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社会进步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5年前，罗马俱乐部公布的题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随着现有科学技术和经济组织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并进将会导致国家资源的枯竭和自然环境的毁坏，将会给地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的情况与25年前大不相同，现在是我们考虑现状并计划未来的时候了。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普遍提高了我们对于人口、环境和发展的重视。
对于控制人口增长，我们已经做过大量的努力了。但这一直是一种痛苦的努力。中国即是一例。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请恕我直言，这种控制也伤了人心，因此它是一种痛苦的努力。人们也许会希望中国走上正轨，教育和经济进步会在某时开始代替强制性政策而起作用；希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教育会为公民与妇女创造一种能使他（她）们自己自由而负责地进行选择的环境。批判过去很容易，但新中国会创造新的机会。人类进步与公民自身的自由而负责的选择是分不开的。不管怎么说，人口增长问题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关键问题。中国认识到这一点，其它许多国家还没有。然而中国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模式，例如印度尼西亚就施行一种更多的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政策。穆斯林和基督教的人口控制是人类尊严的一部分，而不一定与以宗教为基础的责任感相矛盾。一项与人类尊严相符合的政策应成为国家与人民的共同目标，而我们可以在政策中以及实际的作法上尊重差异进而实现这一目标。
当然，国家内部，以及不同国家、文化及文明之间的对话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希望仍然存在。贫穷与困苦终会走向可持续发展，使人类重获尊严。从全球着眼，80年代所出现的飞跃是令人瞩目的。8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的意识有了新的进展。在“共同的未来”——格罗·哈勒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和她同事们所做的著名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出了应以更积极的态度来倡导环境友好的技术，提出了关联地看待环境与发展的呼吁。而1989年的海牙宣言(The Hague of 1989)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于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阶段，特别是80年代后半期，我们看到了亚洲、中国和太平洋沿岸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突飞猛进。我们还看到，在这些国家实现巨大经济增长的同时，他们为自身的发展选择了具有根本性的全球开放性经济模式。同时通讯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对于全球面临的问题和新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消息灵通了。
新技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信息和通讯。与此同时，我们更多地选用“市场”作为一种组织力量，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类的这一创造证明了这样一个原理：人类的每一份子都是平等的。这一原理构成了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对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挑战就是对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进行的挑战。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好选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发表后的25年，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正面的场景，一个趋于改善的场景。这不仅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有关，还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关。
要想实现经济与生态结合一体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前面的道路还很长。对于环境政策来说，应明确以下几方面：
(1)环境政策应始于自家，然后逐渐扩展到地区、国家，各大洲乃至全球。中国的版图使其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这也包括在全球性问题上所肩负的责任；
(2)环境政策必须实际而具体，必须系统地衡量所需要的和可能最新的技术；
(3)环境政策必须将法规（命令与控制），经济手段（将环境短缺内部化成为经济），开发环境的技术结合起来。
(4)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环境政策也不尽相同。成熟的环境政策在一段时间过后会为发展新技术提供更多的空间。例如在荷兰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新技术当完成开发后，将会用作标准和规则的新基础。考虑到许多国家改善环境条件的决心以及发达国家技术发展的乐观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找到能尽快推广新技术的方法和途径。这可以通过跨国公司必须采用新投资及再投资他们所拥有的最好的技术的原则，也可以将几种试验活动结合起来共同实施。也就是说，某一具体项目中参加的国家可以共同出力以改善环境。这一作法也可扩展到全球性环保机构，基于对里约热内卢公约的共识，由世界银行具体操作。共同实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其内涵是指政府与公司共同出力；而风险的一面是，它会成为成熟经济国家放慢改进步伐的借口。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几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但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尤其要靠强有力的、具体的国际性努力和组织。换言之，经济发展是靠世界贸易和直接投资带动的。每个国家皆应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投资保护协议。与此同时，任何人不应以“世界贸易组织”作为促进环境的唯一工具，避免在环境领域造成不求进取的现象。环境问题需要一个具体的国际组织，也需要具体的手段。与此相关联的，也需要对联合国环境署(UNEP)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CSD)的互补性进行重新估价。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UECED)5年后的今天，我们再不能容忍机构混乱这类问题的存在了。
要想取得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要想贯彻执行“二十一世纪议程”，我们有必要采取“三头并进”的方法，即各国自身的努力与全球联合行动互为补充；集中解决世界范围的清洁水、森林、海洋和能源问题；解决包括金融手段等在内的所谓捷径问题，包括重新确认“0.7%发展援助计划”，以及技术和贸易。
上述几方面中，经济和技术起着巨大的作用。但环境保护不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它还要求我们尊重大自然。因此，里约热内卢环境发展大会发起的制定一项“地球宪章”的行动，是十分重要的；更为基本的，人类发展是为了改变现存的经济状况，提高生存质量；尊重每一个人，获得社会的协调发展；同时也尊重我们的父辈及下一代。我们已向我们孙辈们借用了他们的地球。事实上，我们共同的未来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稳定：今天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以及生活在今天和生活在明天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跨代平等”。
50年前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是为了消除殖民地，为了和平，为了人权。它实现了非殖民化，也结束了冷战。而我们今天争取的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地球宪章将成为对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