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一年上升了4.8%，广大公众又开始关注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
一、对通货膨胀的解释
与中国的总供给函数
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整个经济中货币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实际总产出的增长，这一般是由于整个经济中的货币存量增长过快。不过，货币因素造成的过大的名义总需求到底会引起多大的通货膨胀，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总产出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总产出的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货币扩张导致的名义总需求增长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总产出增长，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
总供给函数说明的就是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与物价总水平的关系。自1994年起，笔者发表了一系列论著，系统地提出了中国的总供给函数，并且利用1979年到1993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对这个总供给模型作了初步的计量检验，得出了下列的用以解释那个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的总供给计量模型（左大培，1994、1996、2002）：
上式中的常数通常被视为所谓的“自然增长率”，g
和g
分别为本年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则是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这里用于衡量实际总产出的指标是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衡量通货膨胀率的指标则是GDP减缩指数的增长率。
根据这一总供给函数，还可以回归出下列解释通货膨胀的公式：
从根本上说，上述两个公式中的总供给模型就是所谓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Romer，第5章第5节）模型。
但是，笔者当时就指出：根据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决不能把上述的总供给函数和通货膨胀率决定函数的各个参数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即使它们能很好地解释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够很好地预测和解释未来。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们利用新的统计数据和新的计量方法对这些宏观经济模型作了新的计量检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劼、曹永福、苏庆义和徐浩庆等人所作的检验。这些计量结果需要一个分析宏观经济行为的理论框架作支持，它们在解释宏观经济动态上的应用中也有一些实际的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本文以下先以数学形式对公式(1)和公式(2)作一个概括性的理论推导，然后再对应用这些公式解释宏观经济动态时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加以说明。
二、不均衡的劳动市场
使公式(1)和公式(2)中的那种“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能够成立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劳动市场上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劳动的供给大于其需求，因此就业和企业实际使用的劳动都取决于企业根据实际工资决定的劳动需求。t期的名义工资受预期的本期物价水平影响，而本期预期的物价水平
在劳动供给大于需求的不均衡劳动市场中，当期的劳动投入只能等于当期的劳动需求，而竞争性的企业当期的劳动需求，则必定满足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实际工资率的利润最大化条件。根据这一利润最大化条件，整个经济中的劳动投入必定满足下列公式：
将公式(6)和公式(16)代入公式(15)并约去等号两边的相同因子，可得任何时期整个经济中的劳动投入都必定满足的条件：
式(29)就是前边的公式(1)中的那种“总供给函数”，式(30)则是公式(2)中的通货膨胀率决定方程。
四、应用上的主要问题
运用公式(1)和公式(2)因而这两个公式在考虑宏观经济政策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不过，利用这两个公式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作一个大致的预测，这种预测并不精确，因而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局不可能利用这样的公式准确地调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有把握地说，依据公式(1)和公式(2)作出的某些判断对那十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有充分的解释力，甚至对那以后直至今天的中国宏观经济动态仍然有充分的解释力。
这种可以靠得住地用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的判断有两个：
第一个判断是，较高的通货膨胀可以提高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但是会降低下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前边的模型分析表明，这是由于在供给大于需求的劳动市场上，产出价格的上升降低了实际工资，增加了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和使用的劳动投入，从而增加了当年的总产出；但是当年产出价格的上升使劳动者预期下一年甚至更以后的物价总水平也会以同样速度上升，从而要求名义工资相应地上升，由此增加了实际工资，减少了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和使用的劳动投入，从而会降低下一年的总产出。
第二个可以靠得住地用来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的判断是，如果本年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则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在9%左右。这个增长率就是公式(1)中的常数项（所谓的“自然增长率”）。1982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非常接近这种状态：1981年和1982年的GDP减缩指数分别增长了约2.3%和-0.2%，而1982年的经济增长率则为9.1%。这种情况在2002年又出现了一次，那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当年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通货膨胀率都几乎与1982年完全一样。
还有一个与上边两个判断很近似但是不很靠得住的判断是：经济增长率如果超过了9%，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就会高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如果低于9%，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就会低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这个判断对大多数年份是正确的，但是对不少年份则不正确。例如1995年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0.9%，但是GDP减缩指数只增长了13.7%，低于上一年的GDP减缩指数增长率20.6%。不过这些年的数据也没有违反下述规律：如果经济增长率在逐年提高，则当经济增长率连续两年高于11%时，通货膨胀率就会上升。
上述判断说明了通货膨胀与过高的经济增长有关系：如果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偏离了可以长期持续的增长率而过高，就不仅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且会使通货膨胀加速，提高通货膨胀率。
不过，公式(1)和公式(2)并不能精确地说明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例如，中国的GDP减缩指数1983年增长了约1.1%，1984年增长了约4.9%。将这些数据代入式(1)的右边可以推算出，198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当为11.3%，而那一年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却为15.2%。公式的推算与实际情况可能有这样大的误差，使得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当局不可能利用这样的公式准确地调节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
根据公式所作的推算之所以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这样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影响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它们使公式(1)右边的各项回归参数在现实当中都不可能是常数。这些导致公式(1)中的各个参数在各年之间变动的因素主要有下述5个：
首先，当年的通货膨胀率g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的参数就可能不是一个常数。由生产设备等因素决定的当年的生产潜力可能已经被完全用尽，以至更高的通货膨胀率无法再按公式(1)造成更高的经济增长率。1988年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为11.3%，而根据公式(1)和那两年的通货膨胀率推算，那一年的经济增长率应当为13.2%。那一年的高通货膨胀没有引起高增长，可能是因为在从1983年以后的6年中，除了1986年一年的实际增长率(8.8%)略低于“自然增长率”之外，其他各年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10%，多年的高增长已经用尽了生产潜力，整个经济已经没有能力再增长。其次，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影响本年经济增长率的参数更不可能是一个常数。公式(23)表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影响本年经济增长率的参数取决于参数χ，而公式(5)表明，χ是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影响下一年的名义工资水平的程度。这种影响程度取决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影响人们对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的预期的程度、员工根据其通货膨胀预期迫使企业提高名义工资的谈判能力等因素。没有任何理由说这些因素不会发生变化，因而没有任何理由将χ视为在不同年份中都一样的常数。这就决定了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对本年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是很不确定的。
第三，对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中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无关的那一部分
在多数年份中都不可能为零，而式(23)表明，若不为零，则必定影响当年的总产出，从而影响当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使得根据公式(29)不可能准确地确定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通货膨胀预期的一部分，对于通货膨胀的这部分预期会受很多因素影响，而且还很可能受企图利用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的政府政策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计量模型中的那些取决于预期的关系和参数很容易发生变化。也正是因为预期这样容易受影响，卢卡斯才提出了他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第四，在不同的年份中，公式(24)中决定自然增长率
的那些因素可能互不相同，导致不同年份的自然增长率相互不同，因而不同的年份的自然增长率不是像公式(29)中的η那样的一个常数。
将公式(24)与公式(25)相比较可知，说不同年份的自然增长率是一个常数η，等于说决定自然增长率的各种因素之和
是一个常数。显然，由上述这些因素决定的自然增长率主要取决于资本存量、劳动数量、技术水平等实际因素的变化，这些实际因素的变化直接引起的是整个经济的生产潜力的变化。决定生产潜力的各种实际因素的变化是复杂的，它们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的生产潜力在不同年份有不同的增长率，这种生产潜力增长率的变化当然可能使“自然增长率”本身不是一个常数。而公式(29)是在假设每年的生产潜力增长率是一个常数η的前提下推导出来的。
最后这两个因素都使得不能像公式(29)中那样，把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的所有其他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都看成一个常数η。认为
之和在很长的时期中都是一个常数，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长期中上述各项因素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使它们的总和的数值发生变化。
即使每年的生产潜力增长率与
之和是一个常数，实际产出增长率的波动也可能使得不能像公式(29)中那样，把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的所有其他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都看成一个常数η。
像公式(29)那样决定经济增长率，不仅需要假定每年的生产潜力增长率为一个常数η、等于零，从而每年的生产潜力增长率与之和为一个常数η，而且需要假定t-1期的实际总产出等于当期的自然产出率。如果不能保证每一年的实际总产出等于当期的潜在产出，即使每年的生产潜力增长率为一个常数η、等于零，也仍然不能像公式(29)中那样，把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的所有其他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率的因素都看成一个常数η。
这样，即使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为常数η，每年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也不是常数，这是由于过去积累下来的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可能导致这些因素在不同年份有不同数值。不同年份这些因素的数值不同，当然可能导致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于单纯根据公式(1)推算出来的经济增长率。
由此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3个高增长时期，每个高增长期都持续5到6年。在高增长期中，几乎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都不低于10%，而在高增长期的最初年份，如1984年和1992年，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几乎都高于根据公式(1)推算的经济增长率，而在高增长期终止的年份如1988年，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却低于根据公式(1)推算的经济增长率。这可能是由于在高增长期开始时，前几年的低增长留下了大量的“过剩生产潜力”，使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大大高于公式(1)中的常数9.36，而在高增长期结束时，多年高于生产潜力增长率的高增长已经耗尽了经济中的生产潜力，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已经小于公式(1)中的常数9.36。
这一分析证明，由生产潜力决定的“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的差距，对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近年国内已经出现了许多研究，试图将各个不同年份中国的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产出缺口分析清楚（参见赵昕东，2008）。
在得出公式(1)的计量回归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假定前提是所谓的“自然增长率”以及当年和上一年通货膨胀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的系数都为常数。而上述5个方面有这么多因素的作用使这几个参数不可能成为常数，这就导致了依据公式(1)推算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显著的差别。
五、经验研究上的最新进展
根据笔者使用1979年到1993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计量得出的公式(1)，那些年中国的所谓的“自然增长率”为9.36%。这一“自然增长率”是本年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都为零时的实际经济增长率。
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大幅度修改了其过去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数据，显著调高了许多年份的当年价格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字。有些人认为，对统计数据的这一修正将会显著地提高计量检验总供给函数时所可以得到的“自然增长率”。笔者也曾经说过，统计数据的这一修正将会使计量检验总供给函数得出的“自然增长率”上升到10%。但是这种猜测并没有得到利用新数据所作的计量检验的证实。
张劼使用了1978-2005年整个时期的数据，回归出了适用于1978-2005年整个时期的总供给函数。她的估计结果为：
该回归调整后的
为0.21。
张劼使用的数据均来自至2006年为止的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在她所作的计量回归中，本年的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g即统计年鉴中历年的GDP增长率；她利用各年度名义GDP除以由历年经济增长率推出的实际GDP，得到代表物价总水平的GDP缩减指数，由各年度的再计算出本年和上一年物价总水平的增长率g和。
曹永福采用1992～2005年新的年度数据对总供给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其中的实际总产出增长率即GDP增长率为g；通货膨胀率(g)用CPI的年增长率近似代替。他计量时使用的所有数据，均由2006年和200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这样得出的结果是：
针对2006年国家统计局对1993～2004年的GDP历史数据所进行的修订，苏庆义和徐浩庆的计量检验专门采用了修订后的数据。在他们的计量检验中，1989～2005年的实际总产出(GDP)的增长率使用《小康》（2006年第3期）发布的修订后的数据，通货膨胀率按消费价格指数(CPI)计算，1989～2005年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06年的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他们计量检验的结果是：
该回归修正后的拟合优度
=0.627 DW=1.479。
这3种计量检验的结果都说明，最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对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的修正并没有提高计量检验总供给函数所得出的那个所谓的“自然增长率”。笔者利用修正前的统计数据回归得出的1979年到1993年间的中国“自然增长率”为9.36%，而上述三个利用修正后的统计数据回归得出的“自然增长率”则分别为8.88%、9.07%和9.25%。与笔者利用修正前的统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果相比，利用修正后的数据所得出的“自然增长率”并不更高。
此外，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名义GDP的修正主要集中在1991年之后的数据，那以前各年名义GDP数据的上调每年都不到1%。左大培的计量回归使用的是当时公布的1993年以前的数据，统计局修正国民经济统计数据对他的计量结果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初公布的数据，2007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为11.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了4.8%。根据这些公布的数据还可以推算出，2007年中国的GDP减缩指数大约上升了5%。
张劼、曹永福、苏庆义和徐浩庆等人的三个计量回归所模拟的2006年和2007年增长率都低于实际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模拟的数据小于实际数据的程度，2006年要远远大于2007年。苏庆义和徐浩庆计量的模型所模拟的2007年经济增长率最接近2007年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二者相差不大。
我们回归得出的模型所模拟的增长率之所以与实际的增长率有较大差别，是因为在我们的计量回归中，我们不得不假定，所谓的“自然增长率”、本年与上一年通货膨胀影响当年经济增长的系数都是常数，而在实际上，模型的这些参数对不同的年份来说不可能是常数。
不过，根据用我们回归出的模型推断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可以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进一步的判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3个持续5到6年的高增长时期，在高增长期中几乎每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都不低于10%。在高增长期的最初年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几乎都高于根据我们回归的那种总供给函数推算的经济增长率，而在高增长期终止时，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会变得低于根据我们回归的那种总供给函数推算的经济增长率。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两个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高增长期开始时，前几年的通货膨胀率不高，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对本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小；而在高增长期将要结束时，持续几年的较高通货膨胀率使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高，上一年的通货膨胀对本年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变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高增长期开始时，前几年的低增长留下了大量的“过剩生产潜力”，使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大大高于我们回归出的公式中的常数，而在高增长期结束时，多年高于生产潜力增长率的高增长已经耗尽了经济中的生产潜力，除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之外决定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因素已经低于我们回归的公式中的常数。这两种因素所造成的周期性波动，是我们这种计量回归所无法把握的。
从这个角度看，2007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降到几乎等于根据苏庆义和徐浩庆计量的模型所推算的增长率，这其实不是个好兆头。这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正在从高于我们的模型推算的增长率变为低于我们的模型推算的增长率。如果真是如此，那将意味着整个经济中过剩的生产潜力快要耗尽，至今为止已经持续了5年的高增长期临近尾声了。
国内以别的方式研究经济周期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可以支持我们的上述看法。例如，赵昕东以Van Norden方法所作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实际产出大于潜在产出的“产出缺口”“2003-2005年接近于零，而2006年产出缺口已经为正值，接近但尚未达到1997年的水平”（参见赵昕东，2008）。我国2007年的高增长会使产出缺口进一步高于1997年的水平并接近1996年的水平，而1996年中国还处于高通货膨胀之中。
综合上述所有各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从2003年以来的5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9%的自然增长率，2006年和2007年的增长率甚至高于11%，这样的连续高增长必然导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2007年中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将近5%是毫不奇怪的。如果在2008年以及其后的几年还要维持每年11%以上的高增长，中国不但肯定会出现高通货膨胀，而且通货膨胀率还会越来越高。