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及对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对策论文,差距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 －0289（2002）02－097－004
（一）
收入分配，是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收入分配的差距日益扩大。1998年，中国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达到0.456，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分配不公平的现象相当明显。考虑到大量的体制外收入还无法在基尼系数中得到反映，收入分配的实际差距水平可能更大。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推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长较快，198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49∶1，1985年曾经一度缩小到1.83∶1。其后，差距又再度扩大，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了2.64∶1，更为严重的是，近年来，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 1998 年和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达到5.1％和7.9％，而农村居民则只达到了3.44％和2.23％，农村居民的收入在1998、1999年分别只比上年增加了71.9元和48.3元（注：本文数据如非特殊说明，均由文章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1999、2000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这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2.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以基尼系数衡量，1981年，基尼系数为0.15［1］，1988年为0.23， 到1997年已超过0.30。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1998、 1999 年占城镇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年收入分别为11021.49元和12147.82元；而同期占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分别为2505.02元和2646.71元，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4.4倍和4.6倍。另外，1999年与1998年相比，最高收入层与最低收入层的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0.22％和5.66％， 前者比后者高出了4.6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即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的居民集中。
3.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较之城市内部更为严重。1997年我国农民内部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327。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表现为：一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收入大大高于普通农民，二是东、中、西部地区（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1999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基本收入为2227.62元， 而西部地区农民人均基本收入只有1427.53元。
4.区域间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1985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80.32元和322.57元，相当于东部地区（512.97元）的74.14％和62.88％；1990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649.45元和551.84元，相当于东部地区（967.72元）的67.11 ％和57.02％，1999年，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058.3 元和1519.74元，相当于东部地区（3236.55元）的63.60％和46.96％，中／东、西／东的比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5.行业间收入差距：1999年，国家统计局对一些主要行业职工平均工资进行统计，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为：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及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其职工平均工资分别为12046元、11601元和11513元。 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为：农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其收入分别为：4832元、6417元和7521元，最高收入是最低收入的2.49倍，而1990年仅为1.76倍，1995年为2.23倍。从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最近连续3年占据收入榜首，而农、林、 牧、渔业从1990年开始，连续10年为最低收入行业。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从1998年开始异军突起，连续两年成为收入第二名。
6.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分配差距：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较低，而非国有企业职工收入较高。1999年，国有和城镇集体所有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7159元，而“其他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为9829元，其中，金融保险业的“其他单位”职工收入是国有单位职工收入的1.5倍；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为：1.36倍；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为：1.68倍；房地产业为：1.4倍；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为：1.5倍；社会服务业为：1.4倍。
（二）
居民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个人拥有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效益以及国家采取的收入分配政策对其应得份额的确定。由于生产要素市场事实上的分割性，同样的生产要素在不同行业、地区、企业由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其所获得的报酬当然也不相同。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还很不成熟，要素市场分割的情况还相当严重；除了收入分配政策、转移支付政策等会对居民的收入产生直接效应外，相关的国家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都会通过影响产品和要素市场，从而对收入分配产生间接效应。因此，本文考察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将结合经济发展因素、经济改革因素和当前世界经济潮流因素来进行综合考察。
1.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道路选择的理论主要有平衡增长模式（balanced growth ）和不平衡增长模式（unbalanced growth）两种， 前者尽管又可分为极端的平衡增长理论（罗森斯坦－罗丹，1943）、温和的平衡增长理论（纳克斯，1953）和完善的平衡增长理论（斯特里顿，1959；Lipton，1967；瑟尔沃尔，1983）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式，但从总体上说，他们都主张落后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各工业部门应平衡发展，都强调了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全面发展经济的必要性，而在如何实现平衡增长的问题上，他们都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国家来制订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十分有限，因而通常的价格刺激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作用，并且这些作用因经济中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的不连续而很难产生实际效用。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要在短期内起到集中大量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和配置资源并使各部门同时发展的作用，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只有依靠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才能负担平衡增长的重担。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平衡增长过分依赖于计划和国家干预，而忽视了政府失灵的可能性，一旦计划失误，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灾难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模式限制了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丧失。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从发展中国家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来看，平衡增长理论是不可行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将有限的资源同时投放到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地区，而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联系效应大的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同时，地区发展也必须有一定的次序，不同的地区按不同的速度不平衡增长，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和大城市，并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以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其他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发展，最终将通过技术的创新与扩散、资本的集中与输出等方式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不平衡增长模式在实践中表现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会得到优先发展，而这种优先发展在产生扩散效应的同时，又会产生回波效应，即当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等要素由于收益差异吸引而发生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时，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将不断扩大，从而两类地区的收入差距也将不断扩大。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分析不同，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引是有选择性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技术先进，需要向其他地区引进的往往是受过教育的、熟练的、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而这样的劳动力移动，一方面使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并刺激了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反过来又刺激了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其结果是该地区工资水平的再次提高，落后地区劳动力将继续流入；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的情况正好相反，高素质劳动力的外流，使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从而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不断降低，工资水平即使由于刚性的作用不再下降，上涨也会很缓慢，并大大低于发达地区的水平和增长速度，这样，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又会继续外流。累积性因果循环的结果，使得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间的工资差别、人均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趋于扩大。
然而，这种“累积性因果循环”作用并不是会无限制发展下去的，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一些阻碍其经济继续发展的因素，例如：交通拥挤、人口稠密、资本过剩、污染严重、自然资源不足等，这时发达地区经济规模的继续扩大就会显得不经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就会向落后地区转移，其结果将使落后地区的经济被带动，与发达地区的差别也将逐步缩小，最终达到平衡。因此，扩散效应与回波效应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起到不同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继续得到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起来，与此相对应的是，农村和西部高素质的劳动力大量流入到城市和东部地区，造成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越来越发达，东部相对于西部经济发展越来越快，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由此分析得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不平衡发展的一定阶段内，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必须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制扩大，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不是消极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
2.从经济改革方面来看。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模式转换的产物；是市场竞争加剧的必然结果。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新旧体制共同起作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无序现象，例如改革措施不配套、法律法规不够完备、国家财政能力的削弱、计划权力所造成的腐败无法消除等，具体表现如下：
a.政府财政能力弱化。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有赖于政府财政能力的不断提高，而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随着改革的深入却有弱化的趋势，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4.23％，低于发达国家平均45％的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平均25％的水平；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1.1％，也低于目前世界多数国家60％以上的水平。财政两个比重偏低导致了政府财力不足，制约了政府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的能力。
b.税收制度的设计落后于时代。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带有“平均主义分配”色彩的体制内收入和体现巨大差距的体制外收入并存，而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对体制外收入尚显得无能为力，这直接导致了我国政府财政调节能力的不足。
c.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不同的社会成员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同，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经过20余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力量。在市场竞争中，不同所有制经济组织、不同的社会成员因竞争基础、竞争能力、劳动贡献的差异，而导致了收入水平的差异。可以说，市场竞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d.腐败因素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当前的收入分配领域，除了存在着竞争初始条件不平等问题外，由于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和冲突，特别是计划体制下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作用的计划权力因素与市场经济条件下迅速的利益分化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由此导致的部分官员腐败现象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直接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3.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来看。发达国家已率先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兴起，使得产业发展极不平衡，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取代传统制造业而成为支柱产业，特别是美国， 据统计， 从1994年至1996年，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贡献率高达27％，而同期传统经济的带头产业——建筑业和汽车业，对GDP 的贡献率分别只有14％和4％［2］。行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增长使高素质人才供不应求，工资上涨。高科技行业员工的收入大大高于传统行业员工的收入，教育水平高的人员的收入大大高于教育水平低的人员的收入。教育水平已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除行业垄断因素外，收入差距的行业特征与知识经济特征在我国也表现得相当明显。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从1990年到1996年，文化程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扩大趋势。1990年大专学历就业者的人均收入是小学文化程度就业者的1.2倍；1996年这一比例扩大到1.5倍，近年来，这一比例仍在扩大。
（三）
以上讨论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指出了其存在的一定的必然性。居民收入差距的合理扩大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进而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绝对的平均分配已被证实是缺乏效率的。然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又会从多方面损害效率，最终阻碍一国的经济发展。
公正在历史上有个发展过程，从历史上看，只有当生产效率提高到剩余物品产生后社会才会出现公正问题，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伦斯基认为：“只有当具有足够生产力、相互依赖的群体成员都能获得生活必需品时，才会有剩余产品可供争斗和在权力的基础上进行分配”［3－p60］。因而，经济公正的实现首先依赖于经济效率的实现，但是，经济公正的程度并不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步的，有时是滞后的，正如亨廷顿所言：“从长远看，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一种比传统社会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方式，但在短期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常常要加剧收入的不平等”［4－p63］。但这种经济公正滞后于经济效率的状态不会持续太久，当同一社会的某些人十分明显地因经济发展而得益，而大部分人并未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时，人们的不满情绪就会增长，经济增长的环境就会被破坏。况且，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却由于收入较低的原因得不到满足，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就会出现社会需求不足的情况，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
就收入分配的公正而言，存在着两种意义和水平上的公正，一是就收入本身进行的调整，例如政府的转移支付、对底层群众实施救济和基本生活保障等，这些措施是重要的，但都属于低水平的经济公正；二是通过完善竞争制度、公平竞争环境、培养竞争能力来实现经济公正，这属于高水平的经济公正，能从根本上消除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以下的对策建议正是基于这两方面而提出的。
1.加快西部中心城市的建设。通过这些城市的超常规发展，形成西部地区的发展极，以带动邻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在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机会较多，收入也较高，发展西部中心城市，有利于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差距。政府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应制定优惠政策，利用有限的资金改善西部的交通运输状况，优化投资软环境，吸引外部的资本和劳动力向西部移动。其次，政府应利用有限的资金，投资于西部的教育事业，通过提高西部农村人口的素质来提高他们参与现代经济竞争的能力，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2.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通过加大打击力度反腐败固然重要，但须认识到，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是：计划经济中的特权还没彻底消亡，这是一个制度因素起作用的过程，是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如果我们将市场经济中关于人们理性行为的假设引入到计划经济内部，则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也就容易理解了。因此，只有继续推进市场化建设，才有可能消灭特权，也才能最终消灭腐败，还人们以公平竞争的权利和环境。
3.完善税收制度以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由于中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引起收入差别的高额的体制外收入难以成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因此，应尽快实施个人实际收入申报制度和实际财产申报制度，以扩大所得税的征收来源；在税率方面，应实行相对高额的累进税率；在税种方面，应加快遗产税、赠与税的实施。这样，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方式，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
4.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要能否被满足，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底线，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另外，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对这些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帮助和救济，例如：开展再就业工程和相关的职业培训、落实养老金保险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等，使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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