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视域中的都市革命：性质、对象与界限
□ 李晓乐，王志刚
摘要：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论讨论的是在一个都市化的社会中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及其路径问题。 在性质上， 都市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革命， 而是空间层面的追求城市权的斗争， 它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直面占有和剥夺空间的资产阶级政治理性和意识形态， 呼吁建构都市科学知识和理性， 对城市规划者进行策反， 对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意识的再启蒙。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说到底仍然是一种知识的生产， 离真正的革命和实践还有一段距离。
关键词： 空间； 都市革命； 城市权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念集中体现在《城市的权利》(1968年)、《空间与政治》(1970年)、《都市革命》(1970年)、《空间的生产》(1974年)等经典文本中，特别是《都市革命》集中地讨论在一个都市为主导的社会中进行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及其路径问题。与既往工业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发生在工厂领域的斗争不同，“都市革命”在革命性质、革命内容、革命对象、革命主体和革命前途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性质上，都市革命是一种“空间形态”的城市革命；在内容上，都市革命表现为争取城市权与差异权的政治经济斗争；在方式上，革命更多采用学院政治和街头政治的形式[1]24-29；在主体上，革命更多和激进城市学者、学生和少数族裔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是潜在的革命主力军。笔者主要讨论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及其理论界限。
一、空间形态的城市革命
列斐伏尔用“都市革命”概念，指涉漫长历史变迁过程和社会发展阶段中的重大转变，即从农耕文明到工业社会再到都市世界的质性转变过程[2]144-145。按照他的说法，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发展的最终社会形态，而只是进入都市社会的过渡性阶段。20世纪上半叶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使城市走进了全新的时代，它预告了持续两个世纪的作为资本主义主导力量之工业化问题框架逐步被都市化所代替，即所谓的都市革命，指“从以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模型、计划、规划)问题占主导的时期，到都市问题决定性地成为主导的时期，对都市社会的解决方法和适合形态的探索成为首要计划”[3]8。在总问题式上用都市社会替代工业社会，是列斐伏尔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贡献，换言之，“都市革命”并不是字面上或者20世纪60年代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那种直观意义上的革命和请愿，而是意味着人类全新历史阶段的到来与都市生活方式的革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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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都市革命的前途或目标是要构建“都市社会”，它是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形态。作为一个潜在的、未来的社会现实，“都市社会”表现为一种设计、一种探索、一种实践，乃至一种思想的构成[3]7，或者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充满张力的领域，一种潜在、一种可能——不可能性，吸引了那种已经完成的、曾更新的且一直苛求的在场-不在场”[3]43。说它“在场”，是因为它与人类都市实践联系在一起，正在创造并且将来会成为现实。说它“不在场”，因为它不是完成了的现实形态，而只是“潜在的”或“可能的对象”。简言之，它目前是潜在的，但在未来却是现实的[3]3。
列斐伏尔说，要想改变生活，就“必须首先改变空间，”[8]190鉴于工人阶级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异化，他提出了日常生活批判和普遍的自我管理方案。在列斐伏尔看来，首先，日常性不存在于城市本身，而是存在并贯穿于广泛的分离之中：活动与生活瞬间的分离。日常生活批判的方法包括对象与主题的批判、部门与领域的批判等。通过展示人们如何生活，日常生活批判对导致空间异化的后果提出控诉，并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实践出现的紧迫性，即不再是工业社会的实践，而是都市社会的实践[3]160。其次，列斐伏尔以普遍的“自我管理”替代暴力革命的方案，把“自上而下”的社会空间重建为“自下而上”的社会空间。他强调只有自我管理才能使工人阶级避免被代表而丧失城市权，也才能变被动的“使用者”为主动的参与者。“真正的自我管理和参与自身具有组织能力，同时它必须是一个直接民主的‘体系’——不是一种形式化的体系，而是一种持久的并不断被更新的运动”[5]121-122。
作为一种新型的空间革命，都市革命具有下列特征：第一，革命的核心和关键是进入都市空间，获得城市权利。列斐伏尔主张，人们有权利走向自然、荒野，走向农村，但人们也可以走向城市，拥有进入都市的权利。“城市权是一种呼喊和需求”[6]147。城市权也不仅仅被视为参与空间生产和保持差异的权利，而且应作为更广泛意义上的“空间权”(right to space)和“占据空间的权利”(right to inhabit space)。索亚评论说，“寻求城市权成为一种持续的更为激进的空间再占有(spatial reappropriation)的努力，要求一种在资本主义城市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活跃的在场(active presence)”[7]96。
第二，都市革命具有全球性。尽管都市革命是发生在城市空间中，以争取城市权的斗争作为主要目标，但列斐伏尔也指出，都市革命既会生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这就使得都市革命具有普适的全球化色彩。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创造的是一个理想型的分析模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其革命预设的背景，而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设置的背景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因而，列斐伏尔认为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比如说苏联)而言，“都市革命”是一个重要的、紧迫的任务。也因此，当苏联将都市看成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大力发展乡村而极力回避城市建设时，列斐伏尔对其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在现实生活中，都市规划作为一种政策实践受到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批判[3]9，因而列斐伏尔十分重视都市科学学者的立场问题，强调必须站在左翼的立场进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否则就会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成为城市规划的工具和鹰犬[4]214-222。“那些没有读马克思的人，看见的只有表面的骚动和不相关的事实。不仅仅普通人是这样，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也是这样，包括经济学家。他们看见的只有分离的单元、企业，每一个都在一个管理者(老板、股东、企业家)的掌控下。在他们眼前的社会是原子化的，分成了一个个个体和碎片”[9]185。列斐伏尔认为，规划存在人道主义的都市规划、开发商的都市规划、国家及其技术官僚的都市规划等[3]173。都市规划者表面上中立，实际上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要么浑然不觉，要么心知肚明，根据具体语境，声称都市规划是艺术、技术或科学[3]181，他们总是凭借以往亲历的或其他城市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用图表和数据说话，实际上是缺乏想象力的。规划师的理想是利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构建和谐美好的工业社会，并宣称他们已经掌握了都市规划的规律和真理，其实他们并不清楚其设计的空间里住着什么人，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只是看到哪里有投资，就为哪里规划[4]，即都市规划是为资本增殖服务的，是一种资本拜物教和空间拜物教。都市科学学者和城市规划专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城市规划者为G层次(资本逻辑与空间的政治战略)服务，而都市科学学者为P层次(私人的、栖居的)服务。
六是夯实基础，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完善流域水利规划体系。开展流域片水中期供求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完成流域片水土保持规划、河口海岸滩涂治理与管理规划等规划的编制工作。继续配合做好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的编制。加强规划管理，制订水工程规划同意书制度实施细则，并发布实施。
在《都市革命》一书中，列斐伏尔表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市规划掩盖了其战略[3]160。“住户们”集体性的沉默和失语，正是因为资产阶级规划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迷惑人心智的能力，致使工人阶级成为被动或主动的“盲从者”。所谓“被动的盲从”，意指人们被都市规划的技术性、科学性与中立性所欺骗，实质上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但大多数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即使发生了零星的暴力抗争，也必然会失败。所谓“主动的盲从”，是指一部分生活宽裕略有盈余的工人阶级，会主动加入资本主义生产、消费的利益链条中，他们购买(空间)商品的目的不是出于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投资获得交换价值，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一类人是主动地选择沉默，而不是积极地进行“都市革命”[4]214-222。
二、资本主义城市规划及空间意识形态祛魅
正如上文所言，人们需要关心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体制下的理性设计管理与经济增长，而要更加关注每个生活于其中的民众的城市权利。但这种城市权的争取和更广泛意义上差异空间的建构遭遇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与阻力。其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裹挟；其二，主体的集体性沉默与消极。列斐伏尔为此提出了诸多战略，包括认识论上对现行都市规划的彻底批判、发展关于都市的科学，以及具体政策、策略上将都市总问题引入城市权利之中、建立“都市自治”等，其首要目标是把社会实践从工业实践上剥离下来，使其朝着都市实践方向前进，以便使后者能够扫清那些挡在其道路上的障碍物[3]83。并且，只有通过都市实践的自觉构型及其自身的合理性，以替代现在已经充分实现的工业实践，都市现象的认识论才能变成一门科学[3]158。总体而言，对于这些战略列斐伏尔都是一笔带过，究其缘由，写作《都市革命》时列斐伏尔尚未找到现实的可操作的路径，仅仅停留在理论模型的分析上。
因此，都市革命的首要工作是穿透阻挡人们看到真相的障碍物——资产阶级都市规划意识形态，而要揭开资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的面纱，则需要极为强大的理论能力与知识储备，需要发展一门都市的科学，用都市实践及其理性取代工业实践理性，以颠覆传统的思维方式[2]104-115。在列斐伏尔看来，工人阶级是受剥削的阶级，也是沉默者，尽管他们可能是未来“都市革命”的主力军，但注定不能成为“都市革命”的先锋组织，因为至少到目前，他们看不到自身正遭受的空间压迫和剥削，也看不到理想的都市社会愿景。工人阶级将新买到手的空间装点起来，变得更宜居、富有诗意，在舒适的日常生活中是不会认识到居住空间背后隐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来说，即使当工人阶级隐约意识到自己受到了空间剥削时，他们习惯于询问专家和技术人员，相信他们的专业性、科学性和真实性[4]。因此，都市革命的重要任务是创建专门研究都市现象的都市科学(the science of urban phenomenon)。该科学的重要使命就是祛魅都市规划意识形态。都市科学学者是“都市革命”的先锋组织，他们启迪民智，启蒙工人阶级理解“城市权利”，促使工人阶级到了革命的后半程不再保持沉默，并且一跃成为革命的主力甚至是领导阶层。
这就是我们的“大嗓门”班长，可是她说，在家里邻居都说她像林黛玉呢。原来，她的大嗓门是为了我们这个班集体。
在性质上，“都市革命”是一种新形态的空间维度的“城市革命”[4]214-222。说都市革命是一种城市革命，既是指革命发生在城市平台中，也指将城市本身及其附着于其中的空间关系和意识形态作为革命的对象。因而，都市革命和既往发生在城市中的革命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空间革命。以往的革命也发生在城市当中，但城市在其中只是作为斗争的场所和环境，并不是革命的对象。而列斐伏尔“都市革命”是将都市的空间形态及关系作为革命的本身。在《空间与政治》《空间的生产》等文本中，列斐伏尔阐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剩余价值的获取是通过具体可见的商品生产得以实现的，而人类今天进入了都市化时代，是通过空间(比如房地产、城市规划)这种无形的产品和中介来实现剩余价值，即人们关注的焦点需要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至“空间本身的生产”，这是今日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存在和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也总是通过生产和再生产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使自己在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得以重建[5]96-103。在这个广阔的变迁历程中，“空间显示了它的本质，即它作为政治空间，是各种战略的场所和对象；作为一种时间规划，对抗时间并使我们能支配时间，最终使其物尽其用……预示着时空的解放”[3]47。在此意义上，所谓都市马克思主义，就是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空间分析结合起来的理论成果。
第三，都市革命具有非暴力性。“都市革命”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暴力革命。一说到革命，人们往往将其与流血冲突、暴力斗争联系在一起，但列斐伏尔却说，“都市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并非是指暴力的行为，但也不能把它排除在外[3]8。笔者以为，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都市革命”不主张以暴力夺取政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暴力夺取政权，武装割据的斗争，而是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直面滥用空间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性[4]214-222。其二，在列斐伏尔看来，“理性”也是一种暴力。暴力的本质，是一种自我爆发[3]8。有时候“理性的行为”导致的结果会更加暴力化，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理性是对无产阶级的一种暴力，那么都市革命就是用一种都市的理性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理性，可以达到与暴力革命同等甚至更好的效果。准确地说，列斐伏尔“都市革命”提出的主要不是革命的具体战略和具体模式，而是一条总体性的革命路线，即持续地对资产阶级国家理性和政治权力进行激进的、彻底的批判，并以民众日常都市实践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都市意识形态。
列斐伏尔认为今天都市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住户们”的沉默与集体失声。之所以消极和沉默，原因在于：(1)住户们之间缺少沟通，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之下，民众处于一种失明状态，对空间的使用价值漠不关心，而着重关心空间的交换价值。(2)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并没有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空间，因为对都市化认识不足，重视不够。(3)分工导致的城市空间碎片化，总体性无法立足。(4)社会缺少参与，这有其历史的原因，尽管现实历史已经从乡村转向都市，但人们的观念却仍然是地方的和民族的，等等[2]。
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念有着深刻的历史与实践基础，在直接的意义上，它是对20世纪60年代后法国破坏性城市化的理论反思。在列斐伏尔的理论体系中，都市化是一个堕落的过程，城乡之间的日益同质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伤害了民众的自由与自觉性。正是这种创伤性现实激发了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都市及其规划政治展开理论思考，反思披着“科学的、中立的、伪装的”都市规划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生产逻辑[10]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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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都市革命的理论限度及启示
园林绿化中花卉栽培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整地做畦、种子处理、播种、育苗、栽植移植和后期管理等。其中，对于花卉品种的选择应根据播种地的具体情况进行，保证花卉的成活率，同时应重视后期的管理工作，具体包括灌溉、除草、中耕、施肥及病虫害防治等。在园林设计完成后，需要及时进行园林植物养护工作，确保花卉健康生长，维持园林设计的和谐与美感［1-2］。
总体而言，列斐伏尔的都市社会假设和都市革命理论本身有一定的缺陷，必然遭遇自身的理论与实践的瓶颈。首先，都市革命理论存在将空间本体论化的问题。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把空间尤其是城市空间放在了他所创建的理论的中心地位，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空间的重要性显然被过度扩大化了。列斐伏尔提出都市革命理论的目的之一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但缺乏从历史的维度进行空间分析，注定不会抓住都市空间革命背后的资本逻辑、空间逻辑和生产逻辑。在确切的意义上，无论马克思主义的都市化阐释还是都市马克思主义，都要坚持历史辩证法，坚持以社会矛盾运动和生产方式分析为理论基础，否则将会偏离马克思主义而滑落到后现代激进话语批判魔咒之中[11]13-20。
其次，关于工人阶级主体的革命意识再启蒙的问题。列斐伏尔认为，需要建立一门都市科学来专门研究都市问题，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将与城市规划者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工人阶级被“都市革命”启蒙之后将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加入到革命中来与资产阶级展开斗争[11]。这里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工人阶级为何丧失了革命意识?都市科学的学者为什么会率先深刻、理性地认识到资产阶级空间意识形态?这些都市意识的布道者或先知先觉在哪里，人数有多少?并且经过多长时间的都市理性洗礼，工人阶级才能够重新做回革命的主力以抗衡不公正的空间生产?这些都有待做出清晰的说明。
再次，列斐伏尔所谓的都市革命仍然是一种学院政治和理论努力。列斐伏尔认为当代理论工作者要实现知识和理性的“转向”，使规划“知识”不再从属于资产阶级权力及其代理人，从而“扭转目前正处于支配地位的碎片化趋向”[12]124-135，这都是有道理的。在确切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实践范畴实现了“理论和实践、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真理与价值等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3]。列斐伏尔主张都市革命首先是一场学术层面的较量，民众日常都市空间实践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学术和智慧启蒙，这离真正的革命和实践还有较远的距离。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批判是一种意识和精神范围内的活动，批判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不过是为革命做舆论上的准备罢了。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思想领域里的“革命活动”，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运动。
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理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提醒我们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城市以及更广泛的空间问题：(1)在关注传统意义上工作和生产地点的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家庭和城市等空间位置，审视和考察空间在何种程度上维系着社会体制结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等。(2)在中国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空间实践中，思考列斐伏尔都市理论的限度表现在什么样的地方，以及我们如何突破这个限度。
首先，列斐伏尔的都市理论提醒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者需要从地方、乡村、城市与民族国家等空间视角来思考无产阶级与全人类的解放问题。列斐伏尔主张当今时代左翼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空间中进行“阶级斗争”[14]54，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化建设的掌控力度，使其免受资本逻辑的裹挟和意识形态的支配。中国在未来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必须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政府和市场都能为人民的城市权利服务，维护城市空间正义。任何城市在规划过程中，都要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营造出更具诗意的、可供栖居的生活空间[15]81-98。以雄安新区的空间生产为例，作为中国深入推进京津冀城市群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雄安新区的建设有利于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弥合首都与周围的工业农村地区的经济差距，其绝妙之处在于实现只租不售的空间生产和宏观调控模式，正视住房(空间)的使用价值，实现“使用”大于占有和支配，这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列斐伏尔都市理论界限的正面回应。
其次，我们需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市和空间理论。有学者评论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人类社会即将“全面地都市化”，都市社会将会是替代工业社会的美好社会形态，从而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都市研究热潮。这既体现了理论的巨大影响，也恰恰构成了理论的适用范围界限。与其他学者一样，列斐伏尔在构建其理论时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城市化的适用性问题，如果将其运用到亚洲东方国家(比如说中国)的城市化时就会遇到很大麻烦。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经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但列斐伏尔内嵌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全面都市化”论断是无法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及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人口已超13亿，即使城镇化率达到60%，仍然会有五亿多人生活在乡村，是没有办法实现“全部都市化”的。另外，中国经验表明，和西方城市专家预测乡村的彻底消失不一致[16]，即使中国城市化高速推进，城乡之间仍可以共存共融，因此，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列斐伏尔的都市理论，中国学者需要根据中国基本国情和空间运作的规律、机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理论，营造出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生活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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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evolution in Lefebvre’s Perspective： Nature， Object and Boundary
LI Xiao-le， WANG Zhi-gang，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Lefebvre’s theory of urban revolution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and path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struggle in an urban society.In nature， urban revolution is not a violent revolution in a general sense，but a struggle for urban rights at the spatial level.It faces the political rationality and ideology of the bourgeoisie occupying and depriving space with a critical attitude，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rationality，counter-measures against urban planners and re-enlightenment the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king class.In the final analysis， Lefebvre’s urban revolution is still a kin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which is still a long way from the real revolution and practice.
Key words： space；urban revolution；urban rights
中图分类号： B565.5；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008-05
作者简介： 李晓乐， 江苏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王志刚， 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历史逻辑研究”( 19YJC710035)；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演进研究”( 2017SJB1088)； 江苏科技大学引进博士科研启动项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082931701) 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4-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02
责任编辑 吴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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