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民族论文,国家论文,萧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以往对萧乾的关注，更多是从京派作家后起之秀的角度，研究他在创作中体现出 来的纯正的文学趣味；或欣赏他作为《大公报》报人，撰写那些“褒善贬恶，为受蹂躏 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的通讯特写。然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或者说 忽略了他在20世纪40年代因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曾撰写大量的演讲稿、通讯特 写和杂文乃至《大公报》的社论，反复言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这一重要的 思想内容。萧乾是如何言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构想的呢?它有什么具体的内涵 和特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 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 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他又称，“兴起 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对“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 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注：[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 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26页)安德森论述的这些观点，或许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萧乾的文化想象，以及诉诸文化想象的方式和手段。
有意思的是，萧乾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象既有经典的中国人式的想象内涵，也有新 颖、别出心裁的个人经验式的体会。《龙须与蓝图》，此篇为作者在伦敦华莱士藏画馆 所作的演讲。萧乾以为，若把世界比成一间教室，那么，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才被推 入教室。这个孩子入学比别人的晚，年龄却是很大。老师问他能否画出一张排污系统图 ，“他磨墨，挥动那杆年头久远的毛笔，在纸上画出几缕精致的线条，宛若云雾中的龙 须”。老师生气地将图纸一把夺过去，质问道：“排污管道是实用的东西。你要研究污 水的流量，并运用到灌溉系统中去。你这是在干什么?做梦吗?”全班哄堂大笑。显然， 萧乾用“龙须”象征中国的古老文化，这是他对民族共同体的一种文化想象，而这些精 致的“龙须”遭遇象征西方工业化“蓝图”的现代性挑战，因而，只会描绘“龙须”的 中国学生被修辞为“傲慢”、“自负”，受西方学生愚弄的角色。《中国舞台的歧途》 、《中国音乐往哪里走?》，萧乾分别虚拟“挪威C.K.果尔果尔梦”和“匈牙利K.科科 果夫”撰写的两篇文章，其实这是借洋人视角写中国现象，乃“假翻译”之文。萧乾称 ，中国戏台上总有一个“短打扮”来导演，“我不懂为什么貂蝉在台上泣诉的时候，一 个雄赳赳便衣短打扮的小伙子，竟叉了腰，隐立在屏前，忽而放块布垫，好像命令她： ‘跪!’忽而又当她唱得正兴奋时，一杯茶由腋下塞过来了，再不就往武生手里塞一把 刀。于是，‘杀呀——杀呀!’最丑恶、最残暴的场面便开始了”。除了短打扮的，还 有旧剧里的“黑头”。这“黑头”“酒量大，饭量大，腰包大，而且手头大”，他们油 亮亮的脸上是一片凶狠，撇着嘴巴向整个剧场怒视，“杀呀——”或“打呀——”是他 们的专利。因此，萧乾以为，“过去三十年，中国戏剧不幸还逗留在文明戏时代，虽偶 有新作，也不过是给国际观瞻所在的大都市应时上演的。广大的中国被夺去了古典美， 却又得无可奈何地承受着这过渡时代的糟粕。这是中国观众的不幸，也是世界剧坛的大 污点。怎样把中国舞台彻底现代化了是眼前举世的一个大课题。”关于中国的音乐，萧 乾以为，中国的音乐是“有调无谐”，不像西洋音乐，乐器依其品质、性能，各自尽情 发挥，发出悦耳的“和声”；另外欧洲的音乐有固定的“乐谱”，而中国音乐无“谱” 可依。“它既以人而不以谱为标准，后人无从继承效法”，更可悲的是“因此而使堂堂 中国变成没有音乐可言的国家”。这些“假翻译”之文一发表，还真让有些专业人士信 以为真，要撰文与作者商榷。田汉当年曾代表上海戏剧界在《申报》上刊载长文，一本 正经地就中国戏剧问题作了一番答复。萧乾还撰写另一篇政治寓言式的随笔《侦探小说 在华不走运论》，以为“中国尽管有福尔摩斯，但侦探小说在中国，最近不会走运的” 。其观点后来还引来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对此质疑，金介甫在20世纪80年代读完此文后， 曾郑重其事地给萧乾写一封长信，说明民国初年以来，侦探小说在中国其实一直很风行 。之所以造成这种有意思的“误会”现象，不仅说明萧乾具有高超娴熟的反讽技艺，而 且更能形象地反映了萧乾出类拔萃的文化想象能力。
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焦虑，萧乾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乌托邦”理想时，特别关注“ 现代性”问题。萧乾在二战结束后回国，目睹了中国现实社会里的种种怪现象，他用书 信的方式写给英国“老约翰”，倾吐心中的块垒：
老约翰，你还是饶了我吧，让我继续我的沉默。虽然我不应拿你当外人，家丑也还是 不宜外言。自从我的船一出地中海，你我便相隔了至少三百年。我再不愿在你们面前扮 演那“现代公民”的角色了。请你改改我送你的那幅穿长衫的照片，腰间加上一道麻绳 ，手里握把血淋淋的刀，咧了盆嘴，见了活物就想吞，见了金条美汇就伸出毛茸茸的爪 子来攫取。那才是我所属的社会，这个仅存的古老文明!(《给英国老约翰》)
萧乾以愤激的态度和反讽的笔调，道出他心中的最焦虑的事情：中国虽号称有几千年 的文明古国，实际上还停留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时代。萧乾并非不愿当“现代公民” ，而是深感自己作为中国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尚无资格担任此角色。因此，当某些西方人 士希望中国继续保持过去的传统和文明时，“你过去的画的龙须多棒啊!你干什么要做 那些你过去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事?”“我认为像你这样有教养的人去踢粗野的足球，真 太令人遗憾了。你应该继续穿长袍。你那漂亮的长指甲哪去了?还有辫子?”(《龙须与 蓝图》)萧乾对此的回答，却非常坚决而明确：“中国不能仅满足于祖先那份遗产，必 须现代化，不然，文化遗产也保不住。”(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 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版，第170—171页、第56—57页、第204页、第237 页)当然，如何完成从传统演进到现代化，这是当时中国知识界普遍焦虑的问题。正如 萧乾所说：“怎样把中国舞台彻底现代化了是眼前举世的一个大课题。”(《中国舞台 的歧途》)而所谓的“现代化”，其“乌托邦”的构想，就是要达到“现代制度”和“ 现代人”(《政党·和平·填土工作》)。在萧乾看来，中国要完成这一目标，关键就在 于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实行的“民生主义的精神”，他称：“我们认为中国之现代化不在 借用西方名词，不在乘坐流线型的汽车，而在处理国事上，彻底采用现代的原则。”( 《自由主义者的信念》)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何谓“现代的原则”?这是破解萧乾关于现 代民族国家“乌托邦”构想的关键性要素。
其一，是自由。萧乾晚年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好像天生就是个自由主义者。”(《释 “地图”》)用“天生”来修辞自己对“自由”的信仰和自己秉持的“自由主义”理念 ，这是不是言过其实?萧乾幼年失怙，寄人篱下，曾过着令人辛酸的孩童生活。生活的 不幸并未压倒他，相反培育出一股不服命运安排的倔强个性。1930年，一个冬去春来的 日子，有两个青年人在圆明园废墟旁，一边散步，一边激烈地争辩着“地图”与“旅行 ”的问题：
记得一次在圆明园散步。她责问我：“这么重要的理论，你为什么读不下去!这不是随 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的真理!”……我赌气地说：“理论，理论，充其量也只不过是 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我要的是去体验那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我要采访人生。” 她问道：“你就是这么横冲直撞，不带张地图?”我说：“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 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冒险性。”她警告说：“当心你会掉进深渊里去，或者在 大森林里迷了路，给老虎吃掉!”(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版，第170—171页、第56—57页、第204页、第237页)
文中提到的女性，是杨刚，一个刚毅坚强，对革命有坚定信仰的青年学生。她主动接 触这位男青年，试图用革命的道理说服眼前这个桀骜不驯的青年人，而这个男青年却大 声嚷道“地图”代替不了“旅行”，他需要自由自在体验“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采访人生”。这个宣称“没有地图照样可以走路”的男青年就是萧乾。1935年，在 燕京大学毕业后，萧乾抱着要做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的人生信念，走上工作岗位， 他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等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那么，《大公报》属于什么 性质的报社呢?用萧乾的话就是：“大公报是一个报人论政的机构，《大公报》同人向 来是论政而不从政。《大公报》同人信守司马迁‘戴盆何能望天’的作风，既许身言论 ，就不旁骛，尤其相戒不兼任公职，也不做实际的政治活动。因为大公报不属于任何党 派，它的地位是独立的，却不是一般所谓的‘中立’。”(《政党·和平·填土工作》)
萧乾在出国前对“自由”理解更多的是一种感性的认识，也就是说萧乾对“自由”的 体会，源于“不自由”的周边环境、社会现实和专制的政权。《流民图》是萧乾走上职 业记者而“采访人生”的首篇实绩。萧乾不仅真实地再现1935年鲁西、苏北大水灾中难 民的悲惨情景，其犀利的笔锋伸入了所谓“水政分歧”背后的黑幕，揭示了导致灾民挣 扎在饥饿、寒冷乃至死亡线上的根本原因是比“天灾”更甚的“人祸”。《林炎发入狱 》，萧乾从汕头的报上看到两份绝然对立的《告各界书》，一边是以保长为首的，告发 林炎发是一位劫盗；另一边是青抗会呼吁“林同志应重获救国之自由”。由此引发作者 去深入调查，揭露了岭东的抗日弊政，文章发表后反响很大，终于导致林炎发的无罪释 放，显示了这篇文章干预现实的实际效果。《安南的启示》，他谈到法国殖民统治者对 安南(越南)文化侵略的警觉：“法国人对于文化输入却又极认真。在昆明，我认识的几 个安南人，都能阖起眼来背上七八首拉玛丁或雨果的诗，且用了同样热情的声调。与他 们提起任何一个法国古典作家，都即刻表现出骄傲与崇敬。然而他们受的仅是中等教育 ，干的是银行簿记。”从安南的悲剧中，作者体会到“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又丢掉了自 由，那是注定了的悲剧，是现代文明也不能补偿的损失。因为机器本就是吮血的家伙。 如果不是把‘民族’放在前面，作通盘的打算，文明也许正是噩梦”。
1939年，萧乾到英国后，他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生活，从感性到理性得到全方位的 熏陶和启示。令他惊讶的是，在大战当中“从信仰上反战的《和平新闻》，以及另一反 战的英共机关报《每日工人》，尽管它们毫不留情地攻击并尖酸地挖苦政府，却依然在 发行着。没有一家报馆曾被封过门，也没有一个记者被捕过”。(《舆论·广播·宣传 》)萧乾不仅佩服英国执政者的雅量，而且对“自由”植根于西方人中有着更深一层的 认识和体会。萧乾说：“由卢梭、康德以至罗素、杜威；由杰佛逊、林肯以至倡四大自 由的罗斯福，都各用墨水或行动写下了自由主义的界说。所有政党都有其短期的集中训 练所，自由主义的训练所却必须由摇篮以至幼稚园开始。这训练不假借黑板粉笔或风雨 操场，而是散播在大气中，沁入心脾。”(《政党·和平·填土工作》)萧乾生活在散播 着“自由”空气的西方国度里，这就使他由早期对“自由”的信仰转变为“一个彻底的 自由主义者”。于是，萧乾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中就为自 由主义者绘出一个“轮廓”，他提出自由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应该是：(一)政治自由与经 济平等并重的；(二)相信理性与公平，也即是反对意气，霸气与武器；(三)以大多数人 的幸福为前提；(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五)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否则 一定无济于事。萧乾还认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因为受不住严苛的纪律，就可 能站在政党之外，保持其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发言权”。(《政党·得平·填土工 作》)萧乾厘定了自由主义内涵后，他还进一步说：“自由主义不止是一种政治哲学， 它是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自由主义者的 信念》)因此，“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不仅是一种“理想”和“抱负”，而且可以扩大 和升华为一种对“人生的基本态度”。
其二，是“民主”。“自由”与“民主”，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萧乾将自由主义 者的基本人生态度概括为“公平，理性，尊重大众，容纳异己”，指涉的就是“民主” 。萧乾称：“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 或作风不同的存在。”(《中国文艺往哪里走?》)1945年英国的大选以及二战功臣丘吉 尔的落选，对萧乾的思想触动很大，这是他对西方民主政治一次“触灵魂”的认识：“ 丘吉尔在1940年曾经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人物。用东方人的惯用语，就是大救星。他 领导英国人民扭转了危在旦夕的局势，最终取得胜利。在生死攸关的六年期间，他立下 了汗马功劳，是个恩公，难道还能从唐宁街中被赶出来?”(注：萧乾：《未带地图的旅 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版，第170—171页、第56—57页、 第204页、第237页)然而事实是无情的，这就是“民意所向”，功劳簿终究扭不过一部 宪法，这位“恩公”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让出首相宝座。因此，所谓“民主政治”的 体制，应该是建立在人与人的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萧乾曾在《吾家有个夜哭郎》里认为 ：“民主化的基础不在制度，而在一个深入家庭社会传统，附于每人心灵对人生博大的 态度。”这是他针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而发出的观点。他说：“中国有了总统制，中 国就是民主了吗?至多至多，是少数读书人当了股东，那乡下人依然是娃娃。自然能做 到这地方，其好处是若干位妈妈之间，可能发生互相监督的作用，但不能忘记的是，五 千年来，摇篮里躺着的依然是个又黄又瘦，满身伤痕的娃娃。”萧乾其实是将“制度” 和“个体自由”之间做一个非A即B的单项选择，尽管他阐述的观点本身并没有逻辑错误 ，但是很明显这种给出单项选择的思路是有问题。不错，民主化的基础在于个体自由， 用他的话就是“在一个深入家庭社会传统，附于每人心灵对人生博大的态度”，但更依 赖于有坚实“制度”的保证，丘吉尔的落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萧乾在1946年回国前，走进当时免于战祸的中立国——瑞士。他称：“瑞士之行是我 向欧洲的告别旅行，也是继英国大选之后，我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又一次体验。”(注：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第2版，第170— 171页、第56—57页、第204页、第237页)根据此次旅行，他撰写了《瑞士之行——一个 中立国的启示》。通过一番考察，萧乾发现这个中立国是由三个民族组成的联邦体制。 那么，他们是怎样完成统一的呢?这得益于他们有“原始的民主”，因为“瑞士人民最 酷爱自由，而又最守法；这一来，当政者不必过分拘束人民，而人民也没有叛革的必要 ”。另外，“瑞士人人是武人，然而全国百年来从无所谓武人阶级”。萧乾称“瑞士的 民主政治，可说是原始性的。”其理由是“政权不是由上压下，而是下面最小的单位堆 上去的”，“联邦政府的总统绝对直辖于议会，万无罗斯福或丘吉尔的大权”，总统与 普通的百姓是平等关系。因此，这是“唯无帝制传统的国家，才能产生这种原始的德谟 克拉西”。萧乾指出：“统一可以用两种方法建立：以一个有权势集团压制着其余的民 众，这可以完成暂时的统一，可是一旦反了掌，十年的积怨必为子孙招来五十年的磨难 。另一个统一方法是承认每个单位的基本权利。这是彻底的统一门径，因为当每人都有 了他的‘份’以后，就不必凭宗教、语言，来结小组织了，因而大组织可以存在下来。 ”作者借助“瑞士之行”不仅为他多年欧洲之旅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从中立国身上得到新的启示——“人类和平完臻后，幸福的可能性”。这就为他回国 后言说现代民族国家构想，提供了一个可临摹的理想蓝本和思想资源。
其三，是“法治”。在萧乾看来，要使“自由”与“民主”弥漫于大气中，让人们能 够自由自在地呼吸到，这就需要一个关键性的机制来保证，即“法治”。萧乾回国后， 他由动荡的时局和国民党独裁统治中，深刻地感受到：“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 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是专制时代的心理。”(《红毛长谈·二十年后之南京》) 这一点不仅没有变，而且变本加厉，平头百姓根本没有生存的保障，哪谈得上什么“法 治”!萧乾刚回国那会儿，就在一天黎明，自己的住宅遭到一伙端枪上刀的大兵的搜查 ，吓得他的身边女人浑身发抖。萧乾于是就把自己这段亲身遭遇化入他的写作中。他虚 拟北欧人塔塔木林，在报纸上用反讽的笔墨撰写《红毛长谈》一组文章，抨击黑暗的现 实政治：“窃塔塔木林不见报方两周，竟累得各方读者探问安全，有的甚而要开追悼会 。惟言登记手续并不易办，言语间似有请死者代为接洽疏通之意。余感激流鼻涕之余， 深惊异中国朋友下结论之迅速而一致。以为人一不见，非打死，即为绑架，未免对事太 抱悲观矣。此种古怪心理，即在独裁治下之爱沙尼亚亦未见也。莫非苦战后之中国人犹 生活于抖擞战栗中耶?”(《红毛长谈·玫瑰好梦》)老百姓的恐怖心理，源于独裁政府 的恐怖政治，其结果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猜疑甚至残杀。萧乾借塔塔木林之 口，还道出一则现代版的“伊索寓言”故事：“昨日余在林森路上散步，因见壁上有新 贴标语，乃稍驻足。适墙下有一黑白犬伏卧。彼平空扑来，在余小腿择肉厚处狠狠咬了 一口。余忿然质问：汝兽类，奈何凭空噬我一口乎?犬夹尾答曰：我不咬你，你必举足 踢我矣!故先发制你。呜呼，此中国之悲剧也。夫汉唐时代，迷信风行，朝野尚有畏惧 天理，信托天理之心。当此科学昌明，而法治未定之际，人无信任，犬无保障，咸先噬 人以卫己，拥上前去以免落后，社会秩序势必愈闹愈乱。”犬尚知“先噬人以卫己”， 更何况人呢?!这是乱世的一个典型缩影。对此，萧乾开出的药方，即中国问题之根治： “在终止人治，施行法治也。”(《红毛长谈·法治与人治》)
萧乾在《红毛长谈·中古政治》中，将当时的中国政府与法西斯者作类比，认为法西 斯者，有一套“政治机器”，它统治国内的第一利器是“人口登记”，第一武器厥为“ 广播”；而中国生产未“机器化”，政治亦依然徘徊于“中古时代”，尤其是“中国人 民深入的个人主义气息，乃法西斯化大家最无办法之事也”。因此，他得出中国“并非 法西斯政治，而是中古时代之蛮性政治而已”。萧乾以此种眼光透视当时中国出现的种 种怪现象。《中国舞台的歧途》，他指责“短打扮”导演下现代舞台上的随心所欲；“ 黑头”的飞扬跋扈，随意打杀；而青衣却低眉顺眼，病态可怜。这种紊乱无章的做法， 其实就是中古时代蛮性政治的遗留，是“人治”的结果。因此，萧乾嘲讽说：“文明戏 也者，不新不旧的四不像之谓也。”《中国音乐往哪里走?》，萧乾以为中国音乐“有 调无谐”，也就是说“有旋律而无和声”，因为“主座是胡琴”，“别的乐手一路都只 能奴性地望着胡琴手的脸”。更可悲的是这种“有调而无谐造成了中国音乐无谱的惨痛 事实”。萧乾的这番指责，此乃意此言彼，借题发挥。他后来解释道：“这篇假‘翻译 ’写得太露骨了。谈的自然是法治与人治的问题。文中对西洋‘按谱奏乐’(即依法办 事)一点也许肯定得过了头。”(注：萧乾：《中国音乐往哪里走?》，《解读萧乾》， 傅光明编，北京：大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萧乾认为中国不会有“侦探案”，因为中国官府享有随意抓人的权利，只要酷刑，要什 么就有什么，它不需要另外雇用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侦探。因此，侦探小说只有在“ 民主国家才能风行”，这也是基于专制国家采取“人治”与民主国家遵循“法治”不同 而发出的感慨。
萧乾秉持“自由主义者”的信念，一方面他将此作为解构现实政治，抨击独裁统治的 利器；另一方面事实上也为他关于现代民主国家“乌托邦”的构想，提供了文化想象的 思想资源。1944年，世界笔会伦敦中心曾举办一个主题为“人类未来的精神位置和经济 价值”的演讲大会，萧乾的演讲题为《一个梦想家的呼吁》，他开篇就讲了一句颇有哲 理意味的话：“在我们这个自相矛盾的世界顶端，站立着三个伙伴：思想家、梦想家和 实干家。”毫无疑问，他钟情的是“梦想家”。萧乾并不忌讳有人指责他“空想家”， 他在《政党·和平·填土工作》中称：“自由主义是空想吗?在未成事实前，什么不是 空想?如果把透视镜放远些便是空想，中国需要空想，我们也甘愿担当空想家这个罪名 。”
萧乾1946年9月至10月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红毛长谈》一组文章，除了上文分析的 是以政治寓言抨击时政外，还有一个写作意图——“以乌托邦形式来抒写自己理想的中 国，其实，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国而已”(注：萧乾给李辉信中的话，《解读萧乾》，傅 光明编，北京：大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385页)，这便是《玫瑰好梦》、《神游 西南》、《二十年后之南京》、《新旧上海》等篇章。萧乾称：“夫梦者，昼间下意识 有所思，而夜眠织成之花样也。”(《红毛长谈·半夜三更国际梦》)诚如斯言，萧乾于 文中所编织成的“梦境”，实乃源于他对现实不满而导致的。而在叙述这个“理想国” 梦境时，萧乾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梦中述梦”，即以假托塔塔木林做梦转述他的太太所 做的梦境。
但是当塔塔木林梦中惊醒，与太太争辩这梦的真假时，“窗纸突有一魅魑黑影，似是 穿着了军装携枪者。黑影以枪柄在窗棂上重重敲了下，干声警告说：‘喂喂，混账，不 许做梦!’”这反讽的一笔，简直是釜底抽薪，彻底将塔塔木林夫妇所做的“玫瑰好梦 ”变成破灭的肥皂泡。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历史真正走进1966年时，塔塔木林所 做的“玫瑰好梦”的中国，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此时的萧乾却在为 生与死作艰难的抉择(后来自杀未遂)。历史的现实无情地嘲弄了像萧乾这样具有“自由 主义者”的理想和抱负，也彻底碾碎他们所做的“玫瑰好梦”。因此，真实与幻境、历 史与现实互为反差、构成强烈的对比，使《红毛长谈》这组文章蕴藏着丰富复杂的张力 结构，其间流露出来的反讽意味，深于一切感伤，一切啼笑。沈从文曾以“巴鲁爵士” 为笔名，写了一篇《怀塔塔木林》回应《红毛长谈》，称“塔塔对中国本位文化，既理 解透彻，文章写来，自然亦庄亦趣，不古不今，驳杂如诸子，精悍有稷下辩士之风，引 喻设义，奇突幻异，又兼有墨家宋荣子，法国学人服尔太翁风味”。(注：沈从文：《 怀塔塔木林》，转引自傅光明《未带地图 行旅人生》，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年，第 305页)沈从文对自己弟子萧乾的知音之赏，不能不说是比较到位的，他确实是评到点子 上了。
萧乾宣称，要为“中间路线”(即自由主义主张)的知识者祛除“灰色”和正名。他说 ：“在举世巨齿獠牙草木皆兵的今日，夹在左右红白之间有一簇难以分类的人物，通常 称做‘灰色人物’”，“我们在此为这‘灰色人物’的脸相绘一轮廓，是希望除了把他 的五官明晰化些之外，并把那‘灰色’根本除去。因为我们信念中的自由主义既不模糊 ，也不是灰色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但是，当时正值 国共两大阵营决战正酣之时，国内的客观形势并没有给萧乾这类自由主义者实践“乌托 邦”理想的机会，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国”根本是空中楼阁的美丽幻想。不仅如此，萧 乾的自由主义主张还开始遭到左翼阵营里某些文艺界权威人士的讨伐和清剿。郭沫若在 《斥反动文艺》里，声讨所谓红黄蓝白黑五种反动文艺，最后一种便是以萧乾为典型， 并加以“妖魔化”修辞：“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雅片，而我所想举以 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位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 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 生、蓝色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 (注：郭沫若：《斥反动文艺》，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而此时 ，萧乾刚建立不久的小家庭也出现婚变，内外交困，雪上加霜，他内心承受的压力和痛 苦可想而知。在《拟J.玛萨里克遗书》里，他借捷克外交部长玛萨里克坠楼身亡一事， 道出内心理想幻灭的悲哀和痛苦。他假借玛萨里克之口称：“我却是个梦想者”，“我 不够聪明，但还知自量。和平需要桥梁，厮杀当儿是用不到那个的”，“我的死，是由 于一个政治哲学的碰壁，一个和平理想的破碎，是和衷共济走不通的承认啊!”正如日 本学者丸山昇指出：“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萧乾在1948年4月这一时刻， 塑造了一个曾经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幻想’欧洲的不流血革命这么个人物。此人 而今承认自己的‘政治哲学’和‘和平理想’受了挫折，可是依然对左右两派尽‘逆耳 忠言’，向他们宣传‘做人’的原则。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正是他本人的化身。换言之 ，他将自己的思想寓于这个人物的‘遗书’中。”(注：[日]丸山：《从萧乾看中国知 识分子的选择》，《解读萧乾》，傅光明编，北京：大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41 4页)关于此文，萧乾后来在《独白》中也有个说明：“那是我在苦闷的1948年(家庭悲 剧发生之后不久)，为自己所做的一次公开表白，也是我对当时心境的一幅自我写照。 ”
建国后，萧乾开始对自己进行批判和清算。然而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信念并没有那么 容易铲除干净。这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唉，我这意识流”一不留神，它就流出来。( 《唉，我这意识流》)1957年，在当时中央“双百”方针的鼓动下，他撰写了《“上” 人回家》、《“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等文 。萧乾大胆亮出自己的观点：“人之异于禽兽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他尖锐地批判 了这几年来形成的政治庸俗化的社会空气，以及出版界出现的垄断和养成的衙门作风。 其结果是被扣上“右派分子”和打入社会的底层，进行劳动改造。难怪严文井这样评价 道：“萧乾不带地图而旅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这个世界上，‘独立思考’还是一 件很玄妙的事。因此，无论什么样的地图都还是有些用处的，只看怎么用。”(注：严 文井：《关于萧乾的点滴》，《萧乾研究专集》，傅光明、孙伟华编，北京：华艺出版 社1992年，第8页)改革开放以后，劫后余生的萧乾看来“皮实”得多了。他出版的旧作 选集，曾大删大砍。巴金晚年大无畏地提倡讲“真话”，萧乾却提出：“尽量说真话， 坚决不说假话。”(《真话万岁》)显然他的调门低得多。萧乾这番行为，也引来新时期 新交的一个朋友戴厚英的不满和埋怨，她称萧乾身上有两个不同“形象”，前一个形象 是“原始状态的萧乾”，后一个形象是“经过生活锻铸的萧乾”，“两个萧乾不停地互 相厮打”。她说：“我认为，在现今活着的几代中国人中，他们这一代最有条件也最应 该对中国的历史进行反省。因为近百年来中国几次重大的选择他们都经历或参与了，有 的还扮演了重要角色。把他们的历程如实地揭示出来，能够教育他们以下的几代人。但 是最怕说真话的恐怕也是他们了。按说，像他这样的年纪和身份，该不再顾虑什么，他 却常常是顾虑多多。”(注：戴厚英：《我的朋友萧乾》，《萧乾研究专集》，傅光明 、孙伟华编，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41—43页)戴厚英的锐利眼光，看到晚年萧 乾精神的矛盾和痛苦之处。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难，萧乾在说话上确实没有那么直率了 ，也尽量讲究修辞策略，所以他提倡“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也有其复杂的社 会背景和历史因素。
然而事实上，萧乾在新时期以他只剩一个肾的老弱病残之躯，仍然顽强进行大量的文 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他出版了《搬家史》、《负笈剑桥》等等。在翻译方面，除了《里 尔克幽默小品选》、《培尔·金特》、《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与他人合译)等，最 值得一提的是与夫人文洁若合译的西方意识流的经典之作《尤利西斯》。透过萧乾大量 的文字工作，我们还是看到，其实他的精神探索并未停止，他身上的那股“倔劲”并没 有消褪殆尽，他的思想仍然相当活跃。
综观萧乾的一生，这位“不带地图的旅人”大概可以归入他自己定义的“知识分子” 一类，属于“掌舵者不大欢迎的少数”。他倡导自由主义的信念而撰写的大量政论、社 论、杂文，构建出现代民族国家的“乌托邦”理想，显示了他精神探索的前瞻意识和超 人胆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萧乾的文学思想、政治理念在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阶层中是 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此，解读萧乾及其作品，这也将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 提供一份值得借鉴的弥足珍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