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分配：由注重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相结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注重论文,分配论文,公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讨论中国上半年经济形势时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造成“三过”的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而笔者认为，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不是出在二次分配上，而是出在初次分配上。当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问题在于注重效率而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本文拟围绕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必须强调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因、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调整对策作以分析与探讨。
一、实现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关键在于初次分配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当前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似乎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可以不照顾公平，然后二次分配再来解决公平问题。事实上，这是对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误解。当代市场经济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初次分配就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统一，而二次分配作为补充手段，解决初次分配可能遗留的问题。因此，初次分配实现公平是基础的、主要的，二次分配促进公平是辅助的、补充的。初次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主要应在初次分配中解决，不要推给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应该做二次分配力所能及的事情。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以在初次分配阶段就强调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其基本原因是：其一，初次分配是根本性的分配关系，决定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二次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广得多。初次分配的大格局一旦确定下来，二次分配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的，只能在此基础上通过财政收支和转移支付手段在局部或一定环节上作出调整和修正。如果初次分配中不公平问题很严重，二次分配即便能从社会公平的角度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调节，比如加强对高收入者征税，用更多的转移支付帮助穷人，但由于财政能力有限，僧多粥少，结果也很难扭转公平显失的格局。其二，初次分配促进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成本低于二次分配。初次分配实现公平是依靠市场机制自发实现的，也是在千百万个市场主体之间通过一系列的博弈过程而实现的，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和分散性；二次分配促进公平则是依靠公共选择机制自主推进，需要充分了解市场主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后，再由政府机构或慈善机构来调节，况且二次分配是对业已形成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会受到诸多利益主体尤其是强大的利益集团的阻挠。这样，无论是信息成本还是实施成本，二次分配都高于初次分配。根据边际成本递减规律，初次分配在调整公平方面的覆盖面要远远大于二次分配。其三，初次分配所实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过程公平和机会公平，二次分配实现的公平分配主要是结果公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的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是各种生产要素主体依据其在生产社会财富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产权和收益，是一种动态的、高效率的平衡。二次分配是一种初次分配后静态的利益补偿，以注重结果公平作为分配的准则。一味强调二次分配，而忽略初次分配对于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性作用，往往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注重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强化对分配结果的监管”。这清楚地说明，必须以追求机会和过程公平为目标的初次分配为着力点，改革我国初次分配制度，逐步形成一种动态且高效率的公平分配体制[1]。
上述表明，类似初次分配重效率、二次分配重公平的观念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当然，这里强调以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为主，以二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为辅，并没有任何否定初次分配须追求效率的意思，市场机制就是要追逐有效率的生产，更何况对于我国来说很多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也没有任何否定二次分配作用的意思，而是强调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在实现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层次和地位的区别。
二、我国初次分配存在较严重的公平残缺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状况的典型反映。前不久，世界银行在《中国：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研究报告中指出，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47，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区间，如果目前城乡家庭收入差距和各省城乡家庭收入增长速度不平衡的趋势持续下去的话，收入差距将会急剧扩大，基尼系数将会不断调高。收入差距如此迅速的、大幅度拉大，固然有二次分配的问题，但主要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初次分配中存在较严重的公平残缺。这一残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收入比重过低。从总体看，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体现两大特点：一是劳动收入比重偏低。数据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都会保持在70%-80%左右。而1995-2005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仅保持在41%-53%左右，这一指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低的。二是劳动收入比重趋于下降。1995-2005年，我国的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生产净额比重、营业盈余比重分别上升了2.5、1.1、7.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劳动收入比重却下降了11个百分点，这有悖经济发展规律。美国在1870-1984年的一百多年中，资本要素收入始终占小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则呈稳步上升趋势：1870-1880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50%，1980-1984年，劳动收入所占比重为74.3%；1880-1890年，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为24.5%，1970-1974年，资本要素收入比重为16.6%[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稀缺程度逐步缓解，资本边际生产力下降，而劳动力的稀缺程度却不断加大，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据此，资本收入份额会随经济发展趋于下降，劳动收入份额会随经济发展趋于上升。而我国在城乡居民储蓄不断增长，资本稀缺程度不断下降，各地开始出现民工荒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却依然下降，这是很不正常的。
目前，在初次分配中形成劳动收入比重低、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直接原因看，主要是因为：其一，我国劳动力工资低廉、社会保障水平极低。劳动力价格低廉，一方面反映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另一方面也蕴藏着社会不公正，不能正常反映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同时也会阻碍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完善，从长期看，最终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劳动力的福利开支。劳动力的福利开支越高，则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以2002年为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为7318.2亿元，占GDP的比重为7.15%；而同期我国人均GDP水平已接近1000美元，与英国、芬兰、丹麦、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1960年的人均GDP相近，但我国7.15%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这些国家1960年的支出水平却有较大差距，甚至低于当时人均GDP仅为458美元的日本。即使是7.15%的社会保障支出，其中绝大部分也被占总人口30%的城镇居民所享受，而占总人口70%的农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支出则很低。其二，经济发展就业弹性较低，新增就业岗位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就业增长却相对缓慢，经济发展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呈下降趋势，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现象。我国就业弹性趋于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轻纺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日益走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从而出现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补充乃至替代劳动密集型工业趋势，而第三产业又远远滞后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如此，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快速增长，从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2.垄断行业收入过高。行政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在全国各区域具有普遍性，是初次分配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重要表现。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并非凭借高效率管理和高效率经营获取高收入，而是借用政府的名义，通过高额的垄断价格、掠夺性定价、价格歧视、变相收费等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获取部门或小集团利益。垄断行业的畸形收入集中表现为高工资、高福利和高增长。垄断行业职工收入不仅偏高，而且增长过快，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据国资委统计评价局发布的2005年统计年报，中石油集团2005年度将675.8亿元用于了人工成本，同比增长22.2%，而销售收入同比只增加了19.9%。自2001年以来，中石油集团员工酬金成本每年分别以12.3%、12.0%、14.4%、29.4%的速度增长，到2005年这一成本已经增长了一倍。在全部169家中央企业中，人工成本同比增幅高于同期销售收入增幅的企业有72家，人工成本同比增长超过30%的企业有23家。除此之外，垄断行业职工还享受着高福利，如民航普通职工每年可以享受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等。
3.国民参与利润分配面过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主要是劳动报酬收入，其次是利润收入。利润收入归少部分人所有，收入分配则差距较大；利润收入归大部分国民所有，收入分配往往差距较小，容易形成和谐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润增长很快。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企业的形态追逐大而强，而对发展中小型企业重视不够，甚至在政策机制上还存在歧视小型企业的现象。根据国资委编制的统计年报，2005年利润排名前40位的企业，平分了中央企业利润中的95%。其中有12家企业的利润超过100亿，囊括了中央企业总利润的78.8%。而大型企业的产权大都掌握在大资本所有者手中，他们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资本获取大量的国家利润，而众多的国民很难从中分到一杯羹。这样绝大多数国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劳动报酬，而几乎没有或很少来自资本和财产报酬。这样一种初始分配的格局会形成“马太效应”，结果是低收入群体占多数，中等收入阶层占少数，而少部分富人掌握大量的社会财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20%的人口掌握了80%的财富。
三、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初次分配由注重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协调统一，既涉及分配理念的转变，也关乎分配体制的改革，是个综合工程。当前的关键在于找到打破传统分配模式僵局的突破口。综合国外的国民收入分配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发展中小企业是实现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1.中小企业是扩大国民就业，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有效载体。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首要的是让广大老百姓获得更多的收入。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其中一条有效途径是通过扩大就业水平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在工资率一定的条件下，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就要提高国民的就业率。而从世界各国企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规律来看，中小企业是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的比例高达65%-80%。越是就业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中小企业的比重越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其产业结构成功地由劳动力密集型升级到资本、技术密集型过程中，并没有带来高失业率，而是依然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其奥秘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我国内地近几年来之所以形成高增长低就业的悖论，中小企业发展不足是主要原因。因此，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让更多的老百姓获得工资性收入显得非常重要和紧迫。
2.中小企业是国民获得创业收入和产业利润、壮大中产阶层的有效途径。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相结合，让广大老百姓获得更多收入的另一重要途径是通过创业获得利润收入。从市场经济国家看，工资收入解决的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要使得老百姓富裕起来，进而培育壮大中产阶层的关键在于让普通大众也能积极创业，获得利润收入。一国以大型企业为主体，而中小企业发展不足，GDP的资本分配只能是少部分人得到，从而社会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这些集中了大量社会资本的大企业家又可以通过手上资本获得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使一国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拉美国家是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地区，而东亚国家收入差距却较小。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拉美国家通过引进大量国外资本，推进了大中型企业的发展，而本地的创业型经济却发展困难，结果便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状态，收入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型。相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通过大力发展创业型经济，成长起一大批中小型企业，使大部分国民不但获得劳动所得，还获得资本利得，收入分配格局呈橄榄球型。如此，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一大批中产阶级便成长起来，从而阶层结构进而社会结构日益走向和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应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繁荣创业型经济，让大量国民不仅获得工资性收入，还分享创业收入和产业利润，以此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培育壮大中产阶层。这才是实现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有效结合，促进社会和谐的基础。
3.中小企业是我国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的有效方式。从要素上看，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企业家才能和技术相对短缺。为此，我国经济发展应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导入和培育企业家才能、技术等短缺要素，从而优化要素系统结构。鼓励老百姓创业，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可以较好地实现这一要求。其一，有利于将劳动力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减少对资本和资源的依赖。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资源的贡献率比较大，而劳动力的贡献率比较小，而我国恰恰又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大国。要扭转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的中小企业来实现。其二，有利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按效率原则，现有的18.27亿亩耕地只需1.5亿劳动力，然而现在农业劳动力还有3.5亿，存在2亿的剩余劳动力。如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关键在于广大的乡村和城镇创造大量的非农岗位。国家通过降低中小企业进入门槛，优化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而使大量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则是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有效办法，同时也能促进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其三，有利于培育和壮大企业家队伍。中小企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既是决策者、指挥者，又是经营管理者，同时还是产品研制、开发、生产的参与者。这种集多功能于一身的角色，使中小企业经营者能够得到多方面的实践机会。在市场竞争中的丰富经历使其能够不断积累经验、总结教训，在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的同时，企业家才能得到不断提高。其四，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大型企业存有严格的制度管理、层级分明，员工在刚性制度下生产经营往往容易抑制创新，而中小企业管理制度弹性较大，员工发展的通道较宽，往往不拘泥于传统、不局限于现状，员工具有较强的创新冲动，企业具有较浓的创新氛围。所以，世界各国中小企业都是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目前，我国有65%的专利技术是中小企业拥有的，75%以上的技术创新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80%的新产品也是由中小企业开发的[3]。
4.中小企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要求的有效组织形态。我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也顺应了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其一，我们正处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一体化时代，仅仅走加工组装制造业的发展之路，一是这样的产业利润率低下，会走向“流汗经济”[4]；二是因缺乏相关服务业的支撑，加工组装制造业本身也缺乏生存发展的条件。而通过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能快速提升生产性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从而推进工业持续健康发展。其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变化很快，产品生命周期大幅缩短，市场日益走向个性化消费时代。对此，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很难适应市场需求，而以中小企业集群为形态的弹性、专精生产方式日益繁盛，具有补充乃至替代福特制生产方式的趋势。我国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各个独立的企业参与生产产品的每一个工序、零件，从而形成产业集群效应，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本部分的前两点分析的重点是“公平”，后两点分析的重点便是“效率”。总之，中小企业是实现初次分配效率与公平高度统一而又相互促进的有效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