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宝的《周易》古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易论文,古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馆臣在总述《易》类时曾对历代《周易》研究做了“两派六宗”的经典划分。六宗之 中有参证史事一宗，以起于李光地、杨万里云。《周易》研究史上古史解经一宗，其渊源实 可上溯。马融注《革》九五：“大人虎变，虎变威德，折冲万里，望风而信，以喻舜干羽， 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献雉。故曰未占有孚矣。”注《明夷》：“箕子，纣之诸父 ，明于天道洪范之九畴，德可以王，故以当五，知纣之恶。无可奈何，同姓恩深，不忍弃去 ，被发佯狂，故曰箕子之明夷，卒以全身，为武王师，多传无穷，故曰利贞矣。”郑玄注《 否》九五：“犹纣囚文王于羑里之狱，四臣献珍异之物，而终免于难；系于苞桑之谓也。 ” 注《临》：“当文王之时，纣为无道；故于是卦为殷著兴衰之戒，以见周改殷正之数。”实 已开援古证经之先河。至晋干宝，则特以西周古史解经，于象数、义理争胜之际，开一全新 之古史派。
一、干宝及其《周易注》
干宝(286？—336？)[1]，字令升，祖籍新蔡。祖父干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干莹，晋 丹阳丞。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晋书·干宝传》）[2]，晋愍帝建兴三年(315)二月（注：葛兆光以为是建兴元年(313)（《干宝事迹材料稽录》，《文史》第7辑，第148页）；陈俊 强据《晋书·孝愍帝本纪》定为建兴三年（《试论干宝〈晋记〉——兼论东晋史学》，《国 立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第59页—第95页），甚是。）
，得华谭举荐（同上，《华谭传》）[2]，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当是“佐著作郎”（注：中华书局《晋书·干宝传》校勘记。）
）。同 年以军功赐爵关内侯。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王导荐干宝领国史。次年（太兴元年，318）， 干宝以著作郎身份同王隐、郭璞等撰国史。后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又以 王导请为司徒右长史，迁散骑常侍。
干宝著述富赡，前人考订甚详（注；参见郭维新《干宝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0卷6号；陈俊强《试论干宝〈晋 记〉——兼论东晋史学》。）
，据陈俊强统计有经部著作11种，史部4种，子部1种，集 部1种，总17种：《周易注》10卷、《周易宗涂》4卷、《周易爻义》1卷、《周易玄品》2卷 （注：《周易玄品》2卷，黄庆萱考订非干宝著。（《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台湾幼狮文汇 事 业公司1975年））
、《毛诗音隐》1卷、《周官礼注》12卷、《周官驳难》3卷、《七庙议》1卷、《后养议 》5卷、《春秋左氏函传义》15卷、《春秋序论》2卷、《晋纪》30卷、《司徒议》1卷、《 杂议》5卷、《搜神记》20卷、《干子》18卷、《干宝集》4卷，干宝著作全部散佚，其中7 种有辑本。
《周易注》10卷是干宝十分重要的一部著作，惜已亡佚，吾人只能根据辑佚略知大概。
《经典释文·叙录》：“干宝《注》十卷。”《隋志》、两《唐志》、《宋志》同。朱彝 尊《经义考》卷11引胡一桂曰：“干宝《周易传》十卷，复别出《爻义》一卷，宣和四年蔡 攸上其书。”元屠曾辑得《干常侍易解》3卷，明樊维城收入《盐邑志林》。屠序曰：“干 氏《易》有注者仅三十卦，卦惟乾备六爻，余止一彖一爻而已，要皆自古《易》类萃中摘抄 。”清孙堂为屠辑作校补。明姚士磷“但取李氏《集解》之文而又时有竦谬”[3]，辑《干 常 侍易解》3卷，清人丁杰为之补正，张惠言《易义别录》“依而录之”，马国翰《玉函山 房辑佚书》“参校而习刊之”。孙堂、丁杰二辑大致略同，唯孙多《井》六四节。清人黄奭辑《干宝易注》一卷，袭自孙堂本。另有清人汪囗辑《干氏易传》3卷。
马国翰辑本，其实并未利用张惠言《别录》。方成圭作《干常侍易注疏证》1卷，参校岱南 阁孙刻、雅雨堂卢刻《集解》、张惠言《别录》本、志林本等诸家，于马国翰辑本有所补。 如：《大有》九三“公用享于天子”，《困》初六“臀困于株木”，《丰》“殷水德坎象， 昼败而离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既济》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系辞上》“是故吉凶 者失 得之象也，悔咎者忧虞之象也。忧悔吝者存乎介”，《系辞上》“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 ”，《系辞下》“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系辞下》“原始要终以为 质也”，《系辞下》“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系辞下》“其于木也为科上熇”，《序卦》“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序卦》“有天地然 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等条。方氏《疏证》亦偶或有缺。如《师》上六象注：“王执而正之 非私意也”，马国翰辑自《周易义海撮要》，方本无。
笔者曾据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卷6所录《周易干氏注》，参照《敬乡楼丛书》三辑之 九的方成圭《干常侍易注疏证》，分主题摘录干宝注《易》商末周初古史内容。及事毕而得 借阅台湾黄庆萱氏之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易学书考佚》[4]。黄氏据孙堂、张惠言、马国 翰、黄奭四家辑佚干宝《周易注》，特为详细；于干宝《 注》中之史事，黄氏亦曾专有汇集。笔者两相对照，大致无差；以未敢隐人之美而尽删旧稿 ，读者自可参看黄文。
干宝以纣囚文王、孟津大会、武王伐商、周公摄政、禄父为乱、营洛归政这样一条商周之 际的历史线索来解释《周易》的卦爻辞，形成干宝《易》注的鲜明特色。（干宝引史证《易 》其实尚有出于商末周初之外者，但十不足一二。）
二、象数和义理之间
张惠言抨击干宝《周易注》言辞激烈：“今令升之注仅存者三十卦而又不完，然其言文武 革纣、周公摄成王者十有八焉。至于礼乐政典治乱之要盖未尝及，则是以《易》为周家纪事 之书，文武所以自旌其伐也。且文王作卦辞，而《蒙》托成王遭周公，《未济》托禄父不终 ，微子为客，则是《易》为谶数之言，妖灾之纪也。故京氏以《易》阴阳推后世灾变，令升 以《易》辞推周家应期，故曰令升之为京氏者非京氏也。魏晋之代《易》学中微，令升知空 虚 之坏道而未得其门，欲以秽琐附会之说胜之，遂使后之学者指汉师为术数而不敢道，则《易 》之坠，令升实与有责焉耳。”（同上）[3]
干宝“以《易》辞推周家应期”暂且不论，“以干支、五行说《易》，未足为干氏之病， 惠言所斥，不为尽公。”[5]干宝注《易》用卦体、互体、卦象、反卦、消息及卦气、八宫 卦、八卦十二位、五德转移、五星、八卦休王爻位、爻体、纳甲及纳支、爻等诸法（同上）[3 ] ，实为象数《易》之家数。高怀民径以干宝为汉象数易之“落日余晖”[6]。
如《乾》九四干宝注：“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以乾坤十二爻配合十二月 卦，这是以“卦气”解易。《益》六三干宝注：“在益之家而居坤中。”《益》卦震下巽上 ，二三四爻互坤，六三居中，这是以“互体”解易。《比》干宝注：“比者，坤之归魂也。 ……坤德变化，反归其所，四方既同，万国既亲，故曰比吉。”这是以“八宫卦”解易。《 系辞下》“六爻相杂唯其时物”干宝注：“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这是以“纳支 ”解易。又注：“或若以甲壬名乾，以乙癸名坤也。”这是以“纳甲”解易。
黄庆萱条列干宝依子夏、马融、郑玄、荀爽、虞翻、王肃、杜预、王弼八家之说而立注。 除黄述八家外，干宝还依宋衷、陆绩等立说。如《师》上六“开国承家”干宝注：“开国， 封诸侯也；承家，立都邑也。”《集解》引宋衷曰：“开国，谓析土地以封诸侯，如武王封 周公七百里地也。承家，立大夫为差次，立大夫因采地名，正其功勋，行其赏禄。”即是依 宋衷注。
象数之学至汉末积弊已深，王弼奋起直斥象数之妄。《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 意者也”，“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扫象数阐理，其注《乾·文言》曰：“夫 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 事义，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龙德皆应其义。至于九三，乾乾夕惕，非龙德也；明以 君子，当其象矣。”屈万里赞曰：“其论象也如此，可谓得十翼之义矣。”[7]
干宝之《易》学不仅有深厚的象数学渊源，同样明显有着对王弼义理学的承袭。
干宝《周易注》底本很可能即用王弼本。黄庆萱曾就孟喜、京房、郑玄、王韩（王弼、韩康 伯）和干宝五家异文进行比较，在23个字例中，有“厉”、“亢”、“仁”、“性情”、“ 彭”、“坎”、“险”、“蔚”、“丰”、“阗”、“巽”、“靡”、“茀”、“暴”、 “旉”等16字例干宝同于王弼本（同上）[4]。
干宝《周易注》以《彖》、《象》文字次于卦爻辞下，此体例亦始自王弼。《汉书·儒林 传》称费直：“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是以传义分开以释经文 ，尚未将彖、象分次于经文后，马国翰辑《周易费氏注》中即引吴仁杰《古易论》证之。《 三国志·魏书·少帝纪》记少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孔子作《彖》、《象》，郑玄作注，虽 圣贤不同，其所释经义一也。今《彖》、《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郑玄 合《彖》、《象》于经，其实仅仅是附之于上下二经之下。《说卦》孔疏：“先儒以孔子十 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系》之后、《说卦》之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经 为六卷。”将《彖》、《象》杂次于卦爻辞下，始自王弼；王弼本即今日流传之经本。
又，干宝《周易注》大量依王弼说为注（同上）[4]。王弼扫象阐理，其《易》例，讲承、乘 、比、应，讲卦时，讲卦主，讲防得无咎（注：王弼亦偶或染象数之习，如注《坤》上六即本自爻辰。焦循《周易补疏自序》：“解龙 战以坤上六为阳之地，固本爻辰之在已；解文柔文刚，以乾二坤上言，仍用卦变之自泰来” 。）
。如：《坤》六五“黄裳元吉”干宝注：“黄， 中之色。裳，下之饰。”王弼注：“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引自《左传·昭公 十二年》）《震》初二“亿丧贝”干宝注：“亿，叹辞也。”王弼《周易注》曰：“亿，辞 也。”
干宝《周易注》依违汉魏众家，出入象数、义理之间，突出处即在于注重人事。
三、儒门易
高怀民以为，为汉象数易奠下基础的是儒门易。（同上）[6]儒门易的特点是注重人事。
易首先是作为占筮之术存在的，《左传》、《国语》22条筮占实例可证。但《左传》、《 国语》22条筮例中，已经出现了直接以卦辞、卦象和爻辞作为思考对象而脱离占筮进行解释 的状况[8]，而有了义理化的倾向。孔子赞《易》以后，占断吉凶的筮术易渐变为人事义理 的儒门易。儒家通过《彖》、《象》、《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 》等《传》来对《易》进行儒学的哲学政治伦理解释。
儒门易的实质是注重天道人事，并使人事符合天道，天道落实人事。根据儒家的天人学说 ，天人之理同一，人当与天地合其德，《乾·文言》所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 日月合其明。”《易传》注重道、德、行，所谓道是天地的法则。圣人参天法地，创造了“ 与天地准”的“易”，故能与天地合流。
汉代儒门易的“复古大师”是田何（同上）[6]。同时还有韩婴，《韩诗外传》中尚存六节内 容涉及对《谦》、《困》、《艮》、《未济》等卦和《系辞》的解释。从中可见儒门易之特 色。
田何弟子分四支，王同、周王孙、服生三支成就不大，《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们著作 。丁宽是田何易学的真正传人。《汉书·儒林传》：“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 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汉宣帝时，施、孟、梁丘三家易学被立为 博士，田何一系的儒门易，至此极盛。孟喜得“易家阴阳灾变书”而好之，及田王孙死，即 “改师法”，虽然他自己因此而未成为《易经》博士。但由于孟喜的首倡，象数易乃大兴。
两汉之交的费直是儒门易传承史上的关键人物。《汉书·儒林传》：“费直字长翁，东莱 人也。治《易》为郎，至单父令。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 、《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
费氏易在西汉末未立学官，只在民间流行。东汉以后费氏易兴盛，一个原因是古文经的兴 起。《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 、‘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刘向既说“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则费氏易应 该还只是一个与古文经更接近的本子。《后汉书·儒林传》：“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 琅邪王璜，为费氏易，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隋书·经籍志》：“又有东莱费直，传《 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
费氏本是更完善的本子，但费氏易兴起的根本原因则是费直守十翼之义理，“亡章句”而 以《传》解《经》。在费氏易影响下，东汉易学风习渐改，占验之象数为注经之象数取代， 儒 门易学在象数易盛行的时代也得到了发展。《后汉书·孙期传》：“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 。其后，马融亦为之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 衰。”东汉经学大家郑众、马融、郑玄、荀爽辈都传费氏易。魏晋时王弼扫象阐理，借助的 仍是费氏易。《隋书·经籍志》接着《后汉书·孙期传》曰：“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 》，自是费氏大兴。”王弼扫象数阐义理，但杂揉老子学说（注：王葆玹认为王弼易还很可能有先秦道家易之传承。（王葆玹《玄学通论》，台湾五南图 书 出版公司1996年。））
，创立玄学，使义理脱离人 事而成为讨论本体有无的形上之学，而与儒学相抗衡，极端发展的义理学最终走向了儒门易 的反面。
东汉魏晋易学家宗费氏不仅仅是宗其“以《传》解《经》”的方式，郑玄身上即有着鲜明 的儒门易色彩。胡自逢指出，郑氏易“归本于人事”，并统计仅十存三、四的郑玄《易注》 中，以“犹”字起的人事之文，就有17条之多[9]。如：《同人》注：“是犹人君在上施政 教 ，使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为人和。同者君之所为也。故谓之同人”，《贲》注：“犹 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等。
虞翻也传儒门易。如《集解》引虞注《系辞下》：“兴《易》者谓庖牺也。文王书《经》 ，系庖牺于乾五，乾为古，五在乾中。故兴于中古，系以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庖牺为中古 ，则庖牺以前为上古。”“忧患百姓，未知兴利远害，不行礼义，茹毛饮血，衣食不足。庖 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以德化之吉凶与民同患，故有忧患。”“谓文王书《易》六爻之辞 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谓至德矣。 故周之盛德，纣穷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终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马、 荀、郑君从俗以文王为中古，失之远矣。”
三国吴郡陆绩也有儒门易之传。
《乾》“圣人作而万物睹”陆注：“阳气至五，万物茂盛，故譬以圣人在天子之位，功成 制作，万物咸见之矣。”
《师》“丈人吉”陆注：“丈人者，圣人也。帅师未必圣人，若汉高祖、光武应此义也。 ”
《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陆注：“ 卦辞文王，爻辞周公。”
《系辞下》“危者使平”陆注：“文王在纣世，有危亡之患，故于《易》辞多趋危亡，本 自免，济建成王业，故《易》爻辞‘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系于包桑 ’之属是也。”
《系辞下》“易者使倾”陆注：“易，平易也。纣安其位，自谓平易而倾覆。故《易》爻 辞‘易者使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后入于地’之属是也。”
干宝之《周易注》与郑玄、虞翻、陆绩等关系极大。
干宝依郑玄注：
《师》上六“大君有命”干宝注：“有命，天命也。”《文选·曹子建〈赠白马彪〉》李 善注引郑玄《周易注》：“命，所受天命也。”
《升》九二象“九二之孚有喜也”干宝注：“九五坎，坎为豕。然则禴祭以豕而已，不奢 盈于礼，故曰有喜矣。”郑玄注《礼记·坊记》“《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 ，实受其福”曰：“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此辞在《既济》。《既济》离下 坎上，离为牛，坎为豕。西邻禴祭则用豕与。言杀牛而凶，不如杀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 俭而敬也。《春秋传》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信矣。”
《震》“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干宝注：“祭礼荐陈甚多，而经独言不丧匕鬯者，牲体荐鬯 酒 ，人君所自亲也。”《集解》引郑玄《周易注》曰：“人君于祭之礼，匕牲体，荐鬯酒而已 ，其余不亲也。”
干宝依虞翻注：
《归妹·彖》“归妹人之终始也”干宝注：“归妹者，衰落之女也。父既没矣，兄主其礼 ，子续父业，人道所以相终始也。”《集解》引虞翻曰：“震嫁兑，所归必妹也。”
干宝依陆绩注：
《坤》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干宝注：“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爻终于酉而卦成 于乾。乾体纯刚，不堪阴盛，故曰龙战。（戍）[戌]亥，乾之都也，故称龙焉。阴德过度，以 逼乾战。郭外曰郊，郊外曰野。坤位未申之维而气溢（西戊）[酉戌]之间，故曰于野。未离阴 类，故曰血阴。阳色杂，故曰玄黄。言阴阳离则异气，合则同功，君臣夫妻共一也。”陆绩 《易解》：“乾配西北积阴之地，阴盛故战。乾坤并处，天地之气杂，称玄黄也。又曰戌亥 是乾之位，乾伏本位，积阴之地犹盛，故战。”
《习坎》初六“习坎，入于坎陷，凶”干宝注：“陷，坎之深者也。”陆绩《易解》：“ 坎，水能深陷于物处之阴，不可不习，故曰习坎。便习之，习后可履于险而不陷没。若不以 刚履柔，不能成坎之道也。”干宝承陆绩用《习坎》为卦名。
《井》九二“改邑不改井”干宝注：“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养 民性命而清洁之主者也。”陆绩《易解》：“井道以澄清见用为功也，井象德不可渝变也。 井以德立君，正民俗，德以其道也。”
《三国志·吴书·陆绩传》：“陆绩字公纪，吴郡吴人也”，“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 该览。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作《浑天图》，注《易 》释《玄》，皆传于世”。陆绩之学除明显受虞翻影响外，或与荆州学相关，《隋志》著录 10卷本《太玄》即为“陆绩、宋衷注”。陆绩《述玄》在赞扬宋衷“思虑”“深笃”的同时 ，批评他“往往有违本错误”，故又作《注》并“合联之尔”[10]。
《盐邑志林》以陆绩、干宝为其邑（海盐）解《易》二家。干宝无家学可言，则其学或竟得 自其地先贤。儒门易似绝若续，终有干宝之《周易注》。
四、史家本色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11]，马王堆帛书《系辞》、《二三子问》 、《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加深了我们对儒门易的理解。
《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 ， 又（？）仁口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 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 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要》除今本《系辞下》第5章后半部分外，还记载了孔子晚年与子贡论《易》以及孔子为 及门弟子讲述《损》、《益》二卦中哲理的内容（注：《要》之真伪有争论，王葆玹等以为是秦汉间人伪造（王葆玹《帛书〈要〉与〈易之义 〉的撰作年代及其与〈系辞〉的关系》，《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第350页—第366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王葆玹《玄学通论》），廖名春则肯定《要》是先秦著作，并对之执 信任态度（廖名春《论六经并称的时代兼及疑古说的方法论问题》，《孔子研究》2000/1， 第4 7页—第58页）。笔者赞同廖说。）
。在上述文字中，孔子明确指出他之重视 《易》主要是“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在“德”这点上，他和史巫“殊归”；“德 ”是儒家的追求目标，为其时史巫所不及。同时，孔子指出他论《易》，正与史巫“同涂” 。
《说卦》中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句，前人对“赞”多作解释 ，荀爽释为“见”，干宝释为“求”，韩康伯释为“明”。王葆玹据《说文解字》“赞， 见也”和《系辞》“见乃为之象”，将之释为“象”，并认为“赞”、“数”、“德”即常 用易学术语中的“象”、“数”、“理”（注：王葆玹《帛书〈周易〉所属的文化地域及其与西汉经学一些流派的关系》，《道家文化 研 究》第3辑，第180页—第18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王葆玹《玄学通论》。）
。“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与“赞而不 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显然正相对应。王作图示如下：
象—→数—→德义
巫—→史—→圣贤
先论数与德之关系
德指天理、天道。《要》篇孔子所观之德义即是卜筮所反映的天道（注：李学勤以为：“孔子所观的‘德义’，当即这里所说的蓍、卦之德，六爻之义，也就是 神、智和变易。”“‘德义’二字，不能作道德、仁义解。”（李学勤《从〈要〉篇看孔子 与 〈易〉》，《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
。德也指人之道德、 仁义。如《要》之“德薄而位尊”、“君子德行焉求福”即是指人之德义。
天命决定人事，人德也会影响天命。《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阙德，乃早坠 阙命。”《尚书·洪范》将天道和人德之间的感应更推演为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的感应，从 而建立起一套天人感应理论。《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的晋国伯宗之言，正反映其时的天 人感应观：“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
天道和人德之间构成的感应关系以数来确定。《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夫礼，天之经 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 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 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 。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为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 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 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 。……天地之性，是以长久。”
“明数”可以“达乎德”。《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 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 至 于命。”由于易数是圣人“参天两地”而发明，是与天地相“准”的，所以究明易数是追求 天道、人德的根本途径。儒家与巫史之不同，即在于儒家并不止于研究象数，而是在象数研 究的基础上更将巫史的研究推进到德义的层面。
再论史与数之关系。司马迁曰：“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 固 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汉书·司马迁传》）[12]古史兼掌卜、祝之事[13]，故《春秋 》多记祭祀、归辰、郊天、告朔、葬、含与瑁、灾异等与鬼神相关之事，《左传》、《国语 》中“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汪中《述学》内篇卷2）[14]者甚多。所谓“究天 人之际”，古史官察天象知天意，预言惩戒现实人事，根本原因也即在于其兼掌历象日月阴 阳度数。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 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 有 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禴。盖有 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班固所举诸人多为《史记·天官书》 记录的“传天数者”，而其职掌者“皆明堂羲和史卜”。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阴阳家即是《汉志》中传“数术”者[15]。“夫阴阳四时 、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 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 大顺，不可失也。’”（《史记·太史公自序》）[16]“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 ”云云足见数之深意。《吕氏春秋》“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 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吕不韦传》）[16]吕不韦在《季冬纪》末自序其意曰：“凡 十二纪者所以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 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儒家“与巫史同涂”，法天象数正合其本意。十二是个成数[17]，孔子作《春秋》记十二 公事，据何休《公羊传解诂》，“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隐公元年）[18]太 史掌星历阴阳，最重数。司马迁作《史记》，以十二本纪仿《吕氏春秋》十二纪，《文心雕 龙·史传》、《史通·本纪》皆有论述。《秦本纪》、《项羽本纪》本属世家，列入本纪， 是为十二之成数。《十二诸侯年表》内容有十三国；《天官书》屡言十二星，实际星数并非 都是十二个。
根据《系辞下》、《说卦》，代表天道的圣人取象天地、幽赞神明而创造的八卦、六十四 卦是“与天地准”的易数，因此明此易数意义重大，这也是史家据以惩戒现实人事的关键。 干宝之重视易数，与其《晋纪》多言灾异、《搜神记》好论鬼神一样，正体现了史家本色。
五、干宝的古史观
作为儒门易的传承者，干宝继承了儒家“数达于德”的精神；而作为一个史家，干宝把自 己作史的目标定在了实现“德”的高度上。这样，干宝与单纯服务于“数”的古史家产生了 重大的区别。干宝归美《左传》（《史通·烦省》），[19]师范《竹书纪年》（同上，《申左 》），[19]其编年体《晋纪》开一代史学之风气；而其修史之“五志”凡例，更鲜明地体现 了儒家史学的精神。
《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 ，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云云是讲《周易》卦爻辞的生成，史家 干宝则更是将《周易》卦爻辞看成是一段历史。明易数本以惩戒现实人事，而一段与易数相 符的史事，则对现实人事直接具有了借鉴意义。对于易学言，干宝开创了以过去史事注经的 新流派；对于史学言，干宝《周易注》也反映了他的儒家古史观。试就其圣人史观和周初政 治 兴盛论二方面论之。
先论干宝的圣人史观。
先秦诸子本有着各自不同的圣王历史观。及至汉晋，易学史上一个十分有争议的问题仍是 谁创造了《周易》的六十四卦。孔颖达《周易正义》：“然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 ：王辅嗣等以为伏牺重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为文王重卦。 ……今依王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
汉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司马迁的文王始重卦说。此说其实之前已流行，如《史记·日者列 传》引司马季主：“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淮南子·要略》：“周室增以六爻”。郑 玄提出神农重卦说。而京房、虞翻、陆绩则主伏羲重卦说。《后汉书·律历志》引京房《杂 试对》：“宓牺作易。”《集解》引虞翻注《系辞下》：“庖牺则天八卦通为六十四。”《 集解》引陆绩注《系辞上》：“开物谓伏羲引信八卦重以六十四。”王弼将画卦和重卦看成 是伏牺一人完成。伏牺重卦说是魏晋时最主流的说法。《文心雕龙·原道》：“人文之元， 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干宝也同样认为伏羲重卦。 《说卦》干宝注：“言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万物之性。尔乃得自然之神物，能通天地 之敬而管御百灵者，始为天下生用蓍之法者也。”干宝肯定伏羲为包括生蓍、倚数、立卦、 生爻、六画成卦在内的“作易”的“圣人”。
《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 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司马迁以文王重卦，着眼 于“古今之变”，是推测历史事。而后人则是由现实的文王不断上推，以至于观念上的圣人 ，这一作法真正承袭了《系辞下》的思想：因为“易与天地准”，所以八卦以及六十四卦的 创造者就应该看成是历史和文化的开创者。汉晋之际对六十四卦创造者的调整确认，从某种 意义上说也就是儒家圣人史观的最终确立。
干宝虽以大量周初史事注《周易》，但却未明言卦辞、爻辞的作者。故未可即以“文王作 卦辞”说属干宝，张惠言责干宝“以《易》辞推周家应期”因此也未可以为定论。《左传· 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与周之所以王也。’”周公“治礼作乐”，创造了周的制度文明；干宝以史注《易》，集中 的大量史实的下限是在周公、成王时期；更考虑到陆绩的周公作卦爻辞说对干宝的可能影响 。因此，周公似乎更适合于干宝心目中的卦爻辞作者。
至于《易传》的作者，干宝亦未细说，但将《文言》、《序卦》、《杂卦》属之于“夫子 ”，正是儒门易正传。
次论干宝的周初政治兴盛论。
干宝熟悉周初史事，赞美周初的政治兴盛。其《晋纪·总论》批评司马氏根基浅薄、不修 仁德以至西晋速亡，即以周之兴起为证，以为周人数百年十数代的修德始成王业，故有八百 年之天下。
干宝认为周政治兴盛之最关键是在文王修“德”。文王“俭以恤民”（《升》九二注），而 “独夫”（《坤》上六注）之纣“无道”（《夬》九五注）、“秽政”（《井》初六注）、“长 恶不峻”（《坤》上六注），故“天命殛之”（《坤》上六注）。武王得“举兵”（《乾》九四 注）“遂有牧野之事”（《坤》上六注），终于“克纣正位”（《乾》九五注）。
干宝理解的“德”即是能与天道相合的人道。
如：《乾》上九注“四德者文王所由兴，四愆者商纣所由亡。”
《井》注：“水殷德也，木周德也。夫井德之地也，所以养民性命而清洁之主者也”，《 革》初九注：“此喻文王虽有圣德，天下归周，三分有二而服事殷，其义也。”
《震·彖》注：“周木德，震之正象也，为殷诸侯，殷诸侯之制其地百里，是以文王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阙德不回，以受方国。”
《丰》注：“殷水德坎象，昼败而离居之。周伐殷居王位之象也。”“犹《诗》曰‘上帝 临 尔，无贰尔心’，言周德当天人之心宜居王位，故宜日中”等。
干宝认为周公克守臣节，成王公正明道也是周初政治兴盛的重要因素。
《坤》用六注：“是周公始于负扆南面以先王道，卒于复子明辟，以终臣节，故曰利 永贞也矣。”
《蒙·彖》注：“天后成王之年，得以养公正之道，而成三圣之功。”
《蒙》初六注：“此成王始觉周公至诚之象也。……（成王）既感《金縢》之文，追恨昭德 之晚，故曰以往吝。”
《未济》六五注：“（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复子明辟，天下乃明其道，乃信其诚，故君子 之光有孚吉矣。”
要之，干宝承儒门易之余绪，转以古史注《周易》，开《周易》研究之全新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