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叉理论模型的信息行为情境及其相关变量探讨_认知发展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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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当前,用户研究领域正处于“认知导向”的信息行为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前期,领域学者关注较多的是用户认知能力及个体差异对信息行为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认知能力及个体差异之外的情境因素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有学者提出,“以认知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最重要的研究视角就是基于情境的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1]。情报学范畴的情境(Context),即认知行动者在信息行为过程(如信息查寻与检索)中所处的特定环境和状态[2]。任何信息行为的发生及变化都由特定的信息需求引发,而需求通常源于特定环境和状态中。从这个意义上,信息行为与个体所处的情境密切相关,是所有信息行为的驱动要素,而且情境的改变必然也会影响到信息行为的改变。由此我们认为,基于特定情境的信息行为研究不仅要考量用户认知能力及个体差异,如认知需求等对信息行为的影响,还要考量信息行为本身所完成的“工作”以及所完成“工作”在特定情境下的效用和效应,以此更深层次地解释信息行为的差异性、多样性与目标趋向性。本文以此为研究基础和逻辑起点,在对信息行为情境关联进行深入阐释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基于特定情境的信息行为研究方法,即:将信息行为纳入到一个特定情境的系统框架中进行考察,从而形成一个特定情境下的信息行为解释性框架,目的是探讨特定情境下信息行为的内部差异性与多样性,以期在原有的通用一致性模型下更充分地分析和解释信息行为这一复杂现象。鉴于研究者的学科特性,本文选择了健康管理研究中的“跨理论模型”作为信息行为研究的关联情境展开相关研究。这种真实情境的捕捉不同于调查法和实验室试验方法,对现实的用户信息行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2 信息行为的情境关联性及互动原理

      情境对用户信息行为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情报学领域学者Wilson、Barbara Nied.Wiedzka等先后提出了基于情境的信息行为模型。Wilson提出的信息查寻行为模型强调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信息需求情境、行为激活机制、中介变量(心理变量、人口统计变量、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变量、环境变量、信源特征)均对用户信息行为有显著影响[3]。从Wilson提出的信息查寻行为模型可以看出,信息行为源于信息需求,而信息需求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主体的信息行为动机由此产生,且在各种中介变量及动机机制的影响下进行行为决策。这个过程是一个闭环,而这个闭环随着信息利用带来的情境改变会进入下一个循环状态,这是由于情境的变化导致信息需求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驱动的信息行为也会重新开始。由此可见,情境与其他信息行为过程各要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Barbara Nied.Wiedzka在Wilson信息查寻行为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改进[4],他认为个体的信息需求是在特定的情境和某种动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这一模型不仅体现了Wilson模型的基本思想,也赋予了信息行为模型新的内涵:(1)整个信息行为链都应“浸没”在环境中,也就是说,环境影响信息行为的每一个环节,从信息需求的产生到信息处理和应用;(2)活化机理也存在于信息行为的整个过程中;(3)对环境和中间变量进行辨认并区分[5]。同样,Nied.Wiedzka的模型也体现了情境与其他信息行为过程各要素的互动,认为情境的变化会影响信息需求及相应的信息行为,反之,信息行为过程各要素也会影响情境的改变。

      除此之外,Kari J等[6-7]在其信息行为研究中也都充分体现了情境和信息活动者之间的互动性和关联性,只是将情境融入信息行为方面所采取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可见,现代认知观下的信息行为研究核心理念是相同的,都肯定情境与信息行为的关联,认为一切信息行为都是受情境和需求动力机制的驱动而发生的,而且其过程的动态变化与情境和需求动力机制也是关联的,并且具有互动作用,情境会影响用户的信息行为。

      然而,关于这一领域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探明,如情境与中介变量、动力机制以及信息行为间的关系强度是怎样的?前三者形成的复杂合力作用对信息行为每一环节的影响程度如何?它们之间的互动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情境于信息行为的中介效应如何?等等。本文认为,考察情境与信息行为的关系及作用机理不应仅停留在观察用户行为特点等显性层次上,更应关注隐性的动机、产生机理以及行为效果,从情境的影响性和信息行为的反馈性以及与中介变量的互动关系等多个方面来分析问题,即在信息行为、情境、动力机制、中介变量的互动前提下来研究人们的特定信息活动现象才更具有解释性。

      3 跨理论模型下的信息行为情境

      跨理论模型(Trans Theoretical Model,TTM)是在综合多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系统地研究个体行为改变的模型。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各类行为改变的研究中,其中,在健康行为相关研究中更是受到关注。健康行为(health-related behavior)指个体为了预防疾病、保持自身健康所采取的行为,包括改变健康危险行为(如吸烟、酗酒、不良饮食以及无保护性行为等)、采取积极健康行为(如经常锻炼、定期体检等)以及遵医行为[8],健康行为对个体健康管理和生活质量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研究跨理论模型下“健康行为改变”情境与信息行为的相关性有其特殊的意义:(1)随着全球性和区域性健康促进战略的全面制订和实施,各国都在大力推动公众的健康教育及健康促进计划。然而,我国传统健康教育机构促进不良健康行为改变的方式及方法对多数人来说针对性不是很强,且缺乏吸引力,效果不明显。因此,将信息作为促进健康行为正向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探讨更有效的方法和机制来促进健康相关行为改变在当今网络环境下显得非常必要。(2)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日益增强,与之相关的信息活动也异常活跃,由此引起不少研究者对此问题的关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治疗决策和健康行为会受到所获取的信息影响[9];向个体传播有针对性的信息被认为在健康行为干预方面具有很好的前景[10];也有研究指出,个体信息行为方式及特征,如积极地寻求还是逃避健康信息,是个体健康问题应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出信息及其相关的行为与人的健康行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然而,关于个体在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行为的内在动力机制、信息影响健康行为改变的机理以及如何科学有效地传播和利用相关的健康信息来促进人们的不良健康行为改变,从而提高健康行为干预的效果,这些问题在目前的研究中尚未见理论阐释和实证。作为一门跨学科课题,虽然信息行为与健康行为的关系已得到初步的认识,但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相关学术领域还未形成共识。

      本文在上述理论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该问题研究的核心理念,即:将动态的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作为一个特定的情境,与开放的信息行为联系在一起,在跨理论模型为基础的“健康行为改变阶段”理论体系内探讨信息行为相关问题。一方面,信息行为的研究处于特定的健康行为改变情境内更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适应信息时代个体信息行为特性的健康行为干预研究将更趋于理性与客观。

      TTM理论模型将个体的行为变化认作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单一的事件,认为个体在真正发生行为改变之前,处于一个有向性的分阶段发展状态,经过一系列动态循环的阶段变化过程,最终实现行为改变。TTM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尝试解释行为变化过程,即行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而不仅仅是为什么会发生,它描述了个体如何改变一个不良行为和获得一个积极行为的过程[12]。TTM理论模型在健康行为改变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被认为是过去10年里最重要的理论健康促进发展模式之一[13],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解释个体健康行为改变的机理并预测其发展,有助于对处于不同行为改变阶段的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促进策略,使其行为向积极方向转换和发展。

      TTM模型架构分为四大部分,即变化阶段、变化过程、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5个变化阶段指出了行为变化的时间序列;10个变化过程则描述了个体如何进行变化;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作为影响个体行为改变的因素贯穿于各个变化阶段和变化过程中,具体内容参见下页表1。当个体受到一些触发行为改变的外因或内因因素刺激,个体就会启动自身的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来判断是否有必要进行行为改变。对不同的个体,要使其发生行为的改变,应该对其不同的过程采用不同的认知和行为转换策略[15]。

      TTM提出的上述一整套结构非常有利于对行为变化结构的测量,不同变化阶段及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多变量空间能提供行为改变中一系列测量结果,从而能够全面系统地认识行为变化的过程,改变以往只关注行为变化结果的局限性,进而更有效地诠释行为变化发生发展的规律。可考虑的变量包括:(1)变化过程所反映出的行为干预中间结果变量;(2)环境性诱因始终是预测行为的故态复萌和退回到早期变化阶段的最好变量[15];(3)决策平衡结构中的行为改变知觉利益和知觉障碍构成的两个中间结果变量[16],等等。一些已有测量手段,如决策平衡量表,为TTM各个变化阶段测量提供了基础[17]。这些TTM情境中的变量为考察行为变化阶段的信息行为与情境之间的交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4 基于TTM情境的信息行为变量

      现有研究普遍强调健康促进中信息行为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其关联性仅体现在有目的和目标导向的寻求一般健康信息这一单一变量上。Hirvonen N.的研究突破了单一变量的设计,提出了一系列跨理论模型的信息行为变量[17],包括:(1)信息需求、信息实践;(2)积极寻找;(3)主动搜索;(4)间接监测;(5)通过代理接收信息;(6)规避信息,该项研究通过关联分析确定了信息行为变量与运动行为改变的关系。在前期(准备期),不经常锻炼或缺少动力、技巧的个体,信息经常通过非定向监控的被动实践中获得;在行动阶段,那些最近改变其锻炼方式的个体,已经开始主动的寻找并更顺利的获得相关信息;在维持阶段,如果个体坚持前期采用的行动,信息将会通过各种实践顺利的获得。这些结果支持了TTM的理论假设:个体将会从针对他们不同阶段制定的信息计划中获益。但Hirvonen N.的信息行为变量是在特定的行为改变研究中提出的,而主体的信息行为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其他健康行为改变情境下是否也表现出与此研究相同的信息行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另外,Hirvonen N.的信息行为变量选择与已提出的信息行为模型有一定差距,如何根据这些经典的信息行为模型优化信息行为变量结构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在Wilson和Nied.Wiedzka的信息行为模型中还强调了一些中介变量也会对特定情境中的信息行为产生影响,包括:(1)心理学及人口学变量;(2)社会角色及环境变量;(3)信源特征变量等。此外,在Wilson和Nied.Wiedzka的信息行为模型中还强调了一些中介变量也会对特定情境中的信息行为产生影响,包括:(1)心理学及人口学变量;(2)社会角色及环境变量;(3)信源特征变量等。已有信息行为模型为进一步优化信息行为变量结构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5 信息行为与TTM各结构的关联关系及调节作用机理

      已有信息行为模型的主要思想体现在情境人、中间变量、动力机制、信息行为的循环性等,即:处于特定的情境行为主体产生了信息需求,在相应的动力机制和中间变量的作用下触发信息行为。这一过程具有循环性,随着行为主体进入信息利用过程,情境就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新的信息需求,引发新的信息行为。基于上述理论及已有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信息行为与TTM各结构的关联关系及调节作用机理,见下页表1。

      

      如表1所示,变化阶段对应行为变化的时间序列,时间序列反映了行为变化的动态特性,并明确了行为变化朝目标方向的变化顺序;变化过程体现行为主体的变化如何发生和推进,包括10个有利于行为改变的认知活动和转换策略。TTM中影响个体行为改变的变化阶段和变化过程的主要因素是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但据相关研究,认知需求与自我效能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18],自我效能直接影响到个体进行活动的动力的发挥,而认知需求作为个体的一种重要内部动机,某种意义上更能反映行为主体动机的本质特征。因此,本研究增加了认知需求这一个体差异特性作为个体行为改变的影响因素加以考虑。

      在TTM的情境中,健康行为改变的关键是个体的认知变化,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均是在认知基础上发挥中介作用的。而当今社会环境下个体的认知水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信息与知识的获取。由此做出假设,个体健康行为改变的每一变化阶段、变化过程以及个体自身的认知需求、自我效能和决策平衡都可能诱发信息需求,从而启动主体信息行为动力机制,并通过中间变量最终触发信息查寻行为。每一环节的信息作用不同,信息需求就会不同,信息行为动机就会有差异,最终的信息行为表现也会随之不同。在对框架要素及要素之间的相关变量分析基础上,针对不同阶段的信息需求和信息行为特征进行相应的信息服务,开展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健康行为改变的干预,从而促进健康教育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这既是本研究框架下的基本目标,也是健康行为改变情境下信息行为的研究域。

      6 结语

      信息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及社会活动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人们的很多行为方式也随着信息的广泛渗透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也必然受到泛在信息环境的影响,从而使健康行为改变与信息行为产生密切关联。然而,目前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以健康行为改变相关理论以及观察到的信息行为表象特征为基础,并没有从健康行为改变过程中信息行为发生的内在动机以及对健康行为改变产生的影响和效果评价这一问题的核心去加以综合研究,未形成一个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信息行为对健康行为改变的作用机理。基于此,本研究重新审视了信息行为的情境关联性及互动原理,深入分析了跨理论模型下的信息行为情境和相关变量,通过比较、分析、综合和概括已有理论揭示出的原理,提出了信息行为与TTM各结构的关联关系及调节作用机理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以往的相关研究基于经验定律发现了健康行为改变与信息行为之间某种可观察到的联系,如前面提到的个体的治疗决策和健康行为会受到所获取的信息影响,向个体传播有针对性的信息被认为在健康行为干预方面具有很好的前景,个体信息行为方式及特征如积极地寻求还是逃避健康信息是个体健康问题应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等。但这些研究只能解释在事实或现象中发生的效应,并没有解释为何形成了这样的联系,以及如何形成这样的联系。本研究试图在此基础上基于理论定律和原理来解释这一问题,经过本研究深入的理论分析发现,基于信息行为理论、跨理论模型以及已有研究观察到的事实提出的理论推测,可以回答健康行为改变与信息行为之间联系的“结构—功能”这类本因型的问题。同时,因其具有理论的4个要素[19]:概念、变量、陈述和格式,因此可以作为深层次地揭示健康行为改变与信息行为之间发生联系及相互影响机理的抽象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遵循和应用已有的信息行为学及健康行为改变理论,与信息行为学及健康行为改变理论中已被广泛接受和确认的定律或原理不相矛盾,但它又是对信息行为学及健康行为改变领域已有认识过程的扩大和深化,可以拓展应用领域,完善学科体系。

      第二,在跨理论模型中,变化阶段始终是基础的结构,处于关键性的位置,因为变化阶段为行为变化过程中的行为意向赋予了时间维度[20]。行为改变的动态过程可以通过在行为意向与行为改变之间建立起的时间联结来解释。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发生于此动态过程中的信息行为也具有了时间序列性,这就为我们考察特定情境下的信息行为提供了一个与情境动态变量相关联的可测量变量,这在以往相关研究中少有触及。信息行为相关的时间变量与TTM形成的一整套变量组成的变量空间,能提供行为改变过程中反映其进展的一系列变量情况,对这些变量测量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将有助于信息行为及健康改变行为的关联结构研究,从而为有效促进健康行为改变提供科学的依据。

      第三,本研究将认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NFC)纳入了行为改变的影响因素中。NFC是一种重要的人格特征,与个体的行为变量都有着紧密的联系,Cacioppo J.T.将此概念概述为个体从事并享受需要认知努力的任务的倾向性[21],认知需求对网络信息行为的影响已被证实[22-23]。因此,为了确保本研究理论的构念内涵与测量的等同,需要考虑到这一已被认同的因素的影响,进而探讨特定的情境下个体的认知需求如何影响信息行为及健康行为的改变。这一因素可以更突出地体现个体在整个行为改变过程中的动机取向。

      综上,尽管信息行为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研究和探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当其与新事实或交叉领域发生一系列关系时,仍然有大量可拓展的空间。本研究的目的,一方面是试图通过情境、变量分析以及TTM框架下的信息作用机理等的系统揭示,加强对健康行为改变情境下信息行为的理解,并以此建立相应的干预机制,从而为健康行为的个体行为干预策略制定提供科学参考;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入揭示信息行为与情境的相关性,以及信息行为的内在动力机制对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和结果,以此提高情报学视域下信息行为模型的解释力、应用性和可扩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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