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志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木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乔木同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在党的还是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重义。它掀开了党和共和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胡乔木同志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参加了工作会议，并列席了全会。我作为他的秘书，随他一起住进了会议所在地——京西宾馆，有幸亲自经历了这一伟大事件，亲眼目睹了乔木同志为会议主要文件的起草所做的大量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是在1978年11月10日开始的。会议原定的议程有三个：一是讨论如何把农业搞上去，主要讨论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学习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在开幕会上，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数同志的意见，提出在进入上述议程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问题；但是又说，这是新形势的需要，列宁和毛主席都曾提出过要按照形势的需要，实现这种转移。
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3日下午，午睡一醒，乔木同志就叫我到他房间。他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因此，这次的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说下午的小组会上他要发言。会后，简报组很快将他的发言记录送来请他过目，说要在简报上全文刊用。
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他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并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全会公报上反映了出来。
但是，正如乔木同志发言中引证的列宁的话所论述的那样：政治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华国锋同志和另外一些仍身居要职的同志，不仅没有提出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倾错误，相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阻挠天安门事件和“文化大革命”中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拖延老干部的工作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将党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呢？因此，尽管会议事先规定的议题都是经济问题，但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天安门事件、冤假错案等等这类政治问题上，使会议脱离了华国锋同志事先设制的转道，成为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发起的一场总攻。而在会议出现的这一重大转变中，起带头作用的，打第一炮的，正是德高望重的陈去同志。
就在乔木同志发言的同一天，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说他完全赞同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顾虑的。对有些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接着，他列举了薄一波同志等61人和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彭德怀同志的名誉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错误等6个问题。陈云同志当时在党内虽然只保留有中央委员一职，但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形成的巨大威望，由于他所讲的这6个问题恰恰是触及到“左”倾错误要害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他的发言在简报全文刊登后，立即引起了各组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一下子使会议气氛活跃了起来。这使我想起在这以前一年多，同样是中央工作会议，陈云同志在书面发言，提出粉碎“四人帮”后应当解决两件大事，即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会议简报组竟然要求他把一些他们认为敏感的话删去，而当遭到他的拒绝后，居然在简报上不予刊登。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时过一年多，党内健康力量与错误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已经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潮流了。
正是在这次会议形成的这股巨大潮流的推动下，北京市委于11月14日作出决定，认为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决定于当天获得了中央批准，并于15日刊登在《北京日报》上。那天早上，乔木同志笑着对我说：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我马上找到报纸，看后虽然也很高兴，但感到这句话还不能说是给这一事件最后定了性。而有意思的是，新华社在当天编发通稿时，为了有一个醒目的标题，索性把那句话概括成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推敲起来，这两句话应当说是有差别的。因此，消息在16日的《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见报后，有的同志对这样概括是否能得到中央的认可，心里还有点打鼓。直到11月25日，华国锋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代表中央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牵动亿万人心的问题才最终得到了解。在这次讲话中，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等同志的历史冤案被平反，“二月逆流”问题和杨尚昆同志的问题也被平反，并明确要对康生、谢富治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至此，会议在与会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的进展。
不过，在华国锋同志的讲话中也有些问题没有讲到，其中最为大家关注的是“两个凡是”的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因此，讲话之后，这两个问题又成了会议上最“热门”的话题。乔木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希望华国锋同志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就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后来，在会议闭幕时，华国锋同志表了态，特别是对小平同志在讲话中用很大篇幅精辟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对此，由乔木同志主持起草的全会公报是这样写的：“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至此，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也得到了最后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两个凡是”的方针也就不攻自破了。
在会议进行的过程中，会外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一些群众受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鼓舞，在西单墙上贴出大小字报，要求追究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同志的责任，有的甚至提出要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并引起了群众间的争吵。后来，发展到一部分人到天安门广场举行自发集会，发表演说。上海还发生冲击报社，要求报纸刊登群众集会消息的事件。当时，华国锋同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领导的主动权，领导全党及时和正确处理这一新动向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了虽恢复党中央副主席职务不久，却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同志身上。在北京市委向中央领导同志最初汇报时，邓小平同志就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明确指出：工作要跟上，要积极引导群众，对大字报不能任其自流（当时宪法中还没有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不要离开党中央的领导，搞新的运动。现在人心思定，乱是脱离群众的。安定团结是实现四化的必要政治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小局要服从大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他说，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的旗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国家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同毛主席的威望是分不开的。问题可以讲，但要维护毛主席。不是说毛主席没有缺点，但那时毛主席年龄大了，“四人帮”利用了这一点，问题比较复杂。有些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搞不清，下一代再搞。报纸要十分慎重，文章要恰如其分，超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
小平同志这些意见，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可以说是反复讲，而且也为十几年来的实践反复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这样讲，对于大家来说还是一种新的精神。有些人，包括党内一些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一时想不通，感到转不过弯来，认为刚刚提出批“左”，怎么又反起右来了呢？实际上，领导者的艺术恰恰就在这里，就是要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同时防止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今天回过头去看，如果当时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而是抱着一种放任态度，那么，局部的街头活动就会迅速蔓延，国家就会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中那种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极少数不听劝阻、坚持“西单墙”活动的所谓“民主斗士”后来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说明，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四五运动同他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完全是两码事。
对于“西单墙”的问题，乔木同志从一开始就十分赞成按照小平同志的原则态度来处理。他在发言中说，有些群众在外面贴大字报，其中大多数的动机和愿望是好的，但考虑总有不周到的地方，一些说法也会在国内外产生不好的影响，需要我们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工作。搞好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局面。如果有人要挑起违反历史潮流的争论，制造事端，妨碍四个现代化建设，必然要被群众和历史所抛弃。当时，记得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为了搞好对小平同志指示的传达贯彻，还特意把乔木同志请去和他们一起商量。正是由于这一指示的传达贯彻，参加街头活动的绝大多数群众回到了家中和工作场所，北京市乃至其他一些城市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政治问题解决了，代表们的注意力又回到了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上。一天晚上，乔木同志告诉我，他在下午小组会上放了一炮，说多少年来，我们对农业缺少认真的研究，这次会前也缺少足够的准备。因此，对农业上不去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怎么才能上去，谁也谈不出系统的意见。他建议，这次会上只搞两个关于农业的具体问题的决议，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产品的进出口，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待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再搞。他还说，1957年以前，我们搞一次运动，生产就上升一次，而那以后，搞一次运动，生产就被破坏一次，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没有变化，却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当时，正巧李先念同志参加他那个小组的讨论。先念同志表示赞同他的意见，但补充了一点，就是关于农业的决定还是要在这次会上搞出来，而且就由他负责来搞。这之后，中央正式确定由乔木同志主持关于农业问题决定稿的修改。会议的后半期，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这件事情上。
由于一些同志在《决定》如何写的问题上，思路不完全一致。所以，会上临时召集了两个班子，各自起草了一个稿子。乔木同志经过比较，选择了其中他认为基础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一边参加会议，一边反复修改。临到会议结束之前，总算拿出一个成品，印发给了代表。大家看后都感到满意，觉得这回像个中央文件了。但是，时间毕竟还是太短，缺少充分的讨论。因此，经乔木同志的建议，这个决定草案在随后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只是原则通过，会后连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一起发到各地讨论和试行。经过九个月时间的讨论和试行，在1979年9月下旬召开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它又作了必要的修改，并正式予以通过。
这个决定分析了农业的现状，总结了历史的经验，部署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工作，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粮食统购价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粮食征购指标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在1975年的基础上，并减少50亿斤，国家实行低税或免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等等。虽然在这之后，农村改革又有了迅猛发展，生产责任制大大突破了包工到作业组的形式，普遍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但这个文件对于冲破“左”倾错误在农业问题上设置的禁区，解放和统一广大农村干部的思想，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确实起到了历史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它提出的许多措施也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它的产生，当然是全党，特别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中显然也凝聚着乔木同志的一份心血。
工作会议原来只安排半个月，但实际上却由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整整开了36天。会议快结束时，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就是后来收进《邓小平文选》中的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原先，在工作会议开始不久，小平同志曾要乔木同志帮助他准备了一个讲话稿。但由于会议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个讲话稿已显得不适用了。因此，在会议进入后期时，小平同志又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谈他的讲话稿。小平同志说，这次别的问题他都不讲，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由于小平同志对讲话内容交待得十分详尽清楚，所以，讲话稿很快写了出来，并交到了乔木同志手里。记得那天晚上，乔木同志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原来，但是半夜两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出来的。以后，小平同志再一次把乔木等同志找去，认为稿子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并讲了具体的修改意见。12月13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召开闭幕会的那天，下午4点小平同志就要讲话了，午饭后，乔木同志还要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上的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那时，他已经是66岁的人了，这种拼命的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和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提纲挈领地抓住了历史转折和最根本的问题。提出了我们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方向和指导思想。因此，在随后进行的会议分组讨论中，得到代表们的一致拥护。这个讲话对于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推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着指导作用，人们仍然可以从它的许多重要论述中汲取思想上的营养，受到有益的启发。
工作会议结束那天，乔木同志在分组讨论中也发了言，集中谈摆正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他说：“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他对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单是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文化大革命”以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华国锋同志提出以后不再讲“华主席党中央”，这是符合党的原则的，是恢复党的生活的正常状态。
乔木同志还说：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但他们有些方面的作法还是有分寸的。例如斯大林的学术文章，一般是在刊物上发表，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是在刊物发表半个月后，《真理报》才应读者要求转载（其他报纸不转载），而且从第二版开始，也不用大字大标题。而我们在报纸上，只要是毛主席写的东西，不管什么文章，甚至诗词家信，还有各种手迹，非登第一版不可，有时还在第一版几乎用整版篇幅来登领袖照片，这些都是世界上少见的。把个人这样毫限无制地极端突出出来，这不是我们党成熟的表现，是不成熟的表现。搞一些不成熟不自然的做法，这不能提高领袖在群众、党内和国际上的威信，适得其反，只能起不好的作用。
乔木同志的这些话，在今天读来似乎并无新奇之处，但在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树特树”刚过不久，新的“大树特树”正热火朝天之时，还是颇带一些创见的。以后，全会的公报中专门有一段文字谈集体领导，谈少宣传个人。这也可以说是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收获。
工作会议结束后，有的代表回去了，有的留下来休息，等着三天后开全会。因为乔木同志被列入了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所以也留了下来。但他没有休息，而是一边加紧修改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一边着手进行公报的起草工作。原来，就在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华国锋同志鉴于由会议文件起草班子准备的三中全会公报稿与会议的实际结果距离太大，故亲自出面，请乔木同志负责重新起草一份。于是，乔木同志邀集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研究公报的框架，然后，请起草班子的同志按研究的意见写出初稿。初稿拿出后，他又听取了有关领导同志的意见，随后，便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下午2点开始，一口气改到晚上8点。由于改动太多，乔木同志的字又写得很小，所以他要我重抄一遍，才送到印刷厂去排印。这时，全会已经开始，公报稿作为会议文件之一，及时印发到了每个代表的手中。全会闭幕前一天，中央为讨论公报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并请乔木同志列席。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乔木同志对公报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全会闭幕是在12月22日晚上10点，因此，当天已不可能发表公报。第二天，乔木同志根据会议简报组收集上来的新的意见，利用上午和午休的时间，对公报稿进行了最后加工。下午，中央领导同志审定了修改的地方。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
公报写得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它用五个部分高度概括、准确表达了全会和工作会议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和作风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内容，公报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就在事实上向全党全国人民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公报还提出了要注意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防止基本建设一拥而上。这在事实上也为随后而来的大规模经济调整拉开了序幕。它不仅在当时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新的长征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且作为我们党的一份重要文献，也将永载史册。
在全会闭幕会上，根据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增选陈云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胡乔木等9同志为中央委员，待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同志为第一书记。至此，全会圆满结束。在全会结束之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乔木同志又被任命为中央副秘书长，正式负责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和对理论工作的指导。
由于工作会议为全会作了充分准备，因此，全会开得十分顺利，只用了4天。加上工作会议的时间，两个会议总共用了40天。这40天的会议，不仅实现了我们党的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重新确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三中全会路线，而且在会风方面也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在这个问题上，陈云同志在全会闭幕时的讲话，反映了代表们的共同心情。他说：这两个会，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首先在几十个高级干部中召开一次整风会议，连续开了几个月的会，大家面对面的指名道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随后又召开了党的七大，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要求全党达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九大、十大党章也写了这一要求，但是没有实现。这一次，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这对于安定团结，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定会起重要的作用。
三中全会和作为它的准备的工作会议距今已经16个年头，乔木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但是，人们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两个会议上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样，人们也没有忘记和不会忘记，乔木同志对这两个会议产生的重要文献所付出的辛劳。这两个会议象灯塔，指引我们在短短16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它确定的路线必将继续指引我们，胜利跨入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