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及仿帐、仿木构再论麦积山北朝窟龛分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朝论文,佛像论文,题材论文,布局论文,服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麦积山地处秦岭西端北麓，位于天水市东南，距市区45公里，山高142米。窟龛群就开凿在陡峭壁立的南向崖面上①，最低的洞窟距地面20米，最高者距地面达80米②。因潮湿多雨，又几经地震，崖壁中部崩塌较甚，一般将遗存窟龛分布划作西崖和东崖两个区域。1941年初度调查编号121个窟龛，1953年编号增至194个，本世纪初又三度补编，现麦积山窟龛号共221个③。
对现存遗迹的调查研究表明，麦积山石窟以北朝窟龛数量多、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最为著称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关注麦积山石窟的分期问题，其中刊布的讨论麦积山北朝洞窟分期者，主要有以下三文。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依据窟龛形制、造像内容、造像特点及有关的历史文献和造像铭文，将北朝洞窟分为十六国(包括后秦、西秦)、北魏(又分为三期)、西魏、北周、隋等七个时期⑤。该文是关于此问题较早的一篇，包括的北朝窟龛数量较多，未能逐一细析，加之用以对比的其他石窟、造像等资料也有限，现在看来分期的根据显得不够充分。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结合文献记载、窟龛形制及造像的特征与艺术风格等，分北朝洞窟为四个时期，即一期、二期(西秦与北朝早期)，三期和四期(北周、隋)⑥。该文主旨并不全在关注北朝洞窟的分期，因此仅涉及部分北朝窟龛，不是基于对北朝窟龛的全面观察。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首次对中原北方地区北朝晚期石窟进行综合研究，麦积山石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文中对所涉及的麦积山每一个洞窟，进行窟龛形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点三个方面的类型排比，在此基础上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其他有纪年可考的石窟、造像等资料，将麦积山北朝晚期洞窟分为西魏、北周、隋三个时期⑦，其分期结论较为合理。但因文章研究遗存的年代重点在北朝晚期，所以没有对麦积山北朝窟龛进行全面的分期研究。
本文试在以上诸研究的基础上，拟以考古类型学方法再讨论麦积山北朝窟龛的分期。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将类型排比的窟龛形制、题材内容和造像特点三项遗存进一步细化、明确，如造像特点关注主尊佛衣和胁侍菩萨衣饰，题材内容考虑造像组合及壁面配置之间的关系，窟龛形制侧重洞窟内外仿帐、仿木构的雕饰等。故选择遗存状况较好的99个窟龛加以分析研究，增补或明确某些新的论证。
二 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及仿帐、仿木构的类型排比
(一)主尊佛衣
佛衣由内而外披覆长方形三衣。分三层：里层第一衣为下衣(安陀会)；中层第二衣为中衣(欝多罗僧)；外层第三衣为上衣(僧伽梨)。根据三衣内在的逻辑，首先可从层次上将印度和汉地佛教造像中的佛衣，区分为上衣外覆类和中衣外露类。上衣外覆类仅表现上衣的披覆形式，中衣外露类则既表现上衣也表现中衣的披覆形式。其次，据上衣披覆形式变化，上衣外覆类可分出：通肩式、袒右式、覆肩袒右式、搭肘式、露胸通肩式等；据上衣及中衣披覆形式变化，中衣外露类可分出：上衣搭肘式、上衣重层式、中衣搭肘式等。共有八种类型⑧。除通肩式外，一般可见上身内着僧祇支，这是一件遮覆上身、袒右穿着的助身衣，穿三衣前须先衬僧祇支；也有少量的内着交领衣，其可能是由僧祇支改造的偏衫⑨。
麦积山北朝佛衣具上述八种类型中的五种，分别为覆肩袒右式(A型)、通肩式(B型)、上衣搭肘式(C型)、露胸通肩式(D型)和中衣搭肘式(E型)。
A型：覆肩袒右式。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绕过搭左肩。据衣纹变化可分二式。
图一 覆肩袒右式佛衣(A型)
1.78窟正壁(AⅠ) 2.128窟正壁(AⅠ) 3.115窟正壁(AⅠ) 4.74窟正壁(AⅠ) 5.114窟右壁(AⅠ) 6.155窟正壁(AⅠ) 7.141窟左壁右侧(AⅠ)
Ⅰ式：衣褶细密。如第74、78、90⑩、70、71、128、148、115、156、89、86、143、77、68、73、114、155(11)窟龛(图一，1－6)。其中第74、78、90、70、71、128、148、115、89、143、77、155窟龛的上衣装饰勾联纹。
Ⅱ式：衣褶疏朗。如第141、109、31窟龛(图一，7)。
B型：通肩式。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右衣角绕颈搭左肩。据衣纹和底端变化可分二式。
图二 通肩式佛衣(B型)
1.76窟正壁(BⅠ) 2.114窟左壁(BⅠ) 3.155窟右壁(BⅠ) 4.141窟右壁里侧(BⅡ) 5.62窟左壁(BⅡ) 6.7窟左壁外侧(BⅡ)
Ⅰ式：衣褶细密。如第76、75、69、114、155窟龛(图二，1－3)。
Ⅱ式：衣褶疏朗，底端多覆座前，呈二分。如第141、36、41、45、157、39、32、109、31、65、62、12、7、27窟(图二，4－6)
C型：上衣搭肘式。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右衣角在胸腹前横过搭左肘；中层的中衣与外层的上衣披覆形式一致。据衣纹和底端形式变化可分四式。
图三 上衣搭肘式佛衣(C型Ⅰ、Ⅱ式)
1.114窟正壁(CⅠ) 2.163窟正壁(CⅡ) 3.122窟右壁(CⅡ) 4.142窟正壁(CⅡ) 5.133窟4龛正壁(CⅡ) 6.133窟3龛正壁(CⅡ) 7.85窟正壁(CⅡ) 8.81窟左壁(CⅡ)
Ⅰ式：衣褶细密，胸腹部保留少量勾联纹；底端未覆座前。如第114窟(图三，1)。
Ⅱ式：底端覆座前，呈三分或四分。如第163、16、17、131、23、122、126(12)、142、133、112、154、85、101、121(13)、161、158、129、164、138、140、81窟(图三，2－8)。
图四 上衣搭肘式佛衣(C型Ⅲ、Ⅳ式)
1.132窟正壁(CⅢ) 2.92窟正壁(CⅢ) 3.87窟正壁(CⅢ) 4.83窟正壁(CⅢ) 5.81窟正壁(CⅢ) 6.135窟左壁(CⅢ) 7.120窟正壁(CⅢ) 8.20窟正壁(CⅢ) 9.44窟正壁(CⅢ) 10.123窟正壁(CⅢ) 11.36窟正壁(CⅢ) 12.5窟左龛(CⅣ)
Ⅲ式：底端覆座前，呈二分。如第159、132、92、154、162、87、83、101、121、139、81、135、172、127(14)、147、146、120、102、20、44、123、145、36窟龛(图四，1－11)。一般上衣在右腿处呈瓣状装饰，中衣饰竖道衣缘。其中第162、101、20窟仅上衣右腿处饰瓣状；第146、120、102、44窟仅中衣饰竖道衣缘；第159、121、123、145、36窟的上衣右腿处无瓣状装饰，中衣无竖道衣缘。
Ⅳ式：底端平覆倚坐佛小腿前。如第5窟(图四，12)。
D型：露胸通肩式。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右衣角绕过前身搭左肩，衣缘呈“U”形垂至胸腹部。据底端变化可分二式。
图五 露胸通肩式佛衣(D型)
1.17窟左壁(DⅠ) 2.141窟正壁(DⅡ) 3.36窟左壁中间(DⅡ) 4.26窟左壁里侧(DⅡ)
Ⅰ式：底端覆座前，呈三分。如第17、142、99窟(图五，1)。
Ⅱ式：底端覆座前，呈二分。如第120、141、36、22、82、94、97、166、39、32、26窟(图五，2－4)。
E型：中衣搭肘式。中层的中衣通覆两肩，右衣角垂搭右肘；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或不覆右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绕过搭左肩。据底端变化可分二式。
图六 中衣搭肘式佛衣(E型)(涂色表示中衣)
1.62窟正壁(EⅠ) 2.7窟正壁(EⅠ) 3.7窟右壁中间(EⅠ) 4.26窟正壁(EⅠ) 5.5窟右龛(EⅡ) 6.14窟正壁(EⅡ)
Ⅰ式：底端覆座前，呈二分。如第109、31、65、62、12、7、26窟(图六，1－4)。
Ⅱ式：底端平覆座前，并延伸至座两侧，略呈立体状。如第14(15)、15、5、24(16)窟(图六，5、
(二)胁侍菩萨衣饰
菩萨衣饰的分类和称谓，专门研究较少(17)。为叙述方便，现据披着形式的主要特点拟名如下。上身裸体，或着似僧祇支式内衣，下身着裙，拟名为下裙式(A型)；着裁剪的交领大袖连体衣，拟名为交领大袖式(B型)；与佛衣的上衣搭肘式相似，拟名为上衣搭肘式(C型)。
A型：下裙式。据下裙及披巾变化可分四式。
Ⅰ式：上身裸，下着裙。左肩向右腿处覆斜披衣，斜披衣及下裙饰波谷纹。披巾搭肩顺于体侧。如第74、78、70、71、128、80、76、115、156、68、169、100、114、155、163、23窟龛(图七)。其中第74窟菩萨的斜披衣和下裙波谷纹端部饰有勾联纹。
图七 下裙式菩萨衣饰(A型Ⅰ式)
1.74窟正壁右侧 2.128窟前壁左侧 3.76窟右壁 4.115窟右壁 5.114窟左壁 6.155窟正壁左侧
Ⅱ式：上身着似僧祇支式内衣或裸，下着裙。裙底端两层，内层裙饰波谷纹。披巾搭肩一般在腹前交叉。如第69、163、16、17、122、142、133、85、139、140窟(图八)。其中第163窟的披巾顺于体侧；另外，第122、142、85、139、140窟的璎珞叠在披巾上。
图八 下裙式菩萨衣饰(A型Ⅱ式)
1.163窟右壁 2.122窟左壁 3.142正壁右侧 4.133窟6龛右侧 5.85窟正壁左侧 6.139窟左壁 7.140右壁里侧
Ⅲ式：上身着似僧祇支式内衣或裸，下着裙。裙底端单层，披巾搭肩在腹前交叉或顺于体侧。如第159、133、87、83、140、81、127、44、145、105、141、22、65、27窟(图九)。其中第159、140、44窟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第105、141、22、65、27窟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穿环，第87、83、81、127、44、145窟的披巾顺于体侧；第87窟的璎珞在腹前交叉，第140、27窟的璎珞叠在披巾上。
图九 下裙式菩萨衣饰(A型Ⅲ式)
1.133窟3龛左侧 2.87窟正壁左侧 3.83正壁右侧 4.140窟正壁左侧 5.81窟正壁右角 6.127窟左壁左侧 7.44窟正壁右侧 8.44窟正壁左侧 9.141窟正壁右侧 10.159窟右壁
Ⅳ式：上身着似僧祇支式内衣或裸，下着裙。裙底端单层，披巾搭肩在腹腿前横过一道或两道。如第36、141、45、82、94、166、62、12、26、14、5、24窟(图一○)。其中第166窟的无披巾；第45、94、166窟龛的璎珞自单肩垂下在腿前横过；第62、12、26窟的璎珞自两肩垂下呈大圆环状。
图一○ 下裙式菩萨衣饰(A型Ⅳ式)
1.141窟正壁左侧 2.36窟正壁左侧 3.62窟左壁左侧 4.62窟正壁右侧 5.26窟正壁右侧 6.26窟正壁左侧 7.5窟左龛右侧 8.14窟正壁右侧
B型：交领大袖式。裁剪的交领大袖连体衣，披巾搭肩在腹前交叉或顺于体侧。如第132、92、87、101、121、81、135、172、146、120、102、20、123、105窟龛(图一一)。其中第132、101、121、135、146窟龛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第87、102窟的披巾在腹前交叉穿环，第92、81、135、120、20、123、105窟的披巾顺于体侧。
图一一 交领大袖式菩萨衣饰(B型)
1.132窟右壁 2.92窟左壁 3.87窟右壁里侧 4.101窟右壁 5.81窟正壁左角 6.135窟正壁中龛右侧 7.120窟正壁左侧 8.20窟正壁右侧 9.123窟正壁左侧
C型：上衣搭肘式。外层的上衣通覆两肩，右衣角在胸腹前横过搭左肘。如第126、142窟(图一二)。
图一二 上衣搭肘式菩萨衣饰(C型)
1.126 窟正壁左侧 2.142窟右壁里侧
(三)题材布局
根据洞窟内主尊与胁侍造像组合，以及壁面配置的内容，将造像组合与壁面小龛、影塑并存的布局拟名为造像组合及壁面配置(A型)，将只有主尊与胁侍造像组合，而壁面无小龛、影塑的布局拟名为造像组合(B型)。
A型：造像组合及壁面配置。主尊三佛或一佛，个别三尊中一身为菩萨。据胁侍造像及壁面配置的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胁侍以菩萨为主(18)。壁面配置小龛，内奉思惟菩萨、交脚菩萨、坐佛；或壁面配置影塑，或壁面小龛、影塑均列，雕坐佛、思惟菩萨、交脚菩萨、立像、飞天、供养像等。如第51(19)、74、78、128、148、144、80、76、115、156、89、86、100、114、163、16、17、159、132窟(图一三)。其中第51、74、78窟仅正壁上方两侧各一小龛；第163窟左壁主尊为菩萨(20)。
图一三 造像组合及壁面配置(A型Ⅰ式)
1.74窟壁面 2.76窟壁面(横线表示影塑，下同) 3.128窟壁面 4.115窟壁面 5.114窟壁面 6.163窟壁面
Ⅱ式：胁侍除菩萨外，出现弟子、螺髻胁侍和力士等形象。壁面配置影塑为主，有坐佛、立像、飞天、供养像、莲花等。如第155、92、122、126、142、133(21)、112、154、162(22)、85、87、83、101、121窟(图一四)。其中第142窟右壁主尊、第101窟左壁主尊为交脚菩萨；第155窟壁面小龛和影塑均列(23)。
图一四 造像组合及壁面配置(A型Ⅱ式)
1.92窟壁面 2.122窟壁面 3.126窟壁面 4.142窟壁面
B型：造像组合。胁侍主要有菩萨和弟子，壁面无配置。据主尊变化可分二式。
Ⅰ式：主尊三佛或一佛，个别三尊中出现维摩、文殊。如第161、158(24)、139、140、81、135、172、127、147、146、120、102、20、44、123、145、105、62、14、5、24窟(图一五，1、2)。其中第102窟左壁、123窟右壁主尊分别为维摩、文殊；第139、14窟胁侍为力士，第140窟有螺髻胁侍，第123窟胁侍除菩萨、弟子外，增加男童和女童供养像。
图一 五造像组合(B型)
1.81窟壁面(BⅠ) 2.123窟壁面(BⅠ) 3.65窟壁面(BⅡ)
Ⅱ式：主尊流行七佛，出现五佛。如第141、36、39(25)、32、109、35(26)、4(27)、9、65、12、7(28)、27、26、15(29)窟(图一五，3)。其中第15窟主尊为五佛。
(四)仿帐、仿木构
根据洞窟内外仿帐、仿木构雕饰内容，将窟内模仿帐构的拟名为仿帐构陈设(A型)，将窟外模仿木构建筑的拟名为仿木构窟廊(B型)，将洞窟内模仿木构建筑的拟名为仿木构梁架(C型)。
A型：仿帐构陈设。窟内四角多雕帐柱，四壁顶端雕出帐楣，四角向心斜出帐杆，交于窟顶。据窟顶形制变化可分二式。
图一 六仿帐构陈设(A型)
1.43窟平剖面(AⅠ) 2.127窟窟内(AⅠ) 3.4窟第7龛内(AⅡ) 4.141窟窟内(AⅡ)
Ⅰ式：长方形覆斗顶。如第127、43(30)窟(图一六，1、2)。
Ⅱ式：方形覆斗顶，或攒尖顶。如第141、36、39、32、109、35、4、65、62、12、7、27、26、14窟(图一六，3、4)。
B型：仿木构窟廊。面阔三间或七间。据阑额与柱的位置变化可分二式。
图一七 仿木构窟廊与仿木构梁架(B、C型)
1.43窟窟外(BⅠ) 2.28窟窟外(BⅠ) 3.5窟窟外(BⅡ) 4.15窟窟内(C) 5.4窟窟外(BⅠ)
Ⅰ式：阑额置于柱头栌斗之上，或栌斗上直接雕檐榑。如第43、49(31)、28、30、1、4(32)窟(图一七，1、2、5)。其中第43、49、28、30、4窟雕出单檐庑殿顶。
Ⅱ式：阑额位于柱头之间，与柱连成一体。阑额上置呈弯脚状的叉手。如第5窟(图一七，3)。
C型：仿木构梁架。窟内雕出梁、叉手、替木及脊榑等细部的仿木结构梁架。如第3、15窟(图一七，4)。
三 北朝窟龛的分期与年代
(一)北朝窟龛分期
根据以上对99处窟龛四项内容的型式排比，可归纳分组如表一。
表中第51、74、78、70、71、128、148、144、80、76、115、156、89、86、143、77、75、68、73、169、69、100、114、155等25个窟龛，佛衣为覆肩袒右式(AⅠ)和通肩式(BⅠ)。菩萨衣饰为下裙式(AⅠ)。题材布局为主尊三佛或一佛与胁侍菩萨组合；壁面配置小龛和影塑，内容有思惟、交菩萨、坐佛、立像、飞天、供养人等(AⅠ)。这25个窟龛的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的型式较为一致，归纳为第一组。
第163、16、17、159、132、131(33)、92、23、122、126、142、133、112、154、162、85、87、83、101、121、161、158、129、164、138、99、139、140、81等29个窟龛，佛衣为上衣搭肘式，一种底端三分或四分(CⅡ)，一种底端二分(CⅢ)。菩萨衣饰为下裙式(AⅡ、AⅢ)和交领大袖式(B)。题材布局以主尊三佛或一佛为主，个别三尊中出现一身菩萨，胁侍除菩萨外，增加弟子、力士、螺髻胁侍等；壁面配置小龛和影塑，内容有坐佛、立像、思惟菩萨、交脚菩萨、飞天、供养人、莲花等(AⅠ、AⅡ)，有的壁面无配置(BⅠ)。这29个窟龛的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的型式共同处较多，归纳为第二组。
第135、172、127、43、49、28、30、1、147、146、120、102、20、44、123、145、105等17个窟，佛衣为上衣搭肘式，底端二分(CⅢ)。菩萨衣饰为交领大袖式(B)和下裙式(AⅢ)。题材布局以主尊三佛或一佛为主，个别三尊中出现维摩、文殊，胁侍以菩萨和弟子为主；壁面无配置(BⅠ)。开始流行仿帐、仿木构(AⅠ、BⅠ)。这17个窟的佛像服饰、题材布局和仿帐、仿木构的型式较为接近，归纳为第三组。
第141、36、41、45、157、22、82、94、97、166、39、32、109、35、4、3、9、31、65、62、12、7、27、26等24个窟龛，佛衣为覆肩袒右式(AⅡ)、通肩式(BⅡ)、露胸通肩式(DⅡ)和中衣搭肘式(EⅠ)。菩萨衣饰为下裙式(AⅣ)。题材布局以主尊七佛为主，胁侍多菩萨和弟子，壁面无配置(BⅡ)。盛行仿帐、仿木构(AⅡ、BⅠ、C)。这24个窟龛的佛像服饰、题材布局和仿帐、仿木构的型式多有相同处，归纳为第四组。
第14、15、5、24等4个窟，佛衣为中衣搭肘式(EⅡ)。菩萨衣饰为下裙式(AⅣ)。题材布局为主尊三佛或一佛，出现五佛，胁侍以菩萨和弟子为主，壁面无配置(BⅠ、BⅡ)。沿袭仿帐、仿木构(AⅡ、BⅡ、C)。这4个窟的佛像服饰、题材布局和仿帐、仿木构型式较为近似，归纳为第五组。
其中，第一组第115窟佛座正面墨书“景明三年(502年)”纪年(34)。第二组佛像服饰出现新式样，胁侍形象增加。第三组壁面无配置，出现仿帐、仿木构。第四组流行主尊七佛和仿帐、仿木构。第五组佛衣做钩纽状。佛衣饰钩纽在隋唐东部地区甚为流行，如龙门石窟约完工于贞观十五年(641年)的宾阳南洞正壁(35)，济南神通寺千佛崖显庆二年(657年)驸马刘玄意造像、显庆三年(657年)赵王福造像等的佛衣。
据此，五组间存在着由最早的第一组向最晚的第五组演化的相对年代序列，其反映了麦积山五个时期窟龛的发展与变化。
(二)各期窟龛主要特点
为便于了解麦积山北朝五期窟龛特点(36)，现据表一将之概括列如表二。
(三)各期年代推断
麦积山北朝各期窟龛特点已如表二。但关于麦积山北朝窟龛的开凿时间，文献少有明确记载，可资参考的纪年铭记也极为鲜见。因此其各期凿造年代，主要依据有纪年可考、演化脉络较为清楚，由皇室贵胄开凿的北朝云冈(37)、龙门(38)、响堂山(39)石窟和南朝栖霞山石窟(40)，以及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41)等的遗存内容，主要是其中的佛衣和仿木构窟廊，与麦积山进行比较，同时结合文献及铭记，予以推断。
1.第一期 麦积山第74、78窟佛衣、菩萨衣饰及题材布局与云冈一期第20窟相近。云冈第20窟正壁佛衣为勾联纹覆肩袒右式(图一八，1)，左壁通肩式佛衣；主尊三佛，正壁坐佛，左壁立佛，右壁立佛已残无，但尚存莲座和腿部遗迹；二胁侍菩萨位于正壁佛两侧，据二者左肩向右下斜披的残迹，以及右侧菩萨残存的裙底端判断，菩萨衣为下裙式，覆有斜披衣。
图一八 云冈石窟佛衣
1.20窟正壁 2.8窟主室正壁倚坐佛左腿内侧衣纹
麦积山第一期洞窟中有的在正壁上方两侧配置小龛，左侧小龛内为一思惟菩萨二胁侍菩萨组合，右侧小龛内为一交脚菩萨二胁侍菩萨组合(42)。云冈二期第7、8窟中也有思惟、交脚菩萨题材，第7窟主室正壁上方大龛内布局一交脚菩萨二倚坐佛二思惟菩萨，第8窟主室正壁上方大龛内布局一倚坐佛二交脚菩萨二思惟菩萨；第7、8窟主室壁面列龛中有一佛或一交脚菩萨与二胁侍菩萨组合，麦积山正壁上方两侧小龛内一主尊菩萨二胁侍菩萨的组合与其相似。云冈第7、8窟菩萨衣下裙式，覆有斜披衣；或下裙式，披巾在腹部交叉。另外云冈第7、8窟主室正壁倚坐佛腿部残存勾联纹(图一八，2)，第7、8窟以后勾联纹不见。以上说明麦积山一期窟龛与云冈一期(460－470年)和二期(471－494年)第7、8窟的时间较接近，第7、8窟的时间推测在孝文帝(471－499年)初年(43)。
第78窟佛坛右壁供养人身着胡服，旁有题名，其中两处提到“仇池镇”。北魏设置仇池镇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44)，同年推行灭法政策(45)，到文成帝(452－465年)时复兴佛教，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改仇池镇为梁州，第一期窟龛开凿或不能早于文成帝复法及晚于仇池镇改州。据其与云冈第7、8窟相似的情况，麦积山一期窟龛开凿的上限约与孝文帝初年(471年)接近。
第115窟有“景明三年(502年)”纪年，左壁配置的一身影塑佛像，上身内着交领衣，与东晋末年至南朝初年拼镶砖画墓(46)人物荣启期内衣交领系带的形式相似，这种交领形式是传统的汉族服装。第114窟正壁主尊佛衣上衣搭肘式受到南朝影响(详见下文)，上身亦内着交领衣。宣武帝景明时期(500－503年)似为麦积山新旧风尚交替的开始。
此外，第一期壁面的影塑配置可能受到凉州石窟的影响，武威天梯山石窟第1、4等窟属凉州石窟早期(47)，年代约在北凉都姑臧时期(412－439年)(48)。其中，第1窟“中心柱中层四面都作有浮塑或影塑小佛像”(49)。
推测第一期约在北魏孝文帝初期(471年)至宣武帝景明时期(500－503年)。
2.第二期 麦积山第二期一种上衣搭肘式佛衣，其底端三分或四分、衣缘褶纹做锐角的形式，最早见于四川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50)，如永明元年(483年)造像碑正面、永明八年(490年)背屏式造像、建武二年(495年)背屏式造像等的佛衣(图一九，1－3)。第二期菩萨下裙式衣饰，披巾在腹部交叉，璎珞叠在披巾上，与成都万佛寺出土普通四年(523年)、中大通五年(533年)背屏式造像等的菩萨衣饰相同(图一九，4、5)。
图一九 成都地区石刻造像
1.茂县萧齐永明元年(483)佛衣 2.西安路萧齐永明八年(490)佛衣 3.商业街萧齐建武二年(495)佛衣 4.普通四年(523)菩萨衣饰 5.中大通五年(533)菩萨衣饰
第二期另一种上衣搭肘式佛衣，其底端二分，刻意表现出三衣的前后身，前三层为三衣的前身部分，一般上衣在右腿处呈瓣状，中衣饰竖道衣缘，这种形式与龙门北魏宾阳中洞正壁上衣重层式佛衣底端最为接近(51)(图二○)。
图二○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正壁佛衣
大概在景明时期(500－503年)，麦积山所在地秦州的风气为之一变，这可能与张彝在景明三年(52)任秦州刺史有关。“彝务尚典式，考访故事。及临陇右，弥加讨习，于是出入直卫，方伯威仪，赫然可观。羌夏畏伏，惮其威整，一方肃静，号为良牧……彝敷政陇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风，革其旧俗，民庶爱仰之。为国造佛寺名曰兴皇(53)”。张彝来自洛阳，其在秦州“宣布新风”、“为国造佛寺”，大概可以理解是北魏迁都洛阳后，进一步加强汉化的反映。麦积山佛衣中表现出北魏龙门石窟的一些特点，可能受到来自洛阳的影响。
正始三年(506年)，邢峦任梁秦二州刺史(54)，因“益州殷实，户余十万，比寿春、义阳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实在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经略，臣之在此，便为无事”(55)，屡上表图蜀，似在正始时期(504－508年)，梁秦二州与蜀地往来密切。麦积山大量出现成都地区南朝佛衣的影响因素，可能即是南北交通情形的反映。
第二期窟龛数量较多，应该不是短时期能够告竣，推测其下限大概到北魏灭亡(534年)。姑以第二期为宣武帝景明时期(500－503年)至北魏亡(534年)。
3.第三期 麦积山第三期的上衣搭肘式佛衣，底端二分，有的上衣在右腿处呈瓣状、中衣饰竖道衣缘，沿袭了二期佛衣中来自北魏龙门石窟的特点。窟外仿木构窟廊的单檐庑殿顶大概亦仍洛阳遗风，如龙门石窟北魏末皇甫公窟、唐字洞、汴州洞等，其窟廊单开间，单檐庑殿顶。东魏北齐时期如北响堂北洞、中洞在窟外贴崖面雕出立柱，构成面阔三间的仿木构建筑，有仿木窟檐及浮雕覆钵式窟顶(56)，只是尚未形成柱廊空间。就面阔三间仿木构建筑形制而言，麦积与响堂较多共性。
第43窟为面阔三间的柱廊，檐柱四根，单檐庑殿顶。窟内分前后室，后室出现仿帐结构。此窟形制特殊，窟廊建筑比例适中，装饰华丽，可能是西魏文帝乙弗后的陵藏(57)。文帝文皇后乙弗氏徙“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大统)六年(540年)春，(帝)令后自尽。后奉敕……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中落发。事毕，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58)。另据麦积山现存北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残碑记载：“昔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再修崖阁，重兴寺宇”(59)。可能西魏时期(535－556年)麦积山有过较大规模的开窟建寺活动。
第三期约当西魏时期(535－556年)。
4.第四期麦积山第四期的通肩式和露胸通肩式两种佛衣，最早见于五世纪末期开凿的栖霞山石窟，如第19、22、24、18、26窟；此后在成都地区较为流行，如中大通元年(529年)造像的露胸通肩式佛衣(图二一，1)，麦积山可能与成都地区的关系较为密切。
图二一 佛衣(涂色表示中衣)
1.成都万佛寺中大通元年(529)佛衣 2.北响堂北洞中心柱左壁 3.南响堂1窟中心柱正壁
麦积山第四期的中衣搭肘式佛衣，与东魏北齐如北响堂北洞、南洞及南响堂1、5、7窟的佛衣样式相似(图二一，2、3)。北齐流行窟外面阔三间的仿木构窟廊，如北响堂南洞及南响堂第3、5、7窟有仿木窟檐及浮雕覆钵式窟顶(图二二，1)，天龙山第16窟(60)窟外亦为面阔三间的仿木构窟廊，但未表现仿木构屋顶(图二二，2)。麦积与东魏北齐石窟在佛衣样式与仿木构建筑方面表现出较多一致性。
图二二 响堂山与天龙山石窟仿木构窟廊
1.南响堂7窟外立面 2.天龙山16窟外立面
第四期盛行七佛题材。北周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并序》云“麦积崖者，乃陇坻之名山，河西之灵岳……大都督李允信者，籍于宿植，深悟法门。乃于壁之南崖，梯云凿道，奉为亡父造七佛龛……载辇疏山，穿龛架岭……壁累经文，龛重佛影，雕轮月殿，刻镜花堂，横镌石壁，暗凿山梁”(61)。这个七佛龛可能即指面阔七间、有八根檐柱、单檐庑殿顶窟廊的第4窟(62)。大都督李允信为秦州总管宇文广的“故吏仪同”(63)，宇文广主要约在557－559年和562－568年两次治秦州事(64)。文中所记“七佛”，反映了第四期洞窟中七佛题材流行的实际情况。
西魏末年(553－554年)克蜀平江陵(65)，“逮太祖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66)”自北周天和三年(568年)后，东西对峙局面打破，北齐周双方开始使节交聘(67)。这可能是南朝佛衣样式与东魏北齐佛衣样式在麦积山并行的时代背景。
北周建德三年(574年)，武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68)。推测第四期约在北周时期止于废佛前(557－574年)。
5.第五期 麦积山第五期中衣搭肘式佛衣左胸腹部作出系钩纽状，但钩纽尚未出现。佛衣左胸腹处系钩钮的形式，目前最早见于济南五峰山北齐时期的莲花洞(69)正壁佛像(图二三，1)，稍晚的如山西平定县开河寺隋开皇元年(581年)摩崖大佛(70)，山东青州驼山石窟约凿于隋开皇初至开皇中(581－590年)的第2龛(71)等，以上主要在北齐境内和隋代东部地区。
图二三 窟廊及佛衣
1.济南五峰山莲花洞正壁佛衣(涂色表示中衣) 2.天龙山8窟仿木构窟廊
第5窟面阔三间的仿木构窟廊，阑额位于柱头之间，不似三期、四期诸窟那样置于柱头栌斗之上，其与天龙山隋开皇四年(584年)第8窟(72)阑额在柱头之下少许处插入柱身的结构较为相近(图二三，2)，二者在柱头之上用斗拱或栌斗构成柱头铺作，承托梁及屋面。另外，第5窟阑额上的叉手已变为弯脚，第三、四期各窟阑额上鲜见叉手，在第四期第4、27窟壁画中所表现的叉手仅略现曲线(73)。
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颁《隋国立舍利塔诏》(74)，“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遣沙门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似表明在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下，各地所修舍利塔遵循标准划一的风格。这种趋同性可能同时影响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东西地区的佛衣样式、仿木构建筑呈现出的相似性，大概即属例证之一。秦州所起塔在静念寺，据北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残碑记载：“又至隋文皇仁寿元年(601年)，再□(开)窟龛，敕葬舍利，建此宝塔，赐净念寺”(75)。知秦州静念寺位于麦积山。
第五期约相当于隋代(581－618年)。
四 结语
前述相关麦积山北朝窟龛分期文章中，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包括的北朝窟龛数量最多，现将该文与本文分期情况列如表三。
从分期结果看，两文差别不大。分期所见北朝窟龛在崖面的分布情况，以本文为例，北魏孝文初(471年)至景明时期(500－503年)窟龛多集中于西崖中部，并延伸至东崖西沿，表明中部崩塌部分的崖面，当时可能分布此期窟龛；景明(500－503年)至北魏灭亡(534年)时窟龛分布在西崖，东崖西沿有少量，与前期情况相似，中部崖面可能有该期窟龛(76)。西魏、北周窟龛集中在东崖，至东崖西沿仍有少量窟龛，大概中崖仍在利用，同时在西崖周边续有开凿。隋代窟龛多集中在东崖中上部(图二四)。
图二四 麦积山北朝一至五期窟龛位置分布示意图
据对麦积山石窟外貌的考察研究，西崖前倾度较大，现山体中部粘结层以下的崖面，开阔光洁，而粘结层以上的岩石远远地突出来，像伞盖一样遮挡着下部的岩面，东崖不甚具备西崖的这些条件。东崖与中部崖面交接处是一条上下连续的突起，上起4窟和5窟之间，向下延伸经过15窟至43窟，这个突起带以西的中部崖面和西崖实际是连成一片比较缓和的弧状立面，最初是被当成一个整体崖面进行凿造活动的。洞窟的时代顺序，是由西崖与中崖的中间地带逐渐扩散，基本遍满西崖之后，再向东崖发展(77)。从崖面窟龛布局角度推论的结果与根据其造型内容和历史背景分析、判断所得出的开凿次第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与《麦积山石窟的分期》仍有几点差异。第一，推断麦积山现存最早遗迹开凿时间在北魏孝文帝初期(471年)至景明时期(500－503年)。第二，将北魏造像活动以景明(500－503年)时期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第三，一些窟龛的期别归属不同，比如，74、78、90、70、71、128、148、80、76、115、156、89、86、169、69、100、114、155窟等，本文属孝文帝初(471年)至景明时期(500－503年)，《麦积山石窟的分期》分属后秦至西秦(384－431年)、北魏一期(431－499年)和北魏二期(500－515年)；135、127、28、30、120、102窟等，本文属西魏时期(535－556年)，《麦积山石窟的分期》属北魏三期(516－534年)。
之所以有上述差异，缘于本文用以进行类型分析的遗存内容进一步明确了，特别是将麦积山窟龛遗存中最为丰富的佛衣列为型式排比的要项。因为，从对中国现存佛教遗迹遗物，特别是石窟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在佛教艺术表现形式中，佛衣遗存相对最完整、内容最丰富，且最具时间延续性和空间广泛性，其发展演变有清楚的脉络，是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别的佛教遗存，特别是石窟寺以及单体造像遗存间可资参照比较的甚至是唯一的遗存类型(78)。也就是说，把佛衣列入类型学研究，得出的麦积山北朝窟龛分期的新结论，是从中国石窟寺及单体造像遗存变化的全景中得出的结论。
佛教石窟寺遗迹极为复杂。上世纪50年代以来把考古类型学方法应用于佛教石窟寺研究领域(79)，目的是为了把繁复的遗迹现象，用科学的办法缕析清楚，从而把对佛教石窟寺遗存深层的社会历史意义探讨和研究建立在更加接近史实的可靠基础上。考古类型学方法，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80)。本文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再论麦积山石窟北朝窟龛分期，以为释例，期望对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研究佛教石窟寺遗迹获得进一步认识与提高。
附记：笔者收集资料期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给予了鼎力支持与多方帮助。调查工作还得到云冈石窟研究院、四川省博物院、成都市博物院、龙门石窟研究院、邯郸市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的热情襄助，在此谨致诚挚感谢！本文为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五至八世纪汉地佛像服饰研究》(编号2009028－15/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注释：
①《太平广记》卷三九七“麦积山”条引五代阙名撰《玉堂闲话》：“麦积山者，北跨清渭，南渐两当，五百里冈峦，麦积处其半，崛起一石块，高百万寻，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故有此名。其青云之半，峭壁之间，镌石成佛，石龛千室，虽自人力，疑其神功。”
②张锦绣：《麦积山石窟志》，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③魏文斌、白凡：《麦积山石窟历次编号及新编窟龛的说明》，《敦煌研究》2008年5期。
④麦积山的佛教活动在西秦时已具一定规模。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一《宋伪平城释玄高传》记高僧释玄高“杖策西秦，隐居麦积山。山学百余人，崇其义训，禀其禅道。时有长安沙门释昙弘，秦地高僧，隐在此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汤用彤校注本，409－410页，中华书局，1992年)。
⑤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物》1983年3期。
⑥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112－140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⑧这八种佛衣类型，是在分析文献并对照印度与汉地实物的基础上得出的，参见陈悦新《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2期)。本文中“上衣重层式”佛衣，在《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中名为“增加外披式”，据《十诵律》卷二七云：“若比丘得冢间新衣，应两重作僧伽梨，一重郁多罗僧，一重安陀会，二重尼师檀。复次欲作三重僧伽梨三重尼师檀。若比丘得冢间故衣，应四重作僧伽梨，二重郁多罗僧，二重安陀会。”(《大正藏》二三册，195b页)三衣有重复披覆的情况，故将上衣外面所披覆的一层名重层上衣似较为合适。
⑨陈悦新：《佛衣与僧衣概念考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2期。
⑩第90窟佛衣后代重妆，式样不明，但可见正壁佛衣腿右侧面饰勾联纹，与74、78窟相同。因勾联纹较特殊，故将第90窟佛衣列入其中。
(11)第155窟的覆肩袒右式佛衣，其右衣角既表现出搭左肩的形式，又表现出搭左肘的形式。
(12)第126窟上衣搭肘式佛衣与其他略不同，中衣与上衣的披覆形式不一致。中衣通覆两肩，右衣角绕过前身搭左肩，衣缘呈“U”形垂至胸腹部，为露胸通肩；上衣披覆两肩，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肘。
(13)第121窟三尊佛衣上身均为后代改妆，底端露出原迹，从衣底端的处理情况看，推测仍为上衣搭肘式佛衣，正、左壁的上衣底端呈三分，右壁的上衣底端呈二分。
(14)第127窟正壁龛内造像为嵌入的一佛和二菩萨三尊单体石造像，其中上衣搭肘式佛衣底端呈三分，与两侧壁龛内佛衣底端呈二分不同，据造像材质和佛衣式样分析，正壁龛内的三身石造像。可能不是第127窟原物。因此，未将正壁石造像纳入佛衣和菩萨衣饰类型排比。另外，第127窟两侧壁龛内的佛衣后代重妆，仅下半身露出原作，可见底端二分，上衣在右腿处呈瓣状装饰，中衣饰竖道衣缘，这是底端呈二分的上衣搭肘式佛衣的典型特点，故推测仍为上衣搭肘式佛衣。
(15)第14窟中衣搭肘式佛衣底端毁，但从座上残存遗迹看，底端原覆座两侧。
(16)第24窟中衣搭肘式佛衣与其他略不同，上衣右衣角搭左肘，未搭左肩。
(17)吉村怜：《古代佛、菩萨像的衣服及其名称》，《2005年云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研究卷》，157－172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文中分析了菩萨衣饰的基本组合，但未给出术语称谓。
(18)这里指多数洞窟的情况。有的洞窟胁侍经后代改动，如第51窟可能增加二弟子像；有的洞窟坍塌或毁损严重，胁侍已失，如第148、144、89、86窟。因这些窟的壁面配置小龛，仍可将它们置入A型Ⅰ式中。
(19)第51窟正壁两侧上方小龛内雕像不存。
(20)第163窟左壁主尊菩萨下半身残毁，不知其坐式为交脚或倚坐。
(21)第133窟形制特殊，为前后室，周壁上下两层开16个龛，每龛一主尊二菩萨较多，有的胁侍为弟子，有的无胁侍。
(22)第162窟无胁侍。
(23)从窟室形制和题材布局情况分析，第155窟始凿时，正壁左右各列三个小圆拱龛，侧壁各开一大龛，大龛里侧各一弟子，为二龛窟形制。后在开凿过程中加以改变，于正壁中间开大龛，形成三龛窟，又将正壁大龛两侧下方的两小龛封堵，于其前各立一胁侍菩萨，现左侧菩萨存，右侧菩萨已失。
(24)第158窟无胁侍。
(25)第39窟胁侍已失。
(26)第35窟胁侍已失。
(27)第4窟窟内壁面上方各影塑三排千佛，较为特殊。
(28)第7窟无胁侍。
(29)第15窟无胁侍。
(30)第43窟后室雕仿帐构陈设。
(31)第49窟窟廊外部崩塌，仅两侧靠崖壁有两根柱子尚存，推测原为四柱三间。见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32)第4窟窟廊中部已崩塌，仅东西梢间二根角柱因为和崖壁相连，尚附在断崖上。柱廊面阔七间，共有八根檐柱，中间六根已崩落，曾于崖下发掘出崩落的柱及栌斗残段。见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33)第131窟胁侍已失，壁面影塑坐佛和立像等。因无法得知胁侍身份，其题材布局类型归入AⅠ或AⅡ均可。为避免混乱，在题材布局中未列出其型式。
(34)麦积山石窟勘察团：《麦积山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参考资料》，88页，1954年5期。
(35)张若愚：《伊阙佛龛之碑和潜溪寺、宾阳洞》，《文物》1980年1期。
(36)据99个窟龛的佛像服饰和题材布局以及仿帐、仿木构型式划分，一些保存不甚完好的窟龛还可纳入大体的期属中。如可纳入一、二期的有第57、165、218、170、19、93、195、196、91、149、84、88、110、107窟龛等；可纳入二、三期的有第21、72、64、103、130、56、124、117、160窟龛等；可纳入三、四期的有第54、60、113、96窟龛等；可纳入四、五期的有第55、18、42、53、46、197、11、52、136、202、34、134、67、37、8、10、40窟龛等。
(37)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一)，176－19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8)宿白：《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225－239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39)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8－5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40)林蔚：《栖霞山千佛岩区南朝石窟的分期研究》，《燕京学报》新十九期，2005年，275－308页。
(41)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袁曙光：《四川省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10期；张肖马、雷玉华：《成都市商业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10期；成都市文物工作队等：《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11期。
(42)犍陀罗浮雕作品中也有在主尊上方两侧各开一个小龛的构图，如白沙瓦博物馆藏出自Sahri Bahlol的一件浮雕(Harald Inghlot,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New York:Pantheon Books,lnc.,1957,PL.254)；加尔各答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和卡拉奇博物馆所藏三件浮雕(栗田功：《ガンダ－ラ美术》Ⅰ，东京，二玄社，1988年，图398、399、401)。目前一种意见认为麦积山正壁两侧上方布列小龛的形式可能受到犍陀罗的影响(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22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と观佛三昧——麦积山石窟を中心として》，《佛教艺术》176号，69－91页，1988年；魏文斌：《麦积山石窟交脚与半跏思惟菩萨对称构图的研究》，《麦积山石窟研究》，68－85页，文物出版社，2010年)。犍陀罗与麦积山之间是否直接相关，此一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
(43)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2期。
(44)《魏书》卷一○六中《南秦州志》：“(太平)真君七年(446年)置仇池镇，太和十二年(488年)为渠州，正始初置。治洛谷城。”据点校，渠州应为梁州。
(45)《魏书》卷四下《世祖纪》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
(46)南京博物院等：《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及其砖刻壁画》，《文物》1960年8、9期合刊。
(47)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4期。
(48)暨远志：《武威天梯山早期石窟分期试论》，《敦煌研究》1997年1期。
(49)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天梯山石窟》，65－66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50)麦积山石窟目前仅见第126窟一例，上衣搭肘式佛衣的中衣和上衣披覆形式不一致，中衣露胸通肩，上衣右衣角自右腋下绕过搭左肘，其与萧齐时期栖霞山石窟第24窟正壁佛衣的披覆形式一样，二者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51)龙门北魏宾阳中洞、普泰洞、魏字洞、皇甫公窟、地花洞、弥勒北一洞等正壁佛像为上衣重层式佛衣。这种样式的佛衣是在上衣搭肘式佛衣的外面，又增加一层衣，其覆右肩和左右腿，在右腿部呈瓣状装饰，其中宾阳中洞佛衣的中衣底端又装饰竖道衣缘。麦积山的上衣搭肘式佛衣右腿部呈瓣状装饰，中衣底端装饰竖道衣缘，似吸收了龙门石窟北魏上衣重层式佛衣的一些因素。
(52)《资治通鉴》卷一四四齐和帝中兴元年(501年)：“尚书清河张彝、邢峦闻处分非常，亡走，出洛阳城，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弹。”卷一四五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年)“魏陈留公主寡居，仆射高肇、秦州刺史张彝皆欲尚之，公主许彝而不许肇。肇怒，谮彝于魏主，坐沈废累年。”推测张彝在任时间为502年。
(53)《魏书》卷六四《张彝传》。
(54)《魏书》卷八《世宗纪》。
(55)《魏书》卷六五《邢峦传》。
(56)北洞外立面崩毁严重，残留突出于崖面的窟檐(瓦垅)和覆钵式窟顶，推测立柱情况同中洞。
(57)洪毅然：《西魏文皇后乙弗氏“寂陵”遗址蠡测》，《麦积山石窟资料汇编》(初集)，135－137页，1980年；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58)《北史》卷一三《后妃列传上·西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传》。《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魏文后既为尼，居别宫，悼后犹忌之，乃以其子武都王戊为泰(为秦之误)州刺史，使文后随之官。魏主虽限以大计，而恩好不忘，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会柔然举国度河南侵，时颇有言柔然以悼后故兴师者，帝曰：‘岂有兴百万之众为一女子邪！虽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颜以见将帅！’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赐文后自尽。文后泣谓宠曰：‘愿至尊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遂自杀；凿麦积崖而葬之，号曰寂陵。”
(59)张锦绣：《麦积山石窟志》，16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60)李裕群：《北朝晚期石窟寺研究》，57－8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61)庾信：《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文苑英华》卷七八五)。
(62)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63)《周书》卷一○《邵惠公颢传附导子广传》。庾信《佛龛铭》中做“李允信”，《周书》宇文广传中做“李充信”。
(64)《周书》卷一○《邵惠公颢传附导子广传》：“世宗即位(557年)，出为秦州刺史……武成初(559年)，进位大将军，迁梁州总管……保定二年(562年)，除秦州总管十二州诸军事秦州刺史……四年，进位柱国……天和三年(568年)，除陕州总管，以病免。”
(65)《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66)《续高僧传》卷一六《周京师大追远寺释僧实传》(《大正藏》五○册)。
(67)《周书》卷五《武帝纪上》、卷六《武帝纪下》。
(68)《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69)莲花洞窟内有乾明元年(560年)、窟外左侧岩壁有河清元年(562年)题记(常盘大定、关野贞：《支那佛教史迹评解》(一)，168－169页，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5年)。
(70)李裕群：《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文物》1997年1期。
(71)李裕群：《驼山石窟开凿年代与造像题材考》，《文物》1998年6期。
(72)8窟前廊东壁前端雕隋开皇四年(584年)开窟功德碑(李裕群、李刚：《天龙山石窟》，44－45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73)傅熹年：《麦积山石窟中所反映出的北朝建筑》，《文物资料丛刊》第4期，文物出版社，1981年。
(74)《广弘明集》卷一七《隋国立舍利塔诏》(《大正藏》五二册)。
(75)北宋《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阿育王始初□(兴)建，号无忧□(古)寺……又至隋文皇仁寿元年……赐净念寺……又崇宁□□……蒙恩改瑞应寺”。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四川制置使司给田公据》“麦积山瑞应寺……始自东晋起迹，敕赐无尤寺……次七国重修，敕赐石岩寺。大隋敕赐净念寺。大唐敕应干寺。圣朝大观元年……敕改赐瑞□(应)□(寺)”(张锦绣：《麦积山石窟志》，168、17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76)现今山体中部崩塌部分的崖面，当时很可能分布窟龛。近年从麦积山石窟中区路基地震塌方造成的堆积面中，清理出三个由主崖面塌落的洞窟，时代大致为北魏晚期至西魏时期。该堆积面尚未全面清理，但这一调查结果提供了中部崩塌部分的崖面曾有窟龛开凿的证据(魏文斌、白凡：《麦积山石窟历次编号及新编窟龛的说明》，《敦煌研究》2008年5期)。
(77)初师宾：《石窟外貌与石窟研究之关系》，《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4期。
(78)陈悦新：《佛装概念与汉地佛装类型演变》，《文物》2007年4期。依经文翻译，使用“佛衣”更为妥当。如《十诵律》卷二七云：“(长老难陀)作衣，与佛衣等量”(《大正藏》二三册)。陈悦新：《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考古》2009年4期。以上两文将“上衣重层式”佛衣，名为“增加外披式”佛衣，据《十诵律》卷二七云：“若比丘得冢间新衣，应两重作僧伽梨，一重郁多罗僧，一重安陀会，二重尼师檀。复次欲作三重僧伽梨三重尼师檀。若比丘得冢间故衣，应四重作僧伽梨，二重郁多罗僧，二重安陀会”(《大正藏》二三册)。三衣有重复穿着的情况，故将上衣外面所披覆的一层名重层上衣似较为合适。
(79)徐苹芳：《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1998年2期；李裕群：《中国石窟寺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年9期。
(8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