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经济、文化领域中各民族互相间的接近、趋同，是民族一体化过程的基本实质。没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逐渐趋同，就不能形成稳固的民族统一体。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与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方面的内在联系也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地阐明这种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宗教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还能推动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成为促进当今中国各民族之间团结和友谊，维护祖国统一，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道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先民宗教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
以超越死亡病痛，长生成仙为宗旨的道教，其长生信仰理论及有关的神话传说，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道教长生信仰的神话思想观念，从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其与周边民族族群的联系。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汉代属于西南夷活动地区的莋都一带，其“莋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莋都县。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刘向《列仙传》对这位居处在有长年神药的西南少数民族先民活动地区的仙人山图的事迹，有所记载：“山图者，陇西人也，少好乘马，马蹋之折脚。山中道土教令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服之一岁，而不嗜食，病愈身轻，追道人问之，自言‘五岳使之名山采药，能随吾，使汝不死’。山图追随之六十余年，一旦归来，行毋服于家间，期年复去，莫知所之。”（注：刘向《列仙传》第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9月第1版。）可见，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先民的活动区域，据称曾是生长长生神药，有仙人居处和擅长辟谷轻身的道士出没的地区，具有浓厚的神仙思想和修仙气氛。
事实上，道教早就十分关注周边民族胡、越、氐、羌等族群的长生信仰及有关的奇方妙药和神话传说。道教早期经典《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便充分流露了道徒对周边民族“不死之教”、“不死之药”以及具有萨满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胡老仙官”、“越老仙官”、“氐老仙官”和“羌老仙官”的敬仰和渴求，向往能“与胡老交言，变化飞空，游行东极之境”；“与越老交言，变化朱宫，飞行南阳之境”；“与氐老仙官交言，能飞行玄虚，游戏皓素之垄”；“与羌老交言，飞行玄虚，游宴朔阴之庭。”而且，更诱人的是这些周边民族地区，“有仙家数万人，地无寒暑，时节温和，多生神仙芝草，食之飞空而行；……有不死之草，形似菰苗，长三四天，一名养神芝，其叶似菰，生不丛株，一株食之，飞升上清；已死之人，覆之则生”。在离中国（中原）很远的南方，长着神奇的大树，那儿“甚多灵药，甘液玉英，无所不有。”在“羌老仙官”所居处的区域，还有“饮此水得不死”的神水。（注：《道藏》34册第8—29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该道经属正一部上清派的早期经典，成书当不晚于南北朝。）其原生态的神话至今仍流传于西南后进民族当中。（注：拙文《长生信仰主题的文化人类学考察》国立成功大学《道教学探索》第玖号，1995年台北版。）
考古工作者在汉代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遗址中，发掘出颇多所谓“羽人”题材的考古文物。（注：张增祺著《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版。）羽人、羽士、羽衣、羽化均为道士、飞仙、仙人、仙化的别称，取其羽衣飞升成仙了道之意。
信奉道教者以追求长生成仙为宗旨，而中国边疆少数民族中早已有浓厚的长生信仰观念，为道教的创立和在少数民族中传播奠定了基础。
道教的创建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改造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过程，是在其传统固有“鬼教”的基础上“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注入了“道”的精华，而改造成五斗米道，贬称“鬼道”。道教神灵体系庞杂多端，便与其大量吸取周边少数民族的原始神灵融入道教神灵系统有关。《太上正一咒鬼经》所要咒治的鬼中，就有少数民族的“羌胡鬼”和“蛮夷鬼”（注：《道藏》第28册第367、370、455页。）， 说明羌胡和蛮夷这些少数民族的鬼神已正式加入道教鬼神的行列。因而要出动少数民族的神灵，以制服这些会来捣乱道士醮祭和崇人害命的鬼。《太一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次出诸部将军兵马》中，就有“出东方胡老君反甲逆鳞兵九十万人，出南方越老君火营骑吏火烛兵八十万人，出西方氐老君炼杖金精兵六十万人，出北方羌老君乌丸扁鹊兵五十万人，出中央伧老君二十五万。”（注：《道藏》第18册第283页， 紧接此文的《太上正一阅箓仪》中，亦颇多类似的内容记载。）这是洞神部威仪类经典，叙正一派道士检阅佩箓中的功曹、使者、将军、吏兵，以便安排其各司其职，以防各种邪崇捣乱醮祭仪式。
在成文于隋唐以前的正一部经典《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箓》卷五《太上正一九天兵符箓品第十五》中，亦吸收了“东方夷老君除逆部伏卫兵，南方越老君扁鹊伏卫兵，西方氐老君官死伏卫兵，北方羌老君及甲错鳞兵，中央秦老君将领黄兵，”（注：《道藏》第28册第367、370、455页。）这些周边少数民族神灵为护卫神卒。在《正一盟威秘箓四》中亦再提及，要命令“东方夷老君逆部伏卫神，南方越老君扁鹊伏卫神，西方氐老君捍厄铁轮神，北方羌老君及甲逆鲜神，中央秦老君部领黄云神”，去“斩五方不正之鬼，血食之精，众妖故炁，见即俱灭。”（注：《藏外道书》第1册第248页至249页， 巴蜀书社1992年版。另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一。）此外，《赤松子章历》、《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太上正一解五音咒诅秘箓》、《正一法文十箓召仪一卷》等等道教经典中也都有颇多类似的内容记载，都充分说明了道教积极地吸取少数民族宗教的神灵加入道教的行列，这一方面是为了壮大道教的神威，另一方面也为少数民族接受、信仰道教创造了条件，便于道教与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接轨，从而能在少数民族中获得顺利的发展。
二、道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进行思想文化交流和团结战斗的精神纽带
“民族自我意识不仅同地域政治形式，而且也同集团共同体意识的其他形式，首先是宗教共同性和阶级共同性相互起作用的。”（注：〔苏〕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等译《民族与民族学》第131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在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认同感）的形成过程中，道教发挥了宗教共同性的作用，并曾组织各民族劳苦大众共同开展反封建剥削的斗争。早期民间道教是反抗者的宗教，相同的历史地位和阶级地位，决定了天性劲勇而好斗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劳苦大众有共同的利益和政治思想，他们在共同信奉的道教号召和鼓舞下，为共同的利益和政治理想而团结战斗。
道教在道法面前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观和团结少数民族道徒的主张，为少数民族信仰道教参与道教的反抗斗争创造了条件。成书于北魏的早期道典《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表明了早期道教的民族观：“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丛心恣意劳精神，五藏虚空为尸人，命不可赎属地官，身为鬼伍入黄泉，思而改悔从吾言，可得升度为仙人。”（注：《道藏》第18册第238页，紧接此文的《太上正一阅箓仪》中，亦颇多类似的内容记载。）提倡不论你属于什么民族、族群，只要倾心信道，都可以达到长生成仙，甚至成为真人。而在《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四《择师决第九》中更明确的阐述道：“人无贵贱，道在则尊，尊道贵德，必崇其人。其人体道，含德厚淳，虽是女子，男亦师之，父师其子，君师其臣，妇婢仆使，撞客夷蛮，道之所在，缘之所遭，高下虽殊，皆当师事，勿以迹贱而废其道。”（注：《道藏》第33册第665页。）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的道教，不可能不沾染上中国封建社会十分浓厚的民族偏见和大汉族主义的色彩，但其能提出“人无贵贱”，不分民族、性别、职业和地位，唯道是尊的平等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道教提倡对少数民族民族传授道法时，还要与其搞好团结，不但授道法，还要交心。道教早期的经典之一《太平经》其卷八十八《作来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中指出：“毕得天地人及四夷之心，大乐日至，并合为一家，共成一治者也。”（注：王明编《太平经合校》第333 页，中华书局1960年2月第1版。）唐代名道士和道教学者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提倡“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而《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阐述得更为充分，“无上大道，元始天尊，授此三真，号曰‘至孝真王’，治化中国，傍摄四夷，有生之类，咸来受事，教其慈孝，敬天顺地，守一宝形，怜悯万物。……虽处上界，道适下土，无上无下，无边无际，随方设教，友诸异类，与其同好，心无疑误。”（注：《道藏》第2册第31页。）
当然，道教也没有忽视民族之间礼俗的差异，可贵的是在认识到差异的前提下，提倡求大同存小异，未加贬论。如谈论到道士的法服时，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道装和礼节上的差异，邱处机率弟子西觐元太祖成吉思汗行到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的别失八里时，陪宴的当地“道士衣冠与中国特异”，（注：《道藏》第34册第488页。）便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因此，《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四《法服诀第八》云：“至于边地远乡，蛮夷戒狄，或纵或横，亦有画缋，奉道事神，亦有法服，方俗多殊，冠帽弥异，或平或尖，或高或下，或似鸟兽，或如虫鱼，损益虽佹，标节可知，跪礼揖让，多不相同，叉手执笏，各各随时。”（注：《道藏》第33册第664页。）这也是道教提倡民族平等，友爱的表现形式。
汉顺帝时道教创立于蜀郡，到汉灵帝时巴郡已有五斗米道活动，张鲁的部曲多在巴土，张修亦在巴郡传教。汉献帝时，张鲁、张修攻占汉中，教徒自然也大多移居汉中。张鲁火并张修的部众，在汉中建立政教合一、汉夷合作的宗教政权。未能随军征汉中的巴郡廪君蛮部，亦从巴西之宕渠移居汉中。史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民敬信，多往奉之。”（注：《十六国春秋》卷七十六《李特传》，《中国野史集成》第3册第3页，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版。）因而“张鲁稍骄于汉中，巴夷杜◆、朴胡、袁约等叛诣鲁。璋怒，杀鲁母，不克。巴人日叛。”（注：《华阳国志》卷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直到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5年）三月，曹操亲率大军征讨张鲁时，部队行“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至河也。氐王窦茂众万余人，恃险不服。”（注：《三国志·魏武纪》。）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在汉中政权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中坚作用，成为生力军和战斗队。曹操平定汉中后，信奉五斗米道的廪君蛮被迁往洛阳，后来内迁并起义，建立了成汉政权，推动了蜀地道教的发展。汉中和成汉两个道教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教合一割据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依赖于汉族和少数民族先民的团结合作。
早在汉末建安年间，交州刺史张津就“常著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道书，云可以助化。”五斗米道在汉末就已传入南阳郡，当地少数民族廪君蛮当于此时接受道教。晋时琅玡五斗米道世家出身的孙恩发动起义，其妹夫卢循在交州作战失利时，得到道士李脱率领的当地少数民族的接应。
从东晋开始，有关李弘（洪）利用道教发动起义的记载史不绝书，时间长达二百多年，地方波及今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四川、陕西和甘肃七省，据《晋书·姚兴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魏书·封敕文传》、《魏书·世祖纪》、《宋书·夷蛮传》、《宋书·王玄谟传》、《宋书·沈庆之传》、《魏书·崔孝芳传》、《魏书·李崇传》、《魏书·费穆传》等记载，其中即有少数民族参加起义。
北魏末期，今陕西彬县的羌族部落中已信奉道教，并雕造道教造像碑。便是这部分羌族部落向汉化所迈出的第一步，到唐中叶就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汉族中。（注：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第26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金代，道教已在北方少数民族中传播，仅女真人中就产生了完颜志宁、蒲察道渊、斡勒守坚和奥敦妙善等高道，也有象乌古论先生那样“佯为狂态，裸颠露足，缀麻为衣”的“全真师”。不少女真人拜汉族高道为师，出家当全真道士，密切了女真人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元顺帝时，全真教便由女真人完颜德明掌教。少数民族不仅信奉道教，还掌握了教权，而且深受汉族道众的拥护，说明当时在道教界内已消除了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平等。（注：拙文《金元道教中的女真名道士》，载《中国道教》1996年第2期。 ）因此，西域雍古部人马节、赵世延等出家来内地学服食炼形，勤修道法。蒙古汪古部领主马扎罕虔诚地信奉道教。至迟在辽统和二年，在蒙古草原上已先后修建了一批道观。
北魏时期，寇谦之为使早期民间道教向上层阶级中发展，在拓跋氏的支持下对道教改革，为后来道教自身发展和能与佛教抗衡，奠定了坚实基础；金王朝的女真皇室和贵族对道教的承认、扶持和崇奉，并组织人员编修道藏；元代蒙古皇室和贵族扶持下全真教和玄教的先后振兴，及其在保存和发展汉文化方面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都与少数民族封建政权对道教的认同和大力支持分不开的。说明汉族和少数民族先民不仅共同创建了道教，共同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道教对其上层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也做出了贡献。道教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感情交流中，起到精神纽带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由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激化的民族矛盾。尤其是元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封建割据和边疆地区半分裂、半独立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能将包括今天的五个民族自治区及云南等边疆民族地区纳入中国有效版图的王朝，这个功绩是无法估量和不可磨灭的。
从明中叶以后，道教在中原地区逐渐走向衰败，失去了统治阶级的笼信和支持，就转而注重向边疆民族地区渗透，再次回到曾抚育和支持过自己的少数民族中。这一时期在云南、广西和广东等地少数民族中，道教有复苏和发展的倾向，成为当地少数民族进一步了解汉民族宗教文化的窗口和学习汉文化的桥梁，积极推动了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和繁荣与发展。
三、道教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宗教甚至高于民族，它尖锐地并且毫无例外地区分着人群”。（注：S·P亨廷顿著，郑开译《文明的冲突？》，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编印《宗教与世界》1995年11期第22页。）让国民信奉一种其中心在国外的宗教，在非常时期将难以保障教民对祖国的忠诚。这种情况在边疆少数民族中尤其显著。1885年初，中国军队在今越南谅山抗击法军入侵时，清朝名将杨玉科所率领的军队在镇南关（今友谊关）遭到法军重兵攻击，又有信奉洋教的当地教民充当“法军间谍”、“助法军攻官军，官军溃走”，主帅战死，清军惨败。（注：马曜主编《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下）第482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云南、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就有大批信奉外来宗教的教民在境外神职人员的怂恿下外逃。所以，在前苏联“无论何时，只要一个宗教的中心在国外，那么它将受到极大的怀疑，并且其信徒亦经常受到歧视。”（注：罗伯特·康奎斯特圭编，刘靖兆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这也是二战期间，苏联人所得到血的经验教训之一。中国的实践也表明了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往往比不信奉道教的少数民族具有更高的汉文化水准，更容易与汉民族和睦相处，也更容易融合于汉民族当中或融合汉民族于本民族当中，无论在国难当头或和平时期，都更容易与汉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战斗；因而具有更强的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道教既能强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沟通的融合，保障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又能避免少数民族传统巫教和原始宗教对社会生产力的滞后作用。道法自然的思想十分契合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生态资源保护问题。信奉道教能有效地抵制外来宗教渗透。信仰过程即便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牵涉国际敏感问题。
前苏联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实践也表明了由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导致的宗教矛盾和宗教冲突，往往是由民族分裂主义情绪而引发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的喷火口。因此，宗教文化的一致性和信仰价值观念的趋同，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而且，“民族融合的最好工具是宗教”，直到“目前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仍然是立陶宛人和穆斯林人自我识别的主要成分。”伊斯兰教保持了穆斯林民族的凝聚力，（注：罗伯特·康奎斯特主编，刘靖兆等译《最后的帝国——民族问题与苏联的前途》第40、32、7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93年7月第1版。）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道教促进了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增强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这一历史事实，却尚未为学术界所关注。倒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在占领台湾期间大肆破坏和烧毁当地的道教神像，搞所谓的“神像升天”，强迫中国人信奉外来宗教，以达到其皇民化的阴谋。前“苏联当代最杰出的民族学家和民族理论家”勃罗姆列伊院士，在其特别“具有卓越意义的”著作《民族与民族学》中指出：“文化的共同性对于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发挥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注：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等译《民族与民族学》译后记，第7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版。）道教不仅是汉民族的宗教，同时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因而，在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共同性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历程中，首先都要经历一个异民族文化的趋同、认同乃至融合为一体的文化融合过程。文化融合与民族实体的融合是两个连续相关的层次。在文化融合阶段，原来的民族实体乃有强烈的族类意识和许多融而未合的特征，因而民族融合的过程本身尚未完成。若在此阶段由于尚处于文化上相互融合阶段的民族之间发生严重的群体冲突，或者政府对弱小、后进民族有某些优惠、照顾的政策性倾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弱小、后来民族自我意识的加强与稳固。从而反作用于民族融合的过程。近些年来有许多以往划归为汉族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族群纷纷要求恢复其族称，便是这种情况的体现。
宗教文化上的统一和认同感，往往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上统一的思想文化基础。在民族形成和融合的过程中，共同的宗教信仰强化了民族构成诸要素中共同文化的要素。当然，促进异民族之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乃至民族实体融合的要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政治、军事等因素肯定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然而，宗教认同的要素在其中也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古往今来不同宗教信仰民族之间的宗教战争，强化了民族内部的宗教特征，也强化了与信奉异教的异民族之间，甚至同一民族内部信奉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的不同宗教流派信徒之间的分化。入主中原的北魏、后周诸帝即位时，要到天师道坛接受汉族道士传授符箓。在云南边疆自立为王800余年的南诏、大理国王室曾崇奉道教。 金代女真人中高道辈出，玄风劲鼓。成吉思汗要求邱处机及其门徒经常为自己祈福祷寿，忽必烈遣使往龙虎山向张天师求告符命，蒙古贵族以高道为师。元代早期道士为蒙古王室大兴黄箓斋醮法事，以祭奠和超度死于蒙古跌蹄下的异族将士和无辜百姓，后来又以儒道之学教授蒙古贵官子弟。金、元两朝先后主持编纂修订了《大金玄都宝藏》和《玄都宝藏》。清雍正皇帝承认“道家所用经箓符章，能祈睛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其来久矣。”（注：《龙虎山志》卷一。）还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其治病，又召正一派道士娄近垣驱邪，刺封为真人，并赐银修缮龙虎山上清宫，以及置买香火田。道士经常为少数民族王室及上层贵族做法事、禳灾祛病，道教在少数民族劳苦大众中的广泛传播和深远影响，都体现了中国各民族对中华道教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王室、上层贵族崇信和支持道教，虽然没有从道教的神灵那儿得到直接的佑助，然而这种行为本身体现了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感，显示了他们对汉族人民信奉的神灵的敬重，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汉民族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仇视心理，有时甚至会培养出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代表了自己所信奉神灵的神意这种心理，从而削弱了反抗心理和斗志，听天由命，因而间接佑助了少数民族统治者。还从信仰的高度，大大缩小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思想观念的差异，在共同参拜的神灵面前消除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和仇视，在信仰的层面寻到了共同点，培养了相互之间的认同感，能缓和汉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防犯心理和反感情绪，促进中国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我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是在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中逐渐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世纪初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黎谷利（J.W.Crgory）博士，为了英国在中国西部谋取某种利益而深入云南滇西北边地进行“考察”后，所主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中央王朝军队的西进，而是汉文化的西进。他说：“中国势力的西进，靠武力的攻取，总是偶然的手段，而实际汉人文化的努力即已侵入并深植于其所至之地，这实是靠一种伟大的和平技术；每次军队的威力虽然撤退，而中国的商人即已潜行西进了，各种民族的文化，即渐为汉族的和平引力所同化，并且还没有什么方法足以阻止之，汉人的势力终将达到印度孟加拉的边界。”（注：严德一著《边疆地理调查实录》第132页，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民国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