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农业不是英国农业和经济衰落的原因——与徐正林和郭豫庆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英国论文,同志论文,原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83 —0214（2000）01—076—08
徐正林博士和郭豫庆博士在《历史研究》1995年第3 期上发表了题为《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的论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在“大农业体制”的作用、大农业与农业革命和工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向传统观点挑战。此文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做了转载，《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刊登了摘要，可见在世界史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者提出，英国农民经营体制在1760年以后开始衰落，逐渐被以雇工为主的大农场所代替。至19世纪上半叶，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已基本消失，“大农业体制”得以确立。
《新论》的作者认为，说大农业的兴起有利于英国农业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工业化的推进的观点“缺乏史实根据，有必要重新讨论”。他们认为，大农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英国农业的发展”，“1700年前后英国在农业家庭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革命’，它与主要兴起于18世纪之后的英国‘大农业’制度在时间上相距约半个世纪，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由盛到衰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恰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由家庭经营向大型雇工农场经营的转变在时间上相重合。”（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2页。）他们还认为，议会圈地在农业上没有起多大作用。作者把英国19世纪80年代以后耕地面积减少、耕作粗放都归因于大农业，并说大农业体制的建立，给工业资本积累带来了诸多不利，认为资本积累“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工业部门自身，二是通过暴力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 期，第157页。），对大农业有利于工业资本积累的观点提出异议。 作者得出结论说，大农业体制的推行导致了英国农业的衰落，因而削弱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并推而广之地说：“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农业发展较为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西北欧国家、日本等，普遍实行的是农民家庭经营形式。”（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4页。）“就世界范围来说，凡是工业发展较快、较平稳的国家，其农业的发展也多半是成功的。之所以成功，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选择了农民家庭经营体制。如果深层次地探讨近代英国由盛到衰的历史，那么从它实行‘大农业’体制入手，也许会得出若干新的启示。”（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9页。）由此可见，《新论》作者不仅把大农业看成是英国农业衰落的原因，也把它看成是近代英国“由盛到衰”的原因。
应当说，以上观点在国内都是相当新的。这些观点是不是言之有据，能否站得住脚，笔者未做过深入研究，不敢妄加评论。但笔者对此文有几点质疑，冒昧提出来，供学界同仁讨论，以期得出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一 大农业的兴起不是英国农业由盛到衰的原因
《新论》作者说，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农业就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并说“这一转变恰与英国农业经营体制由家庭经营向大型雇工农场经营的转变在时间上相重合”。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首先，作者没有提出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有力论据。他们说：“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英国农业家庭经营被破坏，农业生产也开始遭受挫折，农业发展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农业衰落首先表现为耕地利用率的缩减。”（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2页。）而作者所列举农业衰落的例证却是1911 —1915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耕地面积比1871—1875年减少了1／4，谷物种植面积1913年比1867年减少了47.9%。作者列举的小麦总产量下降的例子是1884年以后的，各种粮食作物的平均年产量下降的例子是1865 —1874年以后的。 作者的这些证据只能说明，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英国农业才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而不是作者所说的，在18世纪中期以后，就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转变”。
其次，19世纪末英国农业的衰落也不能归因于大农业的发展，衰落的首要原因是来自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廉价农产品的竞争。自从1846年取消谷物法后，英国成了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外国谷物可以自由进入英国市场。在19世纪，由于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开发，种植业和畜牧业迅速发展，生产出了大量剩余粮食。过去由于路途遥远，运费高昂，粮食输出受到限制。但是自从发明汽船以后，海上运输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中期以后，造船技术有了很大改进，因螺旋桨取代了明轮，钢船取代了木船，汽船逐渐在远洋运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加上铁路和内河航运的发展，运费大幅度下降，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从纽约运到英国的小麦运费下降了2／3以上。1868—1879年间，从芝加哥运到利物普的小麦，平均每夸特的运费是11先令，1892年降到4先令4便士，1902年又降至2先令10.5便士。 低廉的生产成本和运费导致大量廉价谷物涌入英国和欧洲国家市场，结果使英国市场粮价下跌持续了20年：英国小麦的平均价格从1870—1874年的每夸特55先令下降到1895—1899年期间的28先令（注：希尔：《英国经济和社会史，1700—1982年》（C.P.Hill,Bri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700—1982），伦敦，1985年，第101页。）。这对英国， 甚至对整个欧洲的农业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普遍减少，种地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亏损，结果造成部分土地荒芜，有的土地被弃耕还牧，以致耕地面积减少，粮食生产量下降，从而导致1873年以后的农业危机和农业衰落。70年代的农业衰落还有自然灾害、过重的税收等方面的原因。反复出现的潮湿阴冷天气造成农业严重减产。教育税、卫生税等名目繁多的地方税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难以抗衡外国廉价农产品的竞争。畜牧业的境况虽然好一些，但因冷冻技术在肉类运输方面的运用（1880年以后），也使外国廉价的肉类涌入英国，畜牧业也受到强烈的竞争，这无疑使英国的农业雪上加霜。由此可见，英国农业的衰落并非因为大农业的发展。
第三，事实是，大农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导致农业的衰落，反而使英国农业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作者说：“英国在18世纪中期后，随着大型雇工农场的兴起，农民与土地直接结合的关系被打破。他们在扩大耕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方面的积极性受到压抑，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关切程度降低，致使英国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18世纪中期之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丰收期宣告结束，农业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衰落景象。”（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3页。）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19世纪前70年，英国农业的年增长率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比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有显著提高。据估计，1650年，每英亩小麦产量大约只有11蒲式耳，1800年约19.5蒲式耳，19世纪50年代提高到34.8蒲式耳。在1650—1800年的150年间， 每英亩小麦产量仅提高77%，而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79%（注：M.特纳：《18世纪的农业生产率：来自粮食收获的证据》（ M. Tur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vidence
from Crop Yields），载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35卷（1982），第504 页。）。1700年，1英亩耕地只能养活0.18人，到1800年能养活0.25人， 换句话说，每英亩地的产出率提高了44%。农业生产的年增长率在1790—1815年之间平均为0.2%，1816—1846年间，平均年增长率提高到约0.5%，可见增长率在逐年加快。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提高，1700年，一个农业工人只能养活1.07人，1800年能养活2.5人（注：R.弗拉德和D.麦克洛斯基主编：《1700 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 R. Floud andD.McCloskey,eds.,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1700.），剑桥，1981年，第1卷，第70、71、192页。）。这与《新论》作者关于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农业生产出现了明显的衰落景象”的结论显然是完全相反的。
杨杰教授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他引用的资料显示， 1750 —1850年，小麦产量增长了25%，大麦和燕麦分别增长了68%和65%。粮食总产量从1700年的317.5万夸特提高到1866.5万夸特，大约增长了6倍。畜牧业亦有很大发展，食用肉的产量从1750年的600万英担上升到 1850年的1200万英担。就是在1873年英国农业陷入大萧条以后，由于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量仍在继续增长，1871—1914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仍有0.3%（注：杨杰：《英国农业革命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变革》， 《世界历史》1996年第5期，第17页。）。
是不是雇工劳动就一定要导致生产的下降呢？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历史作用就会成为问题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固然会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管理制度完全可以抵消这一缺陷，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发展，这已经是被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无须笔者在此多费笔墨。
由此可见，说在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农业因大农业的建立和家庭经营体制的解体而衰落，“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其农业生产绝对量持续下降”的结论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是站不住脚的。
《新论》作者在谈“大农业体制”的确立时，并未对18世纪下半叶英国农业经营单位的规模做具体分析，不知他们所说的“大农业体制”规模究竟有多大。但他们关于19世纪上半叶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已基本消失的说法并不完全合符实际。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家庭农场，雇工农场和家庭农场在许多欧美国家长期共存，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拿英国来说，到1851年，占地300 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有耕地总面积的1／3强，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占有耕地近22%， 其余为占地100— 299 英亩的中等农场（注：钱伯斯和明格：《农业革命，1750 —1880年》（J.D.Chambers & G.E.Mingay,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1750—1880》，伦敦，1966年，第93页。）。由此可见，虽然大、中型农场已占主导地位，但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小农业单位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家庭农场在经营园艺业、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方面，可以弥补大农场之不足，所以仍有一定活力。特别是在农业实现机械化以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一个农民可以耕种的土地随之增加，家庭农场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在当今的欧美国家，许多家庭农场也具有相当的规模，它们为市场生产，而且常常在农忙时雇佣季节性工人，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家庭农场也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把家庭农场完全和资本主义大农业对立起来。
《新论》作者认为，英国农业随着大农业的发展而走向衰落的论据是，随着家庭经营体制被破坏，“农业生产开始由精耕细作的集约经营转向粗放耕作”，随之发生了技术发展停滞、产量和效益低下、谷物价格飞涨的情况。他们认为，体现英国农业技术进步的农业革命发生在大农业兴起以前，是在农业家庭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样的结论同样与历史事实不符。尽管新作物（牧草、块根作物等）和新耕作技术（如轮作制）在16世纪已经出现，但农业技术变革最快的时期正是在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起来以后，特别是在 19 世纪中期所谓“高级农业”（high farming）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以新耕作制得以普遍推广、农家肥和化肥被广泛采用、排水技术的革新和粘土地的改造、农具的改革、农业机械的发明和推广、粮种和畜种的改良、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投入的大量增加而载入史册的。正是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才能有前面提到的单位面积产量、绝对产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
18世纪中叶以前的所谓“家庭经营体制”实际上就是建立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小农经济。虽然农民经济也有剩余产品，农民也从事商品生产，从事家庭手工业，对推动工业发展起过作用，但因农民占地面积不多，经济实力弱，扩大再生产能力不强，不可能对农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很难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发展潜力有限。小农只能从事简单的商品生产，不能适应大工业发展的需要，把这样的经营方式理想化是违背历史潮流的。
《新论》作者说，英国的农业革命发生在1700年前后，这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英国学术界对农业革命发生的时间至今没有一致的看法，在英国，确有学者认为它是发生在18世纪中期以前，但这种观点影响并不大。像农业革命这样的经济技术变革，不可能在1700年前后这样一个短时间内完成，很难说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笔者曾著文论述自己的观点（注：见拙文《英国农业革命初探》，《世界历史》1990年第1 期。），认为农业革命的内涵应包括土地制度变革和农业生产技术变革两大方面，土地制度的变革是经过圈地运动、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土地买卖和议会圈地完成的，农业技术虽然在16世纪有变革的趋势，但主要的技术进步是在18世纪下半叶和19世纪取得的。 因此， 笔者不同意在1700年前后就完成了农业革命的观点。
二 大农业不是工业化的障碍
《新论》不承认大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工业的发展，有利于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观点。作者认为，英国工业资本的积累“主要是靠两种方式：一是工业部门自身；二是通过暴力对海外进行殖民掠夺。”（注：《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57页。）这样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时，可以不依靠农业的积累。正如农业史家保罗·贝罗奇所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没有农业先期发展（或者无论如何要同期发展），任何重大的工业增长都是不可能的。”（注：卡洛·奇波拉：《欧洲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卷，第374页。）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必须以一定量的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足够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为前提。资本积累的途径当然不只是农业，手工业、国内商业、海外贸易、国债、税收、奴隶贸易、殖民掠夺等都是积累资本的重要渠道，但农业的作用是绝对不能低估的。议会圈地运动完成了确立现代土地私有制的过程，为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此过程中，市场地租取代了传统的习惯地租，加上农业的迅速发展，土地收益增加，这为农业剩余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创造了前提。据估计，到19世纪20年代，农业节余约提供了非农业投资的1／5（注：N.F.R.克拉夫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N.F.R.Crafts,British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牛津，1985年，第138—139页。）。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地主们大量投资开发矿山，开凿运河，修建铁路，兴建工业企业的事实是尽人皆知的。在1758—1801年期间运河公司发行的1300万英镑股票中，大部分被地主认购（注：钱伯斯和明格：《农业革命，1750—1880年》，第203页。）。
地主在圈地、在改变传统租佃关系的过程中，使一大批小农失去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又释放出一大批剩余劳动力。这些农业剩余人口流入城镇和工矿区，为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为城镇工商业提供劳动力的问题，有这样一组概括性的资料，似能说明问题。从18 世纪下半叶起， 英国农村人口的比例就开始下降，城镇人口迅速增加，英格兰和威尔士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750年的25%左右提高到1801年的33.8%，1851年达到50.2%，1911年上升到78.1%。农村人口开始相对下降，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绝对数并未减少。但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部分农村地区的绝对人口数开始减少，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全国农村地区的绝对数也开始下降了（注：道奇森和巴特林主编：《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史地理》（R.A.Dodgshon and R.A.Butlin,eds.,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伦敦，1978年，第326页。）。不列颠农、林、 渔业占用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从1801 年的35.95%降到1851年的21.7%，1901年更降至8.7%（注：迪恩和科尔：《英国的经济发展， 1688 — 1957年》（Phyllis Deane and W.A.Cole,British Economic Growth,1688— 1957），剑桥，1964年，第142页。 关于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为城镇工商业提供劳动力的问题，笔者过去曾做过专门论述，详见拙文《圈地运动——工业革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英国工业革命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以及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新论》只讲工业化深入发展对农民的吸引作用，而忽视农业变化所产生的“推力”，是不全面的。农业释放出剩余劳动力，城镇工商业发展又恰好需要劳动力，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才推动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只强调其中任何一面，是片面的。规模化农业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省劳动力，有利于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对工业化的推动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它表现在向非农业人口和工业部门提供食品、原料和吸收工业品方面。小农经济由于经营规模小，资金有限，商品化程度低，向城镇工商业提供食品和原料的能力有限。
也许有人会说，19世纪以前英国农业还自给有余，而到19世纪却成了农产品的净进口国，这不恰好证明了农业的衰落吗？其实不然。英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并非因为农业生产量下降，而是由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1751—1851年的100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577万增至1673万，增长了190 %（注：赖格利和斯科菲尔德：《英格兰人口史， 1541 — 1871 年》 （ E.A.Wrigley and R.S. Schofield,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1541—1871），伦敦，1981 年，第28页。）。因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粮食的增长，英国才不得不进口粮食。1701—1801年期间，英格兰人口增长了72%，食品自给率从101 %降为90%，降低了11个百分点，若没有粮食绝对产量的提高，自给率决不会这样高。
小农经济吸收工业品的能力也很差。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适应了工厂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它在向工业提供食品、原料、资金和劳动力的同时，还提高了吸收工业品的能力。随着农业投资的增加，农用建筑和农业技术改造需要大量建筑材料、金属、农机具、化肥、排水管、煤炭、石灰及其他工业品，农民收入的增加也提高了对日用工业品的需求。农村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对刺激工业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三 英国“由盛到衰”的转变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大农业
《新论》不仅把英国农业由盛到衰的转变归罪于大农业，而且把英国这个国家“近代由盛到衰的历史”与“大农业体制”联系起来。作者的这种看法与英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同样相去甚远。前面已经谈到，在英国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时期（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正是农业技术变革和农业发展速度加快、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劳动生产率等都有很大提高的时期。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最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到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和贸易大国、海上霸主和殖民帝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1820年，英国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量的50%。由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1760年以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适应和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因此对英国的强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不是相反。
英国丧失工业霸主地位、走向相对衰落的时间倒是大致与发生农业大萧条的时间相一致，但英国的相对衰落主要不是因为农业的衰退，而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到19世纪下半叶，德、美、法、俄等资本主义大国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英国丧失了在世界工业品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国际竞争加剧；英国工业化开始得早，设备相对陈旧，英国有广阔的殖民地，对外投资有利可图，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以致资本家不愿在国内投资，结果国内投资率低，设备更新缓慢，许多科技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英国在以内燃机、电力、炼钢和化工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落在了后起的美国和德国的后面，使美国和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先后超过英国，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退居第三位。这时，大不列颠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从1801年的32%降至1901年的6%（注：[日 ]宫崎犀一等编：《近代国际经济概览》，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28页。），农业因关系国计民生，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已经不那么大了。
再说，美国和德国的迅速崛起也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农民家庭经营体制”。据笔者所知，德国，特别是美国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也是相当发达的，而农民经济比重较大、存在时间比较长的法国和俄国倒是这几个国家中相对落后的。
在19世纪，美国因存在大量未开垦过的土地，获得土地的机会比欧洲国家要多得多，许多从欧洲移民去美国的人只要有一定资本，都有可能在美国的中西部获得一块土地耕种，特别是在1862年开始实行《宅地法》以后，许多人获得了土地，因而造就了大批小农。但与此同时，美国大地产的规模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在1785年颁布第一个土地法令时，把国有土地划为每份640英亩的大地段出售，后来在农民的反对下， 才把出售地段的规模减少。在美国向西部扩张的过程中，政府把大量国有土地廉价出售或赠送给大资本家和大地主，无偿划拨给铁路公司和其他公司团体及教育机构，给土地投机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土地投机商大肆兼并土地，因此产生了一大批大土地所有者。农民的迅速分化也加快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一些小农或因竞争力弱，或因债务，或因天灾人祸而破产，逐渐被大土地所有者和大农场主排挤，因而丧失土地，沦为雇佣劳动力。
在美国的北部地区，到处都有规模巨大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在19世纪80年代，在明尼苏达州的红河流域，有些巨型“富裕农场”的规模超过3万英亩，在收获季节，一个大农场雇工就达1000人以上。 类似的小麦生产基地还有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区，那里成万英亩的私人农场并不罕见（注：H.N.沙伊贝：《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译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9页。）。至于美国内战前的南部种植园经济，更是以规模大而闻名。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种植园的规模一般都有700—800英亩，由几十个奴隶耕种；有的大种植园有上万英亩土地，每个种植园拥有的奴隶多达几百人，当然也存在只有几个奴隶的小种植园。在内战结束以后，美国农业生产集中的过程是相当快的。据统计，在1860年至1880年之间，土地面积在1000 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增加了23000个，到1900年大农场达到47000个，占地面积达2.324亿英亩，接近农场占地总面积的1／4（注：张友伦：《美国农业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8页。）。小农场的数量虽然比大农场要多（1910 年占农场总数的58%），但占有耕地的比例和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都不大。1910年，占地1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仅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8%， 占地100 —174英亩的中等农场占有耕地面积的26.9%，占地175英亩以上的大农场虽然只占农场总数的18.2%，却占有耕地48.8%，这些大农场的生产量占了美国全部农产品价值的52.3%，而占全部农户总数58.8%的小农户仅生产了农业总产值的22.1%（注：樊亢等主编：《外国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34、37、38页。）。由此可见，美国农场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如果拿美国和英国一个农业劳动力所占用的土地面积来比较，就可以看到，美国农业的规模比英国还要大。1880年左右，美国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有土地71公顷（175.5 英亩），而英国只有8 公顷（19.8英亩）（注：[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卷，第373页。）。由于美国存在数量众多的大型农场，需要庞大的雇佣劳动力队伍。仅在1880—1890年期间，在伊利诺伊、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南北达科他等7个州，农场雇佣农业工人人数就从363233 人增加到631740人；1900年全国雇工人数达到200万人（注：张友伦： 《美国农业史》，第182页。）。
不错，美国多数的农场都是家庭农场，但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家庭农场也有相当的规模，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面向市场组织生产。而且，在农忙季节，许多家庭农场也大量雇佣临时工。因此，不能把这样的家庭农场和《新论》作者所谈的18世纪中期以前的“家庭经营体制”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它们和资本主义大农业对立起来。
德国的农业也不是以家庭小农业为主要特色的。德国在废除农奴制和进行农业改革的过程中，保留了容克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容克地主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利用雇工劳动，开办大农场，实现规模化经营。据统计，19世纪80年代，德国占地5—100公顷以上的容克地主和富农占全国农户总数的23.4%，占有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4.3%（注：W.措恩：《德国社会经济手册》（Wolfgang Zorn,Handbuch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und Sozialgeschichte），斯图加特，1976年，第2卷，第512页。）。 1882年，德国占地20公顷以上的农业企业占有全国耕地55.5%。大型农业企业不仅雇佣长年雇工，而且还在农忙时招募季节性短工。
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和德国农业生产单位的规模都还在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农场总数从1940年的600万个减少到1973年的280万个，每个农场的平均占地面积从175英亩增加到385英亩。1970年，占农场总数10%的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业总产值的53%（注：王章辉、黄柯可主编：《欧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城市化》，第82页。）。德国在过去25年里，农业企业的数量也减少了一半。德国当局认为，德国农业的弊端之一就是有些地区农业企业的规模还不够大，效益不够高，出路就在于扩大规模化生产。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和德国后来居上，并不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农民家庭经营体制”，而是有复杂得多的原因，这些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及自然条件等方面的，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赘述。
最后想顺便说一句，国外学术流派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观点都有，我们在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时，有必要扎扎实实地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夫，不能见到什么新观点都去搬来，盲目照抄，更不能根据某种需要随意剪裁历史、伪造历史。
责任编辑注：《近代英国“大农业体制”新论》徐正林、郭豫庆著转载于本刊1995年第10期。
【收稿日期】 199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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