把当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理解为一种渐进或量变过程，那么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是用社会主义渐渐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解放。
纵览全球化的进程，它似乎处在马克思当年的“世界历史”的预设中。全球化使民族、地域界限打破而使各民族更紧密地相互依存，使各国的经济、政治活动逐步形成互为一体、共同发展的状态。全球化过程中确实存在弱国、穷国的资源、智力等财富更易遭受强国和富国的掠夺，南北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将得到逐步解决。从马克思的立场看，全球化将会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终结，并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随全球化而来的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可以深信，中国共产党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将能更好地保护中国政治主权的独立性，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稳步前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21世纪的中国不仅会以富强、民主的国家形象自立世界民族之林，也会成为全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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