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深致远，求史政之真——萧超然先生教学与学术思想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深致远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萧超然论文,史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巍巍上庠之北大，百年星辰璀璨。我国著名学者、中共党史专家萧超然先生，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就开始在这里求学、执教和治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辛勤耕耘于历史学和政治学两大学科领域，长期致力于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国政党与政治的教学与研究，积极倡导和发展以北大校史研究为基点的五四新文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等专门性研究，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中，先后以北京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主任之职，参与主持并开创性地推进了北大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体系的发展建设，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批莘莘学子，在国内外久负盛誉。
一、执教育人，治学求索
萧先生1953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毕业时，适值新中国百业正兴，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形势和建设人才相当匮乏的局面，他选择以教书育人为职，从此就没有离开过北大这片培育了五四精神的沃土。
传播、学习、讲授、研究和宜传马克思主义，是北大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教育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说，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萧先生早年在北大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这两大支柱性公共课程，孜孜不倦地向青年学生宣讲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他还经常深入机关和厂矿企业，在干部职工中普及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育，从此也奠定了他致力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人生轨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萧先生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拨乱反正工作，以其对党史的科学研究成果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资政育人，并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参加了讨论。北大马列主义教研室正是在他的具体主持下，肩负起了新时期北大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任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和引导青年，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批批青年学生从这里走向社会和各行各业，一批批科研成果如雨后春笋般不断问世，一些富有特色的专门研究领域，尤其是围绕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校史的课题研究群，逐步产生、确立并发展起来。
注重运用北大史实、史迹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是萧先生研究工作的一大特点，由此开垦出以研究北大和北大人为主要对象的“北大学”这一融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为一体的学科分支。他研究北京大学校史始于1978年，开篇之作是为纪念北大建校80周年而作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北京大学的革命战斗历程》。在此后从未间断的研究实践中，他逐步形成把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思想，并确立了研究北大校史的方向。如关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以及李大钊、蔡元培、青年毛泽东、邓中夏等五四历史人物研究等，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他研究五四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因而也备加关心青年人的成长。为此，在教学之余，他还经常到北大红楼旧址缅怀五四历史、宜讲五四精神，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五四时期，红楼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的场所，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办公处和北方区委机关报的印刷处，被派往陕西、山西、河北、天津、内蒙古等地建立党组织的代表也是从这里踏上征程的。而民主广场这一革命战斗遗址，则是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争民主等多次学生革命运动的出发点和学生队伍的集合地。萧先生从它们的教育和纪念意义出发，曾多次建议将红楼建设为革命青年运动博物馆，并恢复民主广场的历史原貌，使之成为永久性革命传统教育基地。这是一位学者的革命情怀，是一位长者对青年的希望和重托。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顺应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和重建的形势与任务，萧先生毅然放下自己手头的研究工作，担负起筹备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的历史重任。随后，他作为恢复和重建后的北大政治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在继续推进中共党史学学科发展的同时，将更多的心血和更大的精力投入到了筹划政治学、行政学的学科建设中。如今北大所拥有的政治学、行政学的发展基础和领先地位，就是在那时初步奠立的。也就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萧先生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实现了中共党史学与政治学的有机结合，并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初创，作出了多方面积极而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萧先生从1982年起开始招收中国革命史专业、中共党史专业硕土研究生，十多年间先后培养了30多名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大都已成为本专业或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有的还走上了实际工作的领导岗位。1994年，经北京大学申请、教育部特批，萧先生作为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他在中国政治学界为博士生首开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方向的课程，先后培养了六位国内博士生和荫位来自韩国的博土留学生，并受邀指导了来自美国和日本的两位博士留学生撰写学位论文。
萧先生还长期担任中国蔡元培研究会总干事、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理事，中国斯诺研究中心委员等职。曾应邀赴美国、朝鲜、香港等有关国家与地区访问、讲学，并被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腊(Santa Barbara)分校聘为客座教授。
二、笔耕不辍，著述丰厚
萧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教生涯中，以教学促研究，又以研究促教学，其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
（一）《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初版、1995年重印）。萧先生从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角度研究五四时期的中国历史，揭示了北京大学从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发展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进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一个中心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北方基地的历史进程。1991年，该著荣获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二）《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增订）。该书是由萧先生主持编写和定稿的北大通史著述。它记述了北京大学从戊戌变法运动中诞生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进程，开创了将北大校史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全程结合进行研究的先例。
（三）《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主编、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作者从政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的角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确立、完善的历史进程，以及这一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特征，深入总结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
（四）《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文章是萧先生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而作的。他通过历史文献释读、史物与史实考订及实证分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北京大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社会历史特征和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此文是作者对其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史与五四新文化思想史、北京大学校史等多领域研究的集成和再研究。
（五）《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论文，《百年潮》2001年第7期）。萧先生以珍贵可信的史料和严密的推理，基本坐实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历史“悬案”。他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真实可信的，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最早提出和发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共早期领导者，其建党创始之功是不能抹煞的。由此，他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由成立到成熟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应该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
（六）《试论蔡元培先生的“和而不同”精神》（论文，《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萧先生认为，蔡元培一生最为鲜明、最可钦敬的特色，就是为推动进步和发展学术所具有的“和而不同”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完整体现在蔡元培一生的言行中，但“和”的精神是主要的。这种“和”的精神有一种泛爱的色彩，包含着深广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内容，是他的思想中主要、积极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他认定“中庸”、“中和”是中国民族固有之德性。因此，尽管蔡元培首倡平民教育，支持工读互助，鼓吹劳工神圣，同情劳苦大众，容许马克思主义，表现了他的“和”的精神；但同时他反对工农大众以革命手段改变旧的统治秩序，而表现了他的“不同”。他的“和而不同”精神也反映在他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处理中。他赞同国共两党合作，尽管发生过1927年后一段短时间的迷误，但这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言行。他一贯支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传播，同情共产主义理想与劳苦大众。他对共产党人是宽容、友好和爱护的。因此从其思想本质看，他是共产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盟友。
此外，萧先生的著述还有：《中国革命史稿》（主编、合著）、《国民革命的兴起》（主编）、《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概要》（主编、合著）、《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主编、合著）、《中共党史简明词典》（第一主编）、《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与北大》（主编），学术论文及译作70余篇。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发端。萧先生也是从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而不断深入和拓展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的，遵循和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具体统一。
（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爱国政治运动的历史必然性
萧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运动。以拒签和约为中心内容的爱国学生政治运动，是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合乎逻辑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针对五四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启蒙被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政治发展所打断、所代替，是革命压倒了启蒙，政治干扰了文化等观点，他认为，中国近现代发展的首要主题是民族独立，是救亡，而不是民主；是政治，而不是文化。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从对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幻想中觉醒过来。五四运动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发展，逐渐取代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居于文化“盟长”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角，大启了中国人民之蒙，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国家统一的现实道路，并把一个均富、民主、文明、幸福的社会主义远景，呈现于全国人民面前。这是最根本的启蒙。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为爱国政治运动，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关于“五四精神”
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界说“五四精神”，应从“五四”价值的政治取向或思想取向来分析。从政治取向看，五四精神侧重于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从文化思想取向看，则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但不论狭义或是广义理解，爱国主义无疑是五四运动的一面鲜艳旗帜。
他还认为，五四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次青年运动。但在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翼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一样，后来所走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以共产主义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五四”青年是五四运动的中坚，是“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的卓越代表，具有解放思想、寻求真理、反对旧传统旧教条的精神，忧国忧民、救国救民、公而忘私的精神和踏实勤谨、向工农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就是“五四”青年的革命精神。
（三）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五四’时期起点”
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问题上，那种认为中国近代是革命压了启蒙，是革命造成了破坏和不安定，导致了中国今天文化教育的落后的观点在一段时间曾颇有市场。萧先生则旗帜鲜明地指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举起暴力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的旗帜，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这正是发展新的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的根本前提。而且革命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对各种奴化思想、封建宗法思想的破除，本身就是一次极大的启蒙，一次活生生的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仅启发了人民对封建主义的认识，也使人民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这也是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前提。因此，认真地说，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是从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的。
（四）关于“五四运动”概念的史源
“五四运动”一词最早出现在1919年5月26日由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上，这种观点长期以来被奉为学术定论。萧先生以史家之精神寻根求源，经过艰辛考证发现，五四运动爆发后，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为抗议北京军阀政府的镇压和阴谋在“和约”上签字而举行全体北京学生总罢课，并于5月19日发布《罢课宜言》，将5月4日的爱国游行示威第一次称之为“五四运动”。这一值言》刊登在1919年5月20日《晨报》上，比同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期早了六天。他认为，根据现有史料，“五四运动”一词应始见于此。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教育史研究
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第一家、第一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最重要的一个源头。这是因为当时的北大已经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精神，又有一大批怀有强烈求索意识的爱国先进知识分子。作为当时一种新文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必须经过知识分子才能与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正是借助北大新文化运动的强劲势头，迅速播扬于全国。北大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中心。
（一）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图书印章的刊发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个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为了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引向深入，从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北京大学学生积极分子和领袖人物，在李大钊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秘密酝酿，于1920年3月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在北大以至全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有重要意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北京共产党支部为了征集会员，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决定把这个“研究会”在北大校内完全公开，并在《北大日刊》上刊出《启事》。这则《启事》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扎根北大的情况，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萧先生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在浩渺的史料中发掘出“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亢慕义斋”图书印章，并在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而作的《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中，首次作了披露。“亢慕义斋”是研究会建立的一个图书室即“共产主义小室”。今天北大图书馆还保存着盖有“吭慕义斋”印章的8本德文原版马列文献。这8本书是，列宁：《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蔡特金和瓦勒齐：《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和瓦勒齐：《共产主义在波兰》；季诺维也夫：《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在德国十二大》、《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八本书的封面盖有“亢慕义斋”印章，印章为正方形，边长约三厘米，印章字体为篆字，颜色为天蓝色。这是国内极难见到的珍贵马列文献资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扎根北大的又一生动证明。
（二）一份北京大学唯物史观试卷的发现
从1920年起，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搬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堂，首先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课，一份保存至今的1923年“北京大学唯物史观试卷”提供了生动的证明。对这一题为“试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试卷的发掘，是萧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的又一史料发现和学术贡献。
这一《试卷》的封面印有六个套红大字：“北京大学试卷”，有四个墨印字：“唯物史观”。《试卷》用纸为竖红条十行纸，两面折合。在折合处也印有套红“北京大学试卷”六个字。《试卷》上还有“北京大学政治系二年级（贺廷珊）评定玖拾伍分第26号民国十二年学科试验”等字样，记载了《试卷》主人的身份和所得成绩。《试卷》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阐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英雄史观、宗教史观；并论述了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革命性意义及其对历史学的伟大贡献。《试卷》没有教师的签署。萧先生认为，这是李大钊主持的考试，这一试卷是一份经过李大钊之手，由李大钊亲自评阅、打分的试卷。因为只有李大钊当时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试卷》中回答的内容，与李大钊同期所写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精神完全一致；《试卷》中使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专门术语如：“表层构造”、“基础构造”、“精神构造”、“经济构造”等，也与李大钊在一些文章中使用的完全相同。
五、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因此，唯有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才能探寻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源头活水。萧先生在这一研究领域上下求索，贡献颇多。
（一）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关系
萧先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五四”文化思潮的大变动中酝酿、筹建而后成立的。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没有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和他们对斗争的指导，五四运动就不可能表现出那样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气势，就不可能取得拒签巴黎和约和撤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胜利，就不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五四运动也就不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决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十分密切。那种认为“中共与五四扯不上关系”的观点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二）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如何看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是关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问题。萧先生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一个可信的历史判断。
他指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说法，历史上早就存在，大概可以追溯到中共创立时期，到上个世纪30年代仍在流传。1933年北京中共地下组织为迁葬李大钊，组织发动北京市各界群众举行公祭，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烈。”因此，历史上早有“南陈北李”联称之誉，是无可置疑的。
萧先生经长期史料考证和研究，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有历史依据、真实可信的。他最早发掘出高一涵于1927年5月22日下午在武昌中山大学讲演厅召开的中大全体学生、教职员及各界群众代表“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并将之运用到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中。《事略》分两次在1927年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上连载，共551字，等于是李大钊的一个简短传略，文字虽不多，但对李大钊生平经历大事，无一缺漏。高一涵在大会上说：李大钊先生“……嗣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兼授唯物史观，及社会进化史；此为先生思想激变之时。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棋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是一份极为难得的研究李大钊及陈独秀的珍贵史料，但过去并未被人们所知晓。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萧先生从汉口《民国日报》上发现并抄录，写入《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86年版），首次作了披露。
高一涵在1963年10月所作的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中，没有再提陈独秀、李大钊在“化装同行”途中曾“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一事，一些学者据此否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存在，而萧先生对此仍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首先，从陈独秀、李大钊两人当时所处的境遇、两人的思想基础和认知水平，结合他们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气质来看，他们在同行途中有过这样讨论，并达成了秘密建党的约定，是可以肯定的。只不过他们在途中对建党的内容和有关细节未来得及讨论而已。比如，连党究竟叫什么名称，都来不及仔细商议。但对李大钊来说这是很明确的，就叫共产党，而对陈独秀来说则可能还有些犹豫，没拿准主意。所以后来等陈独秀抵达上海，建立党组织之后，才又叫张申府去问李大钊，李大钊一锤定音，“就叫共产党，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陈独秀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于此可见，事实的前后映照是很清楚的。其次，从回忆者高一涵本人和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看，蔡元培入长北大、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高一涵和李大钊又几乎是同时进入北大，执教政治学系，都是政治系教授，两人曾联手开设“现代政治”讲座，是亲近的同事和朋友，相互过从甚密。完全可以这样说，共同的政治偏好和相似的生活经历，把他们三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高一涵对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是很了解的。因此，他回忆陈、李有相约建党之事，应是可靠的。再从他回忆的时间和场景来看。高报告陈、李有建党之约，是1927年5月22日，离李大钊被杀害的时间只有24天，还不到一个月；距中共成立也不过六年。而这时高一涵正值中年，是记忆力很强的岁月。对他来说，讲李大钊的生平经历，并不是在讲什么陈年久远的往事，记忆会出现差误。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就是在讲现实的生活，而并非历史的追踪。因此，从时间上来说，高说陈、李有建党之约，也是可信的。再说，高是在武昌中山大学“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报告李大钊生平经历讲到陈、李在“化装同行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这是在一个十分严肃隆重的场合，参加这个大会的，除中大全体师生外，还有各界群众团体代表及英国劳工代表等共三千余人。著名人士李汉俊主持了大会，知名人物邓初民、潘震亚等也参加了大会。在这样一个场合，高一涵报告李大钊生平经历，不可能信口虚拟，胡编乱造。从场地背景来看，高说陈、李有建党之约，也是可信的。
无独有偶，“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和李大钊共过事关系密切的朱务善，在建国后却有一段和1927年高一涵在武昌讲话内容相同的回忆，他说：“一九二零年一月，大钊同志送陈独秀去天津以转往上海。……他们化装成下乡讨账的商人，坐骡车出朝阳门，走了好几天才到天津。……路上，大钊同志也与他商讨了有关建党的问题。”这里所说“商讨有关建党”，自应是指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和高一涵1927年在武昌会上讲话中所说“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李大钊送行陈独秀出京，途中两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件事，在当时李大钊的同事和学生还不止一个人知道。因此，萧先生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即李大钊和陈独秀于1920年2月中旬在从北京到天津的骡车中相约建党，绝非杜撰，而是确有其事。
（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是谁？有几位？长期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说法。所谓主要创始人就是对党的创立和建设起过主要作用的人。萧超然先生认为，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是不容怀疑的。陈独秀是和李大钊一起最早提出和发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并具体领导创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被连选为五届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他历史上犯有错误，后来被开除，但他的这种建党创始之功是不能抹煞的。他理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虽然没有最早提出和发起建党，但他出席了党的“一大”，是“一大”代表，又具体组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了党的创建。其后他又一直积极参加党所推动和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并发展了我们党的建党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精辟地分析和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解决了在长期远离大中城市、农民是主要群众的农村环境，又长期进行革命战争并长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成功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问题。毛泽东理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
（四）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理论准备不足”说的辨析
上个世纪80年代，在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曾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没有几个人懂得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具备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基础，从而认定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人为移植的，缺乏根基，是“泊品”。对此，萧超然先生认为，由于国情差异和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共在成立前和成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的建设中，是存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承认这一点，有助于对加强理论学习必要性的认识，提高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但是，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毕竟是由客观历史条件所造成，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缺陷，却非中共本身之过。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求中共在成立前就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是不切实际的。而理论准备不足并不等于思想准备不足。中共成立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知之不多、研之不深的，但对于要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尽管中共曾有过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但同时它却具有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人就从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择取切合中国时宜与国情的精髓和某些基本原理、观点，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党的建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迅即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寻求革命的出路。因此，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与传播，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里不存在时间差，而是在运用中研究，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它极大地弥补和改善了中共理论准备不足的缺陷，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与优点。
六、北京大学历史定位问题研究
历史上，像北京大学这样，与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有着如此密切的渊源关系，是极为少见的。北京大学的发展史不仅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影，更为独特的是，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若干历史转折关头起到了先导和策源地的作用。
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萧先生在北大校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北大百年历史的定位问题。
（一）传承定位
长期以来，关于北大的前身和历史计算，有多种说法，如梁启超认为，“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冯友兰说：“我所以认为北京大学校史应该从汉朝的太学算起，因为我看见，西方的有名的大学都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北京大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这和中国的文明古国似乎很不相称。”季羡林认为，计算北大的历史，可以采用两种计算法：一个是从古代的太学算起，到了隋代，改称国子监，北大所传的正是国子监的衣钵；一个是比较流行的而且实行的计算方法，是从以国子监为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算起。萧先生则认为，“北京大学创立于1898年，是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初名京师大学堂，其前身是国子监。辛亥革命胜利，民国元年（1912年），改今名。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是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还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党在早期战斗、活动的重要场所。”他认为，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北大的第一次定位，这次定位和对国子监的继承有密切关系，可称之为传承定位，是把国子监的地位传承了下来。
（二）现代定位
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以来，北大的定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发生了第二次定位，也可称之为现代定位，这就是北大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成为传播民主、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党在早期进行战斗、活动的重要场所。这次定位鲜明地凸显了北大在现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影响中国现代以至当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至深且巨，它比第一次定位更富有价值，确定了把北大推向中国大学排头兵的地位。
（三）当代定位
萧先生认为，经过前两次历史定位，北大正在实现其第三次定位，可称之为当代定位，即继承和发扬前两次定位的好的传统，结合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在21世纪初叶把北大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使之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七、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一）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与导向
萧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目标是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独立是首要目标，就是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民主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紧迫要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人民民主是同时俱来的不可分割的一对联体。统一是特定条件下中国政治发展所独有的一个目标。富强是在国家独立基础上中国政治发展要实现的主要目标。中国政治发展的多重目标意味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是艰难和曲折的。这种在一个历史进程中要达到多个目标，完成多项任务，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明显特点。
他认为，政治目标的多重性和实现目标的艰巨性，决定了政治发展进程的长期性。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经历了以资本主义为导向到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历程。在资本主义导向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多个目标，一个也未能实现，政治发展严重迟滞。五四运动后，在社会主义导向下，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国政治发展的多个目标，已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上次第得到了实现。
（二）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与目标转换
萧先生认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起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迄今已经历了民主主义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两大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因政治目标的转换又可划分三个时期，即1840年至1912年的中国人民争取资产阶级民主的旧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时期，1913年至1919年的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换的政治发展时期，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人民以争取人民民主制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主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开始。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阶段的目标，除了富强之外，也还有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以及国家统一等问题。
（三）关于毛泽东政治发展学说
萧先生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理论主要是关于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学说，其哲学理论、经济理论、文艺理论等等，都是联系或围绕着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而展开的。毛泽东政治学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一块基石。因此，研究毛泽东政治发展和政治革命的学说，既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毛泽东的政治发展学说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产生的，主张以社会主义为政治发展的导向；人民群众是这一政治发展过程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导者和领导者；武装革命是民主革命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和平革命是社会转变阶段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保障手段，政治改革是实现这一发展的具体途径。
八、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它植根于中国土壤，极具中国特色，富有时代精神和生命力。
（一）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
当代中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萧先生认为，多阶级推进的政治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多政党共存的状况。两头小、中间大，多阶级、多阶层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一种基本历史条件。由于外国列强的侵略，对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把中国弄得支离破碎；这种侵略政策同中国的地方农业经济、各种亲缘族际的宗法文化相结合，造就了多阶级、多阶层、多帮派、多割据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这是中国多个现代政党产生的国情背景和社会基础。
二是民主革命的历史基础。萧先生认为，各进步阶级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联盟与合作，导致相应政党的合作。由多党派、多联盟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历史基础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由于面对着共同的强大敌人，迫使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不得不携起手来，奋起抗争。在抓住难得的革命历史机遇，勇敢迎接挑战，共同推进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各党之间建立了互谅互信、互相支持的长期政治联盟。根本利益的一致和在斗争中形成的紧密联系，是今天中国多党合作的历史基础。
然而，多党的存在，往往意味着多个中心的分离与对立。萧先生认为，没有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实行高度集中的有力领导，要在政治、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旧中国，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的政党实行集中有效的领导，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正确地确定了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目标、道路和主体性力量，成为政治发展过程的主导者和多党合作中的领导性力量。
（二）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与特点
1.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萧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是社会主义的政党制度。处于制度主体地位的各个政党，都是社会主义政党，它们都是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为建党的最高纲领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因此，这些政党依据各自的地位、力量、优势，按照一定的法规程序构建而成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它根本不同于为谋一党一派之私利而运行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中国现存的各个政党依据一定的制度规范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政治参与，除了人民的利益，不谋自己一党一派任何特殊的利益，这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本质内涵和鲜明特色。
萧先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党制度，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各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保障各民主党派的参政权利，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完全平等地对待各民主党派，并与之合作。这些在宪法和其他有关法规中都作了明确的规定。由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载明各个政党的角色功能，规范其相互依存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平等合作，这在世界各国政党的运行机制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当代中国政党制度与由一个党执掌国家政权的一党制不同，与由两个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或由几个党联盟执政的多党制也不同。它是在中国的大地上、从历史的发展中生长出来的完全新型的政党制度。
2.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同世界各国已有的政党制度相比较，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有其本身固有的显著特点。其一，它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是中国人民的一项创造，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既不是一党制，也不是两党制或多党制，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使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得到保障，合作富有成效；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又大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涵，极大地改善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职能。就建构这一制度的要素及其运行态势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民主党派合作这两方面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其二，它使人们的政党观念发生了变化，赋予政党功能以新的内涵。通常，政党都是以执掌国家政权、通过执政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为目的的。但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显示，政党并非都以执政为目的，执政并非构成政党的唯一要素。中国现存的民主党派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各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执政并非其功能，它们的功能是参政，但这并不影响它们作为现代意义的政党而存在。这也就是说，在政党发展史上，出现了以参政为目的而活动的政党。其三，它提供了新的民主形式，把民主制度的完善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民主形式，一般都是通过竞争性的普选制，通过投票、选举表现出来。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关于民主的运作，是通过多党合作、政治协商而表现出来。这是一种协商性民主，即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或国家公职人员的任免，先由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个民主党派相互之间，进行充分的民主协商，在取得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意见基础上，然后进行投票、选举、表决。这种协商性民主有利于保障、照顾弱者和少数人的利益，而避免发生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条件的不民主行为。这种协商性民主，在协商中也有竞争，有利于更全面地反映人民意见，作出正确的抉择。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
一代有其一代学术。萧先生作为新时期中国当代政治学的一代拓荒者，其政治学研究是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尽管在他看来还处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阶段，但正是他这种对待教学和治学始终谦逊而执著忘我的精神，鞭策着后来者承继传统，薪火相传。他深信，中国政治学“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有志于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的青年朋友，是会做到的。吾愿馨香以祝之”。这是萧先生为人治学的真实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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