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逻辑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思维方式论文,逻辑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方逻辑的第一次传播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
185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传布耶稣教义，随身带来了天文、地理、数学、物理、逻辑等西方科学著作。这些科学著作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新奇而陌生的。在利玛窦的鼓动与帮助下，徐光启着手翻译《几何原本》；随后，李之藻与传教士博汛际合译《名理探》。两书的译出将一种全新的演绎思维的方法系统——演绎逻辑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这是西方逻辑首次向中国的传播。
《几何原本》中有一整套新异的名词术语组成的一系列数学命题，并具有一套完整的演绎推理的逻辑体系。这跟我国古代数学大为不同。“中国数学的主流是朝着代数学的方向发展的。在中国从未发展过理论几何学，即与数量无关、而纯粹依靠公理和公设作为讨论的基础来进行证明的几何学。”（注：转引自曾祥云等《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逻辑》，1999年2期。）中国的几何属于“文字几何”，是对一些经验材料的纪录、整理，是“一种对事实的认识，而不是逻辑推理。”（注：转引自曾祥云等《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逻辑》，1999年2期。）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最大的缺点是缺少严格求证的思想。”（注：转引自曾祥云等《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逻辑》，1999年2期。）中西古代数学之间的这种差异，体现了中西理论思维的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
徐光启用“四不可得”来说明《几何原本》的严密逻辑性：“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他认识到《几何原本》从公理、公设出发进行演绎推理，虽然不以各种具体事物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实际上却是分析各种具体事物的基础理论，即“不用为用，众用所基。”因此“举世无一人不当学。”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推崇，表明“他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开始向着系统化的道路前进，用演绎的眼光从事科学研究，”（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修订本），第273页。）“他并未把几何学方法看作纯属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要用它来改变全体中国人的中世纪思维方法。”（注：许苏民著《比较文化研究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2页。）徐光启不仅以他的译著向知识界传播逻辑、引导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还依据《几何原本》的原理和方法对中西数学中勾股测量法进行系统化研究，写出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三本著作，以自己的实践传播逻辑，引导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
李之藻也很重视数学。他将西洋数学演绎系统与中国古算学作了比较研究，发现了西洋演绎系统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介绍给了自己的同胞。“李之藻深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缺少像西方那种演绎思维的本质为憾事。他决心把专门讲究演绎思维特点及其规律的亚里士多德逻辑介绍给中国的学术界。”（注：温公颐、崔清田主编《中国逻辑史》（修订本），第275页。）于是他与波兰籍传教士傅汛际翻译了原名为《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的《名理探》。李之藻在《名理探》中多次申述了逻辑的作用：“名理乃人所赖以通贯众学之具，胡须先熟此具。”“无其具，犹可得其为；然而用其具，更易于得其为，是为便于有之须。如欲行路，虽走亦可，然而得车马，则更易也。”可见，李之藻认识到逻辑是学术研究的得力工具。
从上所述可见，徐光启、李之藻是从中西数学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因为数学与逻辑思维的关系极为密切，中国数学中所具有的经验性、实用性特点，正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的表现；而他们研究工作的着眼点，显然是通过西方逻辑的推介，来把我国的应用科学（中国数学等）提高到演绎理论的高度，在知识界引起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以发展我国的科学文化。
由于当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尚处于初始接触阶段，中西文化的差距尚未显示出来，因为“自明以前，与中土亦相埒耳”的西学，经过近二百年的大发展才与中国旧学形成鲜明对照。因此，中国人尚没有普遍意识到学习西方文化的需要，徐光启、李之藻对西方逻辑的传播并未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徐光启坚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确实，他们的译著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例如，两个世纪之后，当近代知识界开始了再次向西方寻求科学技术的时候，数学家李善兰主持成立了算学馆，并规定《几何原本》作为必读教材。
二、近代西方逻辑的再传播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
伴随着近代的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国近代思想界的有识之士，开始了旨在变革传统思维方式以发达中国文化科学技术的西方逻辑的系统的再传播历程。
在西方凭借其船坚炮利的物质技术优势打破了中国国门之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沉思中国的落后只是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总以为落后的症结就是物质技术不如西方。当有着同样船坚炮利的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之后，才开始了民族的新的觉醒。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的富强，不能仅仅依靠仿效西方的物质技术和政治制度，而是要依靠“实学”，依靠掌握真理，进而思考如何掌握求取真理的方法论，关键是要“改易思理”，即用“黜伪崇真”的西方逻辑来变革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
逻辑是推理的学问、论证的科学、探求新知和求取真理的工具。西方逻辑是西方文化和科学的产物，是从西方文化和科学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并构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内容和特色——倾向于分解分析、有效推论及理性思考等。逻辑学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中起着基础作用。爱因斯坦在给J·E斯威莱的信中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人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注：《爱因斯坦文集》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74页。）逻辑学的重大作用为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普遍认识。例如，“西学第一人”、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是应当学习的，但最根本的是应该学习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逻辑学（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逻辑学才是西学的“命脉”，“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这种看法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代表性的。
西方逻辑就是在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交流的背景下，在当时的知识界有意识的翻译、比较研究、著书、宣讲等推介的情势中，从归纳逻辑到演绎逻辑、从传统逻辑到数理逻辑，得到系统的传播的。
以西方逻辑为参照系，严复最早剖析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弊病：
一是好训诂。概念模糊、界说不清。概念是逻辑思维的最基本的要素，如果对于概念的界说（定义）不明确，那么就会思维“浑而不晰”，交谈论辩不能说明事理，科学研究无法进行。严复说：“盖西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常教学生先为界说，故其人非甚不学，尚不至偭规畔矩而为破坏文字之事也。独中国不然。其训诂非界说，同名互训，以见古人之异言而已。且科学弗治，则不能尽物之性，用名虽误，无由自知。”（注：严复《穆勒名学·按语》。）“求思审而辨明，则必自无所苟予其言始。言无所苟者，谨于用字已耳。……无相合之言与字，以为之用，虽有圣哲殆不可以思维。至于交谈论辩，则无相当之言与字者，尤断断乎不足以喻人也。”（注：严复《名学浅说》，商务印书馆，第19页。）严复十分重视科学概念的准确使用，认为“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注：严复《政治讲义》，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四版，第75页。）要用名不苟，“此正是科学紧要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注：严复《政治讲义》，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四版，第75页。）
二是“唯古”。“古”是指记载圣人言行的古代典籍。旧学是从古书成训的封建教条出发，不问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即“中土之学，必求古训”。（注：严复《原强》。）“唯古”的经学思维方式，流行两千多年，极大地束缚知识界的思维，妨碍学术创新和科学发展。这跟西学正好相反，“西学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注：严复《天演论·按语》，《严复集》第五册，第1366页。）
三是好臆造。缺乏实证精神。严复指出：“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训以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妄乎？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中国九流之学，……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注：《穆勒名学》部乙按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9页。）旧学在运用推理时，不重视归纳，一般用演绎法。演绎的大前提本来应当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归纳而得到，可是中国旧学中，作为大前提的“公例”（规律性或普遍性的认识）却不是依靠归纳法而得出，而是依靠主观臆测的“心成之说”。这是根本上违背了形成演绎的原则：由实测而趋演绎（外籀）。总之，旧学在推理过程中，事前无观察之术，事后对古人的成训又无印证之勤，其结论往往错误。严复认为旧学与西学两者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就是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穷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总结出西方近二百年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建立，如牛顿创立力学三定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哈维发现血液循环、法拉第在电学方面的贡献等等，都是采用了培根所创立的归纳法的结果。他说西学“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根（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注：严复《原强》。）严复看到了归纳法中的“实证”精神的极其重要性，因此，偏重用归纳逻辑来救治传统思维方式的致命缺陷。
严复深知逻辑分析的重要性，指出：“善知之晰者，始于能析，能析则知其分，知其分，则全无所类者，曲有所类。此犹化学之分物质而列之原行也。曲而得类，而后有以行其会通，或取大同，而遗其小异。常、寓之德既判，而公例立矣。此亦观物而审者所必由之涂术也。”（注：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四册，第1046页。）即是说，认知的明晰在于逻辑分析的运用，经过分析，区分了事物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认识了不同事物间的类同性，在此基础上方可使认识从个别、特殊上升到一般，得到一类事物或普遍规律性的知识即“公例”。西方传统逻辑中的归纳，是以对一类事物中的个体或小类的观察为出发点的，从个别或特殊中分析、概括出一般规律性的知识来，没有分析也就没有归纳，没有归纳也就没有作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逻辑分析法对于克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基本性质——对于事物或问题基本上不加分析的整体直观思维的弊端，是意义深远的。
严复倾注了大量心血来翻译西方逻辑著作《穆勒名学》（上半部）和《名学浅说》，并开办名学会和参加各种演讲，向中国知识界宣传西方逻辑学，为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跟严复单纯地推重归纳法不同，章太炎是在综合比较基础上的吸纳与会通。章太炎比较了因明、亚氏三段论与墨辩，在推崇因明论式兼具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逻辑性的同时，特别肯定了西方逻辑在语言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晰、确切性，认为这是中国应当学习的地方。章太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逻辑思想体系。《语言缘起说》和《原名》是他的逻辑思想代表作。他用西方的逻辑方法来批判基督教义。由此观之，章氏在探求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方面，比严氏的思路要宽，不囿于形式逻辑，还躬于力行。
梁启超主要参照西方逻辑的体系、理论来探讨墨家的辩学，著有《墨子学说》、《黑子之论理学》、《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等，肯定墨家已有较为完备的演绎法和归纳法。这种研究对于当时接受西方逻辑、克服传统思维方式之弊端来说，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梁启超还将归纳法用于历史研究中。《中国历史研究法》里以研究中国古代西周时期的部落分布情况为例，详细介绍了归纳法的具体步骤——“观察”、“搜集史料”、“综合比较，最后求得真相。”梁启超对西方归纳逻辑并未一味肯定，对其缺陷直言不讳，同时还承认演绎法的价值。这说明梁启超在探求变革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方面，更注重合理吸收、付诸实践。
在吸收西方的逻辑思想以革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探求中西文化的结合方面，胡适有独特的眼光。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对中国文化、科学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他指出：“近代中国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曾极大地受害于没有适当的逻辑方法。”（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7页。）胡适认为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西方现代文化，使它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协调从而促使我们的固有文化继续发展，单靠翻译西方逻辑著作不能奏效，应当通过“移植”的办法，而别墨“……是发展归纳和演绎方法的科学逻辑的唯一中国思想学派”，（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58页。）大约就是移植西方逻辑方法的最合适的土壤。他用西方的逻辑去解释墨经，又用墨经去解释西方逻辑。他通过这种路径来使那些对于西方逻辑感到陌生、对于黑经感到难以明了的中国人，易于理解和掌握逻辑方法。显然，胡适想把西方的逻辑方法中国化。
在变革传统思维方式方面，胡适并没有严氏的重归纳和章氏重演绎的偏颇。他说，近代以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渐渐明白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相互作用的，忽而归纳，忽而演绎；时而由个体事物到全称的通则，时而由全称的通则到个体的事物，都是不可少的。”（注：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向中国学术界介绍了实验主义的哲学方法——“实验逻辑”。“实验逻辑”的核心是思想历程的五个阶段：困难、臆想、比较、决断和实行，即“五步法”。从逻辑方法上分析这五个步骤，则又可概括为三种历程：（一）归纳的历程——做出具体的事实，作为研究的资料；（二）演绎的历程——应用原理原则，解释事实；（三）证实的历程——把原理、原则应用到事实上去以后，看有什么关系（即生出什么效果来）。这里想的历程也就是归纳、演绎和证实（至少包含演绎法在内）的过程。可见，胡适主张思想的历程是应当融合归纳和演绎的。
胡适借鉴西方逻辑，摒弃独尊儒术的观念、平等地对待非儒学派，重新梳理了中国哲学。《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摆脱了旧学的藩篱，开辟了新的道路——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分析方式。这是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国哲学领域中的革新。
在论及逻辑学的传播、传统思维方式的变革时，金岳霖是应当提到的。他是中国近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完成者。近代逻辑大师金岳霖是以他的研究工作来影响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变革的。他致力于西方逻辑和知识论的精深研究，著成《论道》、《知识论》和《逻辑》。这些著作是逻辑和认识论的专著，具有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他在构造这种体系时，从西方哲学特别是罗素哲学中吸收了逻辑分析方法，注重分析是他最大的特色。金岳霖的高超逻辑分析艺术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他的细致精到的演绎分析使得各种概念、命题论述得十分清晰、明确，并使思想之条贯、逻辑之严密得到了保证。他实际上给中国人树立了正确的逻辑思想的典范。冯友兰说：“他对于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2页。）
金岳霖深刻揭示了逻辑与哲学的密切关系。他说：“如果哲学主要与论证有关，那么逻辑就是哲学的本质。”（注：《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因为清晰的观念是哲学论著的灵魂，而完整的推理论证则是这种清晰的观念的保证。论证过程中，对于表达观念的某个或某些概念及其构成的命题作出细致的剖析等，逻辑分析法则是主要的手段，其论证的过程就是分析的过程。金岳霖深感逻辑意识的不发达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他说：“中国哲学家没有一种发达的认识论意识和逻辑意识，所以在表达时显得芜杂不连贯，这种情况会使习惯于系统思维的人得到一种哲学上料想不到的不确定感。”（注：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52页。）因此，金岳霖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法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试图使英美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法与中国的古典哲学融合起来，以创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哲学体系。在促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及外来哲学民族化方面，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尝试。
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西方逻辑的系统传播对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是深广的。其重要表现是：西方逻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学者们的思维方式，由此产生学术观念、治学方法的转变。例如，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史者何？论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这种“求得因果关系”的史学观念就是深受逻辑学影响而形成的新史学观。梁启超在《历史统计学》一文中提倡以归纳法为基础的“统计研究法”。王国维根据传统逻辑的充足理由律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及中国哲学研究中引入逻辑分析法和科学研究中归纳、演绎、类比的运用等，这都是西方逻辑对治学方法的贡献。
然而，西方逻辑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变革的道路也不是平坦如砥的。首先是感情、心理上的陌生。胡适、金岳霖均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在宣传西方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时，没有忘记从中国文化的特定条件出发，用中国人所能理解的方式解说他们的哲学思想。这就是—个证明。王国维觉得西方逻辑“可信”但并不“可爱”。这又是一个证明。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形式逻辑的错误批判，其消极影响甚为深远。再次，传统思维方式重实用的特性会对西方逻辑的抽象性、求真性、论证性加以拒斥。
总之，西方逻辑学的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探讨西方逻辑的传播历程，对于重视逻辑科学，搞好中西文化交流和现代科学文化建设，必定会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收稿日期：200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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