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最大国情对电视传播的基本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情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表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电视界内外的欢欣鼓舞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中国电视的光明前景是勿庸置疑的。
然而，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最大的国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党的十五大报告立论的基础，也是我们党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纲领和各项部署的基础。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坚持初级阶段理论不动摇，这对于中国电视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对电视传播中是非的明辨和疑惑的解释，对中国电视发展的基本走向和现实道路，对中国电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战略，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解决，其先决条件就是充分认识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并以此来制定发展规划。
一、来自三个不同层面的例证
其一，剧作家张宏森写道：“电视剧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一堆养生的血汗钱可以让很多需要救助的孩子重归课堂，可以给灾区的群众解决饥寒；然而，这堆钱堆砌出来的却是一部让中国老百姓认为不属于他们的戏，甚至戏中的富丽堂皇和缠绵悱恻非但不能激活他们生存的意志，甚至会引起一种人生无奈、抱怨自身命运的悲凉感叹。人们不得不发问：剧作家的关怀在哪里？”张宏森认为：“我们是一个刚刚起步走向富裕的国度，目标尚在远方，贫穷就在身后。这注定了历史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形成湍急的涡流，注定了我们身处的时代举步维艰。……生活在底层的八亿农民，唯一依靠的娱乐可能就是一台电视机，而电视机传出的繁华和花哨却让他们一脸茫然，一片荒芜。为什么不说说老百姓心里的事和活着的事呢？”（转引自《新华文摘》1995年第10期第118、121页）
张宏森在这里提出的诘问没有坐而论道的嫌疑，因为我们看到了他创作的电视剧《西部警察》和《车间主任》。有关这两部戏已好评如潮，不必笔者在此饶舌，还是用张宏森自己的话说吧：“你没有底层感，没有正义和正气，没有和生产的水乳交融，没有和老百姓的血肉相连，不拿出用真正劳动换取的实力和真货，剧作家和老百姓的期待便永远是一个不等式。”（引文同上）
其二，香港学者潘忠党写道：“电视所表现和推动的流行现象在我国只是极少数人的现象，它们实际上只是在很小的地域和社会空间内流行的现象，这是一个由年轻都市居民为主体的空间，以他们的生活为核心内容的空间，它与我国仍然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以‘披星戴月’的方式奔波生计的人们关系遥远。……”、“超脱于历史过程之上（或之外）来谈电视的力量，不免形成‘媒介决定论’的轻率论断，把人类历史这样活生生的过程看成是媒介技术演变的过程，这是麦克卢汉以及继承其衣钵的波士曼所共有的理论缺陷。”、“电视媒介并不是个解释变量，要理解与解释电视与流行现象之关系，我们还是要探讨我国人民如何在现实条件下构筑他们的社会实践，探索他们如何运用电视媒介构筑自己的活动和社会关系。”（《新闻与传播研究》 1996年第4期第43、44页）
潘忠党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学博士，可以说是一位精通西方电视理论的学者。然而，在我所看到的他的论述中，对中国国情的把握颇为到位，没有坐而论道式的指手划脚，在“经院学派”的传播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
其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的这一栏目用语如今已是家喻户晓。平民意识和人间真情构成了“生活空间”的价值取向，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体验使观众极容易获得情感的共鸣，正像尹鸿所言：“节目中的那种对个体命运的关怀、对现实人生的表述，也许不能像好莱坞电影那样尽情地释放观众的潜在心理欲望，不能像那些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的电视剧那样让一些天真的观者忘乎所以、涕泪沾巾，但是它们却可能因为对时下普通中国人身心状态和境遇的关怀而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博大的同情心和真诚的现实精神，与大众共享对于自我以及自我所生存的这一世界的理解，从而与观众达成心灵的融合。”（《电视研究》1997年第5期第46页）
以上这三个实例来自创作、研究、操作等三个不同的层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中国电视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及时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愿望、意见和呼声，正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同情人民的一切希望与忧患、热爱与憎恨、欢乐与痛苦。它把在希望与忧患之中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52页，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二、初级阶段理论对电视传播的警示作用
电视每日每时都在或正面或侧面地反映和折射着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电视对宏观的社会大背景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对当代中国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聚焦和观照。那么，当代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什么呢？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五大报告从九个方面作了全面概括，包括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目标、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特征、文化特征、生活水平、历史和地缘、地域特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特征、意识形态特征等，强调这个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就足以使我们坚信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更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中国电视从1958年诞生之日起，经过近4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但是，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些伟大成就又是初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同样反映在电视事业上，例如：
第一、散滥问题在电视事业发展中比较突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披露过安徽某县非法的电视台竟达20多个，堪称世界奇闻。既然办电视也能赚来钱，那么就一窝蜂地上吧，初级阶段的某些无序乃至混乱现象在电视事业发展中有多方面的表现。
第二、中国电视的发展速度、建台数量、从业人数堪称世界之最，但队伍建设面临严峻形势。有的电视台几年内人员翻番，但滥竽充数者并不少见，队伍的质量已成为制约电视事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电视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亟待加强。
第三、进入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大潮对严肃文化、精英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无主流、无深度、一次性、平面化的消费文化呈现泛滥的趋势。这些东西反映在电视传播领域中，集中表现为电视剧文化品位低俗的倾向。在“电视剧就是通俗艺术”，“电视剧的商品化趋势不可阻挡”等所谓“理论”的误导下，有些电视出现了偏离文化的倾向，表现出一种拒绝其文明教化作用而纯粹要供人消遣的所谓“潇洒”。
中国电视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实际。就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电视事业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还不具备“赶英超美”的实力，还不存在与发达国家电视中常见的奢华场面的可比性，还必须正视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电视注定了要从本质上拒绝贵族化的倾向；注定了底层感和平民情结要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注定了必须体察历史和时代的需要，必须时刻勿忘人民、勿忘黄土地、勿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
你可以说在电视台、电视机、电视观众、电视从业者等等方面号称世界之最，但这是不是说明你的电视事业就已经现代化了呢？换句话说，中国电视事业现代化的标志到底是什么？中东一些石油输出国家人均收入排行世界前列，但没有人把它们列为发达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没有人认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现代化了。广东沿海和浙江温州一带的农民已经非常富庶，有人可以买台奔腾586 回家就为了玩游戏，有人甚至给活着的人修建了豪华坟墓，这叫现代化吗？目前，我国电视剧的年产量已近一万部（集），但能够称之为精品的又占多大份额呢？很明显，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标志不能仅仅有“故宫、长城”，更重要的是必须有“经史子集”，有可供后人授业、传道、解惑的书面文本。一句话，对中国电视现代化的判定，必须有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文尺度。
曾几何时，深刻和理性的东西受到了嘲弄，庸俗和浅薄的东西博得了喝彩；诉诸官能的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包括电视在内的中国传媒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的困惑与慌乱提醒着人们：被推向市场的中国电视是否太疏远了英雄，电视工作者是否太远离了责任。如果中国电视仍以躲避崇高、告别责任为乐事，那么，中国电视表面繁荣的背后，恰恰隐藏了深刻的危机。
正是在屏幕上“弃绝铁马冰河，闪烁尔虞我诈。风靡‘蝶恋花’，嘲笑‘满江红’”时，电视新闻工作者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的这句栏目语尤如石破天惊，生动而形象地表现了中国电视传播的基本定位，在中国电视现代化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民是电视的主人，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及时、形象、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确立人民群众在电视传播中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电视的基本属性之一。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电视事业安身立命的法宝之一，须臾不可忘记。中国电视只有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首先赢得中国广大观众的喜爱，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
电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电视文化表现出的一般特点，在中国具有特殊性，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决定了电视文化是一种大众的、普及的、通俗的文化这一基本特征。
但是，电视传播的广泛性与人民性决不是一个概念，对电视中大众文化的宽容，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大众文化负面效应的警惕和纠正，更不允许低俗化甚至反文化的猖獗。任何有违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一宗旨的电视作品，绝不是给生活增添亮色，也不是在歌颂社会主义的美好，而是给社会蒙上虚伪的纱帏，造成极强的负面效应。
中国电视不仅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必须要有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衡量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包含了经济和人文两种尺度。经济尺度就是效率尺度，反映了电视事业追求物质资料的积累，推动电视生产力发展的目标的合理性；人文尺度来源于现代民主进程中以人和人的发展为尺度的价值观，人文尺度超越于眼前的功利，从本源层次上肯定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必须重视经济尺度，围绕事业办实业，办好实业促事业，不断增强电视事业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决不离开人文尺度，必须把实现电视传播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的真正内涵和终极目标。因此，中国电视要在传播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底蕴，工业化的电视节目生产决不能以牺牲电视的美学属性为代价，任何商业化的包装也不应该使电视传播失去其应有的人文关怀与诗性品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电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原则之一。
确认初级阶段，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视传播的基本定位，这决不意味着永远停留在初级阶段，而是为了最终走出初级阶段。通过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以现代意识正确对待传统，进而开掘出国人之魂，推动中华民族在世纪之交的伟大振兴，这才是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
标签：现代化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