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与迷局——1903年刘师培著述与活动透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述论文,彷徨论文,年刘师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革命思潮蓬勃发展，特别是沿海及航运发达的一些城市，各种改革、民主的声音此起彼伏。《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刊物创刊，《苏报》案发生，《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风行，拒法、拒俄运动展开，科举考试废八股、改策论。诸多有标志意味的事件，使得这一年“成为革命行程一个关键的转折年头”①。面对社会的巨变，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字申叔，号左盦，论学论政皆有显赫之声名。与同时代梁启超、章太炎、辜鸿铭相似，刘氏一生思想多变，从举业士子一变而为反满派的民族民主革命者，再变而为无政府主义者，三变而为君政复古的鼓吹者。1903年，对于刘师培来说，也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这年不仅是他著述与革命活动的开始，而且也是他人生转变的开始。钱玄同将清末思想解放称为“黎明运动”，认为“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师培）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②，巍然一代国学大师。其著述不仅涉及经学、小学、校雠学等传统国学领域，而且还包括体现时代关怀的“预流”学问：政治、经济与教育，采取近代西方的学术方法与体系研究中国学术。他的论政文章成为当时的一大亮点，为此他曾有“东亚卢梭”③“激烈派第一人”④等称谓。在文学上，刘师培也取得了人生第一次收获，仅此一年他创作诗词二十多首。正如周作人说：“在他的笔下，没有做不好的文章。”⑤这一年，刘师培经历科举——落第——彷徨——攘夷排满——暴得大名。在内心彷徨无计时，时代的机遇却格外厚爱，大落之后大起，在革命队伍中赢得盛名。
二
1903年3月，刘师培赴开封会试，此前将其振兴地方教育、教育救国的一系列思考写成《留别扬州人士书》一文，刊于《苏报》。其主要思想有：勉励学子留学外国（尤其是游学东京）；在教育内容方面，注重知识普及与蒙学教育；对于教育经费，他则设想于扬州城中筹募，“每户收学费五角”，如还有不足，则“官立义塾”；在教育对象方面，“以家庭教育为基，而妇女实据其本”⑥。该文的逻辑起点是“非学无以立国”。这与刘师培家族四世传经的背景密切相关，他本人引以为自豪并得到当时人认可的也是学术⑦，所以无论论学论政，他大多以学问为凭资。此文将教育意义扩大亦可见一斑。文章显著学术思想特色则在“实行欧化主义，而不必托言国粹也”。而其行文也引用法皇拿破仑之言：“幼儿之命运，全关其母之智愚若何。”据李帆统计，1903年刘师培著述《中国民约精义》征引西书有卢梭《民约论》、亚当·斯密《原富》；作《中国民族志》征引桑原鹜藏《东洋史要》、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⑧。由此可见刘师培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这也可以看出刘师培会通中西的努力。刘师培关注并接受西学，赞同留学，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以及地理位置、学派特色相关⑨，此外就是他对人生出路与利益的考量，清政府奖励游学，“予以出身之阶，学成返国，不患无致用之期”⑩。此时刘师培仍然迷恋着清廷，仍然想象着父辈的科举道路。毕竟他少年即有“神童”之称，加上“红豆三传，儒林趾美”的家庭荣耀，如果不是时局不利，博取功名应该不难。
三
1903年5月，刘师培沿着运河从开封到徐州，从南京到扬州，又从扬州辗转到上海。他的诗词都反映了落第后的迷茫与彷徨、焦虑与空虚。曾经的举人、经魁，在会试出榜后只能返回扬州，途经历史名城徐州，联想到古代在这里有多少豪杰志士成就伟业，现在想想自己的境遇，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失落与无奈。“系马台空，斩蛇剑杳，霸业都付销沉。试重向黄楼，纵目指东南，半壁控淮阴，衰草平芜。大河南北，天险谁凭？”（《一萼红》徐州怀古）站在船上，想起这里曾经多少风流人物金戈铁马、铸就辉煌，而自己只能在船上摇摆不定，历史伟人的豪壮与自己现实的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己的事业也随着这江水而逝。由于少年早成，刘师培自视甚高，“空叹英雄不作，竖子成名”（《一萼红》徐州怀古），然而却又无可奈何，对于出路与真理极为迷惑，“华严弹指维摩劫，转问如何是法门？”（《泛舟小金山》）于是产生迷茫与哀伤，“烟雨幂池台”，而“新歌荡古哀”（《莫愁湖》）。一路走来，充满了漂泊沦落的愁苦：“乾坤如此不归休，独向江南赋壮游。天堑敢矜形势险，名山划断古今愁。劳劳歌哭凭谁诉，历历云山淡不收。我亦天涯感沦落，年年江上棹归舟。”（《癸卯夏游金陵》）对于这个“鸾凤窜伏神龙隐”的现实，他只有“搔首江天恨有余”（《癸卯夏记事》）。对于命运难以把握，“微物乘其中，荣枯难自知”（《秋风萧瑟，池荷零落，感而赋此》）。“苍狗浮云变换虚，纵横贝锦近如何？”（《癸卯夏记事》）浮云变换，自己的命运就像这浮云一样飘忽不定，时有时无，不知所措。
早年参加府试时，刘师培《咏花木兰院》一首有警句云：“木兰已老吾犹恨，笑指花枝空白疑。”(11)当年刘师培年方十七，诗文冠场，是岁秋闱，连中乡榜，可谓少年得志。然而诗句中却充满了暮气，有极强的急迫感和忧患感。而此次开封落第，更强化了他的焦虑，看到宿迁道中的杏花，不免睹物神伤、由花及人，想到“天涯飘零似汝”，更念及时光流逝：“阅东风几度，看万点花飞，春光又暮，芳心自苦。惜玉颜憔悴，瑶华无语。”(12)他眼中所见是暮春与落花，“衰草”（《一萼红》徐州怀古），“残秋”（《怀桂蔚丞先生》），“夕阳”（《泛舟小金山》）。他年才弱冠，却有“俯仰百年身似客”（《泛舟小金山》）之叹。一种对光阴流逝的感伤通过景点的描述而被表达出来，这种自然风景的恒久，鲜明地反衬了人世的脆弱和短暂。然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诗词中的时间观念，与其说是对人生的参悟，不如说是急于求成的焦虑感。
张灏说：“当我们从他（刘师培）的文章到诗作时，仿佛从一个豁然开朗的白昼世界步入了一个阴云笼罩的阴暗世界。”(13)而这个“阴暗世界”的形成与其传统文人的家庭背景不无关系。刘师培出生时，其父熟香神前，忽潸然下泣。其叔父刘富曾在旁问：“生儿如愿，极喜庆事，何反感伤为？”(14)刘父当时念及家运衰弱，父辈寿命不永，中年得子，家学有人，自然感叹。然而亦无形中增加了刘师培振兴家族之责任，于其一生中施无限压力，以后学业早熟，性格变异亦与此不无关系。科举会试落第后，刘师培内心极度痛苦与失望。父祖三世治《左传》，而家运不兴、经济拮据而仕途不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三代未能完成(15)。生于此种家庭，刘师培接受优秀的家庭熏陶和传统文化的教育，面对祖业及祖上科举梦想都未如愿，无形中又增加了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心理焦虑与压力。家庭背景决定刘师培本是个走科举道路的传统文人，然而科举落第以及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得刘师培处在了社会的最边缘。带着苦闷与彷徨，他在人生道路上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历史舞台。
四
距离上海本就很近，加上航运发达又是交通枢纽，扬州较早开风气之先，各式新刊书报不仅种类多，而且受众广(16)。刘师培早年即与报人王郁人（钟麟、无生）结交，且读过《浙江潮》(17)。在科举无望、父亲早逝的情况下，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丁，刘师培必须负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乃从友人江都王钟麟（无生）游上海”(18)。夏间到上海，在梅福里遇章太炎、章士钊、陈独秀、张继、谢无量等并与之结交(19)。刘氏一直在家庭庇荫与母亲慈爱下生长，对人情世故是生疏的。他在上海与诸人朝夕谈论，思想日新。会试未中，心中甚为愤郁，以往的科举信念遂转向为高涨的革命观点。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何况刘的学术著作，被章太炎誉为“胜得清酒三升”(20)，两人学问兴趣相投，都主张古文经学，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幡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有了革命前辈的提携，加上刘师培接触新鲜事物较快，并且善于学习，他似乎很快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历史平台。
是年7月1日，刘师培作《黄帝纪年论》，第一个对“黄帝纪年论”进行专题论述，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封建帝王纪年，认为黄帝轩辕氏“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乃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隆生为纪念始”。其文公然称清政府为“北敌”，倡言“欲保汉民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民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扬汉民族之感觉”。“黄帝纪年”很快为“排满革命”论者普遍接受。文章是为革命派和立宪派论战而发，“盖当时革命，立宪两党，文字相伐，互立职志，一则曰君立，一则曰共和，一则曰保教，一则曰保种。由此发轫，两方所用年号，于焉不同。前者为康梁一派，用孔子纪年，后者孙黄一派，用黄帝纪年”(21)。作为古文经学的传人，刘师培很偷巧地就能站在革命派一方反对“保教”(22)，至于说黄帝是否确有其人，其所举三条论据是否确立则在其次。与革命理论相关的“保种”之说提出了“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23)，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近代国家概念，可惜未做深论，接着是以其特长做文献考据。尤其局限的是，刘氏为了论战的需要，称满洲为“北敌”，则有大汉族主义倾向，对于满洲的认识亦是错误的。
1903年10月，刘师培续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仿照卢梭的《民约论》作《中国民约精义》。该书宣传天赋人权，破除君权神授思想，提出人民是国家的主题口号，批判君为臣纲；主张以法立国，反对人治；要求实现民主共和，废除君权。刘师培关注民生，了解人民疾苦，利用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积极挽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此书影响广泛，被誉为“空前之作”。该书编纂方式是“因搜国籍，得前圣囊哲言民约者若干篇，篇加后案，证以卢说，考其得失”(24)。刘师培另撰有《中国民族志》。该书是志在探讨中国各民族的斗争与融合，以及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唤起国人的反帝意识。续王夫之《黄书》撰成《攘书》十六篇。《攘书》是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中心，以其他民族为四裔，主张严格区分华裔之界，其意在唤起汉族人民的反清意识。
五
以往学界分析刘师培，大都沿袭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可爱”与“可信”的两难态度开展，即如王汎森所说的：“从刘师培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两难，一方面是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一方面又是反传统的传统主义。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学者挣扎于一个艰苦时代的痕迹。”(25)实际上，对于刘师培的分析，必须看到学人热衷政治与功名的考量，由于有了个人与集团利益的因素，所以论学论政多不纯粹。前期加入革命活动是如此，后期赞同复辟亦是如此。1903年由于传统信仰的破灭，刘氏更为猛烈地对当权者的攻击，表现出非常革命的姿态，甚至参与暗杀。此后他自称“激烈派第一人”“光汉子”，这当然是一种表态，因为这样不仅可以赢得革命的盛名，而且与章太炎益加相投。
刘师培善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来，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但他根本没有从学术角度去看待西学，只是借先进的思想与方法为其中学服务与提供理论支持，虽然涉及中西，但还没有达到会通的境界。“他不过是借西学为中学开辟道路，他的中西观，虽然主观上要求：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只能做到‘会’的层次，对中西学术进行简单的附会，而不能真正做到‘通’的高度”(26)。对于擅长文献资料，他也是本着“援古经世”的原则撰文，所以此阶段文章和后期文章主张多有相背，前期主张拼音文字，而后力主《说文》；前期说黄帝纪年，而后又大谈《君政复古论》，为袁世凯新朝拟定年号，一切以自己的主张为转移，学术成了他随意舞弄的利器。早在1906年，章太炎就对这样的做法做过批评。章氏反对将经学研究与致用联系起来，认为国粹研究应该将历史文化的客观真实性摆在第一位，而不必去寻求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对运用西方学术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做法，章太炎也做了批评(27)。
由于时代不同，刘师培与祖上三世的科举梦想亦有很大的不同。祖上三代以考取功名入仕，然后为官为国，走的是传统士人的老路。刘师培身处乱世，内忧外患，科考改革，国家分裂，壮志难酬，漂泊不定，他被迫改变自己的仕途，积极学习和接受西学，接触进步人士，是为了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人生道路。1903年，科举未中的刘师培内心充满了迷茫与愤怒，社会巨变迫使他踏上了革命之路。由举子到革命人，这是他一生中多变的第一变。无论怎么转变，有一点是没有变，就是他要找到一个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刘师培“出生于天崩地裂的时局，又素怀士大夫式的救世情怀，所以不甘做一个纯粹的学者”(28)。过于重名利的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历史舞台上出类拔萃、树德建言。刘师培以经世致用为生存准则，为找到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平台，在科举无门的情况下，像其祖辈一样入幕，不过是进入了新时期“幕府”之中，跟随了新的“幕主”章太炎，也由此暴得大名，与章太炎并称“二叔”（章枚叔、刘申叔）。由于对革命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对革命意志不坚”，同时好意气用事(29)，所以当其革命逐渐失去其所追求的花环而逐渐显现艰难困苦时，他也就自然倒向了革命的对面。1908年他投靠端方也就可以理解了。不管刘师培一生如何欲求政治地位与声誉，多次转变，恰如死后挽联所称：“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30)他临终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31)论政虽然热热闹闹了一阵子，最终他留给后世更多的是他的学术成果。
刘师培不甘于做一个平平淡淡的人，想通过各种途径成就功名，实现自己的价值，光宗耀祖。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场域，刘师培没有考虑怎样从政，天真地认为知识可以改变社会现实的苦难。他是“根本不懂政治的人物，除读书不糊涂之外，做人处事无一不糊涂”(32)。刘师培步入革命，援古经世，正如陈平原所说：“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和陷阱。”(33)一个优秀的学人摆不好自己的位置，看不清迷局，受其诱惑，也会落水湿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尤其是当事者以学术为晋身之阶，论政论学都不能客观对待，于学界亦不免贻害后世。
注释：
①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2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②钱玄同：《刘申叔遗书》序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③1903年刘师培撰《中国民约精义》后，棣臣在《题〈国粹学报〉上刘光汉同志诸子》诗中称：“刘生一健者，东亚一卢骚。赤手锄非种，黄魂赋大招。人权光旧物，佛力怖群妖。倒挽天瓢水，回顾学海潮。”见《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十六期。
④1904年3月6日，刘师培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派第一人”。
⑤周作人：《北京大学感旧录》，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第15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⑥⑩引文见刘师培：《留别扬州人士书》，原载《苏报》1903年3月10日“学界风潮”，转引自万仕国辑校：《刘师培遗书补遗》第38-40页，广陵书社2008年版。
⑦1912年10月章太炎与马良、梁启超发起函下考文苑，仿造法兰西学院，下设研究院，此事由于所需的经费太多而没有成功。所拟邀请教师名单中刘师培教群经。章太炎对其《左传》之学称赞非常，黄侃拜师亦因为刘的经学。钱玄同编《遗书》时亦以群经为首。
⑧⑨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和学术史研究为核心》第83、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据冒怀苏：《冒鹤亭先生年谱》第117页，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12)刘师培：《一萼红·宿迁道中见杏花》，载《刘申叔遗书》第194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3)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第196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14)据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载《刘申叔遗书》第1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5)参阅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第二章，中华书局2008年版。
(16)参阅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31页，广陵书社2003年版。
(17)(31)梅鹤孙遗稿：《刘师培的家学渊源及其生平杂记》，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扬州文史资料》（第七集）第100、104页。
(18)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载《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9)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转引自《汪辟疆说近代诗》第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0)章炳麟：《与刘光汉书一》，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期。
(21)《章士钊全集》（第八册）第184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22)古文经学认为尊师为周公而非孔子，此是今古文一大分歧。
(23)《黄帝纪年论》引文见《刘申叔遗书》第16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4)《刘申叔遗书》第56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5)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第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6)(28)郭院林：《清代仪征刘氏〈左传〉家学研究》第140、206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
(27)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在《国粹学报》第二年第十一期（总二十三期）。
(29)高拜石：《热中功名步歧途——刘申叔近利自误》，载《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二集）第78页，台北正中书局2002年版。
(30)陈独秀主持了刘师培的丧事，并用康有为的诗权作悼文。郭院林：《刘师培年谱》，南京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
(32)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245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33)陈平原：《激烈的好处与坏处——也谈刘师培的失节》，载《东方文化》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