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无主义论文,近两年论文,批评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轮廓
近两年我国文坛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批评现象，引起文学界普遍的忧虑和警惕。这里且例举其部分突出的代表，以勾勒它的轮廓和精魂。
1998年第10期《北京文学》发表文章《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案》，一批所谓“新生代”青年作家对文学前辈傲慢地加以全盘否定说：“宋朝以后就再没有人给过我指引”；“当代汉语作家中没有一个人曾对我的写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与我的写作有继承关系”；“觉得那时的人长得又矮又小，躲在政治家的石榴裙下，显得智商很低”；“路过一个粪坑，如果不能绕道而行，就得忍受阵阵恶心的气味”。他们还公然咒骂鲁迅先生是一块“反动”的“老石头”，是“误人子弟”的“乌烟瘴气鸟导师”，是个“糊涂的人”、“激进主义者”。他们的宣言，就是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
1998年12月10日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清算“文革”前十七年文学》和“本报编辑部”文章《红线专政》。这两篇文章全面否定建国后17年文学，批判它是“整整一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个性沦丧，皈依群体”的“倒影”；批判它“缺乏历史深度”、“缺少人生智慧”、“标志着一个民族智力水平的降低和道德情操的沦丧”，“为文革作了必要的精神准备”；断定说，无论是柳青、是杨朔，还是刘白羽、王汶石、浩然、赵树理、周立波、茹志鹃等等，他们的创作都没有什么“正面”价值，而“主要应从负面去理解”；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得天下之后”，“把文艺绑缚在疯狂运转的权力机器之上”的结果，要害在于“红线专政”，理论根子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星星》诗刊从1999年第1期开始，以“下世纪学生读什么书”为题，对中学语文教材中的新诗作品展开“讨论”。许多文章对中学语文教材中包括郭沫若、臧克家、艾青、田间、贺敬之、郭小川、公木、柯岩等诗人的优秀作品罗织罪名、全盘否定。例如对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有人就诋毁说：“在百花凋零、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仍然高唱‘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就是“调和粉饰太平”的“假大空”。并质问道：“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祖国怎么还会有笑容？诗人怎么还有如此好兴致？”
1999年4月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世纪末的尴尬》一书。该书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丁玲、何其芳等一大批现、当代作家统统加以贬损和否定，说他们的作品都是“帮中国共产党讲‘敌人’的坏话”，都是所谓“歌德体”，根本没有“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有人还一口气点了《一件珍贵的衬衫》、《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有关周总理的诗文以及茅盾的《白杨礼赞》、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杨朔的《荔枝蜜》、刘绍棠的《榆钱饭》等作品，诬蔑说这些诗文“所抒写的情感就好比是一条一直挨饿的狗，一旦主人给他吃饱了，于是欣喜若狂，忍不住对主人摇头摆尾”。该书对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进行了重点攻击，不但贬损说“语言十分平庸，肯定算不上语文意义上的佳作”，而且公然颠倒黑白地提出“联合国军”去朝鲜是师出有名，根本不存在“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也根本不是“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进而攻击魏巍的文章以“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偏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真相搅混、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字里行间还透着偏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扬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就是这样，该书把魏巍的文章诬蔑成为“谎言”，并把众多现、当代作家的优秀作品诬蔑成为“构成了一套系统的谎言”。
1999年第6期《芙蓉》杂志刊登署名文章《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文章题目就鲜明地表示，作者是要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全盘否定、彻底埋葬。文章宣称，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找不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家”，没有一个人“让我们从内心感到钦佩”、“能成为我们精神上的导师”。鲁迅不行，他不敢从日本回国来“刺杀清廷走狗”，是“怯懦”，课堂笔记被藤野先生改得一塌糊涂，是“学医失败”，又“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是“地地道道的压迫者”，还“有一点儿性变态”，他“嫉恨阴毒”、“睚眦必报”，在人格和作品中有很多东西“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丁玲不行，因为她“迫害”沈从文；沈从文也不行，因为他“曾经揭发他的学生萧乾”；萧乾也不行，因为他“也揭发他的老师”；老舍不该去死，那“是对现实妥协屈从”；钱钟书“假装专心于学术”，实际是“强权”的“同谋”；巴金“写了一份忏悔书”，岂能“将过去一笔抹去”？周扬“只是检讨了一下”，哪能就相信他是个“好人”！唐弢在文革中坐牢，竟然写了“交待材料”；端木蕻良、杨骚、茅盾，在婚姻上“都是始乱终弃的典型”；“郭沫若面对强权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敢保护，这样的人我们能希望他有什么信念？有什么意志？”总之，“20世纪中国作家总体人格形象不佳”。文章又诋毁说，20世纪中国作家也没有一部经典作品，语感不行，文体也不行。是什么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经典、没有大师的荒芜的世纪里”呢？文章认为，一是因为“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观念的侵袭”，“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当成了‘小人’”；二是因为“《讲话》发表以后”，“一个时代、一个机构有理论、有组织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改造的对象”，“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三是因为“到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当成了专政的对象”，于是，“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于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就都是“思想大于审美”，没有“真正的文学”，“文学变成了政治的婢女”。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了几个突出的代表。很明显，它们所代表的是文学领域里的一股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或者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文学批评上的反映。它们从宣告要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断裂”起始，进而全盘否定建国后17年文学，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文学，全盘否定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学，直至全盘否定和埋葬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包括这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事实上，1999年底、2000年初《十作家批判书》的出版和炒作，就将一大堆污言秽语倒在了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头上。这或许是某些人所未曾料想到的吧。但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一经煽起，它就要遵循自己的逻辑发展，对历史全盘否定的范围必然会越来越扩大，横扫一切先辈、打倒一切偶像、亵渎一切权威的气势必然会越来越咄咄逼人，而终于引起了文学界普遍的惊醒和警惕。
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个性特征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批评不但具有一般历史虚无主义的共性，而且具有自己相对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第一就是痞气。痞气首先表现在语言上。那个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无法找到真正文质彬彬的语感”的作者，独独把王朔推许为“当代语感最好的作家”，赞扬“他的语言行云流水、酣畅淋漓”、“是丰满的、健康的、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没有假士大夫的腐气，没有假知识分子的酸气，没有小女人的鸽气，也没有老男人的霸气”。这就透露出他们要追求的“最好”的“语感”，原来是市井痞气。所以，他们常常满纸污秽、恶语伤人，对于鲁迅及其他文学前辈，说什么“老石头”呀、“性变态”呀，“粪坑”呀、“智商很低”呀、“挨饿的狗”呀，等等；对于现今的同行，更是用什么“涂着口红”、“脱下裤子”、“肾亏依然”之类“富于生命力”的语言来加以“批评”。天晓得这类语言是否真的“丰满健康”、“文质彬彬”、“行云流水”，但痞气十足倒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这种痞气还表现为无知狂妄、强词夺理。他们谈论的是建国后17年或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或本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但是，他们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却并不了解和理解。那份“断裂”宣言，攻击鲁迅“是个激进主义者”、“在文学之外的许多事情上是个糊涂的人”。这里所谓“激进主义”之说，实际是攻击鲁迅的革命立场。但是，他们并不懂得，在那样一个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如果不走上革命的道路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华民族就没有出路。他们也不懂得，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在于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在鲁迅那里，文学和“文学之外”是分割不开的。这些都不懂，却来呵佛骂祖，正不知谁才是个“糊涂的人”呢。那个写“悼词”的作者，放出要埋葬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言高论，自然就自视为新世纪新文学的先锋。但是，他批判鲁迅等文学前辈不是完人，说什么鲁迅“压迫正妻”、茅盾“始乱终弃”，沈从文不该揭发他的学生、萧乾不该揭发他的老师，遵循的其实还是封建道德，不仅不能代表新世纪新文学，就是在20世纪初，也属于旧道德旧文化的表现。可是，他转脸又来讲什么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高于工农的“人格”，讲什么同人民共和国“专制制度”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讲什么与社会主义民主势不两立的“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这又换了一套理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现今打着“自由主义”旗号、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势力。以这样又陈旧、又时髦的混乱思想，却要居高临下地裁判20世纪中国文学，也就只能是“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他有的是道听途说的飞短流长，有的是邪说歪理的深文罗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巧舌如簧、强词夺理，定叫你鲁迅溅一身污水，定叫你丁玲顶一个恶名，定叫你老舍死有余辜，定叫你巴金百口难辩。但是，是非自有公论，世道犹存人心。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只能是短命的泡沫，“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到底是无可奈何的。
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个性，第二是它的邪气。这首先就表现在它脱离人民、自居于工农群众之上的那种邪劲。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终于走上了民族振兴的康庄大道，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之后，正艰苦卓绝、满怀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悼词”作者的思想感情却和人民群众绝然相反。他认为20世纪是个“光怪陆离的时间段”，“反面教训多于正面价值”，“暧昧的依然暧昧，模糊的依然模糊”，他于是感到“悲观”，还要玩深沉地说“请原谅我的悲观”。你说邪也不邪？五四以来，革命的和进步的中国文学家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讲话》的指导和影响下，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丰硕的文学成就，在创造灿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他们总是为此感到自豪，也总是对《讲话》高度尊重、对人民群众高度尊重，总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喝人民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但是，“悼词”的作者却看不惯这种自豪，抨击说：“自我陶醉从来只是政治官僚上报业绩时才会有的心情”。这是一句邪话。难道“自我陶醉”竟是“政治官僚”所专有的情感，作家对自己的业绩就不会“自我陶醉”、就不能“自我陶醉”？一“自我陶醉”，就变成了“政治官僚”，就是想找个衙门“上报”？这种逻辑实在怪得很，邪得很。其实，有的人并非“政治官僚”、也未必有了什么“业绩”，单凭某种邪劲就能“自我陶醉”起来。譬如1999年第1期《北京文学》发表的《谒闻一多书》，也是一篇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它的作者就相当“自我陶醉”地说：“李泽厚对80年代学界之影响可谓大矣，近乎‘精神领袖’。后辈及与我年纪相近的整整一代学子皆喝过其‘狼奶’。”恭奉“救亡压倒启蒙”论、“告别革命”论的鼓吹者为“精神领袖”，又把他比作吃人的“狼”，自己偎在它怀里“喝过其‘狼奶’”，就“自我陶醉”起来。这种思想感情，也是怪得很，邪得很。读过“悼词”以后，我们可以猜测：大约“喝过其‘狼奶’”，便有了“自我意识”，不但不再“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而且比他们高明得多了。只是这种从“狼奶”里长出来的、充满特殊政治热情的邪劲，与任何真正的“学界”或“学子”，都“断裂”了关系。
邪气还有一种表现，就是从精神上继承“文革”。在“文革”中，“四人帮”诬蔑文艺界是搞了17年的“黑线专政”，从而把广大作家艺术家打成“黑线”人物，批倒批臭，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现在他们换了一个罪名，说不是“黑线专政”而是“红线专政”。因为现在风向变了，在许多人心目中，“黑”字变香了，曾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现在似乎成了一种政治资本；“红”字却倒运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就等于“极左派”，在过去、在今天都肯定干了数不清的坏事，是臭不可闻了。所以，现在还要说你“黑线专政”，那是在表扬你；说你“红线专政”，你就是“把文艺绑缚在疯狂运转的权力机器之上”，而所有“红线人物”都应该受到无情的批判和清算，需要为他们“写一份悼词”了。所谓“红线专政”论，就是这种玩意儿，总之是要继承“四人帮”未竟之事业，对于广大作家艺术家，打倒你没商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没商量。这正是“文革”的借尸还魂。不过，其手法却邪得很，是打着反对“四人帮”的旗号去继承“四人帮”的事业，打着反“文革”的旗号去搞“文革”的戏法。这就是邪气，就是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一大特色。
近两年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翼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近两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充满痞气和邪气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它的根本实质是什么呢？
稍微注意一下近两年我国思想理论界的情势和动向，不难了解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发生和发展，实在不是偶然的。近两年，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一股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政治性思潮。1998年12月25日《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题为《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的文章。文章说：“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值得注意的景观之一，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学理立场浮出水面。李慎之先生发出了1998年自由主义的第一声。”这“第一声”就是“《顾准日记》于1998年2月正式出版，李慎之先生为此书作序，将顾准先生的思想追求明确表述为‘自由主义’……在已经到世纪末的今天，反观世纪初从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仁人志士真正追求的主流思想，始终是自由主义，虽然它在一定时期为激进主义所掩盖。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一部自由主义理想屡遭挫折的历史。然而九曲黄河终归大海，顾准的觉悟已经预示了这一点。”这就是说，1998年2月由李某利用顾准在思想理论界已有的影响，进而挑起了“自由主义”的旗幡。到1998年5月纪念北大校庆100周年时，有人又喊出：“北大传统不是革命的思想和精神，而是近代的西方自由主义。”于是，自由主义思潮便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泛滥开来。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一些人越来越放肆地攻击马克思主义，而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越来越放肆地诋毁集体主义，而鼓吹个人主义，越来越放肆地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把十五大的精神曲解为“不问姓‘公’姓‘私’”，而极力鼓吹私有化，越来越放肆地片面解释和宣传“全球化”，而批判爱国主义。更具尖锐性的是，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批判我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诬蔑为所谓“专制制度”、“专制独裁”、“专制统治”、“强权政治”、“集体暴政”、“绝对专制政权”、“暴力专制政治”等等，要求实行他们的所谓“政治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推动这种“政治改革”，那个李某在《改革》杂志1998年第7期发表《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一文，煽动说：“政治改革的动力从哪里来？这样的动力只能来自对历史的反思。反思的范围越大，改革的动力越大。”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的改革来源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和批判”，但是，“经过20年的成就，我们改革的动力已到了一个限度，要继续改革，就必须首先向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掘”。就是说，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止于批判文革远远不够了，“必须首先向历史的广度与深度开掘”，即进而批判和否定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批判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批判和否定本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既有“发出第一声”的李某登高一呼，喝过“狼血”的人们就紧急行动起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就翻卷奔涌，惊涛拍岸了。
这就是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重大背景。文学界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不过是整个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政治性思潮的重要的一翼。
这个背景，当然也有它自身的“广度和深度”。苏东事变以后，不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时期，而且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重点转移到中国，千方百计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苏联演变的教训表明，全盘否定苏联党和国家的历史，是敌对势力搞垮苏联的突破口。从这个背景来看，一些人煽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确实具有极大的政治尖锐性，是搞垮苏联的故伎重演，是投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战略需要。
这样，我们也就把握了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根本实质和严重危害。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参与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个人都同样自觉地追求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对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本世纪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既无深刻的认识，又无深切的感受，只是受了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受了某些“理论权威”的引导，追潮流赶时髦，不自觉地趟了这塘浑水。所以，有必要向人们指出当前这股错误思潮的严重危害，批驳其错误的观点、包括其对历史的歪曲和颠倒，帮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历史的真情、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识破某些人瞒和骗的鬼魅伎俩，抵制错误思潮的影响。
具体说，某些人为了根本否定建国后17年的文学成就，就重点对1959年——1961年和建国初期抗美援朝的历史采取瞒和骗的伎俩加以歪曲和颠倒。例如他们对1959——1961年这段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就是8个字：“百花凋零、饿殍遍野”。前4个字应该是指文艺的情况。但是当时的文艺现状能用“百花凋零”来概括吗？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这17年，就包括1959——1961年。事实上，仅就长篇小说而言，《创业史》、《红岩》、《三家巷》、《乘风破浪》、《山乡巨变》、《迎春花》、《特木前传》、《平原枪声》、《大波》、《碧海丹心》、《九级风暴》、《金沙洲》、《灵泉洞》、《洗兵马》、《红路》、《红色交通线》、《美丽的南方》、《六十年的变迁》、《逐鹿中原》等群众欢迎的力作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怎么能说是“百花凋零”呢？他们却偏偏要说是“百花凋零”，这不是“瞒和骗”吗？而所谓“饿殍遍野”，是用来说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恶果的。他们还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数以千万计的同胞无疾而终的年头”，就进一步强调了所谓“饿殍遍野”的严重程度，并把责任厘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有人甚至说“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并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诚然，三年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和群众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有的地方饿死了人。但是就全国而言，并不是他们说的那种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的境况。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都记得，为了援助灾情严重的地区，当时全国城市人口普遍降低口粮供应标准，在省区间大规模地调运粮食，力争最大限度地降低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没有全国人民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损失会要大得多。至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当时毛泽东主席拒绝吃肉，周恩来总理吃完菜后，还要就菜碗兑上开水当汤喝，教育干部战士与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克服当前的困难。最近《中直党建》杂志上发表了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同志的《潇洒莫如毛泽东》，文章回忆说：“1960年，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全国城乡严重缺粮，很多地方发生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毛泽东心情沉重，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他生日这一天，他请我、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和汪东兴七个人同他一起吃饭。饭菜非常简单，自然不吃肉。吃饭时，毛泽东神情严肃，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遇到了灾难，人民生活很困难，我很不放心。除了汪东兴同志外，你们六人都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情况。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反映上来，不要隐瞒。’”他们到了地方，在调整农村政策、停办公共食堂、制止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等方面都作了许多有实效的工作。这些事实说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政策的失误、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确曾加重过群众的困难；但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并不是这些失误和问题发展的时期，恰恰相反，正是我们党不断认识和纠正这些失误和问题、从而使群众损失尽可能减少的时期。很明显，有些人蓄意夸大三年自然灾害的损失、并把这种损失记在我们党和领袖的头上，是根本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而且，正是在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顶住了巨大的压力，包括苏联突然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援助协议、无理要求我提前还债等突然袭击造成的巨大困难和压力，与苏联领导集团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坚决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体现了中华民族宁折不弯的英雄性格。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开始了对原子武器的独立自主的研究工作，并于1964年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粉碎了苏美两霸的核讹诈和核垄断，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不可能了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全貌，不可能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所经历的巨大艰辛、所克服的巨大困难、所顶住的巨大压力、所表现的巨大勇气、所弘扬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而了解和理解了这一切，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那样一个时期贺敬之为什么会写出《桂林山水歌》，而这首诗又为什么会受到群众普遍的欢迎和欣赏。贺敬之的这首诗是歌颂祖国的，歌颂祖国山河美、人民美，鼓舞人们战胜当前的困难。群众欢迎它、欣赏它，是因为诗人的感情和群众相通，群众对这首诗产生了共鸣。群众为什么能克服那样巨大的困难，能经受那样巨大的考验？就是因为他们热爱伟大的祖国，这种热爱在巨大的困难和考验面前变得更加强烈、更加深沉了。这就是《桂林山水歌》受到群众喜爱的根本原因。但是，某些人却一方面夸大损失并把损失强加在党的头上，另一方面质问贺敬之等文学家：在这样的年头，“诗人怎么还有如此好兴致？”在他们眼里，诗人在困难时刻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斗志，竟变成了罪过。而按照他们的逻辑，在这样的年头，似乎诗人失声、作家搁笔、“百花凋零”，才是合乎情理的、正常的。而“百花凋零”，不正是他们编造出来、想加在党头上的一种罪行吗？在这里，他们那种胡搅蛮缠、强词夺理的无赖嘴脸不是暴露无遗了吗？他们的观念、材料和逻辑，都是不能信任的。
有的人还公然否定建国初期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进而否定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关于这个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2000年第2期发表的凡夫的文章《拯救还是戕害——对〈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审视》已经做了很有说服力的批驳。本文只拟强调一点，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把侵略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进而侵犯我领空并轰炸我东北边境城镇之时，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美国侵略军赶回三八线以南，这完全是反侵略的正义之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举。现在有的人竟然公开为美国的侵略罪行辩护，而且颠倒黑白地指责我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否定我文学家歌颂这场伟大斗争的优秀作品。这尤其值得我们、包括在不同程度上受过错误思潮影响的人们高度警惕。因为它所反映的，正是一种崇美媚美的奴才心态，是我们国家自鸦片战争以后一度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一小部分人心中留下的挥之不去的阴暗心理。在这种心理影响下，一些人毫无民族气节，对洋大人五体投地，看不起自己的同胞，蔑视自己同胞振兴民族的激情和奋斗。否定抗美援朝伟大斗争，就是这种心理作崇的一个典型例子。还有一个例子，也是在近两年发生的。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而1999年第5期《北京文学》却发表一篇文章，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张挞伐，说：“‘匹夫’有什么责？匹夫自己可曾活得象个人样？倘若自己尚且猥琐不堪，那还有什么资格关怀天下？从生命本体论的角度来说，人的本位不是天下，江山，兼济情怀，而是生命。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无责’。”按照这个作者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你们要振兴中华民族、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洋大人当然要打你；洋大人打来了，大家保命为上，不要管什么国家民族，洋大人兴许会给你一个不那么“猥琐不堪”、还“象个人样”的活法。其实，这个活法就是周作人的活法，现在周作人不是被有些人捧得很高，很“像个人样”么？但是在广大人民心目中，汉奸就是汉奸，捧得再高，也还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当前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20世纪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就是要搞历史的大倒退，使中国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可悲境地。人们，要警惕啊。受过这种思潮影响的人们，要警惕啊。
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还给了我们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记取。
第一个教训就是，我们批判文革，必须批判文革的虚无主义思潮。近两年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某些急先锋，是我们一些深受文革之害而对文革切齿痛恨的学者、教授们培养出来的。恰恰是这些年轻人，以反对文革为名，搞的却正是文革的把戏，让我们的学者、教授们为之痛心疾首。但是，苦酒恰恰是我们自己酿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回想这些年对文革的批判，批判“极左”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什么是“极左”、怎样汲取文革的教训却往往没有科学的分析，甚至把现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极左”来批，把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当作“极左”来批，好像这样才能够避免文革的重演。其实，这正是一种虚无主义，与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只有一步之遥，而且必然要发展到历史虚无主义的。等到历史虚无主义把一切前辈、包括自己也否定了，这才大吃一惊，不过，能够大吃一惊也还不错，大吃一惊之后如果能认真思索一下，总结总结，从此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虚无主义，那么，我们对文革的批判、对文革教训的汲取就真正有了历史性的大进步。
第二个教训是，一定要坚持科学的批评标准，以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和美学的标准”为最高标准，这是在文学批评中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有效途径。现在，有人大力提倡批评多元化。诚然，批评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批评的层次也可以有不同；但是，如果以多元化来否定文学批评的科学标准，使批评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尴尬境地，那么，就会为历史虚无主义批评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第三个教训是，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有关文学史的研究和批评中，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抵制和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观点，抵制和批判各种错误观点。事实上，在近两年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中，就存在大量的错误观点。什么“救亡压倒启蒙”、什么“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受到‘劳工神圣’观念侵袭”、什么《讲话》“把文艺绑缚在疯狂运转的权力机器之上”、什么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大于审美”、什么20世纪中国“没有真正的文学”等等，就都是充满了混乱和错误的观点。而历史虚无主义批评者正是以这些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对于这些观点继续给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批判，是我们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所必需的。
第四个教训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史，特别是要学习和宣传革命文学的历史和成就。这些年，否定革命文学传统、否定革命文学家的风气很盛，得不到有力制止，甚至谬种流传，使不少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误把恶意的谣言当做真实的事实。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文章，横扫一切，却是以对历史的无知为基础。这当然是一种很坏的学风和文风。但要纠正这种学风和文风，也需要加强历史知识的教育。现在在一些人那里，文学史研究变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革命，文学史教学变成了对脱离革命、反对革命的那部分作家作品的无批判的赞美，而对革命的、进步的作家作品则一味贬损和排斥。必须反对这种作风，回到历史的真实中来。
历史虚无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必须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我们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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